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读医科大学时，有许多人对我们说：在美国地位最高的是医生和律师，他们收入颇丰，受人尊敬。那时，我们认为自己将要从事的这个职业，将来在社会上也将前景大好。
但这个局面从上世纪90年代起，显然已经受到社会价值的冲击，开始发生变化。医疗的困境，几乎全世界每个国家都会有。横在医生和病人之间的那堵墙，它隔膜着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温情地带，也销蚀着医生的从业热情和安全感。
美国医生的选择
在美国做科研时，我的老板是个犹太人。他有个好玩的姓——Poncz，谐音和中国话的“胖子”相似，我们于是都叫他“胖子”，他也欣然接受了我们表达幽默的方式。于是，我们赫然在实验室手册上用中文写上5个大字：“胖子实验室”。
看得出，胖子很以他的实验室为荣。胖子是位血液内科医生，他的教育背景可以说是正牌出身，一路名校，一路辉煌。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简称宾大）念完本科之后，他读的是多年来一直排列靠前的医学院：宾大医学院。但是，我发现在他40多岁时，却开始把更多的时间放到了实验室。每个星期他只有一两个上午，戴着领带衣冠整齐地去看门诊。其余时间，则是穿着沧桑的牛仔裤，后袋里插着钳子之类的工具在实验室转悠，询问伙计们的试验结果，当然大部分话题是关于DNA和RHA。
我们问过胖子，为什么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科研上。他摸着为数不多的头发，颇感苦恼地说：你知道吗？现在在美国做医生很难，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很难处理，医生的压力确实很大，我得随时准备好——找律师。“其实我很喜欢做医生，我父母当初从以色列的大屠杀逃来美国，艰难求生，多么希望我日后能做个体面的、受人尊敬的医生。”他无奈地双手一摊，表述着渐渐远离他的医生梦。
不光是胖子一个人，同系的几个胖子的好哥们几乎也是一样的感慨。我们实验室对面的一个老板，也是原先历经医学生的艰难辛苦，希望自己日后能做个出色的、有地位的、受尊敬的医生。但他后来当医生后，真切地面对职业生活的一地鸡毛，然后撇出、辗转多个行业，试图找个呆着比较舒服的位置。他做过医生，去过大型制药公司，在律师事务所做过药品专利的咨询，然后又折回了医学院，一心干起了实验室科研。原因也是——他觉得美国的医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经常被病人告上法庭。每次聊起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他们都是一脸麻烦的表情。
一个案件引发的讨论
横在医生和病人之间的那堵墙，似乎越筑越高。进入民主社会后，作为“弱势群体”的病人，权利感开始觉醒，他们开始要求权利。在《世界人权宣言》中，这么写：“健康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对于通常方法不能解决的权利，病人开始转而诉诸法律来解决。“温暖的人情”，这一说法既在现实医疗生活中难觅踪影，也在理论上被抛到脑后。因为它不是写下的白纸黑字，它亦不能用可衡量的手段去解决现实问题。
1999年，同样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发生了一起基因治疗的诉讼案。这场诉讼案，几乎在一夜之间轰动了全美，轰动了整个世界。事情发生的当时，正是基因治疗如日中天的时候。当时，基因治疗又有“分子外科”的美称，因为这种新的治疗方法如同给病人体内出错的基因做一次分子手术。这种概念几乎可以称为生物医学在技术上的登峰造极。我后来去宾大做的就是这一“分子外科”方面的课题，也在许多场合碰到了这场诉讼案的主角——James Wilson教授。
同事指着他的背影，不无惋惜地告诉我，这位大腕的下半辈子辉煌，就这么给中断了，其实当年死的那位小孩，究竟是不是Wilson的错误，很难说清，但他一直在基因治疗的风口浪尖上，所以肯定先拿他开刀。
