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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部大开发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但产业结构、技术水平以及生态环境质量却并未表现出同等程度的改善或提升。采用30个样本省份1995—201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西部大开发在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以及地区经济趋同的同时，也使得西部地区的碳排放（尤其是人均碳排放）与其他地区相比增长更快，与此同时，西部地区与碳排放相关的因素和条件（如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市场化程度等）未得到显著改善。在既有的资源禀赋、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方式下，西部大开发初期着力于固定资产投资和资源、能源开发，忽视教育事业、市场化改革、技术创新等软环境建设，导致西部地区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碳排放相对增加。因此，在今后的西部大开发规划中，应当着力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软环境建设，重视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提升市场化水平，才能在发展地区经济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
关键词：西部大开发；碳排放；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新驱动；节能减排；产业结构；市场化水平
中图分类号：F127；F22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7）04004811
一、引言
西部大开发始于2000年，是中央政府为协调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发展提出的区域发展战略，基于“把东部沿海地区的剩余经济发展能力用以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巩固国防”的目的，一系列优惠政策逐渐向西部地区倾斜。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成效显著，但不容忽视的是，随着西部地区经济条件的改善，当地碳排放强度和能耗强度水平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一现象使人不得不质疑：西部大开发是否以高排放、高能耗为代价换取高增长？在2020年即将到来之际，能否完成“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承诺目标，有赖于全国各地区的共同努力，西部地区当然也不例外。为此，客观评价西部大开发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对其碳排放演变趋势的影响，不仅对进一步完善该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其他区域发展战略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也是践行科学发展观、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题中之义。
关于西部大开发绩效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对经济绩效进行分析评价（刘生龙 等，2009；林建华 等，2009；朱承亮 等，2009；淦未宇 等，2011；李国平 等，2011；毛其淋，2011；邵传林，2014），只有近年来的少量文献关注到其环境影响。一些学者开始从生态治理、循环经济、资源开采等角度研究西部大開发带来的影响（卢文忠 等，2003；史向军，2006；熊红芳，2007；Zhang et al，2008；Fan，2009；Fan et al，2009；Zhang et al，2011；刘瑞明 等，2015），但鲜有对碳排放演变的研究。张先锋等（2016）利用合成控制法从技术进步和生态环境保护两个方面考察了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转型升级的效果，认为2000—2013年间西部地区的TFP年均增长率显著高于合成西部地区，而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西部大开发的影响则有正有负，具有不确定性。本文将从碳排放的角度探讨西部大开发初期（2000—2011年）的环境效应，运用双重差分法衡量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碳排放的影响，以期为完善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经验依据和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
Grossman和Krueger（1991）将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是分析经济活动的环境影响的经典思路。致力于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西部大开发势必改变西部地区的经济规模、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而其对西部地区碳排放的影响机制也在于这三个方面。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统一体，Fre等（2007）将其称为“没有不冒烟的火”，即在没有环境污染产生的同时也不会有任何的经济产出，经济将陷入停滞状态。经济活动与碳排放亦是如此。在能源利用技术水平和减排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经济产出规模的增长势必带来碳排放量的同比例增加，经济结构中能源密集型产业（通常指以重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的增加也会引起碳排放量的增长；相反，以节能减排技术为代表的技术水平的提高，则会带来单位经济活动碳排放量的降低。一个经济体的综合碳排放是上述三种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降低区域的碳排放无疑有三个途径：降低经济生产规模，降低产业结构中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比重，提高能源利用技术和减排技术水平。
郑佳佳：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碳排放演变的影响
方爱平和李虹（2013）的研究认为，西部大开发并未显著促进西部地区的科技投入产出效率，相反存在着科技投入分配不平衡、配置效率低下的状况。邵帅和齐中英（2008）以及夏飞等（2014）研究了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资源诅咒现象的影响，认为虽然资源诅咒现象有所缓解，但是资源开发并未显著推动经济增长，资源禀赋对于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的挤出效应依然存在，西部地区主要还是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邓健和王新宇（2015）研究了东北振兴和西部大开发对我国地区能源效率的影响，认为由于西部大开发主要以发展资源型工业为主，并未提高西部地区的能源效率，反而扩大了与高效地区的能源效率差距；相反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则致力于转变高耗能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因而提高了东北地区的能源效率，并缩小了其与高效地区的能源效率差距。彭曦和陈仲常（2016）构建了包含社会、经济、科教文化、对外开放和资源与环境5大类25个分项指标的综合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考察了西部大开发之后西部地区的综合发展水平，认为2000后西部地区只是增长速度较快，而发展水平并未提升。
