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研究是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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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凡真正的研究,都必须有对研究对象的潜心倾听;而用创作的姿势抒写研究者倾听的情怀,此时,研究便成了“美的研究”,它也必定是善的。
  郭姜燕是我所认识的许多一线优秀教师中唯一兼具“作家”身份的人。在我认识之前,她还没有成为作家。
  2009年暮春时节,我来到她所在的学校,和校长、老师们相谈甚洽。也就从那天起,彼此携手,开始了一项至今长达五年多的课题“长征”——“倾听教育”研究。前不久,在一次成果汇报会上,我不无自豪地说,该课题“催生”了三位特级教师,一位全国模范教师,一位儿童文学作家……是的,此前,郭姜燕至多是行走在文学创作的边沿;而此后,她几乎无时无处不在“倾听”,是倾听让她越来越了解和理解儿童的真实生活、儿童的生命状态,日益走进儿童的内心深处,与儿童保持同一节奏的心跳,也因而获得汩汩不断的创作源泉,进而妙笔生花,写出为了儿童成长、反映儿童真情、满足儿童愿望、助成儿童发展的一篇篇好作品,好小说。不敢说,没有这项课题,就没有这位作家的“横空出世”——郭姜燕用五年时光实现了人生的一次“华丽转身”,这在她过往的生活中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兆头”;而一旦真正闯入创作领地之后,便呈现出佳作“管涌”、不甘落俗的势头,在“适合小学生年龄段阅读的童年文学非常薄弱,尤其是儿童小说长期稀缺”(王泉根《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新亮点》)的背景下异军突起,很快成为一名“优秀作家”——可以说,倘若没有对儿童世界悉心投入、毫不矫情的倾听行为,就不可能有这位作家的“诞生”;进一步讲,倘若没有这项课题的助推与促进,她应该不能拥有如此强劲而全面的后发优势,包括在专业发展上的优势,她于去年底获评南通市学科带头人。我想,对于一位“教师作家”或者说“作家教师”而言,优质的专业生活一定会给予其创作活动以有益的滋养,就像丰富多彩的创作活动“反哺”于其专业生活那样。
  儿童是需要被倾听的,一个不被倾听的儿童,他将永远“生活在别处”,无法进入和拥有为他们当下和未来所需要的良善的教育生活。而作为教育者,如果我们不真心诚意地倾听儿童,那么所面对的只能是“想象的儿童”,而非“真实的儿童”(学者彭钢语)。我敢说,有相当部分教师,包括一些佼佼者,其所认知和理解的儿童正是这样的,也因此,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底气说,自己的教育行为一定是“对的”,是切实有益于孩子们的。造成如此教育悖论或教育窘境的原因很多,而九九归一,根源或许正在于我们是用“想象”的方式而非“倾听”的真情去对待儿童、“看待”儿童生活的。郭姜燕写《幸福,在低处倾听》一文(发表于2011年第12期《人民教育》),也坦承了这一点,如,讲到母女关系时,她说自己过去一直站得高高的,以一个教育者的身份,试图替代女儿思考,“没收”女儿思想。这样做的结果,是女儿性格的叛逆,成长的痛苦;是母女情感的疏离,对话的阻隔……亲子之间如此,师生之间也是这样,作为握有“天赋”的言语强权和心理强势的成人,只要他不甘于身居低处,不采取倾听行为,就等于“自觉”地切断了去往儿童心灵幽境的通途。这一方面使儿童原本“有吸收力的心灵”不能从成人那里获取恣情生长的正能量,一方面也使得成人自身应有的教育经验、教育智慧无以生成,或逐步枯萎。
