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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我最早接触新诗，是在读中学的时候。母校北京师大附中是一座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重点名校，学习空气极其浓厚。就在我们班的教室上方，有一间十分宽敞的阅览室，里面有各省市的文学刊物，还有许多新出版的各类书籍。
高中3年，我将自己的课余时间，基本上全都抛在了这里。记得就是在当时那众多的文学刊物上，我知道了李瑛这个名字。而且就是在这里读到李瑛的第一部诗作选集《红柳集》。
随着老诗人光未然在《红柳集》序言中的指引，我将这本诗人10年间的合集一页一页地翻下去，顿时便被引进天南地北五光十色的各种画面中：我时而到了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时而到了险峻陡峭的海防前线观察哨所，时而到了风沙漫天的塞外，时而到了位于天涯海角的五指山……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自然是李瑛歌唱战士生活的作品。在他眼里，战士的站岗、潜伏、巡逻、训练，边关的日出、哨所的夜月……每一幅动人的场景、每一个微小的细节、每一缕稍纵即逝的思绪，似乎都充满诗情画意。诗人将它们略加剪裁、提炼，就成了一首首构思奇巧、感情深挚、想象清丽、文笔优美的诗。
几年后，我也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时值“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化生活单调枯燥，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学作品好读。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即便有几本书新奇地“破土而出”，也似乎很难咀嚼出多少味道。大约就在此时，读到李瑛的《红花满山》，真好比是从众多清浊不一的溪流中品尝到一股玲珑剔透的珍泉……以至二十多年后，从写散文诗开始文学创作的作家王宗仁回忆起当年的情况，竟“英雄所见，只有略同”。他说：“我那时读到《红花满山》，也是禁不住惊叹：‘真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诗！记得当时众多的青年作者，几乎都是以李瑛的那几部诗集作为写诗的蓝本。’”
20世纪80年代初，我有幸参加了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的学习。教务处的刘晓珊老师负责给学员安排辅导老师。一天我问她：“我的辅导老师是谁？”
“是李瑛同志。”她平静地回答。我却大吃一惊。谁不知道，当时李瑛不仅诗作正如日中天，形成一个很大“流派”，而且在“仕途”上也正“官运亨通”，传闻是要接替刘白羽任总政治部的文化部长。
但曾经在总政治部和《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过多年的刘晓珊老师，还是专门陪我和师兄陈秀庭（《鸭绿江》文学月刊的诗歌编辑）一同到解放军文艺社李瑛那并不宽敞的书房里，两次听诗人谈诗。
那两次，李瑛谈得很多，也很投入。他说：“我热爱诗歌，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写诗，1949年未及在北大中文系毕业便带笔从戎，随部队从北平征战到海南岛，后来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到福建前线连队当兵……经过长期反复地深入部队生活，我逐渐由一个学生转变为一个战士。也正是在多年的军旅生涯中，我把诗看成是自己的第二个祖国，下定决心要对诗歌作毕生执著的探求。我认为自己的诗属于当代的中国，但首先是属于军旅的。”他还谦虚地自述：“我走过了一条曲折的探索的道路。可以说，直到今天，我对写诗，仍然是在进行学习和尝试。许多不了解情况的人，可能认为我的道路很顺，其实在我过去的几十年岁月中，曾经受到过委屈，有过不短的被侮辱与损害的经历，也曾有过心灰意冷；这之间，我曾几次决心辍笔，但最后还是坚持写了下来。我常常想，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也许不幸的总和要远远超过幸福的总和。在我从事创作的这些年来，倒是一些不利条件和因素从另一方面帮助了我。尽管人们称我为诗人，但我认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我只是一个将近40年的业余诗歌习作者。每天，常常只有短暂的中午和不多的夜晚是我所仅有的写作时间。需抓紧等车、排队、上下班骑车途中等短暂的时间，随时进行观察和思考。时间长了，便养成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不受干扰、能够专心致志地读书写作的习惯。我年轻时，曾长时期的每夜只睡三个小时而白天并不感到困倦。对于我，每一天都是新的起步和开始。我意识到，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给人间创造一些有理智的光辉的东西。‘创造’应该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意义和全部内容。马克·吐温曾经说过：‘文学是巨人的事业。’我的理解，就是要写出思想内容精深、形式新美，有独特风格的好作品，需要进行不懈的，甚至需要毕生为之努力奋斗和追求。要不怕艰难险阻，勇于追求，锲而不舍地追求；要有信心，百折不挠的信心。泪是酸的，血是红的，既然热爱这一庄严的事业，就要准备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它，不能祈求所走的路都会像长安街一样笔直，在困难中前进，常会获得意想不到的快乐和幸福。”
听讲时，我看到陈秀庭一边认真地记，一边频频点头。他事后还多次击节赞叹：“李老师讲得太好了！我今后一定整理出来，并将感受写进散文或随笔里......”
