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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主办的“美丽中国建设”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当前“美丽中国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情况，以及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许多理念、制度、机制、产业、改革创新的建议。
[关键词]美丽中国建设；理念；制度；机制；产业；改革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6）02-0137-07
[收稿日期]2016-02-25
[作者简介]颜清阳（1968—），男，江西吉安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国情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文尚卿 （1964—），男，江西吉安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国情教学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基本国情。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和习近平总书记“要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加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的基本国情教学研究，2016年1月8日至11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联合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江西省生产力学会、江西省现代中国研究学会等单位，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共同举办了“美丽中国建设”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南昌大学、江西财经大学、中共江西省委党校、中共河南省委党校、中共山西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等有关院校和政府部门的4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与会者围绕“建设美丽中国”的理论和实践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意见。一、当前“美丽中国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情况与会专家从不同的视角对“美丽中国”进行了拓展研究，其研究深入到了生态学、经济学、政治学、旅游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综合研究的趋向越来越明显，其研究视角主要包括：
“建设美丽中国”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关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梅黎明认为：“美丽中国建设”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坚持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国化的深化与发展。马克思始终强调人类活动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要求人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主线。中国共产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战胜自然”、“人定胜天”到“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再到大力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不断深化的过程。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之路，是一条低成本、低风险的文明之路，而且是与十八大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度契合的文明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应有之义。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要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建设美丽中国”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系。刘奇认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与重要承载。建设美丽中国不是单纯地要求我们保护自然、爱护生态，而是要求我们应当把这些作为基本要素贯穿于发展始终，其目标就是通过发展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就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中国梦包含着美丽中国这个向度，13亿中国人追逐自己中国梦的过程也就是美丽中国的建设过程。
第2期颜清阳文尚卿：“美丽中国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建设美丽中国”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建设美丽中国，关键要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这几大关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就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是相对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而言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农业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第一次飞跃，由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能力还很低，对自然存在敬畏之感，尊天敬神的崇拜形成了人们遵循自然规律、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这就是我国劳动人民首创的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农业哲学思想：天时、地利、人和。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第二次飞跃，工业文明的出现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不再惧怕自然界的“神秘和威力”，以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主人”，“征服自然”、“人定胜天”、“驾驭规律”成了工业文明时代的口号。工业文明的哲学基础是“人是自然的主人”，可任意主宰。而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是“人是自然中的一员”，必须与之和谐相处。以损害自然界别的物种和环境来满足人类自身无节制的需求，最终会打破生态平衡，危及人类自身生存。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长三角研究院副院长余佶博士介绍了浙江安吉以生态文明战略思想引领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的案例。甘肃行政学院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伟教授介绍了甘肃在建设生态文明省和打造生态屏障战略平台实践的主要做法。南昌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宋慧琳博士以江西省为例介绍了绿色城镇化测度指标体系及其评价应用研究。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社会实践创新中心孙翠玉博士以全国防沙治沙女英雄N事迹为例对美丽中国建设中的个体行为进行了逻辑分析，揭示出在生态保护和美丽中国建设过程中，在一定的道义经济范围内，个体行为和地方行政权力之间会遵循互惠原则，达至耦合状态。美丽中国建设不仅仅是国家层面的理念和方针政策，更应该体现在实践层面。
