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铁男“接受调查”后第三天，罗昌平走在大街上，瞥见身边有人用手机搜索关键词“罗昌平 刘铁男”，“换在平时，看到路边有人拿着本《财经》，会欣慰，但是现在，竟然是麻木。”和半年前刚发出举报微博时一样，面对线上线下的追问，罗昌平关机回避，“但日子照常”。
　　那天的情境有些梦幻。2012年12月6日早晨，罗昌平吃完早饭坐在桌前，整理一年来采访所得。那是与徐非（化名）的来往邮件和材料，徐自称刘铁男情妇。罗昌平梳理出3条关键内容。
　　像在河边戏耍的孩童，突然把手里的石头丢入水中，毫无征兆的灵光一闪，他决定把3条内容丢上微博。
　　打开3个微博窗口，把3条内容逐一填入发布栏内，凑近了认真读一遍，连按3个“发布”。3条微博定格在同一时刻：11：01。
　　罗昌平丢入的这块石头激起千层浪，一直起伏至今。5月12日，正在中欧EMBA课堂上的罗昌平从网上看到了“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被查”的消息，第一反应竟是：“下午的考试完了！”他截了图在自己微博上发出这一消息，像是一个交代。巧合的是，发布时间也是11：01。半年里，罗昌平被这样不经意的巧合围困着。
　　一个月前，他编著的《高官反腐录》一书出版，汇集了他从事反腐报道13年来120位高官的贪腐样本。刘铁男当属第121个样本，却没赶上记入其中。那是罗昌平反腐的新一页，这位 80后副主编将其利用新媒体“实名举报”称为“一次试验”。

职业惯性

　　这本不是《财经》的独家新闻。
　　2011年夏天，羅昌平在网上查询发改委资料时无意中发现了徐非的新浪微博，一条条控诉沉静地躺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一隅，并不为人关注。
　　内容指涉时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罗昌平产生了兴趣。进一步了解发现，涉及的经济案件已经有媒体零星报道。他与徐非取得联系，并顺手把掌握的内容给了同事张鹭。
　　线索在张鹭手中沉睡了几个月，“我忙完别的事，昌平问起这事能不能做，我才仔细看材料。”这之前，徐非也找过其他媒体，但被忽略。
　　看完材料后，张鹭觉得如果线人愿意配合，应该可以做。他开始联系徐非，“她比较谨慎，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没有透露任何她的个人信息，不知道她干嘛的。我只能猜测。”
　　徐非陆续提供加拿大的诉讼材料。“但是很零散，不全。我外语不好，又把曲艳丽拉进来。”曲有律师事务所工作经历，她上加拿大BC省政府网站，付费下载到相关案件司法材料。
　　在《财经》这个“项目制”团队中，罗昌平带领3名来自不同部门的记者开始了一个常规工作流程。一个月后《中国式收购》与《倪日涛沉浮》见刊。
　　“报道完后，公众影响几乎没有，媒体行业内也没有，但是在发改委和能源系统影响非常大，虽然没点刘铁男的名字，但是我们点了他老婆郭静华和他儿子刘德成的名字。”
　　报道出街不久，当时的国家能源局政策法规司司长登门《财经》杂志办公室，未就报道事实讨论，而是“希望不要再跟了，在网上尽量消除影响”。最后两篇稿件在财经网上以收费阅读方式发布，但是iPad和iPhone上没改。
　　罗昌平以为，事情至此算了结了，一个项目的工作程序也宣告结束。
　　但是随后，国家能源局有人辗转给他托话，“我也接到一个电话，点到为止地说到我家人的情况。”做反腐报道十多年，被要挟恐吓的事对罗昌平并不陌生，“我不认为这样就算威胁，但我最讨厌跟家人挂钩。”被暗中调查的还有领衔采访写稿的张鹭。
　　职业习惯，或是“反侦查”的自我保护，罗昌平开始留意刘铁男的消息，也偶尔从行业内打听他的名声，“刘的口碑非常恶劣，行业内都没什么人说他好。考量一个人，一是公众评价，另外是身边人或行业内评价。有时候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但刘是一致的不好。我想如果有机会，我还会监督他，不会碍于他的高级别，但没想到举报这种事情。”
　　进入2012年，新一年最大的政治是十八大。
