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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烈在静安寺落入伏击网上海龙华古寺北侧，围墙高筑，哨卡林立，大门口的木板牌上刻着七个大字：“淞沪警备司令部”。1931年7月，一场会审正在高墙里进行。
会审由国民党上海市军法会审处主持，首席法官姜怀素在审问时把手中的卷宗，拿到被告面前匆匆翻了一下。那案卷封面上醒目地写着“赤匪向忠发”五个字。翻开案卷，第一页贴着两张四寸照片，一张是向忠发被捕后坐在椅子上受审时的照片，另一张则是他被枪决后血肉模糊的尸体。接着，是向忠发供词，那是用毛笔写在毛边十行纸上的。然后，是同案犯审讯笔录，内中包括黄寄慈、黄张氏、杨秀贞，陈琮英四人……
虽说岁月飞逝，已经过去61个春秋，但是85岁高龄的黄寄慈仍清晰记得那难忘的一幕。
黄寄慈是化名，他的真实姓名叫张纪恩。张纪恩，当年中共中央机要处(又称文件一处)主任。他因“赤匪向忠发”一案而被捕。向忠发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另三名同案犯之中，黄张氏乃张纪恩之妻，本名张月霞。张纪恩为她改名张越霞，她后来改嫁博古。
杨秀贞那时跟向忠发同居。有人称之为向忠发的小老婆或姘妇。张纪恩以为，称为“情妇”也许更确切些。她是向忠发一案中唯一的非中共党员。
陈琮英则是陈林之妻。陈林，乃任弼时的化名。在会审时，首席法官姜怀素向张纪恩出示向忠发案卷，特别是向忠发被枪杀的照片，其用意不言而喻，无非是要张纪恩如实坦白……
向忠发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突然被捕，曾使中共中央震惊，也曾令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狂喜。
向忠发是在1931年6月22日上午9时落入伏击网的。上海闹市中心静安寺，有一家英商开办的探勒汽车行。一位高个男子前来叫出租汽车，他刚走进汽车行，便见一群人突然向他扑来。虽说此人力气不小，无奈寡不敌众，双臂被扭，推入一辆轿车。不容分辩，他就被押入善钟路(今常熟路)巡捕房。
被捕者自称姓余名达强，但巡捕听他那浓重的湖北口音，并审视了他右手断了一节的食指，便毫不露糊地向他指明：“你是共党总书记向忠发!”
顾顺章暗中追寻向忠发
向忠发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的前身)垂涎已久的“猎物”。调查科在上海驻有特派员。早已知道中共中央机关设在上海，向忠发也在上海，无奈几度追踪均因对方迅速搬迁而扑空。不久前，一位中共要员被捕、叛变，提供了向忠发行踪的重要线索……
那位要员，便是“化广奇”，亦即顾顺章，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此人的重要，还在于他是中共特科的负责人之一。特科的前身为“特务工作处”，负责惩处内奸、叛徒及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顾顺章担任特科三种科长，三科为行动科，负责具体行动。1931年4月下旬，顾顺章从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根据地，然后取道武汉回上海。在武汉主持“铲共”工作的是25岁的警察局长蔡孟坚。顾顺章落入了他的手中，当即叛变，供出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5个秘密地址，即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住处及中央秘书处、特科机关所在处。从武汉发往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首脑徐恩曾那里的特急电报，却落在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手中。钱壮飞风风火火赶往上海报告周恩来，中共中央机关迅即转移，国民党特务晚了一步。时隔半个多世纪，蔡孟坚在台湾出版长篇回忆录《蔡孟坚传真集》时，仍扼腕而叹；“顾案关系中共命运甚大，若非共谍钱壮飞截留电报，则周恩来及潜伏上海之共党分子必一网成擒，而予中共以致命之打击，中国现代史也将由此改写!”
