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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立鹏，1987年出生，文学博士，现供职于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主要从事新诗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卞之琳
“天天下雨，自从你走了。”
“自从你来了，天天下雨。”
两地友人雨，我乐意负责。
第三处没消息，寄一把伞去？
我的忧愁随草绿天涯：
鸟安于巢吗？人安于客枕？
想在天井里盛一只玻璃杯，
明朝看天下雨今夜落几寸。
废名在《谈新诗》中评价卞之琳是一个能“遇事见其新鲜的人”。这一评价慧眼独具地指出了卞之琳其人其诗的独特性，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遇事见其新鲜”又是一个诗人成其为一个诗人最基本、最内在的要求。而对于一个诗人而言，如何见其新鲜，如何在语言中准确抵达体验到的那种新鲜，显得至关重要，是一个诗人必须真诚面对的课题。对于卞之琳的诗歌而言，恰是这一卓绝的过程与成就确立了其自身的诗歌形象。
除了《距离的组织》《圆宝盒》《白螺壳》《水成岩》这些耳熟能详的名作之外，《雨同我》同样彰显出卞之琳洞察新鲜、表达新鲜的卓异能力。在这首诗中，诗人表现出时间与空间的生成能力、充实与虚余的平衡能力、古典与现代的汇通能力、肌质与架构的融合能力，而这四种能力又通过其诗中常用的戏剧性场景、对话性、灵活用韵、句法体式创新等手段加以具体落实，形成了一种圆融、沉静、绵密、幽深、曲折、典雅的诗歌美学。
首先，诗人以对话开始，组织起一个戏剧性空间场景：“天天下雨，自从你走了”/“自从你来了，天天下雨。”在此，第一个引语中，“我”/“你”与“他”构成一种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关系通过“雨”这一“客观对应物”得以实现。“雨”在此既包含现实层面的情境性，同时由于与主体性的“你”并置，指向了一种更内在、含蓄与无限的情感体验，而句式的倒装更强化了“雨”的内在性与丰富性。接着，“自从你来了，天天下雨。”这一新的对话则转向了另一个空间。此时，对话的双方变成了“我”/“你”和另一个“他”，而且两个时空的对话之间又形成新的对话关系;“雨”也从别后之“雨”，变成了来后之“雨”。句式发生了变化，但重点都强调了“我”/“你”与“雨”之间的内在精神和情感关系，或是爱情，或是友情，皆无不可。在时间/空间的转换中，在充实与虚余的转换中，在对话性和戏剧性场景的转换中，诗情与诗思获得双重的生成，形成语言情思进一步运转的动力。
正是由于“雨”构成两个时空的情思言说的他者的“客观对应物”，抒情主体才会接着说“两地友人雨，我乐意负责。”“我”从前面的对话性关系中隐藏的对话者，变成了显在的抒情主体，而这又为诗人打开另一时空的可能性提供了前提：“第三处没消息，寄一把伞去？”时空在情思之“雨”的进一步暗示与延宕中朝第三个方向敞开，实现了“一生二，二生三”的效果，而这一疑问句式，更是将生成的方向与空间从现实层面导向无限可能与虚余中的充盈。从这一空间的生成与情思的运转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卞之琳的诗歌始终将自我意识、主体情感纳入到一种客观化、戏剧化、形式化的精神框架中展开，在这种内蕴的精神框架和语言结构中缓缓显露出内在的情思肌质，获得诗歌架构与肌质的内在平衡。