“建设美丽中国”与建设“美丽乡村”的关系。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一环就是建设“美丽乡村”。北京地球村主任兼创办人廖晓义女士认为：复兴优秀文化传统、在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任务，也是每个中国人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如何复兴以儒学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就要与当代的乡村实践结合起来。曲阜乐和家园建设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乐和家园作为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内涵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其特点是通过党政主导和社工服务，激活乡村社会组织，激发自立、互助、公益的道德文化，构建乐和治理、乐和礼义、乐和生计、乐和人居、乐和养生五位一体的社区家园。其基本要素可简述为“一站两会三院六艺”。“乐和家园”建设创新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提升了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创造了社工和乡贤的培养与服务模式，为基于乡村治理的儒家文化复兴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本。浙江农林大学中国农民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景新介绍了浙江省建设美丽乡村的《千村故事》“五个一”行动的情况：浙江省建设美丽乡村的《千村故事》“五个一”行动背景是2003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启动了“万村整治千村示范”工程，揭开了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时代篇章。至2007年基本实现其目标——5年时间，全省完成10303个建制村初步整治，其中1181个村建成“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千村故事》“五个一”行动，是浙江省在对普查出来的1123个历史文化村落物质文明遗存修复、保护和利用的基础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性挖掘、整理、记忆和传承；是乡土文化建设的一项标志性任务。浙江省《千村故事》“五个一”行动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它有可能为现代农业中如何继承中华传统农业文明开辟通道；它有可能给我们的国家、民族，留下一份悠扬的、具有江南鱼米之乡人文底蕴的乡愁；它有可能探索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高歌猛进时代，如何保护和传承乡土文化的道路，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它将助推浙江美丽乡村建设迈向新阶段。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科发展评价研究中心研究员涂明君认为：农村治理现代化，是作为系统整体的美丽中国建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基础，其外在表现为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内在支撑为农村政治生态治理的现代化、村民自治现代化。村委会选举推动了农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但村民自治机构的治理能力亟待提高，其中的关键，是要使政党领导与村民自治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现代治理的要求，要系统改进。接下来，应按照多主体系统治理的要求，改进和完善服务功能，“放养”基层社会，通过探索、完善民主协商机制发展壮大基层自治组织，系统提升农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系统治理，既是农村治理现代化的有力推进方式，也是农村社会长治久安的基本形态、系统框架。 “建设美丽中国”与小城镇建设的关系。南昌师范学院旅游与经管学院副院长钱芳副教授认为：小城镇建设是美丽中国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美丽小城镇建设和旅游产业发展的内涵在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等四个方面具有一致性。美丽小城镇建设和旅游产业发展的方式在集聚化发展、生态化发展及个性化发展三个方面具有良性互动效应。因此要从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乡村建设与文化传承、旅游产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等三个方面走美丽小城镇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的道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魏后凯和全国市长研修学院市长研修部副研究员关兴良博士认为：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空间格局，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对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态势十分明显，人口、资源、要素和产业大规模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并在空间上形成了若干个城市和人口密集区。造成这种空间集聚态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自然本底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地带性差异起到基础性作用，国家发展战略的东部偏向以及资源要素的空间集聚效应是外部条件，而更深层次的基本动力源于区域之间日益拉大的发展差距。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与产业向东部地区集聚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二者的空间集聚未能协同一致，由此导致两个“不协调”，即人口分布与产业及就业岗位的不协调以及人口、经济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不协调。这两个“不协调”造成了数以亿计的“两栖”农民工跨区域迁移、能源与大宗商品的跨区域流动、局部地区资源环境面临巨大压力、不稳定因素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等突出问题。要构建高效、均衡、安全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其本质就是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即不单纯要强调人的繁荣，还要强调地域的繁荣。“产业西进”和“人口东移”是优化中国城镇化空间格局和形态的战略重点。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导彭迪云教授以长江经济带为例介绍了城镇化发展对雾霾污染影响的门槛效应与对策研究。认为城镇化发展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当居民消费水平低于第一道门槛时，城镇化发展会加速雾霾污染；跨越第一道门槛时，城镇化发展对雾霾污染影响有所减弱，但仍为正向促进关系；跨越第二道门槛时，城镇化发展对雾霾污染的作用则转变为负向关系。两者之间的这种函数关系图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据此提出了相应有效治理城镇化发展雾霾污染问题的对策建议：一是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恪守节约保护优先。二是加强区域合作发展，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三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招商选资能力。四是培育生态文化，推进绿色城镇化。五是系统防范雾霾产生，综合治理环境污染。六是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形成有序开发格局。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合光和云南农村干部学院调研部副主任黄荣华老师认为：“人的城镇化”对农业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城镇化是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时代变革。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实质就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不仅对农民产生巨大影响，也会对我国农业发展产生重大作用。“人的城镇化”对农业发展表现出促进和制约两个方面的作用。适应“人的城镇化”新形势，推进农业发展要在推动农业生产模式和经营制度的改革创新、建立健全农业发展保护政策、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等方面做好工作。山西省委党校经济管理教研部副教授肖莉介绍了山西省“四化”同步发展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调研报告。
“建设美丽中国”与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与会者普遍认为，“美丽中国”是旅游业发展的资源库、新契机和方向标，旅游在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中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旅游产业具有建设美丽中国的先天优势，是践行美丽中国战略的前沿阵地，旅游业倡导的“绿色游、低碳游、生态游”积极推进了旅游产业发展转型，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行业取向与选择，也是践行“美丽中国”的真实写照。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原副院长、井冈山大学原校长张泰城介绍了以井冈山红色旅游环境承载力测评为例对美丽中国建设与红色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认为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根据井冈山红色旅游的特点，通过分析影响井冈山红色旅游承载力的各种因素，分别运用线路法、面积法和限制性因子分析等方法，计算出了井冈山红色旅游承载力。通过对井冈山红色旅游承载力的计算，可以更好地看到影响景区发展的关键因素，进而可以用最低的成本最大程度地提高景区的旅游环境承载力，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可以把当地旅游环境系统与社会经济的协调程度表征出来，把景区有利于持续发展的程度表征出来，为旅游资源的开发，旅游结构的调整，旅游环境的保护及旅游环境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河北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刘亚丽教授介绍了以河北省发展乡村旅游助力“脱贫”、“摘帽”的情况。
