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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人论世
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鲁迅先生也曾说：“倘要论文，最好顾及全篇，并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要不然，是容易近乎说梦的。”所谓“知人论世”，就是读者在阅读文学文本的时候，要了解作家的性格、生平、时代背景，把作品内容、时代精神与作家本身情况联系起来综合分析。
比如，对《边城》主题的理解，就需要结合沈从文先生自己的话：“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凡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由此观之，它真正的主题是：以翠翠的爱情悲剧为线索，刻画湘西美丽如画的风景，表现至真至纯的民风及至善至美的人性。
“知人论世”还要求读者把小说放在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中去解读，从文本中发掘美，发掘情感，发掘文化精神，求得文学与文化的“融凝”（钱穆语）。季羡林先生在解读《背影》时曾指出：“要真正理解这篇文章的含义，不能不从中华民族的文化和历史谈起。读《背影》应把眼光放远，远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然后才能真正体会到这篇名文所蕴含的真精神。若拘泥于欣赏真挚感人的父子之情，则眼光就未免太短浅了。”
二、以意逆志
“以意逆志”也是由孟子提出来的，“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所谓“以意逆志”就是读者阅读文学作品要通过文学作品的文辞来推求、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原意。换句话说，作品的意义是由作家赋予的，文学鉴赏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准确无误地知解作者的意图。
例如对《阿Ｑ正传》的鉴赏，有的评论者不顾鲁迅创作《阿Ｑ正传》的实际情况，将作品的思想意义无限拔高，曲解了作者的意图。其实，《阿Ｑ正传》是鲁迅应《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之邀而创作的，先是登在《开心话》栏上，“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后来才“渐渐认真起来”，编辑不得不将它移到《新文艺》栏上，所以结构上前松后紧，前半部像随笔素描，后半段更像小说，但因为笔墨不离未庄，又始终围绕阿Q展开，故仍有一种完整性。鲁迅本欲写得长些，终因工作繁忙而匆匆收笔。阿Q性格是鲁迅揣摩已久的问题，他在19世纪20年代就说过，“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①。因此，作品创作的目的可能并非出于挖掘什么深刻的政治社会主题，所谓“国民的劣根性”只是“用诗”之义。②
三、整体把握，局部细究
阅读文学作品，要整体把握，局部琢磨。不能断章取义，不能仅把作品中的某些场面、某些情节、某些细节孤立起来进行鉴赏，以此去评判作品的优劣。鲁迅先生早就批评过那种不顾整体、单纯寻章摘句的鉴赏方式，“还有一样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合，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顾及全篇，把部分放在整体中去鉴赏，才是正确的鉴赏方法。
《药》第四部分（双上坟）有这样的景物描写：“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杨柳才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有人说这样写违背时令。但经瞻前顾后，我们会发现：“双上坟”是悲剧气氛至为浓烈的一幕，其环境是灰暗的（景物有寒鸦、秃树、枯草、荒坟），自然景物的色调必须与之吻合，这样写才能使景物描写与环境气氛、人物心理得到高度的和谐统一。相反，如果死扣生活的真实，把这一情景写成“春深似海、万紫千红”，那么就与这场悲剧的情调不协调了。
四、联想想象，虚实结合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对艺术形象的描述都是虚实相间、留有很多空白的。那么如何填补文本留下的空白？如何使一般的语言符号变为生动的形象呢？必须运用联想和想象。
《祝福》中的空白艺术很多，各有其妙。在交代四叔的书房时，“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另一联是什么，作者没说，读者却知道，是“品节贤明德行坚定”，联系这点，我们就会明白这里面隐藏的一个辛辣的讽刺：四叔其实只是一个儒学的老监生、封建礼教的卫道士，他对祥林嫂及下人根本就没做到上述修养，对联只是他道貌岸然的招牌。
五、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王国维曾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
之。”文学创作需要感情的投入，文学鉴赏也需要鉴赏者融入角色。文学鉴赏者不是无动于衷的旁观者，而应当是当事者，爱人物之所爱，怒人物之所怒，只有这样才会真正地理解作品，获得审美愉悦。