顾顺章毕竟深知中共机密。他供出在南京狱中化名王作林者，便是中共重要领导人恽代英，致使恽代英于4月29日中午被枪决。
顾顺章邀功心切，非要把向忠发、周恩来等抓到手不可。顾顺章向国民党特务讲述了向忠发的两大特征，一是讲一口湖北话，二是右手食指缺一节。国民党发出了对向忠发的通缉令。
顾顺章对于抓捕向忠发，显得颇有信心：一是向忠发有着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头衔，邀功时的“分量”更重；二是他掌握向忠发的习性和行踪线索。
顾顺章盯住了杨秀贞。据张纪恩回忆，杨秀贞个子高高，有几分姿色。关于她的来历，顾顺章说是有钱人的姨太太，也有的说是妓女，还有的说是女工。不过，她不是中共党员，这一点是确切的。
顾顺章原是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事务员。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他担任总指挥兼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据曾在中共特科工作过的聂荣臻回忆：“顾顺章吃喝嫖赌抽大烟，样样都干……是个流氓无产者。”不知什么机缘，顾顺章搭识了杨秀贞。
向忠发在上海，装扮成一个有钱的古董商人，住洋房，颇为阔绰。向忠发提出，要有一位“太太”陪同，才显得“相称”。上海怡和纱厂女工周招英，便把杨秀贞介绍给向忠发。于是，向忠发与杨秀贞在法租界附近一幢三层楼房里同居。其实，向忠发的结发之妻刘秀英，当时也在上海。刘秀英是湖南湘潭农村妇女，带着儿子跟随向忠发从武汉来到上海，被向忠发遗弃。
在顾顺章叛变之后，虽说向忠发接到周恩来的通知马上搬了家，不过，顾顺章凭借往日与向忠发的密切交往，在暗中追寻着向忠发的踪迹……
向忠发的秘密身世
屈指算来，向忠发是中共第三任领袖—在他之前，是陈独秀和瞿秋白。陈独秀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之职。1927年，瞿秋白取代陈独秀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并未出任总书记，他的职务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因此，严格地说，向忠发是第二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不过，不管是论能力还是理论水平，似乎都挨不上向忠发当总书记。偶然的机遇，把他推上了中共的领袖地位……
他是湖北汉川县人，生于1880年，又名向仲发，化名杨特生，特生。他早年的经历，鲜为人知，据他的“履历自述”，现首次披露如下：
“我是一破产的农家子弟，十四岁入汉阳兵工厂做学徒，共住二十九个月。因与工头不合，被革除。遇一亲戚廖某，介绍人造币厂，共住四年，因厂倒闭，去江西名人王家全家中做佣人，三年多。后来又由他介绍入他所经办的轮船公司任事(由九江至南昌往返)。我在轮船公司内因为经东家的介绍，故只做了四个月，就升任二副，做二副两年又升任大副。后因轮船公司与矿务局(汉冶萍)的轮船撞坏了盐道所坐的船，与盐道口角，后经通缉，乃逃至湖北住。湖北住一年多，此时正值造币厂已开工，即入厂做工一年。又因武昌起义，造币厂停工，经人介绍人汉冶萍公司180号船上任事，直至1923年始脱离……”
据向忠发自称，1921年他在汉冶萍公司工会担任副委员长时，经许百豪(许白昊)介绍，加入共产党，7天后便担任支部书记。但也有资料表明，他是在1922年加入 共产党。不久，他升为中共湖北区委委员。1923年由彭泽香澎泽湘)介绍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一个月。此后，国共合作，他曾是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北伐时，他出任武汉总工会委员长，国共分裂后，他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
据其自述：“因(1927年)‘八一’罢工，我不同意，虽经罗亦农说明，却又将我送到汉口法租界一洋房中禁闭了。此时我见罢工已失败，遂不经中共中央的同意即私逃长沙了。到长沙后，住乡下一月。后中共中央派朱鹤林带洋一百元陪我到上海。我到上海之后住过一段时期，即被派赴莫斯科，同行者共十四人，我任主席……”
这次苏联之行，成为向忠发跨向中共领袖地位的阶梯。他是在1927年10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前往苏联的，因为这年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他率中国工农代表团出席莫斯科庆典。他的副手是李震瀛。这样，向忠发跟共产国际有了直接联系。庆典之后，向忠发和李震瀛、江浩被共产国际派往德国、比利时出席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理事会扩大会议。返回莫斯科时，向忠发、李震瀛组成中共代表团，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会议。不久又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苏兆征任中国工人代表团团长，向忠发为副团长。
