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主流媒体报道:活跃在中国境内的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介入中国经济决策。有关中国的经济主权受到侵蚀的话题越来越引起关注。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在华的境外利益集团无拘无束，为所欲为，应实施有效制约。（见2008年5月6日《望》）对于外国利益集团的游说，国人当然要提高警惕，这另当别论。
　　人们记忆犹新，在中共十七大前夕，美国前商务部长埃文斯、原国务卿基辛格、美华盛顿州前州长骆家辉等美国政坛人士纷纷涌进北京进行“游说”。据悉是以争取中国更多地对外资开放为目标，向制订未来五年中国对外政策的领导人进行“游说”。
　　媒体的消息告诉人们，包括欧美政坛、商界人士在内对中共十七大及其以来出台的政策十分关注。而关注焦点之一他们也直言不讳:争取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同时，力图对中国出台的政策制订进行影响。其实，扩大开放是中国一项基本国策和既定方针。但境外集团多方地持久地对中国政策进行“游说”，从一个侧面折射中国对外开放对美国、对世界经济产生的重大影响。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游说”的方式是他们拿手本领。
　　应该说，美国及西方是一个“游说”很盛行的地区。“游说”事实上已成了美国及西方社会政坛人士、国会议员乃至各界名人的公关手段，不但见诸在国会讨论前中后，见诸欧美各国的对外政策实施，更见诸欧美各国的选战。或许由于“游说”成习成风，美国就冒出了“游说行业”。统计显示，自1998年以来，43%离职国会议员经过一年的法定回避期之后，都进入“游说”行业，成了说客。目前美国华盛顿K街游说雇用了240多名前国会议员，2000多名前任政府官员。从2000年到2007年，活跃在游说业的人员数量翻了一翻。
　　其实，“游说”不是欧美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游说”就十分盛行，作为一种公关手段，“游说”历久不衰。问题不在于“游说”这种形式，而在于“游说”的具体内容及目的，就是为什么进行“游说”，为谁进行“游说”。对于时下中国而言，跨出国门进行“游说”也是有益的探索。就以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2007年11月8日召回了420万件自中国出口的彩珠拼图玩具一事分析。召回原因是儿童在吞食彩珠后，产品中所含的化学物质成分对其造成了伤害。中国相关机构初步调查结果表明，这款玩具是由树脂材料经软化注塑制成，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选用“1，4-丁二醇”作为软化剂。“1，4-丁二醇”具有毒性，但目前国际上有关玩具产品的化学安全标准中并无对“1，4-丁二醇”含量的限量要求（见新华网2007年11月11日电），这就需要进行面对面的沟通，达成共识。
　　全球关注的日本饺子事件，也是中日双方进行面对面沟通的过程。纵观近来国际某些焦点事件而言，需要中方主动出击，与相关国家进行斡旋。前段时间，CNN主播卡弗蒂的辱华评论又一次引发了中国人的义愤。卡弗蒂说中国人是“一群50年不变的呆子和暴徒”， “中国产品是垃圾”。令人费解的是，面对如此赤裸裸的辱华事件，除了国人义愤填膺之外，美国社会似乎鲜见斥责声。这就告诉人们， CNN的宣传在美国社会已出现负面效应，这个负面效应根源在何处？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随着中国的崛起，与西方模式迥异的“中国模式”正在挑战西方自由民主价值体系的权威地位，这使得西方国家本能地对中国充满不安和排斥心理。于是，它们一方面有赖于同中国的合作，一方面又不得不寻找种种机会遏制中国的崛起，或者至少使中国按照不损害它们利益的方式崛起。可见加强向外国进行游说十分重要。这个沟通过程其实也是进行“游说”的过程。
　　问题在于，在很长时间内，国人往往对“游说”避嫌，担心被人家扯上“说客”，担心不务正业。其实，出于正当的理由，出于正义的事业，在国际事务、在双边事务中，主动“游说”又有何妨。这种恰到好处的“游说”，换来的效果往往是明显的。面对误解、面对谣传，不主动进行澄清反倒误事。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主动走出去进行一番有理有据的“游说”，何尝不是一桩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