美丽中国建设与精准扶贫的关系。刘奇认为：美丽中国，美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人啼饥号寒。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其中最大的短板是“三农问题”，而短板中的短板是扶贫问题。作为研究三农的学者，应该紧跟中央的部署，把精准扶贫与脱贫问题研究作为三农研究工作的重中之重。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处处长张延明以美丽中国建设与精准扶贫为题介绍了安徽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做法与启示。与会部分专家还介绍了井冈山革命老区精准扶贫的具体对策，认为革命老区要打好扶贫攻坚战，应当按照“摸清底数、区分类型、找准问题、分类施策”的思路，以建档立卡扶贫对象为核心，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根本，把精准扶贫攻坚作为提高贫困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第一民生工程”，既要治标更要治本，既要输血更要造血，开发扶贫与保障扶贫两轮驱动、区域发展与精准扶贫统筹推进，更加注重增强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更加注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加注重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协调统一，更加注重解决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推动贫困地区更好更快发展，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医疗和住房）。二、当前“美丽中国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美丽中国建设”虽然取得了重大的成效，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与会专家就这个问题也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环境与生态经济研究室主任、科研处长、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秘书长、博导于法稳研究员认为：当前美丽乡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缺乏系统学的建设理念。从理论上来讲，美丽乡村建设是生产、生活、生态“三位一体”的系统工程，同时，也是硬件设施与软件建设相统一的系统工程，过分强调哪一个方面都是不全面的。二是农村产业发展设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由于农村产业的发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除了产业的选择不当之外，还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问题，已经不能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三是生活设施方面不完善，机制缺失。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投资的主要对象是地面工程建设，如村内道路、文化广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供电、村里路灯等硬件设施，以及农民的泥草房、危房的改造工程，而对地下工程，如污水设施建设关注不够。美丽乡村建设工程体系不完善，可能带来一系列问题。四是生态方面的问题日益严重。农业生产过程中大量化肥、农药、杀虫剂、除草剂的使用，农村居民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的任意堆放及排放，污染企业及城市污染向农村加速转移，造成广大农村地区饮用水质的污染，以及废气对大气质量的影响。于法稳研究员还提出了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几个理论上的问题：一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主体究竟是谁？国家提出美丽乡村建设之后，国家各部委积极投入到该项工程之中，都从本系统的业务出发，开展了“自上而下”的项目推动，正是由于这种 “自上而下”的方式，将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推向了美丽乡村建设的第一线，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主体，而真正应该成为主体的广大农村居民则游离于美丽乡村建设之外！二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应全面统筹生活、生态与生产设施建设，统筹硬件设施建设与软件建设。同时，应关注广大农村居民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改变、素质的提高等方面的建设。三是美丽乡村建设究竟采取什么模式？基层调研发现，模式几乎一样，即对村内道路、文化广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供电、村里路灯等进行改造与建设；对于农村住房改造，多采用“穿衣戴帽”的方式，过多地关注外观的统一，但没有考虑潜在的影响。这种方式一方面会严重影响到乡村民居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这种方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四是美丽乡村建设究竟由谁组织？为了有效地解决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多部门组织问题，需要自上而下进行统一，这样可以畅通驱动，提高效率，更有利于减少实施过程中“争政绩、推责任”现象。
江西农业大学生态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导黄国勤教授认为：“美丽中国”建设仍然面临着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要守住“绿水青山”，重建美丽的中国，任重道远。一是“美丽中国”建设受到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制约。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制约着社会主义经济的生态转型。我国经济的发展由于历史原因，属于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资源环境的不可持续来换取经济增长的，这加剧了生态损害。生态环境的破坏本身就是人的“建设”造成的，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只能增加更多的破坏。生态文明建设不是一次两次建设运动就能实现的，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因此说，粗放型的发展模式是“美丽中国”建设的严重制约因素。二是“美丽中国”建设受到制度建设不完善的制约。生态环境民主治理和公共监督缺乏是我国“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问题之一。由于长久以来发展主要以GDP指标来衡量，并用作衡量官员政绩的重要标准，因此，增长GDP成了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法律大不过GDP。在建设生态文明、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数字矛盾的情况下，就会牺牲资源和环境来换取GDP增长。三是参与“美丽中国”建设的社会动力不足。目前我国公民参与“美丽中国”建设的程度远远不够，民间资源的调动极为不充分。民众参与的意识不足，渠道不畅，一些社区组织、非政府组织没有得到应有的扶持和发展。这说明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与“美丽中国”建设的要求不符。四是生态文明价值观还远远没有形成。目前我国生产者还不能自觉做到节约能耗、减少排放；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依旧盛行，民众不能自觉地做到生态消费。五是巨大的人口压力对“美丽中国”建设的制约。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是决定人与自然关系的前提要素。人口压力加重了对自然环境资源的开发压力，破坏性的利用自然资源损害了生态自我恢复能力，也吞掉了大量的经济发展成果，制约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违背人口发展规律的后果的消极影响至今仍然存在。因此，加强少生优生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举措。