  所以,不管是谁,只要肩负着教育儿童的任务和职责,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尽量地、尽情地把耳朵打开,倾听儿童的心音。钱理群先生极言之,他说教育也许只要做一件事,那就是倾听。郭姜燕正是这样认为和行动的,近几年来,她几乎把倾听的事情做到极致。在答《儿童文学》编辑问时,她说,“那么多的孩子,每个孩子的长相不同,性格不同,生活不同,说的话做的事,都各不相同,他们都是独特的个体。我每天陪伴着他们,倾听着他们。这让我更懂孩子们了,也换来他们对我的喜爱和依恋。”由此还形成了某种“嗜好”和“偏执”,她说自己有机会听一些老师的课,或担任评委,此时,执课者是否愿意、能够倾听学生,成了她评价这堂课最重要的标准,甚至是“一票否决”的因素。她这样“要求”别人,更以此“自律”。她说:“每个学生都能放心地打开自己的心扉,已经成为衡量自我课堂教学的重要指标。”与其说,学生的心扉是他们自己打开的,毋宁说,是老师打开的——他用的不是一双手,而是两只耳朵,是一颗美丽的心灵,是“听出由衷”的举止。值得一说的是,这样的耳朵、心灵和行为,亦会使教师的那双手日益变得有力而又温柔。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讲,倾听不只是耳朵这单一器官的行为,它需要驱动所有的器官和全部的心智力量(包括道德力量)才能完成,因而可以视为教师对儿童进行的“全人格教育”。于是,我们便能理解郭姜燕的“嗜好”和“偏执”,并为她与此相应的教学评价观点赞。
  倾听本身就是教育,除此之外,倾听还“天然”地联结着研究,或者更简捷地说,倾听就是研究。我们有很多研究的方法,如质性研究、实证研究,如行动研究、个案研究,等等,却不曾听过“倾听研究”一说。我想,除了因为它不符合学术表达的规范,或许也因为,所有的研究方法都要经由倾听,倾听是一条必然的和共同的“管道”,是“最大公约数”。
  郭姜燕无疑是一名优秀的倾听者,她也是一位成功的研究者。而作为研究者,她更多选择的是“田野研究”的“技术”,即,每天都与作为研究对象的儿童生活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田野研究”的成果一般都较为具象、生动与鲜活。郭姜燕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她创作的作品,自然“不能不”具象、生动与鲜活,这些似乎难以成为其作品的特征与优长,但问题是,当前有不少儿童小说,“出现了某种雷同化、脸谱化倾向,如写男孩必是淘气包、调皮蛋,而女孩则是鬼精灵、小辣妹”(王泉根)。郭姜燕则不落窠臼,我未曾在她的作品中“遇见”过一个这样的男孩或女孩。他们几乎没有谁如此“乐陶”、这般逍遥的,他们身上甚至还负载着某种生命的苦难与忧患。以两个弱势男生为例,一个是《看了蚂蚁又看云》中的“小傻”(沙明亮),一个是《小鱼的信》中的小鱼:前者似傻不傻,心中有着对成人之关心与爱的渴望,而他爱老师的情感表达方式也颇为“别致”,既符合儿童的心理特征,又富有诗意和人性美;后者内心深藏着失母之痛,因而缄默不语,是梅老师不露痕迹而又无以复加的师爱让他如“千年铁树开了花”,终于发出声音,并获得对生活的信心。“小傻”和小鱼虽然“同是天涯沦落人”,却有着各自不同的不幸,有着各自“走出不幸”的不同方式。从这两个人物形象(以及郭姜燕塑造的更多形象)中,我们看不到概念化或类型化人物的踪影,看到的是在“同一个屋檐”、同样的主题(温情、倾听与成长)之下非常具象、生动与鲜活的“儿童众生相”,是初涉人世、开始体尝人世酸甜苦辣、百般滋味的“这一个”。正如《小小少年》歌中所唱到的,“有一天风波突起,忧虑烦恼都到了”。是的,这才是“真实的儿童”!
  “真实的儿童”只能在真实的生活中才能看见和“听见”,而“真实的生活”不是靠偶尔几次“体验”就能获致和创造的。张锦贻指出,“体验了儿童、少年的人生再来写作品和为了写作品再去体验童年、少年的人生大不一样;有儿童生活的体验与体验儿童的生活,二者的内涵是不同的……”体验儿童生活,这是郭姜燕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甚至是她的生活本身;她不是暂时“介入”的,而是深深“潜入”的。而“潜入”必然意味着倾听,意味着研究;于是,在“潜入”中创作,就成了她对儿童世界最美好的倾听,对儿童心灵最深刻的研究。
  有一种研究是创作。郭姜燕说,儿童文学创作“让我走了教育的‘捷径’”,“教会我做一个真正的好老师”。我们不必奢望所有教师都像郭姜燕那样去创作,却有理由希望每一位教师都有郭姜燕一般的教育情怀,至少,都努力“做一个真正的好老师”。
  (冯卫东,南通市教育科学研究中心,226000)
  责任编辑:颜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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