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细节很重要，即众所周知，负责统一管理机构编制工作的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自1988年成立以来，一直是总理担任主任，李克强这届中央政府也不例外。2013年6月，国务院明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牵头单位由监察部调整为中央编办，国务院审改办设在中央编办。编制问题和审批制度改革直接捆绑在一个机构，对控制政府机构人员膨胀作用更大。
　　改革路径的选择和改革目标是紧密相关的。这一届政府简政放权的关注点并非放在精简本身，而是在市场经济和现代政治文化的背景下，经济上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社会领域让民间力量发挥更大作用，站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高度，对政府进行限权，通过加大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减小政府存在，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
　　的确，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对市场干涉过多，官僚系统对整个社会干涉过多，严重压制了社会活力和创造力。过去几年，政府并没有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进一步前进，而是随着经济能力的加强，加大了对经济和社会的介入。
　　例如，政府权力对经济的大规模介入，使得地方政府成为大规模投资主体，国有企业大步发展，这种以“政绩”而非“效率”为驱动的经济模式，导致了目前中国经济存在的最主要问题：发展粗放，大量产能过剩，高额而不透明的地方债，与土地财政相关的高房价等等。
　　还比如，政府在科研领域投入大量财政资金，试图建立一个“创新型国家”。结果是，大量的科研经费被滥用和浪费，中国的科研水平和转化为产业升级所需的技术创新能力，并无大的起色，而由财政分配资金的模式，却导致了更多科研机构和人员对权力的依附。
　　除了以上这种“高度”性的原因，简政放权还有一些很具体的原因。比如，随着经济下行，财政收入紧张，在财政丰盛年代一度占用大量社会资源的与政府相关的奢靡消费变得难以持续下去。 　　在与强力反腐相结合的背景下，以整治“四风”为口号的公务人员节俭活动取得了令人意外的较大成功。过去一年中，对政府工作人员行为和心理影响最大的，是由纪委系统推进的反腐败和节俭之风。社会上甚至出现了久违的“公务员要不要辞职”的小规模讨论。就是全国“两会”本身，与会议相关的各种消费也大幅降低规格。

执行力

　　新一届政府将简政放权作为头号改革任务，从其成效中，某种意义上也可观察执政者的改革决心和能力。
　　改革本身的执行力是关键问题。以数量为成效对审批权下放和取消进行考评，有一定现实性，但可能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保留下来的都是关键性的，或者将一些职能转移到行业协会等机构继續存在。另一个担心是，中央政府将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后，地方政府成为新的“审批中心”，且由于不像中央政府受到各方关注，更容易滥用权力。
　　李克强总理在“两会”前夕的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就再次批评了“中梗阻”现象，直指“少数地方和部门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取所需，有利的就办，没利的就拖”。
　　现实中，大量的增加交易成本、容易滋生腐败的行政审批仍然存在，审批制度改革仍需要深入进行。比如，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许家印在“两会”上就表示，总理提到建立权力清单制度，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实施审批，房地产行业的确有很多多余的审批，而且有一些是雁过拔毛的。他提议，住建部进行规范统一和全面清理，哪些是该审批的，哪些是多余的审批。有意思的是，当许家印“吐槽”的时候，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也在审议现场，但没有回应。
　　在前述廉政工作会议上，李克强提出，取消下放审批事项，不仅要看数量，还要重质量，要把那些含金量高的、管用的，真正能够激发市场活力的直接放给市场、放给企业。对那些反映多、意见大、又不利于激发市场活力的，还是要继续取消下放。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他提出了2014年的目标，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如果顺利完成，李克强在2013年的承诺就得到了实现。
　　简政放权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真的简了政后，即使控制住总量，但财政供养人员的存量仍是庞大的，人怎么办？虽然在某些部门和地区的公务人员人手紧张，但一个普遍性的现实是，许多地方公务人员人浮于事。精简职能但不主动减人，不仅财政负担持续加大，大量的政府雇员继续存在，必然会自动增添或需要或不需要的各种政府职能，容易陷入长久以来中国控制裁减公务员和政府职能的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循环中。
　　因此，中央政府对改革路径的选择是比较务实的，就是从编制、审批、财政等源头上把政府的活动管住，倒逼政府内部积极变化的发生。当然，也只有从源头上管住，“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这样自动化解公务人员过多问题的“突围”办法，才不会在实践中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