安远县委书记严水石、遂川县委书记张平亮、井冈山市委副书记雷科、莲花县委常委郭建斌分别介绍了各县推进绿色生态县建设的做法、经验与启示。大家一致认为建设绿色生态县当务之急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完善美丽乡村建设的管理体制。二是建立健全统一的生态保护机制。三是要加强对生态多样性的保护。三、当前“美丽中国建设”的对策关于“美丽中国建设”的具体措施，与会专家学者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一）加强乡村的美学建设。北京至图生设计学院教学院长、乡村博物馆联盟联合创始人童梅认为：美丽乡村建设，不是高楼大厦、厂房烟囱，也不是游人如织、洋楼别墅；而是一种自然的回归，放飞心灵的美学建设。近年来，乡村建设如火如荼，乡村似乎越来越现代化了。然而，令人堪忧的诸多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如环保问题、异化问题等已成为急需根治的疑难杂症。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乡村建设过程中审美的缺失所致。因此，乡村的美学建设迫在眉睫，只有以美学思想为导向，在不断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建设环境优美、乡情浓郁、个性鲜明、可持续发展的新乡村，现代化才能实现真正的价值。
（二）确定农民或社区公众建设主体。江西财经大学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博导温锐教授认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在当前影响“农村必须美”的诸多问题中，最主要的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主体，即农民缺失明晰的财产基础及其建设动力。当前的关键问题是，因当前中国农村以土地为主的产权主体不清，导致美丽乡村建设的主体，即广大农民缺失建设美丽乡村的坚实财产基础、坚定的长远预期和优化配置建设美丽乡村要素的机制。农民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主体和受益主体，无基础、无信心、无能力，难以汇聚投身家乡乃至整个中国美丽乡村建设动力。解困之策，就是紧紧抓住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给农民土地“确权”的农改新政这一契机，配合“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实施，紧扣以“地”“股”确权到农户、确“长久不变”之权和落实财产要素的“市场”多元流转三个环节，夯实农民建设美丽乡村的财产基础，坚定农民建设美丽家乡的长远预期，强化农民建设美丽乡村的自主能动性，为中国美丽乡村建设奠定扎实的经济基础，进而以美丽乡村建设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南昌航空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艾育红博士认为：生态文明建设迫切需要塑造和形成多元参与、共建共享的治理新格局，社区公众是重要的共建主体之一。近年来，由于我国生态环境日益严峻，公众环保意识有所觉醒，公民自我权益保护意识也逐步提高，但由于诸多约制，我国社区公众总体参与水平较低，生态文明共建能力不强，共建效果不明显。社区公众的概念为生态文明共建找到了使力的落脚点，使得公众能以主体身份来承担共建的责任。要与社区公众实现生态文明共建，必须逐步转变政府角色、完善相关制度机制；促进城镇基层单位与社区公众组织有机融合；农村基层单位补位农村社区公众角色的缺失，完成共建任务。 （三）加快制度建设。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主任谭旭孙教授认为：美丽中国应该包括生态之美、和谐之美、价值观之美、永续之美、和平之美等五方面。美丽中国的这五个方面都与制度建设存在紧密的联系，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从中国发展现状看，美丽中国建设在以上五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存在制度方面的挑战。所以，要建设美丽中国，就应当从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做起，来应对这些挑战。从短期看，在传统粗放发展模式向现在经济新常态增长模式转型的背景下，企业、个人、甚至政府官员的自觉行为都还没有养成，这些都要正式制度去规范和约束，因此，正式制度建设显得更紧迫。从长期看，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非正式制度深入人心后，它将更有利于人们自觉行为的形成。西南财经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南昌大学特聘教授马先标博士认为：要以系统工程的思维，用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美丽中国。要实行最严格的源头性保护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制度，用制度来保护环境。要把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任务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其它几个领域。如何融入，仍然需要从构建有效对接、互动发展的制度体系建构、政策体系建构的维度，去分析和破解。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宋菊芳博士认为：要推进公众参与环境立法的制度化发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或制度对公众参与环境立法制定相关的程序性制度。因而，要推进我国公众参与环境立法，很有必要制定一部公众参与环境立法的专门法律或制度规范。该法律或制度应明确公众参与环境立法的主体、对象、形式和程序，并通过合理的立法框架结构，从环境立法信息公开、意见征询、实施与监督、法律责任等几个方面都作出明晰的规定。有了相应的法律或制度支撑，公众参与环境立法才有明确的依据。
（四）文化要介入乡村建设。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魏志龙博士认为文化要介入乡村建设。如吸食鸦片是晚清、民国时期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客家传统村落培田在劝戒鸦片上从制度建设、文化教育、心理治疗等方面多有建树，是传统社会民间自治的集体智慧结晶，对现代社会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面对当今乡村社会问题时，国家多采用政府行政力量解决，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我国传统社会拥有大量相关智慧，如在解决地方族群吸食毒品的问题上，考虑建立不同于科学的方法论的另一种方法论，即以文化的力量战胜人类生物性的成瘾性。培田村民运用强大的习惯法与仪式、家族组织、信仰与尊严、民俗道德、亲情教化等集合的文化力量，给予现代社会以积极的启示。
（五）要加快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南昌师范学院校长林加奇教授认为：旅游业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实现需要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因此，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应坚持以不可重复、过客式的观光旅游为主，向可重复、留得住的乡村度假旅游方式的转变为主线，关联于生态文明、文化交流、扶贫富民、小城镇建设、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的升级共荣。河北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刘亚丽教授认为：一些农村地区旅游资源富集，自然景观、历史遗存、民俗文化独特，贫困县区与旅游资源分布的重叠度高达80%。作为城市的重要水源地和生态屏障的生态涵养区，在不宜以工业项目发展经济的情况下，发展乡村旅游不失为许多农村地区一种脱贫致富的有效路径。
（六）要做好教育与宣传工作。江西农业大学黄国勤教授认为：要建设美丽中国，搞好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要做好教育与宣传工作。首先，要加强生态文明的学校、社区教育，做好形式多样的生态文明理论武装工作，并通过出版生态文明保护的书、报、刊等提升生态环境建设的理论水平。其次要加强新闻宣传，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新闻宣传工作不仅仅是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还要宣传一种生态道德意识，使之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在动力，让人们意识到要主动履行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最后要建立系统新闻发布和快速反应协调机制，对社会环保热点问题、难点问题进行正确的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
总之，与会者对“建设美丽中国”理论与实践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与建议。同时，大家由于思想的碰撞，感到颇受启发，收获较大，感言这是一次思想的盛宴。进一步加强和深化这方面研究，对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Abstract：In the symposium on the “building of Beautiful China” sponsored by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Jinggangshan，experts and scholars brought forward a good many suggestions on ideas，institutions，mechanisms，reform and innovation according to the status quo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uilding beautiful China as well as the main problems faced in building beautiful China.