　　罗昌平思量，刘铁男的事在杂志版面登两次，分量是不够的，何况加拿大的案子僵持着，没有事实增量。但他保持与采访对象联络，“因为线索是我发现的，报道完后他们也会给我反馈。他们一直给我提供加拿大跟刘有关的报道和细节。虽然没做跟进，但我能掌握。”
　　这年夏天，张鹭被调查部门约谈报道采访过程，他由此获悉刘铁男一事已立案。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2012年5月，部分发改委退休高官联名签署对刘铁男涉嫌贪腐的举报信，这封信直抵中纪委。这成为罗昌平实名举报前风险评估的主要参考。
　　退休高官将《财经》的报道作为举报的重要依据。4月，罗昌平已得到高官举报的消息。他们托人向罗要进一步证据，出于“避免卷入利益漩涡”的考虑，罗昌平拒绝了。
　　也是在这个夏天，原先仅是微信和邮件联系的徐非从加拿大给罗昌平打了一个长达三四小时的越洋电话，“手机都发烫了。”
　　电话中，徐非说她是刘铁男的情妇，遭到刘铁男和倪日涛联手打压。“那次我对刘有了更生动的了解。”罗昌平让徐非补充材料。事后又通过几次电话，“但是电话少，因为两地时差，所以改用邮件。当时她在新浪微博的账号也已被销号。”
　　虽然表明了身份，徐非提供材料仍有保留，“事情跟进耗了将近一年，直到正式举报前几天，才拿到她和刘两人的合影。”
　　罗昌平基本能确认她的身份了，“她提供了刘在日本、她在加拿大时，两人的通话记录，每个月的电话费是几十万日元。他们俩更早在日本认识。后来是刘铁男寄给她的一些明信片，反映的信息有限，普通朋友也会寄；然后我又让她提供她在北京的开房记录，哪个宾馆，哪个时间段……更重要的是学历的问题，我举报的时候，也觉得学历不是特别重要，因为这不可能把一个高官撂倒，但是这成为连接他们俩的重要证据，所以不能忽略。” 　　随后罗昌平获得一次去日本的机会，他甚至到刘铁男的学校进一步求证，证实事情大体存在，并确认了两人关系，还看到了刘铁男当年给徐非推荐工作的信函，“这些都是在举报前一个月拿到的。”
　　最重要的是经济往来。为罗昌平提供材料的，除徐非之外，还有一位李姓关联人。刘铁男儿子刘德成的银行汇款凭证，是通过徐非和另一位财务人员提供的，“加起来有几十万。走账的银行和时间都不一样，名目也不一样，这算是比较确凿的证据。”
　　证据越来越多，越来越确实，罗昌平想的依然是做一篇和《公共裙带》或者《连氏无间道》那样一锤定音的稿子。“这是职业习惯，每年我都会在平时的报道中积累更进一步的材料，形成一两篇这样的报道，其他记者可能疲于应付日常报道，但我有的是时间慢慢琢磨。”

个人行为

　　2012年下半年，网络上媒体人举报掀起风浪，罗昌平一边冷眼旁观这虚张声势的闹剧，一边开始把自己换位到举报人的位置。“之前媒体人的举报行为，实在是不好说。我想能否在现有的法律法规和职业规范约束内，做个职业新闻人的尝试。此外，当纸媒穷尽力量时，新媒体能否做合理尝试？”在证据确凿的基础上，罗昌平甚至有些狂妄地想以身试探新政的反腐决心。
　　就着手头掌握的信息，如果他也撒一把野微博实名举报，他想到最可能的结果是：举报内容很快被删除，那意味着得罪了一个人，却毫无效果和反击之力，“这毕竟是被举报官员中级别最大的。”
　　对于实名举报，罗昌平是有失败教训的。
　　2011年，他从小生活的小镇里，因为矿山开挖，山体塌陷，水域污染。他写了一封实名举报镇党委书记的信，托朋友转交湖南省省委书记的秘书。信交出后没多久，被举报的镇党委书记拿着他写的举报信找到他父亲。好在他沒有死磕，镇党委书记除了对他父亲时有侧目，也别无伤害。
　　这让罗昌平对正常程序举报不再抱幻想。但是新媒体的诱惑、时机的对位，以及利益集团内部斗争，加上心里那点个人英雄主义的召唤，让他对微博举报充满念想。
　　“决定做这事那天很偶然。我没想过究竟什么时候来做这个尝试。”凭自己的经验，他认为“发微博上午是一个时机，下午一般都是比较低落的，晚上审查会少一点。”
　　那个周四，发完3条举报微博后，他没事人一样去办公室赶着吃中饭，开会。
　　罗昌平事后才仔细分析自己选的这个时间点：“网络反腐已经到了一个点。大时间上，十八大后有个井喷机会，应该利用。两会前也是个机会。我的想法是：十八大之后大盘子定了，环境肯定会宽松，但我不能等到两会后，国务院班子定了，我去顶一个已经定了的名单，那我肯定是找死。”他觉得此时正是大家都看不清的时候，自嘲“搅屎棍”。
　　微博发出后收到的第一个反馈是老板的短信：“昌平啊：务必要克制啊。”“两个啊，还打错一个标点，完全不是他的风格，他是个任何场合都非常淡定的人。”罗昌平回复：我接下来会低调处理。