可见，大多数相关研究认为，西部大开发实施初期的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实物投资拉动的规模增长，产业发展依赖于自身资源禀赋，而技术进步不足。因此，在产业结构趋于工业化和能源利用技术、减排技术水平徘徊不前的状态下，西部地区经济规模总量的增长意味着碳排放的增加。一方面，西部地区丰富的煤炭、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等资源为其发展以能源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工业提供了契机，同时税收优惠等政策吸引了本地和外来资本对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投资。西部地区一、二、三产业的比重从2000年的23.8∶41.0∶35.2变为2012年的12.7∶51.0∶36.3，工业增加值也由0.595万亿元增长至4.312万亿元，第二产业成为绝对支柱产业。在能源利用技术水平普遍较为落后的情况下，以能源密集型产业为主、二产比重逐渐增加的产业结构变化必然导致碳排放的增长。同时，在整个西部大开发战略设计中，政府更注重实物资本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而对教育、科技进步以及体制观念等软环境建设投入不足，导致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效率低下，能耗强度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因而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并不能有效发挥。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于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本的重要性以及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认为，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之间在长期的经济增长趋势上会保持趋同性（convergence）特征，因而早期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会逐渐加快，而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增长速度则会逐渐放缓。多数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趋同性的实证研究（蔡昉 等，2000；王志刚，2004；刘志鸿 等，2005；金相郁 等，2006；潘文卿，2010）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西部大开发作为一项外生冲击，促进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经济增长的趋同，然而与经济质量相关的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生态环境改善等却并未显著发生，这与西部地区历史积累的经济发展条件、资源特征、产业结构特征等不无关联。因此，从理论上看，西部地区碳排放在西部大开发初期可能呈现出较快增长的趋势，而实践中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碳排放演变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下文将对此予以实证检验。
三、实证分析思路、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1.实证分析思路
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是一种经典的实验效应评估方法，经济学中多用于估计某一项政策或行为所产生的净影响。其基本思路是：当某项外生事件改变了个体或企业的运行环境时，便产生了自然实验。在该自然实验中，存在着一个不受外生事件影响的控制组（Control Group）和一个受外生事件影响的处理组（Treatment Group），通过比较这两组在事件前后某些指标的变化来衡量事件的净影响。在双重差分估计思想的基础上，本文的实证研究思路如下：
首先，将2000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看作是在西部地区进行的一场自然实验，其范围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内蒙古和广西12个省级区域，这些省份作为处理组；除港、澳台地区以外的其他省份作为控制组。同时，鉴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同性特征，先验性地分别设定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10省市）、中部地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省）、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和辽宁3省）以及非西部地区总体作为控制组，分别与西部地区进行DID估计，得到西部大开发对我国西部地区碳排放净影响的初步估计量。然后，考虑战略实施效果的滞后性和经济系统的延续性特征，进一步考察双重差分估计量的动态时间效应，以判断相应影响是否存在滞后性。最后，进行稳健性分析。由于西部地区无论是经济条件，还是政治、社会环境都与其他地区有较大差异，这与传统的DID分析要求的“处理组与控制组特征變量应有共同的变化趋势”并不完全相符，因而初步估计结果可能是有偏的。本文采用由Heckman等（1997，1998）提出的双重差分倾向性得分匹配（PSMDID）方法进行稳健性分析
与先验性地确定控制组样本不同，PSMDID方法在控制组样本的筛选上采用了匹配估计量的思想，目的在于尽可能筛选到与处理组样本变量基本特征一致的控制组样本，以保证DID分析的共同趋势假设。基于PSM方法筛选样本然后再进行DID估计即为双重差分倾向性得分匹配，其优点在于可以控制不可观测但不随时间变化的组间差异，使估计结果更为可靠。，并对基于PSM方法筛选的样本是否满足DID估计的共同趋势假设进行检验
既然用PSM方法筛选样本是为了满足DID分析的共同趋势假设，则可以通过对筛选后的控制组与处理组是否满足共同趋势假设来进行判断，若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则说明满足共同趋势假设，因而使用的匹配方法是合理可信的，基于该方法的估计结果就是可靠的。，以验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2.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为了科学评价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碳排放的净影响，结合相关研究，本文构建DID分析模型如下：
对于西部地区，西部大开发前后碳排放的变化为β1+β3，其中不仅包含着西部大开发的影响，也包含着其他因素的影响；对于非西部地区，西部大开发前后碳排放的变化为β1，若没有西部大开发，西部地区的碳排放也应当表现为相似的变动趋势；因而，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碳排放的净影响为β3。如果β3在统计上显著为负，则说明西部大开发显著降低了西部地区的碳排放；相反，如果β3显著为正或不显著，则说明西部大开发增加了西部地区的碳排放或者没有影响。。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碳排放，但目前并无各地区碳排放的官方数据。本文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供的计算方法，依据几种主要一次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的净发热值和排放系数得到各种燃料的碳排放系数，然后用各地区历年不同能源的消耗量乘以相应的碳排放系数，得到各地区基于能源消耗的碳排放量，并分别基于GDP和人口得到被解释变量——碳排放强度和人均碳排放，用以衡量碳排放水平。本文选取的影响地区碳排放的各变量及其计算方法和数据来源详见表1。
3.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基于本文的分析目的和数据可获得性，选取我国除港、澳、台地区和西藏自治区（因相关数据缺失较多）以外的30个省市区作为分析样本。由于西部大开发政策始于2000年，设定样本期间为1995—2011年，既包含了西部大开发前的年份，也包含了西部大开发后的年份