从那以后，我便偶尔寄些“作业”给李瑛老师，都是很快就能收到他的回信。
B
20世纪末的一个夏天，总后勤部的周克玉政委邀请李瑛去青藏高原采风，有关领导安排我陪同，使我得以又近距离地接触诗人，听他谈诗。
其时，正逢铁路运输的“热季”，火车票十分紧张。费了很多周折，才买到三张硬卧车票。我真担心李瑛这样“将军级”的大诗人能否承受这样“艰苦”的条件。谁知跟李瑛一说，他丝毫也不介意，反而宽慰我说：“我们都是当兵的，有卧铺不就很好了吗？”
火车站人满为患。前来送行的诗人的女儿（如今已担任了《诗刊》副主编的李小雨）和女婿高新生手拉手结成一道屏障，才使年过花甲的李瑛有了一个小小的“安全岛”。
就是在人声嘈杂的候车室里和轰隆隆震响的硬卧车箱里，我们“闹中取静”，开始了一场行程几千公里的诗歌漫谈。
我望着月台上像潮水般从身旁涌来涌去的人流，问诗人：“在我印象中，您每出去一次，似乎都可以写出一部诗集，那么它们是怎样完成的？”
李瑛沉思着说：“我的每一首诗，都是生活的慷慨赠予。但是创作绝不像旅行那样轻松和舒适。创作是一件十分艰苦的事。其实，并不是我每一次外出接触社会生活，拥抱大自然，回来后便都可以很轻松地写出一本书，而更多的情况是我总要反复地观察、分析、思考和发现，总要不断地研究和积累对社会生活的认识、经验和感受。几十年来，我几乎每年都要结合工作，尽可能到生活中去，到部队基层去，去感受时代的脉搏。如今，我跑遍了许多深埋在千山万水间的艰苦的部队和没有人烟的边防、海防，但有许多大城市还从未到过。”
果然，这次旅行的第一站古都西安，李瑛就没有到过。因而一下榻在总后所属的第四军医大学，就开始了紧张的采访和参观。
我发现和一些豪放不羁的诗人不同，李瑛十分严谨与细致。他喜欢安静和整洁，从不吸烟，也不喝酒。如果所住的房子里有烟味，还要赶紧打开门窗，换一些新鲜的空气进来，然后才能坐下来思考与写诗。他不喜欢奢侈的生活与享受，只钟情于指战员和古迹。有时偶尔到街上去，也只是去买书或去看艺术展览，或去看看精致的建筑与具有审美情趣的不同形式、色彩、风格的工艺品和服饰。
在这黄土高原上中华民族最早的文明古都，我们采访了在当代处于领先地位的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叩访了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的兵马俑、绿荫覆盖的骊山、白居易在《长恨歌》里细致描绘过的华清池、气势雄伟的秦始皇陵和汉武帝陵、发人思索的武则天“无字碑”、因戏曲舞台而名闻遐迩的法门寺、文化底蕴极为深厚的碑林……我知道，李瑛在与共和国同时代成长的军旅诗人中，堪称是文化准备和艺术修养最为充分的一个。因而一路上看到每一座山岭，每一条河流，每一群墓葬，每一处古战场，或是一块砖石瓦缶、一只陶片青铜、一方残碑古字……都会给他揭示出形态神秘的大千世界，揭示出大自然给予他的美的启迪。李瑛偊偊地徘徊其间，仿佛能听到来自大地腹腔的清晰而又遥远、曾经震动过世界的脚步的回声，产生出一层层无穷的遐想。他显然是把这些也当作读书，通过她们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与心灵世界，给自己的思想和创作以有益的启示，从中寻觅与自己深邃、纤细、温和、柔婉气质最为契合的抒情对应物。李瑛多次感叹：“感谢我们值得骄傲的父辈和祖先，给予我们他们的基因和一份纯净的鲜血，使我得以有至高无上的爱和积极的思绪、质朴和正直、善良、纯真的品格，使我得以在对生活的观察中，引发出心灵的折射，或消融于哲学的沉思，或映照艺术的情韵；就是受这些激发，才使我能永葆心灵的青春和诗的激情。接触这些充满深刻智慧和美的新事物，会赋予人深沉的理性思考，会照亮人们的心灵使之深刻和成熟。从事文学创作，必须保持对生活的极大热情和敏感。不论在顺利中还是在逆境里，都要不失对生活的热爱、追求和信心。作家和诗人的责任，就是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看过的东西，在别人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东西中，有自己独特的发现，新的发现、美的发现。我希望我的诗能同时代和祖国最重要的历史时期相结合，能像春雨渗进脚下的泥土一样渗进人们的心灵，能像花一样给人以愉悦与芳香，有强烈的艺术魅力，能较长久地维持她们旺盛的生命和活力，能在人们心中的某个角落占一点小小的位置。成功之途只能用六个字来概括，这就是：忠实、勤奋和毅力。应该不断地重新认识自己并发现自己。”
他还谈到，“我之所以一再婉谢再去担任什么职务，就是因为诗心一直未老，虽然已经出版了四十多部诗集，但仍只想多读一些书，多写一些比较成熟、比较坚强有力的、比较美的诗。”
踏遍三秦大地的山山水水，诗人就是这样带着饱经风霜后的思想感情中所积累的对社会、对生活的体验、认识和理解，一边谈诗一边踏上奔赴青藏高原的路程。
C
这是诗人李瑛，也是我第一次来到世界屋脊。
这块历尽沧桑的西部高原，是众多山脉和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源头。偏僻高寒的地理条件与原始生存状态的深层，无疑都跃动着强大的生命；无疑都蕴藏着一种辽阔、粗犷、雄浑、质朴、野性、神秘的庄严美。因此，一进入这块土地，便会使人对她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特殊亲切的感情。
