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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奇在今年1月被任命为百度总裁。此前，他在微软担任执行副总裁，是华人在全球技术公司总部担任的最高职位。外界普遍将此次人事变动视为百度“All in AI”的又一证明，人工智能（AI）随着中国互联网公司的重视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事实上，百度收获颇丰。
在“魏则西事件”引发的不利舆论氛围下，它正尝试通过技术研发改善自身形象和投资者关系。今年6月底，京东的市值曾直逼百度，观察者们开始讨论JAT是否会取代BAT的话题；但AI的故事得到了投资者的认可，百度的股价在7月飙升近27%，将与京东8亿美元的差距拉大到146亿美元，百度暂时站稳了脚跟。
大多数技术都不可能在诞生之初就受到认可，它的发展总会经历一些反复，随后在接近成熟时则被蜂拥而至的资本和舆论推动加快进程。眼下，AI就面临着这样的状况。它在公众的视野下仍然是一个新兴且充满想象力的领域，但其实它的发展已有一段时间，被认为是一块已经达到高度文明的新大陆。
领英于7月公布的《全球AI领域人才报告》也印证了这一点。截至2017年第一季度，领英平台上的全球AI领域技术人才数量已经超过190万。美国仍然是人才储备的“大户”，规模达到了85万，其中有10年以上从业经历的AI人员比例为全球最高，达到了71.5%，高于65.4%的全球平均水平。
对于美国技术界来讲，这是一个足以让其高枕无忧的消息。当对AI人才的需求不断上升时，自己已经拥有数量庞大且经验丰富的人才队伍。当“风口”来临时，它并不担心产业的快速发展没有充足的“能源供 应”。
其他西方国家的人才规模同样不小。英国拥有超过14万的AI人才，加拿大则有8万以上。保守估计，法国和澳大利亚也都达到了5万人以上的规模。另外，在技术领域起步较早的印度也保有超过15万的AI人才，成为位列美国之后的第二大人才储备国。
中国的处境相较起来则略微有些尷尬。这里的AI更多是因为“投资风口”才进入大众视野的，因此目前相关人才规模只有5万左右，位列全球第七，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极速发展的互联网产业相比不太协调。虽然国务院在7月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已经提到，加快推进学科建设以培养更多的AI人才，但显然，从落实到最后产出成果，这中间还会经历一段不短的过程。
当AI走出狭窄的实验室，开始被更多富有前瞻性的公司纳入商用范畴时，对人才的需求也开始激增。2014年，通过领英平台发布的AI职位数量只有5万，这个数值到2016年变成了44万，短短3年间增长了近8倍。具体到各大细分领域可以发现，当前AI基础层人才相较技术层和应用层而言，呈现出了更为显著的人才缺口，尤其是在算法、机器学习、GPU和智能芯片等方面。
国内外顶尖高校是AI人才最为重要的供应方，但也是商业公司在人才方面最强而有力的竞争者。虽然中国企业往往能够提供更高的薪资待遇，但高校更为轻松自由的氛围，以及较低的工作强度对AI顶尖人才同样具有吸引力。
领英大数据显示，中国高校及研究所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仍然保持人才净流入的状态。因此对于企业来说，与高校、研究所间更好的产学研配合是最为现实的路径，这种方式也能使研究成果迅速转化成实际的商业利益。学校与公司间的资源互补，能够实现产业间各个主体的多赢。
更详细比对中国和美国的人才数据，你会发现更多有趣的信息。美国的AI人才在全国各地的分布更为均匀，除了旧金山湾区和纽约分别拥有17.2%和14.3%的人才，波士顿、华盛顿、西雅图、芝加哥、洛杉矶、亚特兰大等地AI人才的占比也在6%以上。
但中国城市间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再次在AI上得到体现。北京和上海分别拥有了34.1%和33.7%的AI人才，北上广深4座一线城市的AI人才比例更是高达83.8%，而杭州、成都、南京等“新一线城市”的数值均在5%以下。资源的不平衡分布可能带来更为严重的“虹吸效应”，导致AI人才进一步向北京和上海靠拢，对于产业的整体发展来说不能算是一个好消息。