听说，宾夕法尼亚大学早在1993年就高薪引进了这位James Wilson教授。意在让他领导宾大基因治疗的研究，让宾大在这一热点领域引导世界潮流。此后，他果然不负众望，宾大在基因治疗领域一直走在世界前列。1999年9月，一个叫Jesse Gelsinger的18岁大学生，自愿参加了Wilson教授领导的血友病临床试验。这位小男孩患有罕见的鸟氨酸甲镁基转移酶（OTC）缺乏症。在治疗4天后，男孩出现了全身多器官功能衰竭，最终死亡。
男孩的父母一开始表示理解，但律师立即在第一时间找到Jesse的父母，志在打赢这场官司。美国国立研究院为此专门开了3天的会，彻底调查这项临床试验。
曾经意气风发的James Wilson教授和男孩的父母，在法律上成了对手，最终教授输了官司，他从此被取消了从事临床研究的权利。在好多次会议上，我常能看到这位教授的身影。从他演讲的一举一动中，我似乎还能捕捉到他曾经意气风发的片段。但现在的他，只能报道实验室结果，和他深爱的临床事业只能说再见了。
被利益熏陶的医患关系
胖子不仅用自己的经历在说明着美国医生的困境，他女儿的选择似乎也在印证着美国年轻人职业选择的趋向。胖子的小女儿成绩也很优秀，也在宾大上学，本科之后她追随当年父亲的足迹，上了宾大的医学院。但有一天，我们听胖子说，她又报了宾大著名的沃顿商学院。因为她已经感觉到了在眼下的美国，医生职业路途的艰辛和压力，而那些从沃顿商学院出来的MBA起薪10万以上轻轻松松，还一人手里好几份OFFER（职位）。即使念个IT的学位，似乎也比当医生强。在美国，医生再也不是当年那份和律师齐名的最有地位的职业了。取而代之的是，金融和IT。
在美国，似乎医生的至尊地位受到如此巨大的冲击还不够。雪上加霜的是，又一拨专门做医疗诉讼的律师，会在第一时间联系病人，劝病人打官司，不放过任何一个打赢官司给自己挣钱的机会。2004年，默克公司自愿将一个叫“万络”的消炎止痛药，从全球市场撤出。在美国出差时，我坐在出租车里，听到电台里传来的广告竟是：“如果你服过万络，来找我吧，我帮你打赢官司，你拿钱。请联系××律师事务所。”
在这样窘迫的对峙局面下，医生面临的处境是——一只脚在病房，一只脚在牢房。胖子和他的医生朋友们，似乎更愿意回到和平世界。他们穿着牛仔裤呆在清静的实验室，和那些不知道打官司的基因们安全无忧地对话，好歹能平安度过面临中年危机的岁月。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制作人在采访时说：“我最爱的是琴，你对它有多好，它就会对你有多好。这种关系比和人简单多了。”
但这个局面从上世纪90年代起，显然已经受到社会价值的冲击，开始发生变化。医疗的困境，几乎全世界每个国家都会有。横在医生和病人之间的那堵墙，它隔膜着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温情地带，也销蚀着医生的从业热情和安全感。
美国医生的选择
在美国做科研时，我的老板是个犹太人。他有个好玩的姓——Poncz，谐音和中国话的“胖子”相似，我们于是都叫他“胖子”，他也欣然接受了我们表达幽默的方式。于是，我们赫然在实验室手册上用中文写上5个大字：“胖子实验室”。
看得出，胖子很以他的实验室为荣。胖子是位血液内科医生，他的教育背景可以说是正牌出身，一路名校，一路辉煌。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简称宾大）念完本科之后，他读的是多年来一直排列靠前的医学院：宾大医学院。但是，我发现在他40多岁时，却开始把更多的时间放到了实验室。每个星期他只有一两个上午，戴着领带衣冠整齐地去看门诊。其余时间，则是穿着沧桑的牛仔裤，后袋里插着钳子之类的工具在实验室转悠，询问伙计们的试验结果，当然大部分话题是关于DNA和RHA。
我们问过胖子，为什么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科研上。他摸着为数不多的头发，颇感苦恼地说：你知道吗？现在在美国做医生很难，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很难处理，医生的压力确实很大，我得随时准备好——找律师。“其实我很喜欢做医生，我父母当初从以色列的大屠杀逃来美国，艰难求生，多么希望我日后能做个体面的、受人尊敬的医生。”他无奈地双手一摊，表述着渐渐远离他的医生梦。