在高原上工作了十几个年头的第二炮兵某基地少将司令员朱坤岭，动情地介绍说，“就是在这块土地上，我们部队有十几位军级干部因高原反应而不幸早逝。但我们广大指战员依然真诚地热爱着高原、坚强不屈地守卫在高原，深信只要我们生活和工作在这里，本身就是一种能够影响世界的威慑力量。”说完，便诚挚地建议我们一定要去看看高山牧场：“到了那里，你们便会看到绿色，发现生命，找到诗……”
于是，我们分乘两辆小公鹿般矫捷的北京吉普，疾驰在奔往牧场的公路上了。
一上路，便看到群山之巅刚刚跃起的一轮惊心动魄的朝日。在那火一般灼热的光辉沐浴下，浩瀚的群山、粗犷的戈壁、巍峨的雪峰、翱翔的苍鹰、凌空掠过的飞鸟、意态横生的群羊、纯洁质朴的野生植物……无不完全摆脱了轻浮与奢华，在肃穆、广袤和深沉中却跃动着蓬勃的生命，使人感到仿佛整个宇宙磅礴的生命都袒露在你的面前。
公路两旁是一片望不到头儿的草滩。这片早先荒僻得出名的地方，如今却布满高压线的铁塔、闪亮的水渠、新栽的林带……
临近牧场的小山包上，屹立着一个小小的哨所。岗楼外，微风摇撼着簇簇野花，仰视着火一般燃烧的太阳。野花无疑是坚强而美丽的。它们日复一日地随着风，随着雨，随着雾，混合着野草的气息，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脉脉清香。这使我不禁吟诵起李瑛在《红花满山》卷首的题记：“看那满山满谷的红花，是战士的生命和青春。”
哨所的小院内，只有一排简朴的平房。全体战士集合起来，也只有五六名。我望着那一个个壮实的青春的身影和淳朴的憨态，越发觉得他们实在可爱。他们那草绿色的军装，正是草原的颜色。高高的草原，忠实地护卫着年轻的战士，年轻的战士们，也忠实地护卫着高高的草原。我感到阳光下的高山草原在微笑，那正是对年轻战士们最高的奖赏。
这无意的叩访，使我们了解到高原战士的新生活、新感受。可以说他们单调、枯燥，但我感到这单调和枯燥中又蕴藏着难得的纯净与丰富多彩。她给了人们极大的激动和美好的感受，并使人不由得想起艺术大师罗丹的一句名言：“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战士的宿舍内，除了各单位都有的彩色电视机外，还有一只并不多见的床头小书架。细看书架上的存书，里面竟有一本李瑛曾经获得全国奖的诗集《我骄傲，我是一棵树》。还有一位战士正在攻读的中学语文课本里，也选进了这首体现了作者在艺术把握与表达方式上的探索和新变的诗。诗人和普通战士的距离仿佛顿时消失了。诗人更显然立即被战士深沉的爱所打动了。李瑛格外兴奋地说：“和战士们在一起，我不相信自己的青春已经逝去。”我想，这或许也是他的创作热情与活力一直得以延续、成为中国新诗史上持续不断地活跃了整整半个世纪这一“特殊现象”的原因之一。
于是，就在这世界屋脊上，就在这高高的草原上的小小哨所，诗人和战士们谈开了诗。
李瑛说：“诗歌，是感情领域里的一种特殊艺术形式。这个古老的艺术形式一直受到世界上各个民族的重视。我们中国更是一个古老的‘诗国’。西方的诺贝尔文学奖，前苏联的列宁文艺奖，获奖作品中诗歌都占很大的比重。青年战士喜爱诗很自然，因为诗歌总是和青春联系在一起的。古往今来，许多青年人都热爱诗歌。爱诗，就是爱生活，爱理想，爱希望，爱明天。爱诗就是爱美。诗人就是要创造美，以创造美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使诗歌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事业中起它应起的重要作用。诗人绝不应是为糊口而寻找的一种职业，一种手艺；它是一种使命，一种责任。庄严的使命和神圣的责任。”
战士们显然听入迷了。直到同行的基地宣传干事提醒，才忽然想起拿出笔记本和笔墨、宣纸，请诗人给自己题几个字。有的还请诗人给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也写一张。
于是，本不是书法家的诗人，也开始了他不间断地挥毫。他十分尊重战士这份纯净的感情，措辞十分认真，写了一幅又一幅。
于是，我又看到诗人仿佛同在写诗时彻夜难眠一样，为寻找一个准确的字而苦苦思索，为获得一个生动的形象而喜出望外。
这不，他在时时不离手的笔记本上写了又写后，又与我商讨开了：“你看，我想了几句词——‘铁骨忠魂’‘剑胆琴心’……还有‘是红柳，是雪莲，是边疆和祖国人民的守护神！’……”
我似乎听到大自然深沉委婉的和声，也从发自诗人心底的咏叹中，听到一片撼人心魄的交响，看到充满活力的今天和美好的未来。我禁不住发表意见：“我看都不错。最后几句，本身就是一首诗。”
高原牧场上，有一个据说是目前唯一的骑兵连。于是我们都兴致勃勃地骑上马，在浴满阳光的草滩上留下了一串串“嘚嘚”的回响。
离开无意中滞留了不短时间的高原哨所，继续行驶在起伏的公路上，李瑛似乎依然沉浸在与战士们交谈时的思考中。他说：“我不大顺从岁月的冲刷，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一片童心。人生思考的底蕴是生活。‘生活’，这是个多么生动活泼、丰富美好的字眼儿啊！她总是朝前奔跑着的，闪动着的，她总是新鲜的，甚至使你难以想象和捉摸。因此我每年都要想方设法到生活中去，到基层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大自然中去。我感到自己的动力没有衰退，活力和创造力甚至比过去还更旺盛；自己的艺术感觉和思维能力似乎也比过去更敏锐；乐趣和爱好也仍然和当年一样强烈和浓厚；过去的许多欢乐仍不断给我美好的回忆。我只想尽量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时间，以期发挥自己的天赋，努力使自己的创作水平再提高一步。我仍在刻苦学习，去爱，去观察，去倾听……”