在莫斯科期间，向忠发多次见到了斯大林，给斯大林留下颇好的印象。就在这时，机遇来了：中共先是发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接着又发生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共领导颇为不满。他们以为，陈独秀、瞿秋白都是知识分子，存在着“左”右摇摆性，中共不能再以知识分子为领袖。于是，强调工人成分，由工人出身的人担任中共领袖。向忠发被看中了!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兹维果罗镇召开。会议选举向忠发、瞿秋白、周恩来、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项英组成政治局，向忠发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但习惯上称他为总书记。这样，向忠发一下子跃上了中共最高领袖的地位。
从这时起到被捕，向忠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整整三年。总书记“只不过虚位而已”
向忠发从苏联回到上海之后，很快就暴露出来他不能胜任总书记之职。他从事工人运动多年，从事局部的领导是可以的，平素讲话简单明了，办事也干脆，但他无法驾驭中共全局。中共中央的领导实权，很快就落在了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李立三手中。向忠发附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的主张。于是，李立三路线一度支配了中共中央。向忠发声称：“立三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批判立三路线。向忠发在会上以总书记的身份作报告，既认为“立三路线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反共产国际的，给了党很大的损害”，也承认“我当然要负主要责任”。这时，取而代之的是更“左”的王明路线，向忠发又对王明表示支持!王明欲取向忠发而代之，只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说“向忠发是一个工人分子”，仍保全了他的总书记之职。
此后，连向忠发也说：“我的总书记，只不过虚位而已。”王明不把他放在眼里，有时连政治局会议都不通知他参加。
于是，向忠发热衷于吃喝玩乐，他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中共中央发觉向忠发的倾向不良，在任弼时离沪前往中央苏区时，让任弼时怀孕临产的妻子陈琮英以住机关的名义，住到向家，以掌握向忠发的动向。
就在这时节，顾顺章被捕叛变了。虽说向忠发已经“虚位”，毕竟还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顾顺章搜寻的重要目标。风声日紧，看来向忠发在上海已难以立足。中共中央决定让向忠发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去。向忠发舍不得杨秀贞，拖延着，迟迟不愿离沪。
就在这时，顾顺章摸到了向忠发的踪迹：在顾顺章被捕前，他曾介绍一个女佣给杨秀贞。顾顺章叛变后，向忠发搬离了原住处，也就解雇了这个女佣。顾顺章找到这个女佣，设法打听杨秀贞的消息。女佣告诉顾顺章一个重要信息，即杨秀贞在善钟路苏广成衣铺定做的一件衣服，尚未做好，过些日子可能会来取衣。于是，顾顺章让那女佣在苏广成衣铺附近守候。
果真，杨秀贞前来取衣!当杨秀贞回家时，女佣远远地暗中尾随，跟至向忠发的新住处。向忠发发觉了那跟踪杨秀贞的女佣。在杨秀贞进屋后，向忠发告诉她“绑匪来了”，和她匆匆从后门逃走，使顾顺章扑了个空!
向忠发被临时安排在周恩来、邓颖超的住处，而杨秀贞则显然不能住到周恩来、邓颖超那里。她和陈琮英一起，被安排到静安寺附近外国人开的德华旅馆里。
周恩来告诫向忠发：“你千万不能出去!”这是因为考虑到他倘若外出，很可能发生危险。周恩来正在安排地下交通员，尽早护送向忠发离开险象环生的上海，奔赴江西中央苏区。
可是，向忠发却思念着杨秀贞，提出无论如何在离沪前要见她一面。正是为了这一次跟杨秀贞见面，向忠发落人了国民党特务设好的陷阱……
向忠发是在静安寺“探勒”汽车行叫出租车时被捕的。那是因为他原先曾在静安寺附近和杨秀贞同居多时，外出时常到“探勒”汽车行叫出租汽车。汽车行的会计叶荣生，曾在上海互济会工作，听过向忠发报告，认出了常来叫车者是向忠发。知道国民党当局在通缉向忠发，举报者可得高额赏金，叶荣生想发此横财。叶荣生将此事告诉了姐夫范梦菊以及范梦菊的堂弟范忠。他们三人前往淞沪警备司令部，密告特务头子邹练和。这时，顾顺章通过那女佣，发现了向忠发、杨秀贞在静安寺附近活动的踪迹，表明向忠发有可能会前来“探勒”汽车行叫车。于是，淞沪警备司令部杨虎下令在“探勒”汽车行设网，专等向忠发的到来。
向忠发不听周恩来告诫，私自外出，果真落入了国民党特务设下的罗网之中!
向忠发的《自供》