Key words：building of beautiful China； ideas；institutions； mechanism； industry； reform and innovation
（责任编辑：廖才茂）
[关键词]美丽中国建设；理念；制度；机制；产业；改革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6）02-0137-07
[收稿日期]2016-02-25
[作者简介]颜清阳（1968—），男，江西吉安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国情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文尚卿 （1964—），男，江西吉安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国情教学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基本国情。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和习近平总书记“要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加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的基本国情教学研究，2016年1月8日至11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联合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江西省生产力学会、江西省现代中国研究学会等单位，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共同举办了“美丽中国建设”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南昌大学、江西财经大学、中共江西省委党校、中共河南省委党校、中共山西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等有关院校和政府部门的4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与会者围绕“建设美丽中国”的理论和实践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意见。一、当前“美丽中国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情况与会专家从不同的视角对“美丽中国”进行了拓展研究，其研究深入到了生态学、经济学、政治学、旅游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综合研究的趋向越来越明显，其研究视角主要包括：
“建设美丽中国”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关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梅黎明认为：“美丽中国建设”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坚持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国化的深化与发展。马克思始终强调人类活动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要求人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主线。中国共产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战胜自然”、“人定胜天”到“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再到大力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不断深化的过程。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之路，是一条低成本、低风险的文明之路，而且是与十八大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度契合的文明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应有之义。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要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建设美丽中国”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系。刘奇认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与重要承载。建设美丽中国不是单纯地要求我们保护自然、爱护生态，而是要求我们应当把这些作为基本要素贯穿于发展始终，其目标就是通过发展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就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中国梦包含着美丽中国这个向度，13亿中国人追逐自己中国梦的过程也就是美丽中国的建设过程。
第2期颜清阳文尚卿：“美丽中国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建设美丽中国”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建设美丽中国，关键要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这几大关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就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是相对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而言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农业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第一次飞跃，由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能力还很低，对自然存在敬畏之感，尊天敬神的崇拜形成了人们遵循自然规律、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这就是我国劳动人民首创的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农业哲学思想：天时、地利、人和。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第二次飞跃，工业文明的出现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不再惧怕自然界的“神秘和威力”，以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主人”，“征服自然”、“人定胜天”、“驾驭规律”成了工业文明时代的口号。工业文明的哲学基础是“人是自然的主人”，可任意主宰。而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是“人是自然中的一员”，必须与之和谐相处。以损害自然界别的物种和环境来满足人类自身无节制的需求，最终会打破生态平衡，危及人类自身生存。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长三角研究院副院长余佶博士介绍了浙江安吉以生态文明战略思想引领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的案例。甘肃行政学院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伟教授介绍了甘肃在建设生态文明省和打造生态屏障战略平台实践的主要做法。南昌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宋慧琳博士以江西省为例介绍了绿色城镇化测度指标体系及其评价应用研究。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社会实践创新中心孙翠玉博士以全国防沙治沙女英雄N事迹为例对美丽中国建设中的个体行为进行了逻辑分析，揭示出在生态保护和美丽中国建设过程中，在一定的道义经济范围内，个体行为和地方行政权力之间会遵循互惠原则，达至耦合状态。美丽中国建设不仅仅是国家层面的理念和方针政策，更应该体现在实践层面。
“建设美丽中国”与建设“美丽乡村”的关系。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一环就是建设“美丽乡村”。北京地球村主任兼创办人廖晓义女士认为：复兴优秀文化传统、在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任务，也是每个中国人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如何复兴以儒学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就要与当代的乡村实践结合起来。曲阜乐和家园建设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乐和家园作为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内涵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其特点是通过党政主导和社工服务，激活乡村社会组织，激发自立、互助、公益的道德文化，构建乐和治理、乐和礼义、乐和生计、乐和人居、乐和养生五位一体的社区家园。其基本要素可简述为“一站两会三院六艺”。“乐和家园”建设创新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提升了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创造了社工和乡贤的培养与服务模式，为基于乡村治理的儒家文化复兴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本。