D
一路上，我早早就听李瑛念叨：“一定要去看看长江源头，一定要去看看长江源头。”他还不时地翻看地图，查找资料，早早地进行着各种准备。
我也是此时才搞清楚，“长江源头”名叫沱沱河，就在青藏线上的万山丛中。
翻越过终年积雪的唐古拉山，我这初登世界屋脊的人，高原反应十分明显：只感到脚下轻飘飘的，像踩着一团棉花，头则一直昏沉沉的，仿佛马上就要炸裂。
可是看看年近古稀的李瑛，虽然同样一走路就气喘吁吁，嘴唇也微微发紫，却始终精神振奋，兴致勃勃。
他一到沱沱河兵站，便拉住同伴跑到桥头摄影留念，并频频向当地人打听，一心朝长江源头寻觅。
哦，抬头四望，南北气流的交汇，似乎在天地间留下了雄浑美丽的图画：这里虽然人迹稀少，树木凋零，跃入眼帘的只有砂砾、野草和点点滴滴的野花，但它远离开市井的喧嚣和繁复，因冷落而有清静，而有这别开生面的美。夕阳的余晖将群山的影子投射到大地上，一座座格外错落有致。沱沱河水那夹带涛声的波纹、坚固的钢筋水泥大桥、简朴的赭红色房舍……全都沉浸在一片和谐、浓郁的橙红色中。这整个暖色的调子，使我不由得想到河下游的浩浩长江，是怎样万年不息地奔腾东去，穿过崇山峻岭，越过平原都市，直到浩渺的海洋。这使我不能不产生一种莫名的愉悦。啊，这荒蛮苍凉的高原风光，显然是一种沧桑，一种很博大的沧桑。它在我眼里，甚至远远胜过内地那些游人如织的画山绣水。因为那些脂粉山水，有着过多的人为雕琢。而这些伟岸的高山，这些富有顽强生命力的野草，这些难觅的纯净，往往会有令人更惊奇的收获，更接近梦与真实的完美。看看她，再看看身旁的老诗人，更使我确信这样的说法：诗，能使人长葆青春。
晚间，兵站停电。室外虽有朗月浩水，但那亮色显然因冷傲而寒气袭人。我们回到屋内，兵站的战士们已备好仿佛大炮弹般的氧气罐。只有这时，才使我体会到“氧吧”的妙处。我想，那时髦的东西，在沿海的大城市其实倒不一定必备，但在这世界屋脊，却绝对是不可须臾没有的宝贝。
天已透黑，烛光摇曳，使人感到仿佛是有团团云彩飘进了屋里，使我看不清李瑛的脸。
他的话头扯到了四十多年前。那时候，李瑛还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军官。他经过大军南下和抗美援朝，被调到解放军文艺社当诗歌编辑。
李瑛以诗歌为生命，早在学生时代就写出过大量的诗章。
“我的前任名叫乔林。但我和他没有来得及交接，只晓得这位原先的诗歌编辑也是个年轻人，不幸因病早逝。
“我每天看稿，编稿。有了诗兴，也用午休时间，躺在用椅子拼成的‘床’上哼成几句，晚间回到家里再连缀成诗。
“一天，我发现自己写字台的下橱里有一只大牛皮纸包。打开一看，是一摞潦草的诗稿。
“我至今还记得那开篇的几句：
“‘大别山呀高又高，
山腰上面乌云绕，
山里红旗呼啦啦飘，
不怕风吹雨打烈火烧。……’”
青年诗人李瑛被另一名早夭的青年诗人的作品深深地吸引住了。
这部名叫《白兰花》的长篇叙事诗，通过一个淳朴、机警、刚毅的山村妇女白兰花的英雄形象，歌颂了大别山根据地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里，坚决跟着共产党，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所进行的英勇不屈的斗争。这是乔林1951年在武昌写出初稿，后来先后在广州、北京经过四次修改，才成了当时的那个样子。只是它离发表和出版，显然还有着明显的距离。
于是，李瑛每天的生活又多了一份课题。他争分夺秒地修改、整理乔林的遗稿，许多潦草的字迹需要反复揣度才能确认和抄写下来。他费了好几个月的业余时间，终于在1956年11月，使一部杰出的诗作问世了。
紧接着而来的诗坛的轰动。就像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兢的《漳河水》、田间的《赶车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等一样，《白兰花》也成为脍炙人口的长篇叙事诗佳作。人民文学出版社热情介绍，许多专家著文评论，并且先后被编进教科书和当代文学史。然而，有谁知道为了这部长篇叙事诗的问世，编辑曾经付出了多少辛劳！
李瑛淡淡地对我说：“四十多年来，这段往事我没有向任何人提及过。要不是今夜我们在长江源头谈诗，恐怕还不会谈到呢！”
到了拉萨，我就到处寻找《白兰花》，可惜一时没能找到。回到北京，我立即找来《白兰花》细读，不禁深深地被那美妙的诗章所打动。
作为读者，我想到了诗的作者，也想到了诗的编者。我更想到了一种精神，想到了位于长江源头的沱沱河水，想到了几代诗人眼中那不改初衷的光芒……
我最早接触新诗，是在读中学的时候。母校北京师大附中是一座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重点名校，学习空气极其浓厚。就在我们班的教室上方，有一间十分宽敞的阅览室，里面有各省市的文学刊物，还有许多新出版的各类书籍。
高中3年，我将自己的课余时间，基本上全都抛在了这里。记得就是在当时那众多的文学刊物上，我知道了李瑛这个名字。而且就是在这里读到李瑛的第一部诗作选集《红柳集》。
