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很多粉丝，但我是褚时健的粉丝，他不仅是云南人的骄傲，更是我们这些企业家的骄傲。所以，我每次来不能说是看望他，应该说，每次都是带着崇敬的心情来取经的。他一年创造300亿元税利的时候，万科的经营规模才30亿元，差距非常大；我们前年才缴了300亿元的税，而褚厂长在二十年前就达到这个数字了，那还是二十年前的300亿元。所以，在褚厂长面前，我只是前来学习的后辈，他一直给我非常强烈的内心触动。
　　十年前，我第一次到哀牢山。我见到他的时候，老人家戴着一顶破草帽，衣服的圓领还是破的，比现在穿得还旧。我很好奇，就问他道：“您前后做的事情差别太大了，我相信您能搞成，但有一点不明白，既然种橙子，为什么不引进国际上更好的橙苗，而是从湖南引进种苗呢？”
　　他就给我讲道理，说哀牢山的土壤怎么样、气候怎么样，说：“我一定种得比他们好。”之后大谈挂果之后是什么情况，又说这种橙子怎么怎么好。我就问他挂果要多长时间，他说要六年。我当时一盘算，六年之后他就80多岁了，一个70多岁的老人创业，大谈80多岁以后的场面，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啊！
　　而我对自己晚年的安排，和他的境界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发自内心地佩服他。在和褚厂长接触的过程中，你就能理解，他为什么能在当年把企业搞得那么成功，绝不是因为政策、特许经营，或者偶然。
　　那次之后，我们经常通电话。十年后，大家都看到了，褚橙已经很有名了。
　　通常来说，我和褚厂长会被当作同一时代的企业家。我们都创过业。我于1983年到深圳，1984年创建万科，这些我记得很清楚。创业时，我在万科办公室的地板上写了两行字，第一句引用肯尼迪就职演说中的话，“不要问社会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社会做什么”；第二句是巴顿将军讲的，“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看这个人站在顶峰的时候，而是看这个人从顶峰上跌落低谷之后的反弹力”。
　　我到深圳以后，有低谷，有反弹，有很多曲折，但再怎么也不像褚厂长那么曲折，所以，我那一次非常感慨：褚厂长已经70多岁了，还在展望六年之后的漫山遍野，所以用巴顿将军的话来衡量褚厂长是再恰当不过了。
　　（摘自《褚时健：企业家中的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