在细分领域上，美国的AI基础层人才占比超过了7成，集中度非常高；中国在技术层和应用层上则拥有更多的人才，特别是在机器人、图像识别、精准营销和自动驾驶等领域。但中国仍然需要注重对基础层人才的培养，因为这是整个产业最为核心和根本的领域。某种程度上，基础研发实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产业发展后劲的强弱。
与此同时，中国有着10年以上从业经历的资深AI人才比例仅有38.7%，绝对值上是美国的1/30，资深人才的缺失意味着中国的AI产业仍然处于早期的摸索阶段。产业界已经注意到了这样的现象，公司们开始尝试从海外吸引人才回国，用这样的方式弭平中西方之间存在的差距。
刚好，中国对AI人才的吸引力正处于不断上升的阶段。目前14万的华人AI人才规模占到了全球AI人才总数的6.5%，然而与其他领域类似，他们也必然面临着升职的“玻璃天花板”。领英平台的数据显示，海外华人AI人才中仅有10.7%拥有总监及以上职位，而美国的这一指标高达20.6%。
一方面，是“玻璃天花板”阻碍了海外华人的顺利升职；另一方面，中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正在缩小与其他国家的差距，甚至在某些方面实现了反超。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海外人才越来越强的回流效应。
美国成为归国AI人才最重要的来源，提供了43.9%的归国人才。除此之外，来自英国和法国的“海归”分别达到了15.3%和10.5%，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为中国供应了超过7%的归国人才。
“中国高潮迭起的互联网技术创新、庞大的数据量、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大量的资本涌入，使我们对于全球人才的吸引力不断增强，这将使中国成为全球AI赛道上一个最强有力的‘赶超者’。”领英中国技术副总裁王迪说。
某种程度上，人才的去向反映了产业间的实力消长。只有更多的人才开始流入，中国才有可能在关乎未来的AI领域实现弯道超车。
事实上，百度收获颇丰。
在“魏则西事件”引发的不利舆论氛围下，它正尝试通过技术研发改善自身形象和投资者关系。今年6月底，京东的市值曾直逼百度，观察者们开始讨论JAT是否会取代BAT的话题；但AI的故事得到了投资者的认可，百度的股价在7月飙升近27%，将与京东8亿美元的差距拉大到146亿美元，百度暂时站稳了脚跟。
大多数技术都不可能在诞生之初就受到认可，它的发展总会经历一些反复，随后在接近成熟时则被蜂拥而至的资本和舆论推动加快进程。眼下，AI就面临着这样的状况。它在公众的视野下仍然是一个新兴且充满想象力的领域，但其实它的发展已有一段时间，被认为是一块已经达到高度文明的新大陆。
领英于7月公布的《全球AI领域人才报告》也印证了这一点。截至2017年第一季度，领英平台上的全球AI领域技术人才数量已经超过190万。美国仍然是人才储备的“大户”，规模达到了85万，其中有10年以上从业经历的AI人员比例为全球最高，达到了71.5%，高于65.4%的全球平均水平。
对于美国技术界来讲，这是一个足以让其高枕无忧的消息。当对AI人才的需求不断上升时，自己已经拥有数量庞大且经验丰富的人才队伍。当“风口”来临时，它并不担心产业的快速发展没有充足的“能源供 应”。
其他西方国家的人才规模同样不小。英国拥有超过14万的AI人才，加拿大则有8万以上。保守估计，法国和澳大利亚也都达到了5万人以上的规模。另外，在技术领域起步较早的印度也保有超过15万的AI人才，成为位列美国之后的第二大人才储备国。
中国的处境相较起来则略微有些尷尬。这里的AI更多是因为“投资风口”才进入大众视野的，因此目前相关人才规模只有5万左右，位列全球第七，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极速发展的互联网产业相比不太协调。虽然国务院在7月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已经提到，加快推进学科建设以培养更多的AI人才，但显然，从落实到最后产出成果，这中间还会经历一段不短的过程。