　　基于其老板与有关部门领导的关系，外界多猜测他是“奉旨举报”。罗昌平对此不作回应，丢完这块石头，他就跑到一边专心欣赏起涟漪来。
　　紧随大老板之后，直接领导也发来慰问电，下午3点他准时参加杂志社选题会。会上领导跟他说起：“你这个事情太突然了。”仅此而已。
　　会后，罗昌平到长安街边一家酒店见同事陈晓舒。陈晓舒当日参加秋拍会，遇见罗的朋友，打电话把他喊来。“他说来就来了，到了之后就心不在焉起来，好像听不到我们说话，心里有事的样子。”陈晓舒并不知道他之前做了什么，倒是他的朋友惊诧起来：“发生这么大事，你还悠哉悠哉的！”
　　另一位领导心急火燎电话：“赶紧回办公室给我汇报这事。”罗昌平推脱：“我现在有事，脱不了身。”其实他心里想：“面对面汇报多尴尬啊！我编任何动机，都没法说服别人，我连我自己都说服不了。”
　　领导在电话中问他：“你的东西实不实？”“我做调查这么久，肯定是实的。”
　　“你的证据扎实，那就好。”领导没有再表态。事后这位领导回忆：“昌平这事太大了，这么大的事情之前也没跟我们商量。”然后有人回应他：“跟你商量还有机会吗？”
　　电话越来越多，罗昌平关了手机，用一个仅与家人联系的备用号。他没有和朋友一起吃饭，也没有赶赴《财经》年会后的那场庆功晚宴，而是坐着地铁回家买菜做饭，晚饭后照常散步。
　　关机前，他还接到《新京报》记者钟晶晶的电话。钟是在看到他的微博举报后，试图电话采访国家能源局。她向罗转述国家能源局的回应：“说你的举报是诬告，要报警。”她问罗：这些发出来会不会对你不好？罗很专业地说：“那是你们的自由，我也不能说什么。能源局有个表态也是好事。”
　　这一回应此后被证实是当时远在俄罗斯的刘铁男电话授意的。此时罗昌平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微博被删，他被免职。当晚，他把一位同事和一位领导的电话给了妻子，甚至做好了安元鼎报道之后那样被夜半敲门的准备。
　　第二日《新京报》的报道，改变了尴尬局势。“整个事件先是个人行为，然后终于有机构回应了，而且有平面媒体跟进了，意味着这是一个新闻，之前只是个人发帖。”事情发生根本性逆转，网友一边倒地开始谴责国家能源局。
　　一夜无梦，第二天早上罗昌平把高尔泰写在洪毅然画上的诗句引上微博：“闲却经纶手，高楼绘竹枝。先生画外意，难话亦难诗。”
　　打开手机收到老板前一日发来的3条约饭短信。“本打算哪都不去，就窝在家里。但是老板要见面，就去了。”这才算原原本本跟老板交代了来龙去脉。同时他庆幸，发微博当日国家领导人携刘铁男出访俄罗斯，虽纯属巧合，却无意中让他的微博存活下来，事后各方都进入静观其变状态。
　　有人提醒罗昌平，刘铁男落选十八大常委候补委员，之后落选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正忙着为来年的全国两会到二十多个省拜票，他的这一击很可能把刘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至此，那个玩石头的孩子才长出政治触角顿悟过来：“回头看，这些误打误撞的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渐入谷底

　　在网络的众声喧哗中过了一个周末，罗昌平才接到有关调查部门约见。他发了一条微博，委托斯伟江和浦志强为律师，希望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举报。
　　有点赴刑场前最后交代的感觉，他到了调查部门。大概是有些慌张，他带走了妻子的钥匙，笔录中途工作人员不得不给他送钥匙。
　　姓名、年龄、身份证……尤其是最后签名按手印，一系列个人信息吞噬了那一点点媒体人意识。
　　最后调查部门列了一个清单，让他回去补充材料，最重要的一点，是让他劝说徐非回国协助调查。一周后，罗昌平做到了。调查部门给徐非买了从加拿大到北京的双飞机票。
　　大洋彼岸的徐非对他的举报大为惊讶，但表示了支持，同时依然寄望于杂志能刊发。徐非回国后，调查部门对其连夜做了笔录。临了却出现疏忽，疲劳的问讯双方都忘记了签字这最后环节。晚上徐非回到酒店，加拿大的丈夫在电话中提醒她，这事会不会成为你今后的污点，会不会影响你今后的人生？