随着老诗人光未然在《红柳集》序言中的指引，我将这本诗人10年间的合集一页一页地翻下去，顿时便被引进天南地北五光十色的各种画面中：我时而到了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时而到了险峻陡峭的海防前线观察哨所，时而到了风沙漫天的塞外，时而到了位于天涯海角的五指山……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自然是李瑛歌唱战士生活的作品。在他眼里，战士的站岗、潜伏、巡逻、训练，边关的日出、哨所的夜月……每一幅动人的场景、每一个微小的细节、每一缕稍纵即逝的思绪，似乎都充满诗情画意。诗人将它们略加剪裁、提炼，就成了一首首构思奇巧、感情深挚、想象清丽、文笔优美的诗。
几年后，我也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时值“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化生活单调枯燥，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学作品好读。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即便有几本书新奇地“破土而出”，也似乎很难咀嚼出多少味道。大约就在此时，读到李瑛的《红花满山》，真好比是从众多清浊不一的溪流中品尝到一股玲珑剔透的珍泉……以至二十多年后，从写散文诗开始文学创作的作家王宗仁回忆起当年的情况，竟“英雄所见，只有略同”。他说：“我那时读到《红花满山》，也是禁不住惊叹：‘真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诗！记得当时众多的青年作者，几乎都是以李瑛的那几部诗集作为写诗的蓝本。’”
20世纪80年代初，我有幸参加了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的学习。教务处的刘晓珊老师负责给学员安排辅导老师。一天我问她：“我的辅导老师是谁？”
“是李瑛同志。”她平静地回答。我却大吃一惊。谁不知道，当时李瑛不仅诗作正如日中天，形成一个很大“流派”，而且在“仕途”上也正“官运亨通”，传闻是要接替刘白羽任总政治部的文化部长。
但曾经在总政治部和《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过多年的刘晓珊老师，还是专门陪我和师兄陈秀庭（《鸭绿江》文学月刊的诗歌编辑）一同到解放军文艺社李瑛那并不宽敞的书房里，两次听诗人谈诗。
那两次，李瑛谈得很多，也很投入。他说：“我热爱诗歌，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写诗，1949年未及在北大中文系毕业便带笔从戎，随部队从北平征战到海南岛，后来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到福建前线连队当兵……经过长期反复地深入部队生活，我逐渐由一个学生转变为一个战士。也正是在多年的军旅生涯中，我把诗看成是自己的第二个祖国，下定决心要对诗歌作毕生执著的探求。我认为自己的诗属于当代的中国，但首先是属于军旅的。”他还谦虚地自述：“我走过了一条曲折的探索的道路。可以说，直到今天，我对写诗，仍然是在进行学习和尝试。许多不了解情况的人，可能认为我的道路很顺，其实在我过去的几十年岁月中，曾经受到过委屈，有过不短的被侮辱与损害的经历，也曾有过心灰意冷；这之间，我曾几次决心辍笔，但最后还是坚持写了下来。我常常想，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也许不幸的总和要远远超过幸福的总和。在我从事创作的这些年来，倒是一些不利条件和因素从另一方面帮助了我。尽管人们称我为诗人，但我认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我只是一个将近40年的业余诗歌习作者。每天，常常只有短暂的中午和不多的夜晚是我所仅有的写作时间。需抓紧等车、排队、上下班骑车途中等短暂的时间，随时进行观察和思考。时间长了，便养成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不受干扰、能够专心致志地读书写作的习惯。我年轻时，曾长时期的每夜只睡三个小时而白天并不感到困倦。对于我，每一天都是新的起步和开始。我意识到，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给人间创造一些有理智的光辉的东西。‘创造’应该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意义和全部内容。马克·吐温曾经说过：‘文学是巨人的事业。’我的理解，就是要写出思想内容精深、形式新美，有独特风格的好作品，需要进行不懈的，甚至需要毕生为之努力奋斗和追求。要不怕艰难险阻，勇于追求，锲而不舍地追求；要有信心，百折不挠的信心。泪是酸的，血是红的，既然热爱这一庄严的事业，就要准备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它，不能祈求所走的路都会像长安街一样笔直，在困难中前进，常会获得意想不到的快乐和幸福。”
听讲时，我看到陈秀庭一边认真地记，一边频频点头。他事后还多次击节赞叹：“李老师讲得太好了！我今后一定整理出来，并将感受写进散文或随笔里......”