我国1994年开始分税制改革，搭建了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制度框架，这对整个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本文选取分税制改革后的第1年（1995年）作为研究初始期，可以消除由于税收体制改革等重大政策变化对地方经济的影响。从2012年起，国家统计局能源司开始采用2011版新的行业分类标准进行统计，为保证分析期间统计数据的一致性和连贯性，选取2011年作为研究的终期。。各变量的均值见表2。
表2数据显示：2000年之前，西部地区的碳排放强度高于东、中部地区，略低于东北地区；而人均碳排放则是西部地区低于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但高于中部地区。2000年之后，各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均有所下降，西部地区下降幅度较小，成为四大区域中碳排放强度最高的地区；然而，人均碳排放均表现出上升的态势，西部地区增幅最大。因而，可以得到初步判断：相对于其他地区，西部大开后西部地区的碳排放变化表现为增加趋势。从其他变量上看，2000年之后，西部地区的平均工资水平、教育水平、市场化水平均、技术水平有所上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同时，西部地区经济活动的政府干预水平有明显提升，而外资利用水平下降，能耗强度的下降幅度也较小。可以看出，西部大开发后西部地区的在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产业结构升级、市场化进程、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技术进步等方面并未表现出比其他地区更为良好的发展趋势，西部大开可能只是加快了地区之间的经济趋同。因而，西部地区碳排放的演变不但受到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外生影响，同时更取决于西部地区本身的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及经济规模。 四、实证结果分析
1.DID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首先运用传统的双重差分法（DID）进行初步判断，回归结果见表3。可以看出，无论是以哪个区域作为控制组样本，DID估计结果中的双重差分估计值均为正，并且在以东部地区和非西部地区总体为控制组时，该估计结果具有显著性，这印证了本文的初步判断，即西部大开发初期西部地区碳排放呈现相对增长趋势。同时，由于控制组样本选择的不同，这种作用在显著性上和程度上有所差异。东部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与西部地区形成较为鲜明的对比，相反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状态相对较为接近。因而，与东部地区作为控制组相比，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作为控制组样本所得到的双重差分估计量可能更为接近真实的政策净效应。此外，从控制变量看，能耗强度显著促进地区碳排放，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能够降低碳排放（但影响力度非常小且在不同控制组样本下显著性有所差异），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不理想，这可能也与控制组样本的选取有关。
需要注意的是，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碳排放的影响有可能是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显现的，因而上文的分析结果似乎有些武断，其结果只能代表西部大开立刻发生的效果。下面对动态时间效应进行分析，以考察西部大开发的作用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呈现，结果见表4。
表4的回归结果表明，考虑了时间滞后性之后，西部大开发并未表现出扭转西部地区碳排放演变趋势的效应。在碳排放强度方面，只有开始几年以及最后几年系数为负，且刚开始几年碳排放强度的下降不显著，如果这种下降趋势一直保持并且从某一年开始变得显著直至样本末期，则说明西部大开发有效降低了西部地区的相对碳排放强度，并且这种效应存在时间滞后性，在几年后才逐渐呈现。然而实证结果中这种下降趋势在样本期间并未持续保持，而是在中间几年表现出上升态势，而后在样本末期的几年又开始下降，但加入控制变量后这种下降趋势也变得不显著。因此，可以说考虑了经济系统的持续性和外生影响的滞后性之后，西部大开发并没有降低西部地区的相对碳排放强度，反而显著促进了西部地区人均碳排放的相对增加，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促进作用越来越强大。
2.稳健性分析
实际上，由于经济、政治、历史等原因，西部地區和其他地区无论是在碳排放水平上，还是在其他控制变量上都存在着较为显著的系统性差异（见表5）
通过比较基期时控制组与处理组的各变量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即可判断两组是否具有共同趋势。若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则表示两组变量具有共同趋势，直接进行DID估计是可信的；否则，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偏误。，使得传统双重差分方法（DID）的共同趋势条件无法得到满足，从而导致其估计结果可能有偏。为降低这种偏误，下面采用PSMDID方法进行稳健性分析。首先运用基于核匹配（Kernel Matching）思想的倾向性得分匹配进行样本筛选，对西部地区的子样本和非西部地区的子样本进行一一匹配，舍弃不能满足共同趋势条件的样本，保留有共同趋势的子样本
与前文中的总样本量510相比，保留下来的样本量基本上超过了50%，因而估计结果具有代表性。在基于PSM方法进行筛选样本后，Stata同时给出了匹配后控制组和处理组样本在2000年前后的均值、差距及其显著性，可以直观判断西部大开发的净影响是否显著。，再进行DID估计。进行PSM匹配后，各变量在控制组和处理组之间的差异基本不显著（见表6），即筛选后的样本满足了共同趋势假设，因而PSMDID方法的估计结果是有效的。估计结果显示（见表7）：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的人均碳排放存在着显著的正效应；2000年之后，处理组与控制组的碳排放强度差距为正，说明西部地区的平均碳排放强度也相对增加了，虽然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但也是不容忽视的。这支撑了前文的分析结果。
至此，本文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西部大开发初期并未有效降低西部地区的碳排放，相反，随着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人均碳排放显著增长，碳排放强度虽然有所下降但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逐渐拉大；同时，不容忽视的是，西部地区与碳排放相关的控制变量在西部大开发前后并未发生显著改变，这说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总之，由于西部地区经济系统内生因素和机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西部大开发在促进其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促进了其碳排放（尤其是人均碳排放）的相对增加。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我国30个省份1995—2011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方法就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碳排放演变的影响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西部大开发实施后的前十年西部地区在经济增长加快的同时碳排放也相对增加；同时西部地区与碳排放相关的因素和条件（如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市场化程度等）也未显著改善，而这些因素和条件恰恰是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和节能减排的关键，也是由于这些因素和条件的影响，西部大开发并未有效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而难以显现降低西部地区碳排放的效用。西部地区碳排放的相对增加，固然与西部大开发初期的外生推动有关，更深层次上看则是由西部地区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固有的产业结构以及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所决定的。因此，在进一步的西部大开发规划中，应更加注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之间的关系，实现长久可持续发展。
