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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跑进魏格登先生的糖果店，大概是4岁。现在时隔半世纪了，我还清楚地记得那间摆满许多一分钱就买得到糖果的可爱铺子，甚至连它的气味好像都闻得到。魏格登先生每听到前门的小铃发出轻微的叮当声，必定悄悄地出来，走到糖果柜台的后面。他那时已经很老，满头银白细发。
童年的我从未见过一大堆这样富有吸引力的美味排列在自己的面前，要从其中选择一种，实在伤脑筋。每一种糖，要先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决定要不要买，然后才能考虑第二种。魏格登先生把挑好的糖装入小白纸袋时，我心里总有短短的一阵悔痛：也许另一种糖更好吃吧？或者更耐吃。魏格登先生总是把你拣好的糖果用勺子盛在纸袋里，然后停一停。他虽然一声不响，但每一个孩子都知道魏格登先生扬起眉毛是表示给你一个最后掉换的机会。只有你把钱放在柜台上之后，他才会把纸袋口无可挽回地一扭，你犹豫的心情也就没有了。
我家离电车道有两个街口远，无论是去搭电车还是下车回家，都得经过那间店。有一次母亲 带我进城，下了电车回家时，母亲便走入魏格登先生的商店。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可以买。”她一面说，一面领着我走过那长长的玻璃柜，那个老人也同时从帘子遮着的门后面走出来。母亲站着和他谈了几分钟，我则对着眼前所陈列的糖果狂喜地凝视。最后，母亲给我买了一些东西，并付钱给魏格登先生。
母亲每星期进城一两次，我总是跟着她去。她总是带我到糖果店买一点糖果和小点心，也总让我自己选择要买哪一种。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钱是什么东西。我只是望着母亲给人一些什么，那人就给她一个纸包或一个纸袋。慢慢地，我心里也有了交易的观念。某次我想了一个主意：我要独自走过那漫长的两个街口，到魏格登先生的店里去。我还记得自己费了很大气力才推开那扇大门时，门铃发出的叮当声。我着了迷似的，慢慢走向陈列糖果的玻璃柜。
一边是发出新鲜薄荷芬芳的薄荷糖；一边是软胶糖，颗颗大而松软，嚼起来容易，外面撒上亮晶晶的砂糖；还有一个盘子里装的是做成小人形的软巧克力糖；后面的盒子里装的是大块的硬糖，吃起来能把你的面颊撑得凸出来；还有那些魏格登先生用木勺盛出来的深棕色发亮的脆皮花生米 —— 一分钱两勺；自然，还有长条甘草糖，这种糖如果细细去嚼，让它们慢慢融化而不是大口吞的话，也很耐吃。
我选了很多种想起来一定很好吃的糖，魏格登先生俯过身来问我：“你有钱买这么多吗?”
“哦，有的，”我答道，“我有很多钱。”我伸出拳头，把五六颗用发亮的锡箔包得很好的樱桃核放在魏格登先生的手里。
魏格登先生凝视了一会儿手心，然后又向我打量了很久。
“还不够吗？”我担心地问。
他轻轻地叹息：“我想你给我给得太多了”，他回答说，“还有钱找给你呢。”他走近那老式的收银机，把抽屉拉开，然后回到柜台边俯过身来，放两分钱在我的手掌上。
母亲晓得我去了糖果店之后，骂我不该一个人往外跑。我想她从未记起问我用什么当钱，在当时只是告诫我此后若是不先问过她，就不准再去。我大概是听了她的话，而且以后她每次准我再去时，总是给我一两分钱，不再有用樱桃核的事情。事实上，这件我当时觉得无足轻重的事情，很快便在成长的岁月中忘怀了。
六七岁时，我家迁往别处。我就在那里长大、结婚成家。我们夫妇俩开了一间店，专门饲养外来的鱼出卖。这种养鱼生意当时方才萌芽，大部分鱼是直接由亚洲、非洲和南美洲输入的，每对儿卖价在5元以下的很少。
一个艳阳高照的下午，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哥哥来到店里。他们大概五六岁。