不光是胖子一个人，同系的几个胖子的好哥们几乎也是一样的感慨。我们实验室对面的一个老板，也是原先历经医学生的艰难辛苦，希望自己日后能做个出色的、有地位的、受尊敬的医生。但他后来当医生后，真切地面对职业生活的一地鸡毛，然后撇出、辗转多个行业，试图找个呆着比较舒服的位置。他做过医生，去过大型制药公司，在律师事务所做过药品专利的咨询，然后又折回了医学院，一心干起了实验室科研。原因也是——他觉得美国的医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经常被病人告上法庭。每次聊起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他们都是一脸麻烦的表情。
一个案件引发的讨论
横在医生和病人之间的那堵墙，似乎越筑越高。进入民主社会后，作为“弱势群体”的病人，权利感开始觉醒，他们开始要求权利。在《世界人权宣言》中，这么写：“健康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对于通常方法不能解决的权利，病人开始转而诉诸法律来解决。“温暖的人情”，这一说法既在现实医疗生活中难觅踪影，也在理论上被抛到脑后。因为它不是写下的白纸黑字，它亦不能用可衡量的手段去解决现实问题。
1999年，同样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发生了一起基因治疗的诉讼案。这场诉讼案，几乎在一夜之间轰动了全美，轰动了整个世界。事情发生的当时，正是基因治疗如日中天的时候。当时，基因治疗又有“分子外科”的美称，因为这种新的治疗方法如同给病人体内出错的基因做一次分子手术。这种概念几乎可以称为生物医学在技术上的登峰造极。我后来去宾大做的就是这一“分子外科”方面的课题，也在许多场合碰到了这场诉讼案的主角——James Wilson教授。
同事指着他的背影，不无惋惜地告诉我，这位大腕的下半辈子辉煌，就这么给中断了，其实当年死的那位小孩，究竟是不是Wilson的错误，很难说清，但他一直在基因治疗的风口浪尖上，所以肯定先拿他开刀。
听说，宾夕法尼亚大学早在1993年就高薪引进了这位James Wilson教授。意在让他领导宾大基因治疗的研究，让宾大在这一热点领域引导世界潮流。此后，他果然不负众望，宾大在基因治疗领域一直走在世界前列。1999年9月，一个叫Jesse Gelsinger的18岁大学生，自愿参加了Wilson教授领导的血友病临床试验。这位小男孩患有罕见的鸟氨酸甲镁基转移酶（OTC）缺乏症。在治疗4天后，男孩出现了全身多器官功能衰竭，最终死亡。
男孩的父母一开始表示理解，但律师立即在第一时间找到Jesse的父母，志在打赢这场官司。美国国立研究院为此专门开了3天的会，彻底调查这项临床试验。
曾经意气风发的James Wilson教授和男孩的父母，在法律上成了对手，最终教授输了官司，他从此被取消了从事临床研究的权利。在好多次会议上，我常能看到这位教授的身影。从他演讲的一举一动中，我似乎还能捕捉到他曾经意气风发的片段。但现在的他，只能报道实验室结果，和他深爱的临床事业只能说再见了。
被利益熏陶的医患关系
胖子不仅用自己的经历在说明着美国医生的困境，他女儿的选择似乎也在印证着美国年轻人职业选择的趋向。胖子的小女儿成绩也很优秀，也在宾大上学，本科之后她追随当年父亲的足迹，上了宾大的医学院。但有一天，我们听胖子说，她又报了宾大著名的沃顿商学院。因为她已经感觉到了在眼下的美国，医生职业路途的艰辛和压力，而那些从沃顿商学院出来的MBA起薪10万以上轻轻松松，还一人手里好几份OFFER（职位）。即使念个IT的学位，似乎也比当医生强。在美国，医生再也不是当年那份和律师齐名的最有地位的职业了。取而代之的是，金融和IT。
在美国，似乎医生的至尊地位受到如此巨大的冲击还不够。雪上加霜的是，又一拨专门做医疗诉讼的律师，会在第一时间联系病人，劝病人打官司，不放过任何一个打赢官司给自己挣钱的机会。2004年，默克公司自愿将一个叫“万络”的消炎止痛药，从全球市场撤出。在美国出差时，我坐在出租车里，听到电台里传来的广告竟是：“如果你服过万络，来找我吧，我帮你打赢官司，你拿钱。请联系××律师事务所。”
在这样窘迫的对峙局面下，医生面临的处境是——一只脚在病房，一只脚在牢房。胖子和他的医生朋友们，似乎更愿意回到和平世界。他们穿着牛仔裤呆在清静的实验室，和那些不知道打官司的基因们安全无忧地对话，好歹能平安度过面临中年危机的岁月。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制作人在采访时说：“我最爱的是琴，你对它有多好，它就会对你有多好。这种关系比和人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