从那以后，我便偶尔寄些“作业”给李瑛老师，都是很快就能收到他的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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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的一个夏天，总后勤部的周克玉政委邀请李瑛去青藏高原采风，有关领导安排我陪同，使我得以又近距离地接触诗人，听他谈诗。
其时，正逢铁路运输的“热季”，火车票十分紧张。费了很多周折，才买到三张硬卧车票。我真担心李瑛这样“将军级”的大诗人能否承受这样“艰苦”的条件。谁知跟李瑛一说，他丝毫也不介意，反而宽慰我说：“我们都是当兵的，有卧铺不就很好了吗？”
火车站人满为患。前来送行的诗人的女儿（如今已担任了《诗刊》副主编的李小雨）和女婿高新生手拉手结成一道屏障，才使年过花甲的李瑛有了一个小小的“安全岛”。
就是在人声嘈杂的候车室里和轰隆隆震响的硬卧车箱里，我们“闹中取静”，开始了一场行程几千公里的诗歌漫谈。
我望着月台上像潮水般从身旁涌来涌去的人流，问诗人：“在我印象中，您每出去一次，似乎都可以写出一部诗集，那么它们是怎样完成的？”
李瑛沉思着说：“我的每一首诗，都是生活的慷慨赠予。但是创作绝不像旅行那样轻松和舒适。创作是一件十分艰苦的事。其实，并不是我每一次外出接触社会生活，拥抱大自然，回来后便都可以很轻松地写出一本书，而更多的情况是我总要反复地观察、分析、思考和发现，总要不断地研究和积累对社会生活的认识、经验和感受。几十年来，我几乎每年都要结合工作，尽可能到生活中去，到部队基层去，去感受时代的脉搏。如今，我跑遍了许多深埋在千山万水间的艰苦的部队和没有人烟的边防、海防，但有许多大城市还从未到过。”
果然，这次旅行的第一站古都西安，李瑛就没有到过。因而一下榻在总后所属的第四军医大学，就开始了紧张的采访和参观。
我发现和一些豪放不羁的诗人不同，李瑛十分严谨与细致。他喜欢安静和整洁，从不吸烟，也不喝酒。如果所住的房子里有烟味，还要赶紧打开门窗，换一些新鲜的空气进来，然后才能坐下来思考与写诗。他不喜欢奢侈的生活与享受，只钟情于指战员和古迹。有时偶尔到街上去，也只是去买书或去看艺术展览，或去看看精致的建筑与具有审美情趣的不同形式、色彩、风格的工艺品和服饰。
在这黄土高原上中华民族最早的文明古都，我们采访了在当代处于领先地位的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叩访了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的兵马俑、绿荫覆盖的骊山、白居易在《长恨歌》里细致描绘过的华清池、气势雄伟的秦始皇陵和汉武帝陵、发人思索的武则天“无字碑”、因戏曲舞台而名闻遐迩的法门寺、文化底蕴极为深厚的碑林……我知道，李瑛在与共和国同时代成长的军旅诗人中，堪称是文化准备和艺术修养最为充分的一个。因而一路上看到每一座山岭，每一条河流，每一群墓葬，每一处古战场，或是一块砖石瓦缶、一只陶片青铜、一方残碑古字……都会给他揭示出形态神秘的大千世界，揭示出大自然给予他的美的启迪。李瑛偊偊地徘徊其间，仿佛能听到来自大地腹腔的清晰而又遥远、曾经震动过世界的脚步的回声，产生出一层层无穷的遐想。他显然是把这些也当作读书，通过她们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与心灵世界，给自己的思想和创作以有益的启示，从中寻觅与自己深邃、纤细、温和、柔婉气质最为契合的抒情对应物。李瑛多次感叹：“感谢我们值得骄傲的父辈和祖先，给予我们他们的基因和一份纯净的鲜血，使我得以有至高无上的爱和积极的思绪、质朴和正直、善良、纯真的品格，使我得以在对生活的观察中，引发出心灵的折射，或消融于哲学的沉思，或映照艺术的情韵；就是受这些激发，才使我能永葆心灵的青春和诗的激情。接触这些充满深刻智慧和美的新事物，会赋予人深沉的理性思考，会照亮人们的心灵使之深刻和成熟。从事文学创作，必须保持对生活的极大热情和敏感。不论在顺利中还是在逆境里，都要不失对生活的热爱、追求和信心。作家和诗人的责任，就是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看过的东西，在别人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东西中，有自己独特的发现，新的发现、美的发现。我希望我的诗能同时代和祖国最重要的历史时期相结合，能像春雨渗进脚下的泥土一样渗进人们的心灵，能像花一样给人以愉悦与芳香，有强烈的艺术魅力，能较长久地维持她们旺盛的生命和活力，能在人们心中的某个角落占一点小小的位置。成功之途只能用六个字来概括，这就是：忠实、勤奋和毅力。应该不断地重新认识自己并发现自己。”
他还谈到，“我之所以一再婉谢再去担任什么职务，就是因为诗心一直未老，虽然已经出版了四十多部诗集，但仍只想多读一些书，多写一些比较成熟、比较坚强有力的、比较美的诗。”
踏遍三秦大地的山山水水，诗人就是这样带着饱经风霜后的思想感情中所积累的对社会、对生活的体验、认识和理解，一边谈诗一边踏上奔赴青藏高原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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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诗人李瑛，也是我第一次来到世界屋脊。