向忠发被捕后，据传，写过一份自供状。笔者从国民党中统机关内部印行的《转变》一书(1933年12月出版)的附录中，查到了《前伪共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报告》全文。《转变》一书，是中统特务们为了劝说被捕的中共党员们“转变”而印的。有人认为，出自中统特务们手中的《转变》一书，是不足信的。笔者仔细研读了该书附录，因是铅印件，并非向忠发手迹，确实难以断定真伪。不过，从内容看，似乎是依照审讯记录整理的，所以许多人名写成同音异字，如康生化名赵容被写成“赵云”，陈云当时化名廖陈云被写作“廖成云”，李富春写作“李福春”等等。这份材料是不是张纪恩受审时见到的《赤匪向忠发》案卷中的向忠发供词，不得而知，因为那份案卷至今下落不明。不过，从内容上看，《转变》一书的附录，许多话出自向忠发之口——如《向忠发的履历自述》，年代、经 历都很准确，很难编造的。
内中《前共党中委兼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写及，在被捕之后，“向初尚抵赖，后经说服，遂自供周恩来之住址，及一切重要机关”。向忠发自供，包括十部分：
一、“国际——国际共党(引者注：即共产国际)驻东方部负责人”；
二、“中国——中国共党中央政治局委”
三、“特务委员会”(引者注：即特科)；
四、“苏区负责人”；
五、“李立三已经送到莫斯科了”；
六、“各地上层负责者”；
七、“各地实际情形”；
八、“军事”(引者注：开列了红军七个军的负责人名单)；
九、“共党经济来源”；
十、“附记”。
在这份《自供》中写及：“青年团总书记秦邦宪，住古拔路(今富民路)横路三号，开会地点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妇女部——周秀珠(引者注：罗登贤夫人)住闸北邓托路(今丹徒路)口同春里七十二号”；“喻泽时——交通主任，住戈登路(今江宁路)戈登里”；也写及“李金生——是我的工作负责人，于前星期内被公安局捕获”。李金生即余昌生，向忠发的秘书，当时正关押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
向忠发的《自供》中，这样谈及中共中央特科：“从前是我和周恩来、顾顺章，但自顾顺章被捕后，经人报告，闻已自首，遂施行改组了，前由顾顺章负专责，现改为廖成云(引者注：即陈云)负责，其组织如下：1、廖成云，总负责(前江苏省委)；2、赵云(第三科——红队)；3、潘汉年(第二科——侦探)；4、杨森(第一科——社会及各种技术)；5、陈寿昌(第四科——交通)。”
“一个证据确凿的叛徒”
向忠发一案，也有其扑朔迷离之处：
向忠发在22日被捕，24日就在龙华被枪决，前后不到三天。像这样快地遭到处决，是少见的。据云，向忠发一被捕，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当即向蒋介石报功。当时蒋介石在庐山，熊式辉的电报由南京转到庐山，蒋介石电复“就地枪决”。熊式辉发电报时，向忠发“尚抵赖”。后来向忠发叛变了，熊式辉又向蒋介石发出第二份电报，报告向忠发自首叛变，蒋介石电复“暂缓处决”。但是，当蒋介石第二个电报到时，向忠发已被按照蒋介石第一个电报的命令“就地枪决了”。一位外国记者写道：“向忠发被处刑时先割了耳朵，又割了鼻子后才处死刑。”蒋介石的电文，迄今未曾从档案中查到。作为总书记，向忠发知道的中共机密甚多，为什么会这么快处决，令人费解。
据陈琮英回忆：“周恩来同志得知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后，立即组织人营救。执行任务的同志刚刚出发，得知向忠发已叛变，就回来了。为了证实这个消息是否准确，周恩来同志亲自到小沙渡后头的高堤上，这个地方能看到他住房的窗户，只见窗帘拉开(这是暗号)，晓得出事了。向忠发确实叛变了。”
据传，向忠发上午9时被捕，下午便叛变，翌日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
关于向忠发叛变，就连《转变》一书中所载的其他的自首书中也提及。曾任“五卅”时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长兼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的余飞，在其自首书中写道：“向忠发的确自首，的确成了党的叛徒，他不但泄漏了许多党的秘密，并指出四个党的重要机关。”顾顺章也写及：“向忠发被捕了，他哭着跪在国民党代表之前哀求自首。”
也许由于匆忙，向忠发并未说及张纪恩、张越霞的中共党员身份。这样，张纪恩、张越霞虽被列为“赤匪向忠发”的同案犯，但是张纪恩、张越霞在狱中仍以事先编好的口供应付，并未暴露政治身份，未被识破。于是，张越霞获释，而张纪恩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指把楼上厢房转租给“赤匪”)判处五年徒刑。杨秀贞虽不是中共党员，却因与向忠发同居关系，判两年半徒刑。宣判后，张纪恩记得，他与杨秀贞被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押往漕河泾江苏第二监狱，杨秀贞当时穿一件黑色香云纱衣服。后来逢“大赦”，张纪恩被提前保释。陈琮英在龙华狱中约半年获保释。杨秀贞被释后，不知去向。
最令人赞解的是，向忠发在《自供》中明白无洪地写及的他的秘书李金生(余昌生)正关在龙华。张纪恩被捕后，在龙华跟李金生关在同号班房之中。李金生居然在1931年冬被宣判无罪获释。关向应当时也在龙华狱中，与李金生同时无罪获释。据此，张纪恩认为那份向忠发《自供》可能是伪造的。关于向忠发的《自供》真伪，尚待进一步考证。
向忠发死后，由于情况不明，当时中央苏区曾召开过追悼会。