如果说第一节的空间生成轨迹与形态还局限于现实层面和世俗层面，那么，第二节在前一节疑问与换行换节的悬空基础上，将具体的空间内容拓展为一种天地维度的存在与追问，“我的忧愁随草绿天涯：/鸟安于巢吗？人安于客枕？”精妙的是，不管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诗性生成，诗人都能通过坚实、准确、生动的意象展开。“个人忧”到“万古愁”，再到“草绿”，乃至鸟巢与客枕……在这新一层次的延宕与生成中，个人视界的进一步敞开，使第一节个人层面的抒情上升为一种天地视角的审视。长期以来，有论者批评卞之琳的写作精神格局狭窄，趣味单一。但是如果认真辨认可以发现，这种批评印象往往局限于表面，并未深入领悟到小与大、狭与阔、绝对与相对的辩证逻辑。而卞之琳的诗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显出自身的卓绝与独异。他从小中抵达无限之大，从一中生出万物之广，从确定中生出不确定，所谓“鸟安于巢吗？人安于客枕？”正是这一精神旅程的展开形式。在一种开放的追问中发现、解构了先前情思忧愁的相对确定性，在“草绿天涯”之末，又开启了形而上新的追问可能。同时，“我”与友人之关系和鸟是否安于巢，人是否安于客枕？又构成了更加宏观层面的对话性关系。事实上，这也是个人存在与天地存在的对话关系。此时，这种对话同样没有走向一种实指层面的确定性，而是在双重疑问与追问中走向精神情思的虚余之地：“想在天井里盛一只玻璃杯，/明朝看天下雨今夜落几寸。”“雨同我”的关系在一系列的悬置、对话和追问中并没有走向这一核心关系的衰弱与崩解，而是最终落实为对“雨”的凝心静观。通过观物来获取破解人生精神困局的可能性，将抽象虚幻的诗性情思难题具体化为一种冷静的、澄明的物理性尺度，进而实现飞扬与收束，抒情与克制，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张力性平衡。但是答案依然在“明朝”，在未来的可能性，在今日与“明朝”无限的对话中……
可见，卞之琳的诗中始终保持着相对性与绝对性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不仅是思想层面的，更是支配着其诗歌思维和想象逻辑的基本动力。另一方面，从新诗史的角度来看，他打破了新诗史之初郭沫若、闻一多、艾青等确立的诗歌一元主体性，而将其置于一种对话的相对性的弹性空间中，此时的“我”与“你”“他”可以互换转移;同时抒情主体也可隐可顯，可静可动，可虚可实，可强可弱，将一种很多时候被时代历史宏大叙事支配的整体性的抒情的绝对性，转化为一种从诗歌想象与表达内部展开的丰富、隐微、灵活、内敛、生成、多变的相对性。惟其如此，卞之琳诗中的时空关系、对话关系、虚实关系才能自由从容展开，“雨同我”才能自由对话、生发，让诗中饱含诗性情思的暗涌。所谓“遇事见其新鲜”所提示的正是从诗歌内部出发，在无限的可能性中抵达另一种无限与可能。
雨同我
卞之琳
“天天下雨，自从你走了。”
“自从你来了，天天下雨。”
两地友人雨，我乐意负责。
第三处没消息，寄一把伞去？
我的忧愁随草绿天涯：
鸟安于巢吗？人安于客枕？
想在天井里盛一只玻璃杯，
明朝看天下雨今夜落几寸。
废名在《谈新诗》中评价卞之琳是一个能“遇事见其新鲜的人”。这一评价慧眼独具地指出了卞之琳其人其诗的独特性，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遇事见其新鲜”又是一个诗人成其为一个诗人最基本、最内在的要求。而对于一个诗人而言，如何见其新鲜，如何在语言中准确抵达体验到的那种新鲜，显得至关重要，是一个诗人必须真诚面对的课题。对于卞之琳的诗歌而言，恰是这一卓绝的过程与成就确立了其自身的诗歌形象。
除了《距离的组织》《圆宝盒》《白螺壳》《水成岩》这些耳熟能详的名作之外，《雨同我》同样彰显出卞之琳洞察新鲜、表达新鲜的卓异能力。在这首诗中，诗人表现出时间与空间的生成能力、充实与虚余的平衡能力、古典与现代的汇通能力、肌质与架构的融合能力，而这四种能力又通过其诗中常用的戏剧性场景、对话性、灵活用韵、句法体式创新等手段加以具体落实，形成了一种圆融、沉静、绵密、幽深、曲折、典雅的诗歌美学。
首先，诗人以对话开始，组织起一个戏剧性空间场景：“天天下雨，自从你走了”/“自从你来了，天天下雨。”在此，第一个引语中，“我”/“你”与“他”构成一种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关系通过“雨”这一“客观对应物”得以实现。“雨”在此既包含现实层面的情境性，同时由于与主体性的“你”并置，指向了一种更内在、含蓄与无限的情感体验，而句式的倒装更强化了“雨”的内在性与丰富性。接着，“自从你来了，天天下雨。”这一新的对话则转向了另一个空间。此时，对话的双方变成了“我”/“你”和另一个“他”，而且两个时空的对话之间又形成新的对话关系;“雨”也从别后之“雨”，变成了来后之“雨”。句式发生了变化，但重点都强调了“我”/“你”与“雨”之间的内在精神和情感关系，或是爱情，或是友情，皆无不可。在时间/空间的转换中，在充实与虚余的转换中，在对话性和戏剧性场景的转换中，诗情与诗思获得双重的生成，形成语言情思进一步运转的动力。