浙江农林大学中国农民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景新介绍了浙江省建设美丽乡村的《千村故事》“五个一”行动的情况：浙江省建设美丽乡村的《千村故事》“五个一”行动背景是2003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启动了“万村整治千村示范”工程，揭开了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时代篇章。至2007年基本实现其目标——5年时间，全省完成10303个建制村初步整治，其中1181个村建成“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千村故事》“五个一”行动，是浙江省在对普查出来的1123个历史文化村落物质文明遗存修复、保护和利用的基础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性挖掘、整理、记忆和传承；是乡土文化建设的一项标志性任务。浙江省《千村故事》“五个一”行动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它有可能为现代农业中如何继承中华传统农业文明开辟通道；它有可能给我们的国家、民族，留下一份悠扬的、具有江南鱼米之乡人文底蕴的乡愁；它有可能探索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高歌猛进时代，如何保护和传承乡土文化的道路，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它将助推浙江美丽乡村建设迈向新阶段。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科发展评价研究中心研究员涂明君认为：农村治理现代化，是作为系统整体的美丽中国建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基础，其外在表现为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内在支撑为农村政治生态治理的现代化、村民自治现代化。村委会选举推动了农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但村民自治机构的治理能力亟待提高，其中的关键，是要使政党领导与村民自治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现代治理的要求，要系统改进。接下来，应按照多主体系统治理的要求，改进和完善服务功能，“放养”基层社会，通过探索、完善民主协商机制发展壮大基层自治组织，系统提升农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系统治理，既是农村治理现代化的有力推进方式，也是农村社会长治久安的基本形态、系统框架。 “建设美丽中国”与小城镇建设的关系。南昌师范学院旅游与经管学院副院长钱芳副教授认为：小城镇建设是美丽中国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美丽小城镇建设和旅游产业发展的内涵在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等四个方面具有一致性。美丽小城镇建设和旅游产业发展的方式在集聚化发展、生态化发展及个性化发展三个方面具有良性互动效应。因此要从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乡村建设与文化传承、旅游产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等三个方面走美丽小城镇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的道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魏后凯和全国市长研修学院市长研修部副研究员关兴良博士认为：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空间格局，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对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态势十分明显，人口、资源、要素和产业大规模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并在空间上形成了若干个城市和人口密集区。造成这种空间集聚态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自然本底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地带性差异起到基础性作用，国家发展战略的东部偏向以及资源要素的空间集聚效应是外部条件，而更深层次的基本动力源于区域之间日益拉大的发展差距。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与产业向东部地区集聚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二者的空间集聚未能协同一致，由此导致两个“不协调”，即人口分布与产业及就业岗位的不协调以及人口、经济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不协调。这两个“不协调”造成了数以亿计的“两栖”农民工跨区域迁移、能源与大宗商品的跨区域流动、局部地区资源环境面临巨大压力、不稳定因素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等突出问题。要构建高效、均衡、安全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其本质就是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即不单纯要强调人的繁荣，还要强调地域的繁荣。“产业西进”和“人口东移”是优化中国城镇化空间格局和形态的战略重点。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导彭迪云教授以长江经济带为例介绍了城镇化发展对雾霾污染影响的门槛效应与对策研究。认为城镇化发展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当居民消费水平低于第一道门槛时，城镇化发展会加速雾霾污染；跨越第一道门槛时，城镇化发展对雾霾污染影响有所减弱，但仍为正向促进关系；跨越第二道门槛时，城镇化发展对雾霾污染的作用则转变为负向关系。两者之间的这种函数关系图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据此提出了相应有效治理城镇化发展雾霾污染问题的对策建议：一是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恪守节约保护优先。二是加强区域合作发展，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三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招商选资能力。四是培育生态文化，推进绿色城镇化。五是系统防范雾霾产生，综合治理环境污染。六是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形成有序开发格局。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合光和云南农村干部学院调研部副主任黄荣华老师认为：“人的城镇化”对农业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城镇化是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时代变革。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实质就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不仅对农民产生巨大影响，也会对我国农业发展产生重大作用。“人的城镇化”对农业发展表现出促进和制约两个方面的作用。适应“人的城镇化”新形势，推进农业发展要在推动农业生产模式和经营制度的改革创新、建立健全农业发展保护政策、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等方面做好工作。山西省委党校经济管理教研部副教授肖莉介绍了山西省“四化”同步发展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调研报告。
“建设美丽中国”与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与会者普遍认为，“美丽中国”是旅游业发展的资源库、新契机和方向标，旅游在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中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旅游产业具有建设美丽中国的先天优势，是践行美丽中国战略的前沿阵地，旅游业倡导的“绿色游、低碳游、生态游”积极推进了旅游产业发展转型，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行业取向与选择，也是践行“美丽中国”的真实写照。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原副院长、井冈山大学原校长张泰城介绍了以井冈山红色旅游环境承载力测评为例对美丽中国建设与红色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认为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根据井冈山红色旅游的特点，通过分析影响井冈山红色旅游承载力的各种因素，分别运用线路法、面积法和限制性因子分析等方法，计算出了井冈山红色旅游承载力。通过对井冈山红色旅游承载力的计算，可以更好地看到影响景区发展的关键因素，进而可以用最低的成本最大程度地提高景区的旅游环境承载力，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可以把当地旅游环境系统与社会经济的协调程度表征出来，把景区有利于持续发展的程度表征出来，为旅游资源的开发，旅游结构的调整，旅游环境的保护及旅游环境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河北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刘亚丽教授介绍了以河北省发展乡村旅游助力“脱贫”、“摘帽”的情况。
