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吴，你真有福气，娶到一个好老婆。”我的一位老友多次这样夸赞我。的确，我为有这样一位与我同甘共苦、家教有方、精明强干的贤妻感到欣慰和骄傲。
　　1963年农历正月，我同妻子结婚时，不但没给她买衣服、金银首饰，连住房也没有，只好租用生产队粮仓的楼上做婚房。她不但毫无怨言，还安慰我：“老吴，我们将来一定会有自己的住房的。”后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为给她补身体，我向学校炊事员借了10个鸡蛋。她吃了4个后，说：“老吴，剩下6个鸡蛋，你拿去还给学校吧，吃了的算钱给学校。”我只好照办，那时物资匮乏，我每月34.5元的工资维持3口人的生活，她精打细算，省吃俭用，日子过得倒也舒坦。
　　“文革”时，我在石城城郊小学担任副校长。1967年春季刚开学，“造反派”就夺了我的“权”，强迫我白天游街戴高帽，晚上罚跪做检讨。无休止的批斗，让我想不通、吃不饱、睡不着，真是度日如年。那年农历七月十五的晚上，有位被批斗的县领导因为想不通，竟跳河自杀。妻子听说后，当晚就开导我：“老吴，不管风吹浪打，你一定要挺住！你没有贪赃枉法，他们不能把你怎样。”她这几句话给我吃了“定心丸”，给了我禁受折磨的勇气和力量。
　　1969年3月，我们一家人被下放到瑞金乡下，由于我仍要在石城任教，所以生產劳动和教育子女两副重担都压在妻子身上。她参加生产队劳动，一天只顶半个劳动力，还种了自留地、养了一头猪，四个儿女分别读小学一年级至初中三年级。她既要关照孩子们的学习，又要安排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比如挑稻草、扯猪草、浇菜园。她对孩子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常对孩子说：“你们既然知道农地劳动辛苦，就更要好好读书。”所以，几个孩子既爱劳动，又爱读书，无论平时测验还是升学统考，他们的成绩都名列前茅。在那个升学率不高的年代，他们分别读到了中专、大专、本科和硕士，如今事业均有所成。
　　改革开放后，我先后担任了石城城镇小学、瑞金八一小学这两所重点小学的副校长。我之所以能全力以赴地投身教育事业，少不了妻子的支持。她不但全包了家务，让我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有时还要帮我做点工作上的事，比如登记学生考试成绩。从1990年到1995年，我接受市教育局教研室的委托，担任全市小学语文单元测验、期中考试、期末考试试卷出题人。炎炎夏日，妻子看我忙得大汗淋漓，就给我扇风、擦汗；寒冬腊月，她见我冻得打寒战，就给我扇火炉，从来不叫苦叫累。每当我把拟好的试卷交给教研室主任（也是我的邻居）时，他就夸赞我：“老吴，拟卷功劳还有你妻子的一半。”
　　1998年，我退休后，由于组织信任，在一些涉老组织挂职，也算退而不休，我写作劲头依然高昂，妻子常常买回一些营养品，给我补脑，我写好文稿后，她还帮我誊写，真是关爱有加。
　　平心而论，我今生满满的幸福，有来自晚辈的孝敬，更多的则来自妻子那无微不至的关爱和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