文学鉴赏既需要鉴赏者入乎其内，也要鉴赏者能出乎其外。如果鉴赏者一直沉浸在作品所描写的世界里，就不可能对作品作出客观深刻的分析和评价。阅读《安娜·卡列尼娜》，读者往往会因安娜的死而扼腕心伤，沉浸在悲痛中不能自拔，这时读者只有走出来，才能思考悲剧的必然性：外因是腐朽的封建社会制度和伪善的宗教伦理观念，内因是安娜脆弱的爱情基石和爱情至上的人生追求。
六、比较阅读
施蛰存先生说：“《洗澡》给我的印象是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红楼梦》中每一个人物的思想、感情、性格都在对话中表现出来，杨绛的《洗澡》也是这样，并且其中的人物也都是“儒林”中人。很显然，施先生这是运用比较阅读的方法诠释《洗澡》的艺术独特性。
同一作家、同一题材、相同背景、相近的思想、相似的艺术特色等都可作为比较的契机。由《祝福》中的“我”的形象联系到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在鲁迅的小说中，真正以表现知识分子生活为主题的作品有《孔乙己》、《白光》、《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幸福的家庭》等。在这些作品中，鲁迅塑造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孔乙己和陈士成是旧式的知识分子，吕纬甫和魏连殳则是新旧结合的知识分子，子君、涓生以及《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家”为当时新一代知识分子。
七、品味语言
朱熹读诗之法云：“诗须沉潜讽诵，玩味义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汪曾祺也说：“要理解一个作家的思想，唯一的途径是语言。”他对小说的分析也着力从语言入手，强调语感，强调“扪触”。欣赏小说必须从语言开始，咬文嚼字，揣摩意蕴。
优秀小说很讲究炼字，《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写雪景，“卷下一天大雪来”、“那雪正下得紧”，既渲染了紧张气氛，又暗示了人物性格的变化。鲁迅曾评论说：“‘那雪正下得紧’，就是接近现代大众语的说法，比‘大雪纷飞’多两个字，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
注释
①《华盖集续编的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
②转引自牟玉亭《〈硕鼠〉主题阐释的回顾和反思》，（《语文学习》，2005.11）“《诗经》有作诗之义，赋诗之义，用诗之义。”“所谓用诗之义，即根据某种需要，不论诗的原意如何，作出自己需要的解释。”
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鲁迅先生也曾说：“倘要论文，最好顾及全篇，并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要不然，是容易近乎说梦的。”所谓“知人论世”，就是读者在阅读文学文本的时候，要了解作家的性格、生平、时代背景，把作品内容、时代精神与作家本身情况联系起来综合分析。
比如，对《边城》主题的理解，就需要结合沈从文先生自己的话：“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凡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由此观之，它真正的主题是：以翠翠的爱情悲剧为线索，刻画湘西美丽如画的风景，表现至真至纯的民风及至善至美的人性。
“知人论世”还要求读者把小说放在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中去解读，从文本中发掘美，发掘情感，发掘文化精神，求得文学与文化的“融凝”（钱穆语）。季羡林先生在解读《背影》时曾指出：“要真正理解这篇文章的含义，不能不从中华民族的文化和历史谈起。读《背影》应把眼光放远，远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然后才能真正体会到这篇名文所蕴含的真精神。若拘泥于欣赏真挚感人的父子之情，则眼光就未免太短浅了。”
二、以意逆志
“以意逆志”也是由孟子提出来的，“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所谓“以意逆志”就是读者阅读文学作品要通过文学作品的文辞来推求、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原意。换句话说，作品的意义是由作家赋予的，文学鉴赏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准确无误地知解作者的意图。
例如对《阿Ｑ正传》的鉴赏，有的评论者不顾鲁迅创作《阿Ｑ正传》的实际情况，将作品的思想意义无限拔高，曲解了作者的意图。其实，《阿Ｑ正传》是鲁迅应《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之邀而创作的，先是登在《开心话》栏上，“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后来才“渐渐认真起来”，编辑不得不将它移到《新文艺》栏上，所以结构上前松后紧，前半部像随笔素描，后半段更像小说，但因为笔墨不离未庄，又始终围绕阿Q展开，故仍有一种完整性。鲁迅本欲写得长些，终因工作繁忙而匆匆收笔。阿Q性格是鲁迅揣摩已久的问题，他在19世纪20年代就说过，“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①。因此，作品创作的目的可能并非出于挖掘什么深刻的政治社会主题，所谓“国民的劣根性”只是“用诗”之义。②