美丽中国建设与精准扶贫的关系。刘奇认为：美丽中国，美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人啼饥号寒。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其中最大的短板是“三农问题”，而短板中的短板是扶贫问题。作为研究三农的学者，应该紧跟中央的部署，把精准扶贫与脱贫问题研究作为三农研究工作的重中之重。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处处长张延明以美丽中国建设与精准扶贫为题介绍了安徽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做法与启示。与会部分专家还介绍了井冈山革命老区精准扶贫的具体对策，认为革命老区要打好扶贫攻坚战，应当按照“摸清底数、区分类型、找准问题、分类施策”的思路，以建档立卡扶贫对象为核心，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根本，把精准扶贫攻坚作为提高贫困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第一民生工程”，既要治标更要治本，既要输血更要造血，开发扶贫与保障扶贫两轮驱动、区域发展与精准扶贫统筹推进，更加注重增强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更加注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加注重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协调统一，更加注重解决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推动贫困地区更好更快发展，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医疗和住房）。二、当前“美丽中国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美丽中国建设”虽然取得了重大的成效，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与会专家就这个问题也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环境与生态经济研究室主任、科研处长、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秘书长、博导于法稳研究员认为：当前美丽乡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缺乏系统学的建设理念。从理论上来讲，美丽乡村建设是生产、生活、生态“三位一体”的系统工程，同时，也是硬件设施与软件建设相统一的系统工程，过分强调哪一个方面都是不全面的。二是农村产业发展设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由于农村产业的发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除了产业的选择不当之外，还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问题，已经不能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三是生活设施方面不完善，机制缺失。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投资的主要对象是地面工程建设，如村内道路、文化广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供电、村里路灯等硬件设施，以及农民的泥草房、危房的改造工程，而对地下工程，如污水设施建设关注不够。美丽乡村建设工程体系不完善，可能带来一系列问题。四是生态方面的问题日益严重。农业生产过程中大量化肥、农药、杀虫剂、除草剂的使用，农村居民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的任意堆放及排放，污染企业及城市污染向农村加速转移，造成广大农村地区饮用水质的污染，以及废气对大气质量的影响。于法稳研究员还提出了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几个理论上的问题：一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主体究竟是谁？国家提出美丽乡村建设之后，国家各部委积极投入到该项工程之中，都从本系统的业务出发，开展了“自上而下”的项目推动，正是由于这种 “自上而下”的方式，将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推向了美丽乡村建设的第一线，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主体，而真正应该成为主体的广大农村居民则游离于美丽乡村建设之外！二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应全面统筹生活、生态与生产设施建设，统筹硬件设施建设与软件建设。同时，应关注广大农村居民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改变、素质的提高等方面的建设。三是美丽乡村建设究竟采取什么模式？基层调研发现，模式几乎一样，即对村内道路、文化广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供电、村里路灯等进行改造与建设；对于农村住房改造，多采用“穿衣戴帽”的方式，过多地关注外观的统一，但没有考虑潜在的影响。这种方式一方面会严重影响到乡村民居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这种方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四是美丽乡村建设究竟由谁组织？为了有效地解决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多部门组织问题，需要自上而下进行统一，这样可以畅通驱动，提高效率，更有利于减少实施过程中“争政绩、推责任”现象。
江西农业大学生态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导黄国勤教授认为：“美丽中国”建设仍然面临着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要守住“绿水青山”，重建美丽的中国，任重道远。一是“美丽中国”建设受到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制约。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制约着社会主义经济的生态转型。我国经济的发展由于历史原因，属于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资源环境的不可持续来换取经济增长的，这加剧了生态损害。生态环境的破坏本身就是人的“建设”造成的，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只能增加更多的破坏。生态文明建设不是一次两次建设运动就能实现的，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因此说，粗放型的发展模式是“美丽中国”建设的严重制约因素。二是“美丽中国”建设受到制度建设不完善的制约。生态环境民主治理和公共监督缺乏是我国“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问题之一。由于长久以来发展主要以GDP指标来衡量，并用作衡量官员政绩的重要标准，因此，增长GDP成了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法律大不过GDP。在建设生态文明、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数字矛盾的情况下，就会牺牲资源和环境来换取GDP增长。三是参与“美丽中国”建设的社会动力不足。目前我国公民参与“美丽中国”建设的程度远远不够，民间资源的调动极为不充分。民众参与的意识不足，渠道不畅，一些社区组织、非政府组织没有得到应有的扶持和发展。这说明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与“美丽中国”建设的要求不符。四是生态文明价值观还远远没有形成。目前我国生产者还不能自觉做到节约能耗、减少排放；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依旧盛行，民众不能自觉地做到生态消费。五是巨大的人口压力对“美丽中国”建设的制约。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是决定人与自然关系的前提要素。人口压力加重了对自然环境资源的开发压力，破坏性的利用自然资源损害了生态自我恢复能力，也吞掉了大量的经济发展成果，制约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违背人口发展规律的后果的消极影响至今仍然存在。因此，加强少生优生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举措。
安远县委书记严水石、遂川县委书记张平亮、井冈山市委副书记雷科、莲花县委常委郭建斌分别介绍了各县推进绿色生态县建设的做法、经验与启示。大家一致认为建设绿色生态县当务之急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完善美丽乡村建设的管理体制。二是建立健全统一的生态保护机制。三是要加强对生态多样性的保护。三、当前“美丽中国建设”的对策关于“美丽中国建设”的具体措施，与会专家学者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一）加强乡村的美学建设。北京至图生设计学院教学院长、乡村博物馆联盟联合创始人童梅认为：美丽乡村建设，不是高楼大厦、厂房烟囱，也不是游人如织、洋楼别墅；而是一种自然的回归，放飞心灵的美学建设。近年来，乡村建设如火如荼，乡村似乎越来越现代化了。然而，令人堪忧的诸多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如环保问题、异化问题等已成为急需根治的疑难杂症。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乡村建设过程中审美的缺失所致。因此，乡村的美学建设迫在眉睫，只有以美学思想为导向，在不断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建设环境优美、乡情浓郁、个性鲜明、可持续发展的新乡村，现代化才能实现真正的价值。