当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受向忠发直接领导的黄阶然，于1979年第1期《党史资料》上发表文章，写道：“对向忠发被捕后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他叛变了，一种说他没有叛变。后一种说法的根据认为与向忠发同案的同志和向忠发知道的已经被捕关在狱中的同志都没有发生问题。看来，这个问题现在尚待进一步查证。”
黄阶然的文章，引起邓颖超的注意。邓颖超说：“我觉得他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于是我在1983年9月约黄然同志面谈，将我所知道的确切情况告诉他。谈后他同意我所说的情况是可靠的。”后来，邓颖超于1988年8月30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写了一个材料《关于向忠发叛变的问题》，明确指出：“向忠发是一个证据确凿的叛徒。”
邓颖超写毕后，在送中央前，先送陈云审核。陈云加了批注说：“向忠发确实叛变了，邓颖超同志讲的意见是对的。”(《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4期)在向忠发被捕时，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他是了解情况的。
另外，毛泽东，周恩来生前，也曾谈及向忠发问题，意见与陈云、邓颖超一致。
会审由国民党上海市军法会审处主持，首席法官姜怀素在审问时把手中的卷宗，拿到被告面前匆匆翻了一下。那案卷封面上醒目地写着“赤匪向忠发”五个字。翻开案卷，第一页贴着两张四寸照片，一张是向忠发被捕后坐在椅子上受审时的照片，另一张则是他被枪决后血肉模糊的尸体。接着，是向忠发供词，那是用毛笔写在毛边十行纸上的。然后，是同案犯审讯笔录，内中包括黄寄慈、黄张氏、杨秀贞，陈琮英四人……
虽说岁月飞逝，已经过去61个春秋，但是85岁高龄的黄寄慈仍清晰记得那难忘的一幕。
黄寄慈是化名，他的真实姓名叫张纪恩。张纪恩，当年中共中央机要处(又称文件一处)主任。他因“赤匪向忠发”一案而被捕。向忠发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另三名同案犯之中，黄张氏乃张纪恩之妻，本名张月霞。张纪恩为她改名张越霞，她后来改嫁博古。
杨秀贞那时跟向忠发同居。有人称之为向忠发的小老婆或姘妇。张纪恩以为，称为“情妇”也许更确切些。她是向忠发一案中唯一的非中共党员。
陈琮英则是陈林之妻。陈林，乃任弼时的化名。在会审时，首席法官姜怀素向张纪恩出示向忠发案卷，特别是向忠发被枪杀的照片，其用意不言而喻，无非是要张纪恩如实坦白……
向忠发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突然被捕，曾使中共中央震惊，也曾令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狂喜。
向忠发是在1931年6月22日上午9时落入伏击网的。上海闹市中心静安寺，有一家英商开办的探勒汽车行。一位高个男子前来叫出租汽车，他刚走进汽车行，便见一群人突然向他扑来。虽说此人力气不小，无奈寡不敌众，双臂被扭，推入一辆轿车。不容分辩，他就被押入善钟路(今常熟路)巡捕房。
被捕者自称姓余名达强，但巡捕听他那浓重的湖北口音，并审视了他右手断了一节的食指，便毫不露糊地向他指明：“你是共党总书记向忠发!”
顾顺章暗中追寻向忠发
向忠发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的前身)垂涎已久的“猎物”。调查科在上海驻有特派员。早已知道中共中央机关设在上海，向忠发也在上海，无奈几度追踪均因对方迅速搬迁而扑空。不久前，一位中共要员被捕、叛变，提供了向忠发行踪的重要线索……
那位要员，便是“化广奇”，亦即顾顺章，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此人的重要，还在于他是中共特科的负责人之一。特科的前身为“特务工作处”，负责惩处内奸、叛徒及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顾顺章担任特科三种科长，三科为行动科，负责具体行动。1931年4月下旬，顾顺章从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根据地，然后取道武汉回上海。在武汉主持“铲共”工作的是25岁的警察局长蔡孟坚。顾顺章落入了他的手中，当即叛变，供出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5个秘密地址，即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住处及中央秘书处、特科机关所在处。从武汉发往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首脑徐恩曾那里的特急电报，却落在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手中。钱壮飞风风火火赶往上海报告周恩来，中共中央机关迅即转移，国民党特务晚了一步。时隔半个多世纪，蔡孟坚在台湾出版长篇回忆录《蔡孟坚传真集》时，仍扼腕而叹；“顾案关系中共命运甚大，若非共谍钱壮飞截留电报，则周恩来及潜伏上海之共党分子必一网成擒，而予中共以致命之打击，中国现代史也将由此改写!”