第一，在宏观规划体制下建立微观政策支撑体系，尤其是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早期的西部大开发缺乏整体的立法性规划，很多微观配套措施也未有效构建。因此，在新阶段的战略部署上，应当首先从国家立法的角度确认其战略地位，同时在微观上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比如，加强与“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建设等的统筹衔接，给予西部地区更多的优惠政策，引导西部地区创新驱动发展。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如重庆、西安等地，着力推进创新试验，发挥创新集聚和示范引领作用，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新路径、新模式，带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优化经济结构，提升发展质量。 第二，改革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将“节能减排”等表征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指标纳入官员的综合考评机制中，并形成长效追踪问责机制。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激励体制以及“GDP锦标赛”式的官员晋升体制导致“短期GDP增长”成为地方政府的核心目标，而“长期可持续发展”往往成为口号。西部大开发又是以政府为导向的地区经济发展战略，这决定了在该战略的投资重点多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开发等“投资大、见效快”的项目和行业，短期内确实促进了地区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会带来碳排放量的显著增长，并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因此，在进一步的西部大开发中应当建立科学、系统的官员绩效考核体系，将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资源和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指标作为重要指标纳入考核系统。
第三，构建和优化西部大开发的软环境，实现西部地区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以往的西部大开发在生态环境、社会文明、教育水平等软环境建设上投入不足，导致经济增长的同时碳排放显著增长。因此，在进一步的西部大开发规划中，应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降低对经济增长的期待，着眼于改善地区的生态环境，根据各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定开发重点和开发强度。此外，要完善市场环境，加大科技创新投资和人力资本投入，优化投资环境，提升地区经济发展的软实力，使得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环境质量得到优化，碳排放水平逐渐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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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Development on
Western Carbon Emission Tendency
ZHENG Jiajia
（Business School， Henan University， Henan Kaifeng 475004， China）
Abstract： After Western Development， economic growth is accelerated and people’s living level is raised in western areas， however， industrial structure， technical level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are not improved and raised at the same level. This paper uses 30 provincial panel data in China from 1995 to 2011 based on the PSMDID method， and makes core empir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ile Western Development boosts economic growth in western areas and regional economic convergence， the Policy makes the carbon emission in western areas， especially per capita carbon emission， grow more rapidly than other regions， meanwhile， the related factors and conditions in western areas， for example， industrial structure， technical level， marketization and so on， are not significantly improved. Under the existing resources endowment， development stag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at initial period， western development focused on the investment of fixed assets and energy development but ignored the soft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such as regional education， marketization reform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which led to economic booming but carbon emission increasing relatively. Therefore， in the following western development， western areas should transfor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enhance soft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pay attention to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raise marketization level so that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can be realized while western regional economy is developed.