三、整体把握，局部细究
阅读文学作品，要整体把握，局部琢磨。不能断章取义，不能仅把作品中的某些场面、某些情节、某些细节孤立起来进行鉴赏，以此去评判作品的优劣。鲁迅先生早就批评过那种不顾整体、单纯寻章摘句的鉴赏方式，“还有一样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合，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顾及全篇，把部分放在整体中去鉴赏，才是正确的鉴赏方法。
《药》第四部分（双上坟）有这样的景物描写：“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杨柳才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有人说这样写违背时令。但经瞻前顾后，我们会发现：“双上坟”是悲剧气氛至为浓烈的一幕，其环境是灰暗的（景物有寒鸦、秃树、枯草、荒坟），自然景物的色调必须与之吻合，这样写才能使景物描写与环境气氛、人物心理得到高度的和谐统一。相反，如果死扣生活的真实，把这一情景写成“春深似海、万紫千红”，那么就与这场悲剧的情调不协调了。
四、联想想象，虚实结合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对艺术形象的描述都是虚实相间、留有很多空白的。那么如何填补文本留下的空白？如何使一般的语言符号变为生动的形象呢？必须运用联想和想象。
《祝福》中的空白艺术很多，各有其妙。在交代四叔的书房时，“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另一联是什么，作者没说，读者却知道，是“品节贤明德行坚定”，联系这点，我们就会明白这里面隐藏的一个辛辣的讽刺：四叔其实只是一个儒学的老监生、封建礼教的卫道士，他对祥林嫂及下人根本就没做到上述修养，对联只是他道貌岸然的招牌。
五、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王国维曾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
之。”文学创作需要感情的投入，文学鉴赏也需要鉴赏者融入角色。文学鉴赏者不是无动于衷的旁观者，而应当是当事者，爱人物之所爱，怒人物之所怒，只有这样才会真正地理解作品，获得审美愉悦。
文学鉴赏既需要鉴赏者入乎其内，也要鉴赏者能出乎其外。如果鉴赏者一直沉浸在作品所描写的世界里，就不可能对作品作出客观深刻的分析和评价。阅读《安娜·卡列尼娜》，读者往往会因安娜的死而扼腕心伤，沉浸在悲痛中不能自拔，这时读者只有走出来，才能思考悲剧的必然性：外因是腐朽的封建社会制度和伪善的宗教伦理观念，内因是安娜脆弱的爱情基石和爱情至上的人生追求。
六、比较阅读
施蛰存先生说：“《洗澡》给我的印象是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红楼梦》中每一个人物的思想、感情、性格都在对话中表现出来，杨绛的《洗澡》也是这样，并且其中的人物也都是“儒林”中人。很显然，施先生这是运用比较阅读的方法诠释《洗澡》的艺术独特性。
同一作家、同一题材、相同背景、相近的思想、相似的艺术特色等都可作为比较的契机。由《祝福》中的“我”的形象联系到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在鲁迅的小说中，真正以表现知识分子生活为主题的作品有《孔乙己》、《白光》、《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幸福的家庭》等。在这些作品中，鲁迅塑造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孔乙己和陈士成是旧式的知识分子，吕纬甫和魏连殳则是新旧结合的知识分子，子君、涓生以及《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家”为当时新一代知识分子。
七、品味语言
朱熹读诗之法云：“诗须沉潜讽诵，玩味义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汪曾祺也说：“要理解一个作家的思想，唯一的途径是语言。”他对小说的分析也着力从语言入手，强调语感，强调“扪触”。欣赏小说必须从语言开始，咬文嚼字，揣摩意蕴。
优秀小说很讲究炼字，《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写雪景，“卷下一天大雪来”、“那雪正下得紧”，既渲染了紧张气氛，又暗示了人物性格的变化。鲁迅曾评论说：“‘那雪正下得紧’，就是接近现代大众语的说法，比‘大雪纷飞’多两个字，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
注释
①《华盖集续编的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
②转引自牟玉亭《〈硕鼠〉主题阐释的回顾和反思》，（《语文学习》，2005.11）“《诗经》有作诗之义，赋诗之义，用诗之义。”“所谓用诗之义，即根据某种需要，不论诗的原意如何，作出自己需要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