顾顺章毕竟深知中共机密。他供出在南京狱中化名王作林者，便是中共重要领导人恽代英，致使恽代英于4月29日中午被枪决。
顾顺章邀功心切，非要把向忠发、周恩来等抓到手不可。顾顺章向国民党特务讲述了向忠发的两大特征，一是讲一口湖北话，二是右手食指缺一节。国民党发出了对向忠发的通缉令。
顾顺章对于抓捕向忠发，显得颇有信心：一是向忠发有着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头衔，邀功时的“分量”更重；二是他掌握向忠发的习性和行踪线索。
顾顺章盯住了杨秀贞。据张纪恩回忆，杨秀贞个子高高，有几分姿色。关于她的来历，顾顺章说是有钱人的姨太太，也有的说是妓女，还有的说是女工。不过，她不是中共党员，这一点是确切的。
顾顺章原是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事务员。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他担任总指挥兼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据曾在中共特科工作过的聂荣臻回忆：“顾顺章吃喝嫖赌抽大烟，样样都干……是个流氓无产者。”不知什么机缘，顾顺章搭识了杨秀贞。
向忠发在上海，装扮成一个有钱的古董商人，住洋房，颇为阔绰。向忠发提出，要有一位“太太”陪同，才显得“相称”。上海怡和纱厂女工周招英，便把杨秀贞介绍给向忠发。于是，向忠发与杨秀贞在法租界附近一幢三层楼房里同居。其实，向忠发的结发之妻刘秀英，当时也在上海。刘秀英是湖南湘潭农村妇女，带着儿子跟随向忠发从武汉来到上海，被向忠发遗弃。
在顾顺章叛变之后，虽说向忠发接到周恩来的通知马上搬了家，不过，顾顺章凭借往日与向忠发的密切交往，在暗中追寻着向忠发的踪迹……
向忠发的秘密身世
屈指算来，向忠发是中共第三任领袖—在他之前，是陈独秀和瞿秋白。陈独秀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之职。1927年，瞿秋白取代陈独秀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并未出任总书记，他的职务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因此，严格地说，向忠发是第二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不过，不管是论能力还是理论水平，似乎都挨不上向忠发当总书记。偶然的机遇，把他推上了中共的领袖地位……
他是湖北汉川县人，生于1880年，又名向仲发，化名杨特生，特生。他早年的经历，鲜为人知，据他的“履历自述”，现首次披露如下：
“我是一破产的农家子弟，十四岁入汉阳兵工厂做学徒，共住二十九个月。因与工头不合，被革除。遇一亲戚廖某，介绍人造币厂，共住四年，因厂倒闭，去江西名人王家全家中做佣人，三年多。后来又由他介绍入他所经办的轮船公司任事(由九江至南昌往返)。我在轮船公司内因为经东家的介绍，故只做了四个月，就升任二副，做二副两年又升任大副。后因轮船公司与矿务局(汉冶萍)的轮船撞坏了盐道所坐的船，与盐道口角，后经通缉，乃逃至湖北住。湖北住一年多，此时正值造币厂已开工，即入厂做工一年。又因武昌起义，造币厂停工，经人介绍人汉冶萍公司180号船上任事，直至1923年始脱离……”
据向忠发自称，1921年他在汉冶萍公司工会担任副委员长时，经许百豪(许白昊)介绍，加入共产党，7天后便担任支部书记。但也有资料表明，他是在1922年加入 共产党。不久，他升为中共湖北区委委员。1923年由彭泽香澎泽湘)介绍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一个月。此后，国共合作，他曾是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北伐时，他出任武汉总工会委员长，国共分裂后，他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
据其自述：“因(1927年)‘八一’罢工，我不同意，虽经罗亦农说明，却又将我送到汉口法租界一洋房中禁闭了。此时我见罢工已失败，遂不经中共中央的同意即私逃长沙了。到长沙后，住乡下一月。后中共中央派朱鹤林带洋一百元陪我到上海。我到上海之后住过一段时期，即被派赴莫斯科，同行者共十四人，我任主席……”
这次苏联之行，成为向忠发跨向中共领袖地位的阶梯。他是在1927年10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前往苏联的，因为这年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他率中国工农代表团出席莫斯科庆典。他的副手是李震瀛。这样，向忠发跟共产国际有了直接联系。庆典之后，向忠发和李震瀛、江浩被共产国际派往德国、比利时出席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理事会扩大会议。返回莫斯科时，向忠发、李震瀛组成中共代表团，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会议。不久又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苏兆征任中国工人代表团团长，向忠发为副团长。
在莫斯科期间，向忠发多次见到了斯大林，给斯大林留下颇好的印象。就在这时，机遇来了：中共先是发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接着又发生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共领导颇为不满。他们以为，陈独秀、瞿秋白都是知识分子，存在着“左”右摇摆性，中共不能再以知识分子为领袖。于是，强调工人成分，由工人出身的人担任中共领袖。向忠发被看中了!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兹维果罗镇召开。会议选举向忠发、瞿秋白、周恩来、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项英组成政治局，向忠发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但习惯上称他为总书记。这样，向忠发一下子跃上了中共最高领袖的地位。