Key words： western development； carbon emission； carbon emission strength； per capita carbon emiss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transformation； innovationdrive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marketization level
CLC number：F127；F224.0Document code： AArticle ID： 16748131（2017）04004811
（編辑：朱德东；段文娟）
关键词：西部大开发；碳排放；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新驱动；节能减排；产业结构；市场化水平
中图分类号：F127；F22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7）04004811
一、引言
西部大开发始于2000年，是中央政府为协调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发展提出的区域发展战略，基于“把东部沿海地区的剩余经济发展能力用以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巩固国防”的目的，一系列优惠政策逐渐向西部地区倾斜。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成效显著，但不容忽视的是，随着西部地区经济条件的改善，当地碳排放强度和能耗强度水平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一现象使人不得不质疑：西部大开发是否以高排放、高能耗为代价换取高增长？在2020年即将到来之际，能否完成“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承诺目标，有赖于全国各地区的共同努力，西部地区当然也不例外。为此，客观评价西部大开发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对其碳排放演变趋势的影响，不仅对进一步完善该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其他区域发展战略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也是践行科学发展观、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题中之义。
关于西部大开发绩效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对经济绩效进行分析评价（刘生龙 等，2009；林建华 等，2009；朱承亮 等，2009；淦未宇 等，2011；李国平 等，2011；毛其淋，2011；邵传林，2014），只有近年来的少量文献关注到其环境影响。一些学者开始从生态治理、循环经济、资源开采等角度研究西部大開发带来的影响（卢文忠 等，2003；史向军，2006；熊红芳，2007；Zhang et al，2008；Fan，2009；Fan et al，2009；Zhang et al，2011；刘瑞明 等，2015），但鲜有对碳排放演变的研究。张先锋等（2016）利用合成控制法从技术进步和生态环境保护两个方面考察了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转型升级的效果，认为2000—2013年间西部地区的TFP年均增长率显著高于合成西部地区，而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西部大开发的影响则有正有负，具有不确定性。本文将从碳排放的角度探讨西部大开发初期（2000—2011年）的环境效应，运用双重差分法衡量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碳排放的影响，以期为完善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经验依据和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
Grossman和Krueger（1991）将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是分析经济活动的环境影响的经典思路。致力于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西部大开发势必改变西部地区的经济规模、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而其对西部地区碳排放的影响机制也在于这三个方面。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统一体，Fre等（2007）将其称为“没有不冒烟的火”，即在没有环境污染产生的同时也不会有任何的经济产出，经济将陷入停滞状态。经济活动与碳排放亦是如此。在能源利用技术水平和减排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经济产出规模的增长势必带来碳排放量的同比例增加，经济结构中能源密集型产业（通常指以重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的增加也会引起碳排放量的增长；相反，以节能减排技术为代表的技术水平的提高，则会带来单位经济活动碳排放量的降低。一个经济体的综合碳排放是上述三种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降低区域的碳排放无疑有三个途径：降低经济生产规模，降低产业结构中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比重，提高能源利用技术和减排技术水平。
郑佳佳：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碳排放演变的影响
方爱平和李虹（2013）的研究认为，西部大开发并未显著促进西部地区的科技投入产出效率，相反存在着科技投入分配不平衡、配置效率低下的状况。邵帅和齐中英（2008）以及夏飞等（2014）研究了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资源诅咒现象的影响，认为虽然资源诅咒现象有所缓解，但是资源开发并未显著推动经济增长，资源禀赋对于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的挤出效应依然存在，西部地区主要还是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邓健和王新宇（2015）研究了东北振兴和西部大开发对我国地区能源效率的影响，认为由于西部大开发主要以发展资源型工业为主，并未提高西部地区的能源效率，反而扩大了与高效地区的能源效率差距；相反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则致力于转变高耗能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因而提高了东北地区的能源效率，并缩小了其与高效地区的能源效率差距。彭曦和陈仲常（2016）构建了包含社会、经济、科教文化、对外开放和资源与环境5大类25个分项指标的综合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考察了西部大开发之后西部地区的综合发展水平，认为2000后西部地区只是增长速度较快，而发展水平并未提升。