这块历尽沧桑的西部高原，是众多山脉和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源头。偏僻高寒的地理条件与原始生存状态的深层，无疑都跃动着强大的生命；无疑都蕴藏着一种辽阔、粗犷、雄浑、质朴、野性、神秘的庄严美。因此，一进入这块土地，便会使人对她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特殊亲切的感情。
在高原上工作了十几个年头的第二炮兵某基地少将司令员朱坤岭，动情地介绍说，“就是在这块土地上，我们部队有十几位军级干部因高原反应而不幸早逝。但我们广大指战员依然真诚地热爱着高原、坚强不屈地守卫在高原，深信只要我们生活和工作在这里，本身就是一种能够影响世界的威慑力量。”说完，便诚挚地建议我们一定要去看看高山牧场：“到了那里，你们便会看到绿色，发现生命，找到诗……”
于是，我们分乘两辆小公鹿般矫捷的北京吉普，疾驰在奔往牧场的公路上了。
一上路，便看到群山之巅刚刚跃起的一轮惊心动魄的朝日。在那火一般灼热的光辉沐浴下，浩瀚的群山、粗犷的戈壁、巍峨的雪峰、翱翔的苍鹰、凌空掠过的飞鸟、意态横生的群羊、纯洁质朴的野生植物……无不完全摆脱了轻浮与奢华，在肃穆、广袤和深沉中却跃动着蓬勃的生命，使人感到仿佛整个宇宙磅礴的生命都袒露在你的面前。
公路两旁是一片望不到头儿的草滩。这片早先荒僻得出名的地方，如今却布满高压线的铁塔、闪亮的水渠、新栽的林带……
临近牧场的小山包上，屹立着一个小小的哨所。岗楼外，微风摇撼着簇簇野花，仰视着火一般燃烧的太阳。野花无疑是坚强而美丽的。它们日复一日地随着风，随着雨，随着雾，混合着野草的气息，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脉脉清香。这使我不禁吟诵起李瑛在《红花满山》卷首的题记：“看那满山满谷的红花，是战士的生命和青春。”
哨所的小院内，只有一排简朴的平房。全体战士集合起来，也只有五六名。我望着那一个个壮实的青春的身影和淳朴的憨态，越发觉得他们实在可爱。他们那草绿色的军装，正是草原的颜色。高高的草原，忠实地护卫着年轻的战士，年轻的战士们，也忠实地护卫着高高的草原。我感到阳光下的高山草原在微笑，那正是对年轻战士们最高的奖赏。
这无意的叩访，使我们了解到高原战士的新生活、新感受。可以说他们单调、枯燥，但我感到这单调和枯燥中又蕴藏着难得的纯净与丰富多彩。她给了人们极大的激动和美好的感受，并使人不由得想起艺术大师罗丹的一句名言：“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战士的宿舍内，除了各单位都有的彩色电视机外，还有一只并不多见的床头小书架。细看书架上的存书，里面竟有一本李瑛曾经获得全国奖的诗集《我骄傲，我是一棵树》。还有一位战士正在攻读的中学语文课本里，也选进了这首体现了作者在艺术把握与表达方式上的探索和新变的诗。诗人和普通战士的距离仿佛顿时消失了。诗人更显然立即被战士深沉的爱所打动了。李瑛格外兴奋地说：“和战士们在一起，我不相信自己的青春已经逝去。”我想，这或许也是他的创作热情与活力一直得以延续、成为中国新诗史上持续不断地活跃了整整半个世纪这一“特殊现象”的原因之一。
于是，就在这世界屋脊上，就在这高高的草原上的小小哨所，诗人和战士们谈开了诗。
李瑛说：“诗歌，是感情领域里的一种特殊艺术形式。这个古老的艺术形式一直受到世界上各个民族的重视。我们中国更是一个古老的‘诗国’。西方的诺贝尔文学奖，前苏联的列宁文艺奖，获奖作品中诗歌都占很大的比重。青年战士喜爱诗很自然，因为诗歌总是和青春联系在一起的。古往今来，许多青年人都热爱诗歌。爱诗，就是爱生活，爱理想，爱希望，爱明天。爱诗就是爱美。诗人就是要创造美，以创造美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使诗歌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事业中起它应起的重要作用。诗人绝不应是为糊口而寻找的一种职业，一种手艺；它是一种使命，一种责任。庄严的使命和神圣的责任。”
战士们显然听入迷了。直到同行的基地宣传干事提醒，才忽然想起拿出笔记本和笔墨、宣纸，请诗人给自己题几个字。有的还请诗人给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也写一张。
于是，本不是书法家的诗人，也开始了他不间断地挥毫。他十分尊重战士这份纯净的感情，措辞十分认真，写了一幅又一幅。
于是，我又看到诗人仿佛同在写诗时彻夜难眠一样，为寻找一个准确的字而苦苦思索，为获得一个生动的形象而喜出望外。
这不，他在时时不离手的笔记本上写了又写后，又与我商讨开了：“你看，我想了几句词——‘铁骨忠魂’‘剑胆琴心’……还有‘是红柳，是雪莲，是边疆和祖国人民的守护神！’……”
我似乎听到大自然深沉委婉的和声，也从发自诗人心底的咏叹中，听到一片撼人心魄的交响，看到充满活力的今天和美好的未来。我禁不住发表意见：“我看都不错。最后几句，本身就是一首诗。”
高原牧场上，有一个据说是目前唯一的骑兵连。于是我们都兴致勃勃地骑上马，在浴满阳光的草滩上留下了一串串“嘚嘚”的回响。