当AI走出狭窄的实验室，开始被更多富有前瞻性的公司纳入商用范畴时，对人才的需求也开始激增。2014年，通过领英平台发布的AI职位数量只有5万，这个数值到2016年变成了44万，短短3年间增长了近8倍。具体到各大细分领域可以发现，当前AI基础层人才相较技术层和应用层而言，呈现出了更为显著的人才缺口，尤其是在算法、机器学习、GPU和智能芯片等方面。
国内外顶尖高校是AI人才最为重要的供应方，但也是商业公司在人才方面最强而有力的竞争者。虽然中国企业往往能够提供更高的薪资待遇，但高校更为轻松自由的氛围，以及较低的工作强度对AI顶尖人才同样具有吸引力。
领英大数据显示，中国高校及研究所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仍然保持人才净流入的状态。因此对于企业来说，与高校、研究所间更好的产学研配合是最为现实的路径，这种方式也能使研究成果迅速转化成实际的商业利益。学校与公司间的资源互补，能够实现产业间各个主体的多赢。
更详细比对中国和美国的人才数据，你会发现更多有趣的信息。美国的AI人才在全国各地的分布更为均匀，除了旧金山湾区和纽约分别拥有17.2%和14.3%的人才，波士顿、华盛顿、西雅图、芝加哥、洛杉矶、亚特兰大等地AI人才的占比也在6%以上。
但中国城市间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再次在AI上得到体现。北京和上海分别拥有了34.1%和33.7%的AI人才，北上广深4座一线城市的AI人才比例更是高达83.8%，而杭州、成都、南京等“新一线城市”的数值均在5%以下。资源的不平衡分布可能带来更为严重的“虹吸效应”，导致AI人才进一步向北京和上海靠拢，对于产业的整体发展来说不能算是一个好消息。
在细分领域上，美国的AI基础层人才占比超过了7成，集中度非常高；中国在技术层和应用层上则拥有更多的人才，特别是在机器人、图像识别、精准营销和自动驾驶等领域。但中国仍然需要注重对基础层人才的培养，因为这是整个产业最为核心和根本的领域。某种程度上，基础研发实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产业发展后劲的强弱。
与此同时，中国有着10年以上从业经历的资深AI人才比例仅有38.7%，绝对值上是美国的1/30，资深人才的缺失意味着中国的AI产业仍然处于早期的摸索阶段。产业界已经注意到了这样的现象，公司们开始尝试从海外吸引人才回国，用这样的方式弭平中西方之间存在的差距。
刚好，中国对AI人才的吸引力正处于不断上升的阶段。目前14万的华人AI人才规模占到了全球AI人才总数的6.5%，然而与其他领域类似，他们也必然面临着升职的“玻璃天花板”。领英平台的数据显示，海外华人AI人才中仅有10.7%拥有总监及以上职位，而美国的这一指标高达20.6%。
一方面，是“玻璃天花板”阻碍了海外华人的顺利升职；另一方面，中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正在缩小与其他国家的差距，甚至在某些方面实现了反超。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海外人才越来越强的回流效应。
美国成为归国AI人才最重要的来源，提供了43.9%的归国人才。除此之外，来自英国和法国的“海归”分别达到了15.3%和10.5%，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为中国供应了超过7%的归国人才。
“中国高潮迭起的互联网技术创新、庞大的数据量、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大量的资本涌入，使我们对于全球人才的吸引力不断增强，这将使中国成为全球AI赛道上一个最强有力的‘赶超者’。”领英中国技术副总裁王迪说。
某种程度上，人才的去向反映了产业间的实力消长。只有更多的人才开始流入，中国才有可能在关乎未来的AI领域实现弯道超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