可见，大多数相关研究认为，西部大开发实施初期的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实物投资拉动的规模增长，产业发展依赖于自身资源禀赋，而技术进步不足。因此，在产业结构趋于工业化和能源利用技术、减排技术水平徘徊不前的状态下，西部地区经济规模总量的增长意味着碳排放的增加。一方面，西部地区丰富的煤炭、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等资源为其发展以能源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工业提供了契机，同时税收优惠等政策吸引了本地和外来资本对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投资。西部地区一、二、三产业的比重从2000年的23.8∶41.0∶35.2变为2012年的12.7∶51.0∶36.3，工业增加值也由0.595万亿元增长至4.312万亿元，第二产业成为绝对支柱产业。在能源利用技术水平普遍较为落后的情况下，以能源密集型产业为主、二产比重逐渐增加的产业结构变化必然导致碳排放的增长。同时，在整个西部大开发战略设计中，政府更注重实物资本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而对教育、科技进步以及体制观念等软环境建设投入不足，导致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效率低下，能耗强度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因而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并不能有效发挥。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于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本的重要性以及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认为，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之间在长期的经济增长趋势上会保持趋同性（convergence）特征，因而早期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会逐渐加快，而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增长速度则会逐渐放缓。多数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趋同性的实证研究（蔡昉 等，2000；王志刚，2004；刘志鸿 等，2005；金相郁 等，2006；潘文卿，2010）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西部大开发作为一项外生冲击，促进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经济增长的趋同，然而与经济质量相关的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生态环境改善等却并未显著发生，这与西部地区历史积累的经济发展条件、资源特征、产业结构特征等不无关联。因此，从理论上看，西部地区碳排放在西部大开发初期可能呈现出较快增长的趋势，而实践中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碳排放演变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下文将对此予以实证检验。
三、实证分析思路、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1.实证分析思路
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是一种经典的实验效应评估方法，经济学中多用于估计某一项政策或行为所产生的净影响。其基本思路是：当某项外生事件改变了个体或企业的运行环境时，便产生了自然实验。在该自然实验中，存在着一个不受外生事件影响的控制组（Control Group）和一个受外生事件影响的处理组（Treatment Group），通过比较这两组在事件前后某些指标的变化来衡量事件的净影响。在双重差分估计思想的基础上，本文的实证研究思路如下：
首先，将2000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看作是在西部地区进行的一场自然实验，其范围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内蒙古和广西12个省级区域，这些省份作为处理组；除港、澳台地区以外的其他省份作为控制组。同时，鉴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同性特征，先验性地分别设定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10省市）、中部地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省）、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和辽宁3省）以及非西部地区总体作为控制组，分别与西部地区进行DID估计，得到西部大开发对我国西部地区碳排放净影响的初步估计量。然后，考虑战略实施效果的滞后性和经济系统的延续性特征，进一步考察双重差分估计量的动态时间效应，以判断相应影响是否存在滞后性。最后，进行稳健性分析。由于西部地区无论是经济条件，还是政治、社会环境都与其他地区有较大差异，这与传统的DID分析要求的“处理组与控制组特征變量应有共同的变化趋势”并不完全相符，因而初步估计结果可能是有偏的。本文采用由Heckman等（1997，1998）提出的双重差分倾向性得分匹配（PSMDID）方法进行稳健性分析
与先验性地确定控制组样本不同，PSMDID方法在控制组样本的筛选上采用了匹配估计量的思想，目的在于尽可能筛选到与处理组样本变量基本特征一致的控制组样本，以保证DID分析的共同趋势假设。基于PSM方法筛选样本然后再进行DID估计即为双重差分倾向性得分匹配，其优点在于可以控制不可观测但不随时间变化的组间差异，使估计结果更为可靠。，并对基于PSM方法筛选的样本是否满足DID估计的共同趋势假设进行检验
既然用PSM方法筛选样本是为了满足DID分析的共同趋势假设，则可以通过对筛选后的控制组与处理组是否满足共同趋势假设来进行判断，若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则说明满足共同趋势假设，因而使用的匹配方法是合理可信的，基于该方法的估计结果就是可靠的。，以验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2.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为了科学评价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碳排放的净影响，结合相关研究，本文构建DID分析模型如下：
对于西部地区，西部大开发前后碳排放的变化为β1+β3，其中不仅包含着西部大开发的影响，也包含着其他因素的影响；对于非西部地区，西部大开发前后碳排放的变化为β1，若没有西部大开发，西部地区的碳排放也应当表现为相似的变动趋势；因而，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碳排放的净影响为β3。如果β3在统计上显著为负，则说明西部大开发显著降低了西部地区的碳排放；相反，如果β3显著为正或不显著，则说明西部大开发增加了西部地区的碳排放或者没有影响。。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碳排放，但目前并无各地区碳排放的官方数据。本文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供的计算方法，依据几种主要一次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的净发热值和排放系数得到各种燃料的碳排放系数，然后用各地区历年不同能源的消耗量乘以相应的碳排放系数，得到各地区基于能源消耗的碳排放量，并分别基于GDP和人口得到被解释变量——碳排放强度和人均碳排放，用以衡量碳排放水平。本文选取的影响地区碳排放的各变量及其计算方法和数据来源详见表1。
3.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基于本文的分析目的和数据可获得性，选取我国除港、澳、台地区和西藏自治区（因相关数据缺失较多）以外的30个省市区作为分析样本。由于西部大开发政策始于2000年，设定样本期间为1995—2011年，既包含了西部大开发前的年份，也包含了西部大开发后的年份
我国1994年开始分税制改革，搭建了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制度框架，这对整个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本文选取分税制改革后的第1年（1995年）作为研究初始期，可以消除由于税收体制改革等重大政策变化对地方经济的影响。从2012年起，国家统计局能源司开始采用2011版新的行业分类标准进行统计，为保证分析期间统计数据的一致性和连贯性，选取2011年作为研究的终期。。各变量的均值见表2。