（二）确定农民或社区公众建设主体。江西财经大学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博导温锐教授认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在当前影响“农村必须美”的诸多问题中，最主要的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主体，即农民缺失明晰的财产基础及其建设动力。当前的关键问题是，因当前中国农村以土地为主的产权主体不清，导致美丽乡村建设的主体，即广大农民缺失建设美丽乡村的坚实财产基础、坚定的长远预期和优化配置建设美丽乡村要素的机制。农民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主体和受益主体，无基础、无信心、无能力，难以汇聚投身家乡乃至整个中国美丽乡村建设动力。解困之策，就是紧紧抓住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给农民土地“确权”的农改新政这一契机，配合“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实施，紧扣以“地”“股”确权到农户、确“长久不变”之权和落实财产要素的“市场”多元流转三个环节，夯实农民建设美丽乡村的财产基础，坚定农民建设美丽家乡的长远预期，强化农民建设美丽乡村的自主能动性，为中国美丽乡村建设奠定扎实的经济基础，进而以美丽乡村建设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南昌航空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艾育红博士认为：生态文明建设迫切需要塑造和形成多元参与、共建共享的治理新格局，社区公众是重要的共建主体之一。近年来，由于我国生态环境日益严峻，公众环保意识有所觉醒，公民自我权益保护意识也逐步提高，但由于诸多约制，我国社区公众总体参与水平较低，生态文明共建能力不强，共建效果不明显。社区公众的概念为生态文明共建找到了使力的落脚点，使得公众能以主体身份来承担共建的责任。要与社区公众实现生态文明共建，必须逐步转变政府角色、完善相关制度机制；促进城镇基层单位与社区公众组织有机融合；农村基层单位补位农村社区公众角色的缺失，完成共建任务。 （三）加快制度建设。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主任谭旭孙教授认为：美丽中国应该包括生态之美、和谐之美、价值观之美、永续之美、和平之美等五方面。美丽中国的这五个方面都与制度建设存在紧密的联系，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从中国发展现状看，美丽中国建设在以上五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存在制度方面的挑战。所以，要建设美丽中国，就应当从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做起，来应对这些挑战。从短期看，在传统粗放发展模式向现在经济新常态增长模式转型的背景下，企业、个人、甚至政府官员的自觉行为都还没有养成，这些都要正式制度去规范和约束，因此，正式制度建设显得更紧迫。从长期看，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非正式制度深入人心后，它将更有利于人们自觉行为的形成。西南财经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南昌大学特聘教授马先标博士认为：要以系统工程的思维，用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美丽中国。要实行最严格的源头性保护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制度，用制度来保护环境。要把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任务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其它几个领域。如何融入，仍然需要从构建有效对接、互动发展的制度体系建构、政策体系建构的维度，去分析和破解。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宋菊芳博士认为：要推进公众参与环境立法的制度化发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或制度对公众参与环境立法制定相关的程序性制度。因而，要推进我国公众参与环境立法，很有必要制定一部公众参与环境立法的专门法律或制度规范。该法律或制度应明确公众参与环境立法的主体、对象、形式和程序，并通过合理的立法框架结构，从环境立法信息公开、意见征询、实施与监督、法律责任等几个方面都作出明晰的规定。有了相应的法律或制度支撑，公众参与环境立法才有明确的依据。
（四）文化要介入乡村建设。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魏志龙博士认为文化要介入乡村建设。如吸食鸦片是晚清、民国时期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客家传统村落培田在劝戒鸦片上从制度建设、文化教育、心理治疗等方面多有建树，是传统社会民间自治的集体智慧结晶，对现代社会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面对当今乡村社会问题时，国家多采用政府行政力量解决，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我国传统社会拥有大量相关智慧，如在解决地方族群吸食毒品的问题上，考虑建立不同于科学的方法论的另一种方法论，即以文化的力量战胜人类生物性的成瘾性。培田村民运用强大的习惯法与仪式、家族组织、信仰与尊严、民俗道德、亲情教化等集合的文化力量，给予现代社会以积极的启示。
（五）要加快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南昌师范学院校长林加奇教授认为：旅游业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实现需要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因此，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应坚持以不可重复、过客式的观光旅游为主，向可重复、留得住的乡村度假旅游方式的转变为主线，关联于生态文明、文化交流、扶贫富民、小城镇建设、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的升级共荣。河北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刘亚丽教授认为：一些农村地区旅游资源富集，自然景观、历史遗存、民俗文化独特，贫困县区与旅游资源分布的重叠度高达80%。作为城市的重要水源地和生态屏障的生态涵养区，在不宜以工业项目发展经济的情况下，发展乡村旅游不失为许多农村地区一种脱贫致富的有效路径。
（六）要做好教育与宣传工作。江西农业大学黄国勤教授认为：要建设美丽中国，搞好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要做好教育与宣传工作。首先，要加强生态文明的学校、社区教育，做好形式多样的生态文明理论武装工作，并通过出版生态文明保护的书、报、刊等提升生态环境建设的理论水平。其次要加强新闻宣传，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新闻宣传工作不仅仅是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还要宣传一种生态道德意识，使之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在动力，让人们意识到要主动履行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最后要建立系统新闻发布和快速反应协调机制，对社会环保热点问题、难点问题进行正确的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
总之，与会者对“建设美丽中国”理论与实践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与建议。同时，大家由于思想的碰撞，感到颇受启发，收获较大，感言这是一次思想的盛宴。进一步加强和深化这方面研究，对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Abstract：In the symposium on the “building of Beautiful China” sponsored by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Jinggangshan，experts and scholars brought forward a good many suggestions on ideas，institutions，mechanisms，reform and innovation according to the status quo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uilding beautiful China as well as the main problems faced in building beautiful China.
Key words：building of beautiful China； ideas；institutions； mechanism； industry； reform and innovation
（责任编辑：廖才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