正是由于“雨”构成两个时空的情思言说的他者的“客观对应物”，抒情主体才会接着说“两地友人雨，我乐意负责。”“我”从前面的对话性关系中隐藏的对话者，变成了显在的抒情主体，而这又为诗人打开另一时空的可能性提供了前提：“第三处没消息，寄一把伞去？”时空在情思之“雨”的进一步暗示与延宕中朝第三个方向敞开，实现了“一生二，二生三”的效果，而这一疑问句式，更是将生成的方向与空间从现实层面导向无限可能与虚余中的充盈。从这一空间的生成与情思的运转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卞之琳的诗歌始终将自我意识、主体情感纳入到一种客观化、戏剧化、形式化的精神框架中展开，在这种内蕴的精神框架和语言结构中缓缓显露出内在的情思肌质，获得诗歌架构与肌质的内在平衡。
如果说第一节的空间生成轨迹与形态还局限于现实层面和世俗层面，那么，第二节在前一节疑问与换行换节的悬空基础上，将具体的空间内容拓展为一种天地维度的存在与追问，“我的忧愁随草绿天涯：/鸟安于巢吗？人安于客枕？”精妙的是，不管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诗性生成，诗人都能通过坚实、准确、生动的意象展开。“个人忧”到“万古愁”，再到“草绿”，乃至鸟巢与客枕……在这新一层次的延宕与生成中，个人视界的进一步敞开，使第一节个人层面的抒情上升为一种天地视角的审视。长期以来，有论者批评卞之琳的写作精神格局狭窄，趣味单一。但是如果认真辨认可以发现，这种批评印象往往局限于表面，并未深入领悟到小与大、狭与阔、绝对与相对的辩证逻辑。而卞之琳的诗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显出自身的卓绝与独异。他从小中抵达无限之大，从一中生出万物之广，从确定中生出不确定，所谓“鸟安于巢吗？人安于客枕？”正是这一精神旅程的展开形式。在一种开放的追问中发现、解构了先前情思忧愁的相对确定性，在“草绿天涯”之末，又开启了形而上新的追问可能。同时，“我”与友人之关系和鸟是否安于巢，人是否安于客枕？又构成了更加宏观层面的对话性关系。事实上，这也是个人存在与天地存在的对话关系。此时，这种对话同样没有走向一种实指层面的确定性，而是在双重疑问与追问中走向精神情思的虚余之地：“想在天井里盛一只玻璃杯，/明朝看天下雨今夜落几寸。”“雨同我”的关系在一系列的悬置、对话和追问中并没有走向这一核心关系的衰弱与崩解，而是最终落实为对“雨”的凝心静观。通过观物来获取破解人生精神困局的可能性，将抽象虚幻的诗性情思难题具体化为一种冷静的、澄明的物理性尺度，进而实现飞扬与收束，抒情与克制，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张力性平衡。但是答案依然在“明朝”，在未来的可能性，在今日与“明朝”无限的对话中……
可见，卞之琳的诗中始终保持着相对性与绝对性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不仅是思想层面的，更是支配着其诗歌思维和想象逻辑的基本动力。另一方面，从新诗史的角度来看，他打破了新诗史之初郭沫若、闻一多、艾青等确立的诗歌一元主体性，而将其置于一种对话的相对性的弹性空间中，此时的“我”与“你”“他”可以互换转移;同时抒情主体也可隐可顯，可静可动，可虚可实，可强可弱，将一种很多时候被时代历史宏大叙事支配的整体性的抒情的绝对性，转化为一种从诗歌想象与表达内部展开的丰富、隐微、灵活、内敛、生成、多变的相对性。惟其如此，卞之琳诗中的时空关系、对话关系、虚实关系才能自由从容展开，“雨同我”才能自由对话、生发，让诗中饱含诗性情思的暗涌。所谓“遇事见其新鲜”所提示的正是从诗歌内部出发，在无限的可能性中抵达另一种无限与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