从这时起到被捕，向忠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整整三年。总书记“只不过虚位而已”
向忠发从苏联回到上海之后，很快就暴露出来他不能胜任总书记之职。他从事工人运动多年，从事局部的领导是可以的，平素讲话简单明了，办事也干脆，但他无法驾驭中共全局。中共中央的领导实权，很快就落在了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李立三手中。向忠发附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的主张。于是，李立三路线一度支配了中共中央。向忠发声称：“立三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批判立三路线。向忠发在会上以总书记的身份作报告，既认为“立三路线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反共产国际的，给了党很大的损害”，也承认“我当然要负主要责任”。这时，取而代之的是更“左”的王明路线，向忠发又对王明表示支持!王明欲取向忠发而代之，只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说“向忠发是一个工人分子”，仍保全了他的总书记之职。
此后，连向忠发也说：“我的总书记，只不过虚位而已。”王明不把他放在眼里，有时连政治局会议都不通知他参加。
于是，向忠发热衷于吃喝玩乐，他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中共中央发觉向忠发的倾向不良，在任弼时离沪前往中央苏区时，让任弼时怀孕临产的妻子陈琮英以住机关的名义，住到向家，以掌握向忠发的动向。
就在这时节，顾顺章被捕叛变了。虽说向忠发已经“虚位”，毕竟还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顾顺章搜寻的重要目标。风声日紧，看来向忠发在上海已难以立足。中共中央决定让向忠发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去。向忠发舍不得杨秀贞，拖延着，迟迟不愿离沪。
就在这时，顾顺章摸到了向忠发的踪迹：在顾顺章被捕前，他曾介绍一个女佣给杨秀贞。顾顺章叛变后，向忠发搬离了原住处，也就解雇了这个女佣。顾顺章找到这个女佣，设法打听杨秀贞的消息。女佣告诉顾顺章一个重要信息，即杨秀贞在善钟路苏广成衣铺定做的一件衣服，尚未做好，过些日子可能会来取衣。于是，顾顺章让那女佣在苏广成衣铺附近守候。
果真，杨秀贞前来取衣!当杨秀贞回家时，女佣远远地暗中尾随，跟至向忠发的新住处。向忠发发觉了那跟踪杨秀贞的女佣。在杨秀贞进屋后，向忠发告诉她“绑匪来了”，和她匆匆从后门逃走，使顾顺章扑了个空!
向忠发被临时安排在周恩来、邓颖超的住处，而杨秀贞则显然不能住到周恩来、邓颖超那里。她和陈琮英一起，被安排到静安寺附近外国人开的德华旅馆里。
周恩来告诫向忠发：“你千万不能出去!”这是因为考虑到他倘若外出，很可能发生危险。周恩来正在安排地下交通员，尽早护送向忠发离开险象环生的上海，奔赴江西中央苏区。
可是，向忠发却思念着杨秀贞，提出无论如何在离沪前要见她一面。正是为了这一次跟杨秀贞见面，向忠发落人了国民党特务设好的陷阱……
向忠发是在静安寺“探勒”汽车行叫出租车时被捕的。那是因为他原先曾在静安寺附近和杨秀贞同居多时，外出时常到“探勒”汽车行叫出租汽车。汽车行的会计叶荣生，曾在上海互济会工作，听过向忠发报告，认出了常来叫车者是向忠发。知道国民党当局在通缉向忠发，举报者可得高额赏金，叶荣生想发此横财。叶荣生将此事告诉了姐夫范梦菊以及范梦菊的堂弟范忠。他们三人前往淞沪警备司令部，密告特务头子邹练和。这时，顾顺章通过那女佣，发现了向忠发、杨秀贞在静安寺附近活动的踪迹，表明向忠发有可能会前来“探勒”汽车行叫车。于是，淞沪警备司令部杨虎下令在“探勒”汽车行设网，专等向忠发的到来。
向忠发不听周恩来告诫，私自外出，果真落入了国民党特务设下的罗网之中!
向忠发的《自供》
向忠发被捕后，据传，写过一份自供状。笔者从国民党中统机关内部印行的《转变》一书(1933年12月出版)的附录中，查到了《前伪共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报告》全文。《转变》一书，是中统特务们为了劝说被捕的中共党员们“转变”而印的。有人认为，出自中统特务们手中的《转变》一书，是不足信的。笔者仔细研读了该书附录，因是铅印件，并非向忠发手迹，确实难以断定真伪。不过，从内容看，似乎是依照审讯记录整理的，所以许多人名写成同音异字，如康生化名赵容被写成“赵云”，陈云当时化名廖陈云被写作“廖成云”，李富春写作“李福春”等等。这份材料是不是张纪恩受审时见到的《赤匪向忠发》案卷中的向忠发供词，不得而知，因为那份案卷至今下落不明。不过，从内容上看，《转变》一书的附录，许多话出自向忠发之口——如《向忠发的履历自述》，年代、经 历都很准确，很难编造的。
内中《前共党中委兼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写及，在被捕之后，“向初尚抵赖，后经说服，遂自供周恩来之住址，及一切重要机关”。向忠发自供，包括十部分：
一、“国际——国际共党(引者注：即共产国际)驻东方部负责人”；
二、“中国——中国共党中央政治局委”
三、“特务委员会”(引者注：即特科)；
四、“苏区负责人”；
五、“李立三已经送到莫斯科了”；