　　徐非懵了。一个不眠之夜后，她拒绝签字。调查部门再度找到罗昌平，让他劝徐非签字。罗几次劝说都未成功。“除了我提供的大多数材料之外，她还替刘收了一笔现金，这笔钱是可以认定为受贿的。之前她所提供的材料都是指向刘铁男，或他的妻儿，而这事和她自己有关。如果她签了字，马上可以把刘铁男拿下来。但是她没签。”
　　罗昌平也从调查部门获知，徐非在其中有重大利益。徐回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调查部门的证明，以保全自己在加拿大的资产，她不愿自己卷入事件中。

　　调查就此僵持。举报后的罗昌平成了证据中转站，找他提供证据的人越来越多，他再把这些未经核实的证据提供给调查部门，“全国大概有上百名调查人员在做这事。”罗昌平中欧EMBA班里，很多同学的企业也有人去调查。同学中不止10个找过罗昌平，“说他们当时有些投资上亿的项目，都卡在刘铁男这里，最后都黄了，投资也打了水漂。”
　　调查人员告诉罗昌平，他刚刚举报后，刘铁男在从俄罗斯回国的专机上写了一份质证材料，对他举报的内容全部否认。
　　新媒体的残酷在于转瞬即逝。热闹过后，结果迟迟不出，那些原先为他爆料的网友渐渐销声匿迹，甚至在他要补充材料时躲着他。“他们看我搞不定，就躲得越来越远，电话不接，邮件不回。”人人都怕事情发生逆转，过早暴露的行迹会给自己带来不可预料的麻烦。
　　“案件本身已经留了足够的时间给当事人串供也好，准备后路也好。调查部门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光明正大的案子，把东西都撂到台面上，他们还怎么调查？所有原来给他送过钱的，都已经跟他撇得一清二楚。甚至有的已经跑到国外避风头去了，我估计后来看着没什么声息又慢慢回来了。”
　　2012年最后一天，罗昌平在斯里兰卡，他发微博祈愿：“希望在两个时间窗口上能有正式答复：春节之前、两会之前。”但这两个时间点他都没等来答复。
　　1月30日，他有些等不及了，又发了一条：有关部门已经正式对我的举报立案调查。“这个信息本身是没错的。对我举报的内容立案调查是一回事，对刘铁男个人立案调查是另一回事。”
　　这条微博有些一厢情愿，当晚《新闻联播》给他沉重回击：播出了一天前刘铁男随国家领导人视察的镜头。
　　情势举步不前已把罗昌平变得灰头土脸。父亲得癌症的消息给了他当头棒喝。整个春节到3月，所有事情对这位一贯游刃有余的调查记者都变得艰难沮丧。医生告诉罗昌平，他父亲的时间进入倒计时。得到这个信息，罗昌平坐在医院里哭了一场。回家路上，车开不了了，停在路边又哭了一场。
　　他父亲一直等着过年到北京看他时顺带看病，最初是舌根溃疡，后来就变成了舌癌。年底，父母一同到来，但是检查结果他只能一人扛。“我不能告诉我爸，不能告诉我妈、我姐，任何人都不能告诉，全憋在心里。”
　　手术，排很长的队，要等。时不时，调查部门电话打来，要求补充材料。不耐烦时，罗昌平就冲着这些电话生气，甚至直接挂电话。很自然地，他觉得举报这事跟自己已经没关系了，“他们处理不处理，查不查都跟我没关系，给我爸看病才是最重要的。”
　　他看着父亲一天天衰败下去。大年初三，罗昌平扛不住了，给二姐打电话，二姐飞到北京陪父亲。手术一直拖到农历初十才轮到，“很多事，借钱啊，红包啊。”
　　直到最近，罗昌平才在朋友圈内发了一张他与父亲的合影。那是动手术前的最后一张照片。“我估计我爸现在也不可能再跟我拍照片了。因为手术已经把他变得面目全非。”
　　这段时间里，刘铁男偶尔还会在媒体上亮相，“完全是对我的嘲弄。”罗昌平对徐非也很生气，他把她的微信都删了。“当时她只要签了字，或者事后任何时候补签字，在国外签了寄回来，都是可以的。我的情绪那段时间波动很大。我之前不知道她有那么大的利益在里面。”
　　网络里，除了偶尔的关心，从不停止的是调侃。“有些大V也拿我这事戏谑。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事对我会有怎样的伤害。也没有一两家媒体同行来听我讲，像我对徐非那一年多的观察一样，以后可以找机会爆出来。没有。”
　　有人甚至对他的出国冷言称“出逃国外”。之前一直不知情的家人看到他微博里这样的留言，无端担心起来。
　　新华网发布刘铁男被调查消息前4天，在EMBA课堂上分享时，有同学最后问起刘铁男。罗昌平回答说，这事很可能是不了了之，“长远上我乐观，短期内我悲观。”