表2数据显示：2000年之前，西部地区的碳排放强度高于东、中部地区，略低于东北地区；而人均碳排放则是西部地区低于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但高于中部地区。2000年之后，各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均有所下降，西部地区下降幅度较小，成为四大区域中碳排放强度最高的地区；然而，人均碳排放均表现出上升的态势，西部地区增幅最大。因而，可以得到初步判断：相对于其他地区，西部大开后西部地区的碳排放变化表现为增加趋势。从其他变量上看，2000年之后，西部地区的平均工资水平、教育水平、市场化水平均、技术水平有所上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同时，西部地区经济活动的政府干预水平有明显提升，而外资利用水平下降，能耗强度的下降幅度也较小。可以看出，西部大开发后西部地区的在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产业结构升级、市场化进程、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技术进步等方面并未表现出比其他地区更为良好的发展趋势，西部大开可能只是加快了地区之间的经济趋同。因而，西部地区碳排放的演变不但受到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外生影响，同时更取决于西部地区本身的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及经济规模。 四、实证结果分析
1.DID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首先运用传统的双重差分法（DID）进行初步判断，回归结果见表3。可以看出，无论是以哪个区域作为控制组样本，DID估计结果中的双重差分估计值均为正，并且在以东部地区和非西部地区总体为控制组时，该估计结果具有显著性，这印证了本文的初步判断，即西部大开发初期西部地区碳排放呈现相对增长趋势。同时，由于控制组样本选择的不同，这种作用在显著性上和程度上有所差异。东部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与西部地区形成较为鲜明的对比，相反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状态相对较为接近。因而，与东部地区作为控制组相比，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作为控制组样本所得到的双重差分估计量可能更为接近真实的政策净效应。此外，从控制变量看，能耗强度显著促进地区碳排放，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能够降低碳排放（但影响力度非常小且在不同控制组样本下显著性有所差异），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不理想，这可能也与控制组样本的选取有关。
需要注意的是，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碳排放的影响有可能是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显现的，因而上文的分析结果似乎有些武断，其结果只能代表西部大开立刻发生的效果。下面对动态时间效应进行分析，以考察西部大开发的作用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呈现，结果见表4。
表4的回归结果表明，考虑了时间滞后性之后，西部大开发并未表现出扭转西部地区碳排放演变趋势的效应。在碳排放强度方面，只有开始几年以及最后几年系数为负，且刚开始几年碳排放强度的下降不显著，如果这种下降趋势一直保持并且从某一年开始变得显著直至样本末期，则说明西部大开发有效降低了西部地区的相对碳排放强度，并且这种效应存在时间滞后性，在几年后才逐渐呈现。然而实证结果中这种下降趋势在样本期间并未持续保持，而是在中间几年表现出上升态势，而后在样本末期的几年又开始下降，但加入控制变量后这种下降趋势也变得不显著。因此，可以说考虑了经济系统的持续性和外生影响的滞后性之后，西部大开发并没有降低西部地区的相对碳排放强度，反而显著促进了西部地区人均碳排放的相对增加，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促进作用越来越强大。
2.稳健性分析
实际上，由于经济、政治、历史等原因，西部地區和其他地区无论是在碳排放水平上，还是在其他控制变量上都存在着较为显著的系统性差异（见表5）
通过比较基期时控制组与处理组的各变量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即可判断两组是否具有共同趋势。若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则表示两组变量具有共同趋势，直接进行DID估计是可信的；否则，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偏误。，使得传统双重差分方法（DID）的共同趋势条件无法得到满足，从而导致其估计结果可能有偏。为降低这种偏误，下面采用PSMDID方法进行稳健性分析。首先运用基于核匹配（Kernel Matching）思想的倾向性得分匹配进行样本筛选，对西部地区的子样本和非西部地区的子样本进行一一匹配，舍弃不能满足共同趋势条件的样本，保留有共同趋势的子样本
与前文中的总样本量510相比，保留下来的样本量基本上超过了50%，因而估计结果具有代表性。在基于PSM方法进行筛选样本后，Stata同时给出了匹配后控制组和处理组样本在2000年前后的均值、差距及其显著性，可以直观判断西部大开发的净影响是否显著。，再进行DID估计。进行PSM匹配后，各变量在控制组和处理组之间的差异基本不显著（见表6），即筛选后的样本满足了共同趋势假设，因而PSMDID方法的估计结果是有效的。估计结果显示（见表7）：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的人均碳排放存在着显著的正效应；2000年之后，处理组与控制组的碳排放强度差距为正，说明西部地区的平均碳排放强度也相对增加了，虽然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但也是不容忽视的。这支撑了前文的分析结果。
至此，本文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西部大开发初期并未有效降低西部地区的碳排放，相反，随着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人均碳排放显著增长，碳排放强度虽然有所下降但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逐渐拉大；同时，不容忽视的是，西部地区与碳排放相关的控制变量在西部大开发前后并未发生显著改变，这说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总之，由于西部地区经济系统内生因素和机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西部大开发在促进其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促进了其碳排放（尤其是人均碳排放）的相对增加。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我国30个省份1995—2011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方法就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碳排放演变的影响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西部大开发实施后的前十年西部地区在经济增长加快的同时碳排放也相对增加；同时西部地区与碳排放相关的因素和条件（如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市场化程度等）也未显著改善，而这些因素和条件恰恰是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和节能减排的关键，也是由于这些因素和条件的影响，西部大开发并未有效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而难以显现降低西部地区碳排放的效用。西部地区碳排放的相对增加，固然与西部大开发初期的外生推动有关，更深层次上看则是由西部地区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固有的产业结构以及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所决定的。因此，在进一步的西部大开发规划中，应更加注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之间的关系，实现长久可持续发展。