离开无意中滞留了不短时间的高原哨所，继续行驶在起伏的公路上，李瑛似乎依然沉浸在与战士们交谈时的思考中。他说：“我不大顺从岁月的冲刷，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一片童心。人生思考的底蕴是生活。‘生活’，这是个多么生动活泼、丰富美好的字眼儿啊！她总是朝前奔跑着的，闪动着的，她总是新鲜的，甚至使你难以想象和捉摸。因此我每年都要想方设法到生活中去，到基层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大自然中去。我感到自己的动力没有衰退，活力和创造力甚至比过去还更旺盛；自己的艺术感觉和思维能力似乎也比过去更敏锐；乐趣和爱好也仍然和当年一样强烈和浓厚；过去的许多欢乐仍不断给我美好的回忆。我只想尽量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时间，以期发挥自己的天赋，努力使自己的创作水平再提高一步。我仍在刻苦学习，去爱，去观察，去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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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我早早就听李瑛念叨：“一定要去看看长江源头，一定要去看看长江源头。”他还不时地翻看地图，查找资料，早早地进行着各种准备。
我也是此时才搞清楚，“长江源头”名叫沱沱河，就在青藏线上的万山丛中。
翻越过终年积雪的唐古拉山，我这初登世界屋脊的人，高原反应十分明显：只感到脚下轻飘飘的，像踩着一团棉花，头则一直昏沉沉的，仿佛马上就要炸裂。
可是看看年近古稀的李瑛，虽然同样一走路就气喘吁吁，嘴唇也微微发紫，却始终精神振奋，兴致勃勃。
他一到沱沱河兵站，便拉住同伴跑到桥头摄影留念，并频频向当地人打听，一心朝长江源头寻觅。
哦，抬头四望，南北气流的交汇，似乎在天地间留下了雄浑美丽的图画：这里虽然人迹稀少，树木凋零，跃入眼帘的只有砂砾、野草和点点滴滴的野花，但它远离开市井的喧嚣和繁复，因冷落而有清静，而有这别开生面的美。夕阳的余晖将群山的影子投射到大地上，一座座格外错落有致。沱沱河水那夹带涛声的波纹、坚固的钢筋水泥大桥、简朴的赭红色房舍……全都沉浸在一片和谐、浓郁的橙红色中。这整个暖色的调子，使我不由得想到河下游的浩浩长江，是怎样万年不息地奔腾东去，穿过崇山峻岭，越过平原都市，直到浩渺的海洋。这使我不能不产生一种莫名的愉悦。啊，这荒蛮苍凉的高原风光，显然是一种沧桑，一种很博大的沧桑。它在我眼里，甚至远远胜过内地那些游人如织的画山绣水。因为那些脂粉山水，有着过多的人为雕琢。而这些伟岸的高山，这些富有顽强生命力的野草，这些难觅的纯净，往往会有令人更惊奇的收获，更接近梦与真实的完美。看看她，再看看身旁的老诗人，更使我确信这样的说法：诗，能使人长葆青春。
晚间，兵站停电。室外虽有朗月浩水，但那亮色显然因冷傲而寒气袭人。我们回到屋内，兵站的战士们已备好仿佛大炮弹般的氧气罐。只有这时，才使我体会到“氧吧”的妙处。我想，那时髦的东西，在沿海的大城市其实倒不一定必备，但在这世界屋脊，却绝对是不可须臾没有的宝贝。
天已透黑，烛光摇曳，使人感到仿佛是有团团云彩飘进了屋里，使我看不清李瑛的脸。
他的话头扯到了四十多年前。那时候，李瑛还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军官。他经过大军南下和抗美援朝，被调到解放军文艺社当诗歌编辑。
李瑛以诗歌为生命，早在学生时代就写出过大量的诗章。
“我的前任名叫乔林。但我和他没有来得及交接，只晓得这位原先的诗歌编辑也是个年轻人，不幸因病早逝。
“我每天看稿，编稿。有了诗兴，也用午休时间，躺在用椅子拼成的‘床’上哼成几句，晚间回到家里再连缀成诗。
“一天，我发现自己写字台的下橱里有一只大牛皮纸包。打开一看，是一摞潦草的诗稿。
“我至今还记得那开篇的几句：
“‘大别山呀高又高，
山腰上面乌云绕，
山里红旗呼啦啦飘，
不怕风吹雨打烈火烧。……’”
青年诗人李瑛被另一名早夭的青年诗人的作品深深地吸引住了。
这部名叫《白兰花》的长篇叙事诗，通过一个淳朴、机警、刚毅的山村妇女白兰花的英雄形象，歌颂了大别山根据地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里，坚决跟着共产党，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所进行的英勇不屈的斗争。这是乔林1951年在武昌写出初稿，后来先后在广州、北京经过四次修改，才成了当时的那个样子。只是它离发表和出版，显然还有着明显的距离。
于是，李瑛每天的生活又多了一份课题。他争分夺秒地修改、整理乔林的遗稿，许多潦草的字迹需要反复揣度才能确认和抄写下来。他费了好几个月的业余时间，终于在1956年11月，使一部杰出的诗作问世了。
紧接着而来的诗坛的轰动。就像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兢的《漳河水》、田间的《赶车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等一样，《白兰花》也成为脍炙人口的长篇叙事诗佳作。人民文学出版社热情介绍，许多专家著文评论，并且先后被编进教科书和当代文学史。然而，有谁知道为了这部长篇叙事诗的问世，编辑曾经付出了多少辛劳！
李瑛淡淡地对我说：“四十多年来，这段往事我没有向任何人提及过。要不是今夜我们在长江源头谈诗，恐怕还不会谈到呢！”
到了拉萨，我就到处寻找《白兰花》，可惜一时没能找到。回到北京，我立即找来《白兰花》细读，不禁深深地被那美妙的诗章所打动。
作为读者，我想到了诗的作者，也想到了诗的编者。我更想到了一种精神，想到了位于长江源头的沱沱河水，想到了几代诗人眼中那不改初衷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