六、“各地上层负责者”；
七、“各地实际情形”；
八、“军事”(引者注：开列了红军七个军的负责人名单)；
九、“共党经济来源”；
十、“附记”。
在这份《自供》中写及：“青年团总书记秦邦宪，住古拔路(今富民路)横路三号，开会地点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妇女部——周秀珠(引者注：罗登贤夫人)住闸北邓托路(今丹徒路)口同春里七十二号”；“喻泽时——交通主任，住戈登路(今江宁路)戈登里”；也写及“李金生——是我的工作负责人，于前星期内被公安局捕获”。李金生即余昌生，向忠发的秘书，当时正关押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
向忠发的《自供》中，这样谈及中共中央特科：“从前是我和周恩来、顾顺章，但自顾顺章被捕后，经人报告，闻已自首，遂施行改组了，前由顾顺章负专责，现改为廖成云(引者注：即陈云)负责，其组织如下：1、廖成云，总负责(前江苏省委)；2、赵云(第三科——红队)；3、潘汉年(第二科——侦探)；4、杨森(第一科——社会及各种技术)；5、陈寿昌(第四科——交通)。”
“一个证据确凿的叛徒”
向忠发一案，也有其扑朔迷离之处：
向忠发在22日被捕，24日就在龙华被枪决，前后不到三天。像这样快地遭到处决，是少见的。据云，向忠发一被捕，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当即向蒋介石报功。当时蒋介石在庐山，熊式辉的电报由南京转到庐山，蒋介石电复“就地枪决”。熊式辉发电报时，向忠发“尚抵赖”。后来向忠发叛变了，熊式辉又向蒋介石发出第二份电报，报告向忠发自首叛变，蒋介石电复“暂缓处决”。但是，当蒋介石第二个电报到时，向忠发已被按照蒋介石第一个电报的命令“就地枪决了”。一位外国记者写道：“向忠发被处刑时先割了耳朵，又割了鼻子后才处死刑。”蒋介石的电文，迄今未曾从档案中查到。作为总书记，向忠发知道的中共机密甚多，为什么会这么快处决，令人费解。
据陈琮英回忆：“周恩来同志得知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后，立即组织人营救。执行任务的同志刚刚出发，得知向忠发已叛变，就回来了。为了证实这个消息是否准确，周恩来同志亲自到小沙渡后头的高堤上，这个地方能看到他住房的窗户，只见窗帘拉开(这是暗号)，晓得出事了。向忠发确实叛变了。”
据传，向忠发上午9时被捕，下午便叛变，翌日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
关于向忠发叛变，就连《转变》一书中所载的其他的自首书中也提及。曾任“五卅”时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长兼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的余飞，在其自首书中写道：“向忠发的确自首，的确成了党的叛徒，他不但泄漏了许多党的秘密，并指出四个党的重要机关。”顾顺章也写及：“向忠发被捕了，他哭着跪在国民党代表之前哀求自首。”
也许由于匆忙，向忠发并未说及张纪恩、张越霞的中共党员身份。这样，张纪恩、张越霞虽被列为“赤匪向忠发”的同案犯，但是张纪恩、张越霞在狱中仍以事先编好的口供应付，并未暴露政治身份，未被识破。于是，张越霞获释，而张纪恩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指把楼上厢房转租给“赤匪”)判处五年徒刑。杨秀贞虽不是中共党员，却因与向忠发同居关系，判两年半徒刑。宣判后，张纪恩记得，他与杨秀贞被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押往漕河泾江苏第二监狱，杨秀贞当时穿一件黑色香云纱衣服。后来逢“大赦”，张纪恩被提前保释。陈琮英在龙华狱中约半年获保释。杨秀贞被释后，不知去向。
最令人赞解的是，向忠发在《自供》中明白无洪地写及的他的秘书李金生(余昌生)正关在龙华。张纪恩被捕后，在龙华跟李金生关在同号班房之中。李金生居然在1931年冬被宣判无罪获释。关向应当时也在龙华狱中，与李金生同时无罪获释。据此，张纪恩认为那份向忠发《自供》可能是伪造的。关于向忠发的《自供》真伪，尚待进一步考证。
向忠发死后，由于情况不明，当时中央苏区曾召开过追悼会。
当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受向忠发直接领导的黄阶然，于1979年第1期《党史资料》上发表文章，写道：“对向忠发被捕后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他叛变了，一种说他没有叛变。后一种说法的根据认为与向忠发同案的同志和向忠发知道的已经被捕关在狱中的同志都没有发生问题。看来，这个问题现在尚待进一步查证。”
黄阶然的文章，引起邓颖超的注意。邓颖超说：“我觉得他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于是我在1983年9月约黄然同志面谈，将我所知道的确切情况告诉他。谈后他同意我所说的情况是可靠的。”后来，邓颖超于1988年8月30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写了一个材料《关于向忠发叛变的问题》，明确指出：“向忠发是一个证据确凿的叛徒。”
邓颖超写毕后，在送中央前，先送陈云审核。陈云加了批注说：“向忠发确实叛变了，邓颖超同志讲的意见是对的。”(《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4期)在向忠发被捕时，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他是了解情况的。
另外，毛泽东，周恩来生前，也曾谈及向忠发问题，意见与陈云、邓颖超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