　　之前的分享罗都不讲，“我不想给班上的同学一种很轴、很危险的印象。因为他们都是经商的，商人都怕這。”父亲生病后，罗昌平的想法有了变化：我不希望刘铁男被立案调查。我希望大概给他一个党纪处分，他明年60岁了，就这么退休是最好的方式。我跟他无冤无仇，如果他被立案调查，他的仇恨心理就更重。我料想，如果有风险，可能不是在最近5年，大概是5到10年或者更长时间，是没办法预料的，我不希望把事做绝，点到为止就行了。 　　老天总用现实教育人。就在罗昌平变得柔和时，突然迎来了这不期然的柳暗花明。他想起《盗梦空间》里那句话：“反正做梦，那就做大一点。”

缺位的举报人制度
　　——对话罗昌平

　　本刊记者 赵佳月 发自北京
　　两年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材料显示，在那些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律师斯伟江的当事人在山西忻州举报，“手里也有材料，但最后倒过来被打击报复，坐牢9年半。”
　　罗昌平网路实名举报是个案，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能再有如此“巧合”的第二回。斯伟江的意见是：“我国没有完善的举报人制度。最多是一些宣言式的保护举报人的法条，说到制度，都必须有具体的操作机制，这个没有。
　　人物周刊：经过这半年的试验，你对举报人制度得出什么结论？
　　罗昌平：就是缺乏对举报人安全的预防性措施。无非是你出了事，我事后怎么样。我们一步步推举报人制度，比如说国外有的地方是这么做的：举报以后，一个是对事实本身进行核实，另外对你的风险要进行评估，要有一个风险评估机制。根据评估，对不同人采取不同级别的相应保护，至少适当要给对方一些交代。
　　对于明确出现了打击报复的行为，应该有一个干预机制，比如说我当时举报完以后，就有表态说你是造谣，要报警，媒体报道了这事，但是也没有谁干预，或者是说他干预了我也不知道。记得当时中纪委说鼓励大家实名举报，结果我的微博就被封了。中间出现过两次微博禁言。
　　还有另外一条就是信息的保密，回过头来看我老家的事，我一个实名举报，最后信息回到当事人手里了。信息保密我们做得太糟糕了。我记得曾有人建议过，应该对举报的事有一个编号。你举报一件事情就可以有一个编号。这个编号只给举报人就行了，必要的事情就进行加密，类似这样的信息保护，我觉得非常重要。
　　还有是打击报复出现以后，谁追查过？安徽有人举报了，查实了，纪委说给他奖励，但他就不敢去领。
　　人物周刊：举报人制度的完善更利于反腐吗？
　　罗昌平：举报人制度好一点，对他们反腐工作是有更大的好处的。我说权力有双重的隐蔽性，有权力的人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是躲藏的，喜欢密室政治；没有权力的人，也躲着权力阶层，不想去惹事。我做这事就是释放一个信号，任何一个人不需要去怕官员，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透明化。
　　人物周刊：你实名举报，到中纪委举报，会像我们报案一样，有回执这样一个很确切的东西吗？
　　罗昌平：没有，现在很多时候都没有，到现在我也没有收到回执。我估计是不是他结案的时候，会给我一个，或者说他根本就不回执，他就通过新华网发了一个信息，就觉得给了你一个答复，一个公众的答复。
　　我更希望的不是纪委，不是党内反腐，而是制度化反腐。匿名也好，实名也好，举报应该都是有一个备案和编号，事后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去查。但我们向中纪委举报，你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他可以不了了之，也可以在哪一天把它发出来。就是应该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在一个法治环境里，这些信息有加密，进入一个规定的平台，统一的举报平台，或者一个腐败信息平台，然后通过不同层级的加密就行。
　　人物周刊：舉报之初，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的回应对你来说构成威胁吗？
　　罗昌平：我不认为那是威胁。但我保留在司法机关有了查处结果后，对其诉讼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