第一，在宏观规划体制下建立微观政策支撑体系，尤其是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早期的西部大开发缺乏整体的立法性规划，很多微观配套措施也未有效构建。因此，在新阶段的战略部署上，应当首先从国家立法的角度确认其战略地位，同时在微观上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比如，加强与“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建设等的统筹衔接，给予西部地区更多的优惠政策，引导西部地区创新驱动发展。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如重庆、西安等地，着力推进创新试验，发挥创新集聚和示范引领作用，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新路径、新模式，带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优化经济结构，提升发展质量。 第二，改革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将“节能减排”等表征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指标纳入官员的综合考评机制中，并形成长效追踪问责机制。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激励体制以及“GDP锦标赛”式的官员晋升体制导致“短期GDP增长”成为地方政府的核心目标，而“长期可持续发展”往往成为口号。西部大开发又是以政府为导向的地区经济发展战略，这决定了在该战略的投资重点多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开发等“投资大、见效快”的项目和行业，短期内确实促进了地区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会带来碳排放量的显著增长，并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因此，在进一步的西部大开发中应当建立科学、系统的官员绩效考核体系，将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资源和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指标作为重要指标纳入考核系统。
第三，构建和优化西部大开发的软环境，实现西部地区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以往的西部大开发在生态环境、社会文明、教育水平等软环境建设上投入不足，导致经济增长的同时碳排放显著增长。因此，在进一步的西部大开发规划中，应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降低对经济增长的期待，着眼于改善地区的生态环境，根据各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定开发重点和开发强度。此外，要完善市场环境，加大科技创新投资和人力资本投入，优化投资环境，提升地区经济发展的软实力，使得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环境质量得到优化，碳排放水平逐渐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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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Development on
Western Carbon Emission Tendency
ZHENG Jiajia
（Business School， Henan University， Henan Kaifeng 475004， China）
Abstract： After Western Development， economic growth is accelerated and people’s living level is raised in western areas， however， industrial structure， technical level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are not improved and raised at the same level. This paper uses 30 provincial panel data in China from 1995 to 2011 based on the PSMDID method， and makes core empir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ile Western Development boosts economic growth in western areas and regional economic convergence， the Policy makes the carbon emission in western areas， especially per capita carbon emission， grow more rapidly than other regions， meanwhile， the related factors and conditions in western areas， for example， industrial structure， technical level， marketization and so on， are not significantly improved. Under the existing resources endowment， development stag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at initial period， western development focused on the investment of fixed assets and energy development but ignored the soft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such as regional education， marketization reform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which led to economic booming but carbon emission increasing relatively. Therefore， in the following western development， western areas should transfor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enhance soft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pay attention to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raise marketization level so that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can be realized while western regional economy is developed.
Key words： western development； carbon emission； carbon emission strength； per capita carbon emiss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transformation； innovationdrive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marketization level
CLC number：F127；F224.0Document code： AArticle ID： 16748131（2017）04004811
（編辑：朱德东；段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