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文 伊朗女学者阿扎尔·纳菲西从海外回到祖国伊朗的大学中任教西方文学课程，却正好遇到伊斯兰革命，她所选用的《洛丽塔》等经典西方文学作品均为政府明令禁止的篇目；而在生活上，她也不满于政府对于女性穿着与行为的种种限制。就在革命最激烈的时期，作者还是坚持自己的自由思想，并在秘密组织的晨间与晚间的秘密读书会上引导她的学生们体会这些经典作品。在政府的高压下，甚至是警报声的伴随下，这些对于作品中人物与命运的讨论让她的学生们愈发领悟到自由与自我的意义。
　　到1994年为止，伊朗的电影审查主官是瞎子，或说几乎是瞎子的。担任电检官之前，他是戏剧审查官。有位编剧朋友曾描述给我听，说他坐在剧场里，脸上戴的厚镜片似乎挡住的东西比显现的还多。坐一旁的助理将舞台上的演出解说给他听，他则口述哪几段需要砍掉。
　　1994年以后，这位审查官成为新电视台的主管，他在电视台的作法更上一层楼，要求编剧将剧本制作成录音带给他，编剧们不得以任何方式美化或夸大其剧本，他再根据录音带评判脚本。但更有意思的是，后来接替他的人并没有瞎，至少生理上没有，却依然承袭他的作法。
　　盲目的审查官透过无色彩的镜片，塑造出我们在神学士统治下的世界。蒙上这层古怪色彩的不只是我们的现实，还包括我们的想象，这世界的电检官重新排列组合现实的功力，足堪与骚人墨客匹敌，因此我们既是想象中的自己，也是别人编造的假象。
　　我们所处的文化否认文学作品的价值，认为文学作品唯有能为另一种看似更急迫的议题（也就是意识形态）服务时，才算重要。这个国家把一切动作姿态，包括最私人的表情，全都泛政治化。我头巾或父亲领带的颜色，是西方腐败与帝国主义思想的象征。不蓄胡、与异性握手、在公众集会中拍手或吹口哨，同样被视为西化的作风，因此也是堕落的，是帝国主义者企图颠覆本土文化的阴谋之一。
　　前几年有些伊朗国会议员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国家电视台的播出内容。该委员会发表了一篇繁冗的报告，谴责《比利·巴德》（美国19世纪小说家、《白鲸记》作者梅尔维尔的中篇小说，描写一个受虐船员在冲动之下将施暴的纪律官杀死，最后受绞刑结束其悲惨的一生。这里应为众多改编的电影或影集之一）的播出，据委员会的说辞，是因为该故事倡导男同性恋。讽刺的是，伊朗电视台的节目制作人选那部片子的主要原因是剧中没有女性角色。卡通版的《环游世界80天》也遭纠举，因为剧中的主角狮子来自英国，而且影片结束于帝国主义的大本营——伦敦。
　　我们这一班就在如此环境下形成，企图每周偷几小时避开盲眼审查官的监视。在那间起居室里，我们重新发现我们仍活着，是活生生的人；不论局势多么恶劣，不论我们遭到多大的胁迫与惊吓，我们和洛丽塔一样，仍设法逃脱，以争取属于自己的有限自由空间。和洛丽塔一样，我们把握每个机会去夸耀自己的不服从，例如从头巾底下露出些许发丝，偷机取巧，在我们单调划一的打扮中掺入少许色彩，留长指甲，谈恋爱，听禁歌。
　　荒谬的虚构本质宰制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设法活在开阔的空间，活在已成为我们保护壳的起居室和屋外审查官的妖魔世界之间所形成的漏洞。这两个世界何者较真实，我们又究竟属于何者？我们再也不知道答案。或許要找出真相，只有努力发挥想像力，清晰道出这两个世界的模样，并在这过程中，赋予我们的梦想和身份一个具体的形式。
　　（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德黑兰读〈洛丽塔〉》 作者：[伊朗]阿扎尔·纳菲西 译者：李孟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