我正在忙着擦洗水族箱。那两个孩子站在那里，眼睛睁得又大又圆，望着那些浮沉于澄澈碧水中美丽得像宝石似的鱼。“啊呀!”那男孩叫道，“我们可以买几条吗？”
“可以”，我答道，“只要你有钱买。”
“哦，我们有很多钱呢!”那个小女孩极有信心地说。
很奇怪，她说话的神情，使我有似曾相识之感。他们注视了那些鱼好一会儿，便要我给他们几对儿不同的鱼，他们一面在水族箱之间走来走去，一面将所要的鱼指点出来。我用网把他们选定的鱼捞起来，先放在一个容器中，再装入一只不漏水的袋子里，以便携带，然后将袋子交给那个男孩。“好好提着。”我提醒他。
他点点头，又转向他的妹妹：“你拿钱给他。”我伸出手。她那紧握的拳头向我伸过来时，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她张开拳头，把3枚小辅币放在我伸出的手掌上。
在这一瞬间，我恍忽又来到了许多年前魏格登先生的糖果铺。这一刻，我才了解当年我给魏格登先生的是多么难以解决的问题，可他却把那个难题应付得那么得体。
我体会到这两个孩子的纯洁天真，也体会到自己维护抑或破坏这种天真的力量，正如魏格登先生多年前所体会到的一样。往事充塞了我的心，使我的鼻子有点酸。那个小女孩满怀期待地站在我面前。“钱不够吗？”她轻声地问。
“多了一点。”我竭力抑制着心里的感触说，“还有钱找给你呢。”我在现金抽屉中掏了一会儿，放了两分钱在她张开的手上，再站到门口，望着那两个孩子小心翼翼地提着他们的宝贝沿人行道走去。
当我转身回店时，妻子正站在踏脚凳上，双臂及肘没入一只水族箱中整理水草。“你可以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她问，“你知道你给了他们多少鱼吗？” “大约值30块钱的鱼，”我答，内心仍然感触无限，“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
于是我把魏格登先生的故事告诉她。她听后双眼润湿了，从踏脚凳上下来，在我颊上轻轻一吻。
“我还记得那软胶糖的香味。”我感叹着说。我开始清洗最后一只水族箱时，似乎还听见魏格登先生在我背后咯咯的笑声。
童年的我从未见过一大堆这样富有吸引力的美味排列在自己的面前，要从其中选择一种，实在伤脑筋。每一种糖，要先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决定要不要买，然后才能考虑第二种。魏格登先生把挑好的糖装入小白纸袋时，我心里总有短短的一阵悔痛：也许另一种糖更好吃吧？或者更耐吃。魏格登先生总是把你拣好的糖果用勺子盛在纸袋里，然后停一停。他虽然一声不响，但每一个孩子都知道魏格登先生扬起眉毛是表示给你一个最后掉换的机会。只有你把钱放在柜台上之后，他才会把纸袋口无可挽回地一扭，你犹豫的心情也就没有了。
我家离电车道有两个街口远，无论是去搭电车还是下车回家，都得经过那间店。有一次母亲 带我进城，下了电车回家时，母亲便走入魏格登先生的商店。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可以买。”她一面说，一面领着我走过那长长的玻璃柜，那个老人也同时从帘子遮着的门后面走出来。母亲站着和他谈了几分钟，我则对着眼前所陈列的糖果狂喜地凝视。最后，母亲给我买了一些东西，并付钱给魏格登先生。
母亲每星期进城一两次，我总是跟着她去。她总是带我到糖果店买一点糖果和小点心，也总让我自己选择要买哪一种。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钱是什么东西。我只是望着母亲给人一些什么，那人就给她一个纸包或一个纸袋。慢慢地，我心里也有了交易的观念。某次我想了一个主意：我要独自走过那漫长的两个街口，到魏格登先生的店里去。我还记得自己费了很大气力才推开那扇大门时，门铃发出的叮当声。我着了迷似的，慢慢走向陈列糖果的玻璃柜。
一边是发出新鲜薄荷芬芳的薄荷糖；一边是软胶糖，颗颗大而松软，嚼起来容易，外面撒上亮晶晶的砂糖；还有一个盘子里装的是做成小人形的软巧克力糖；后面的盒子里装的是大块的硬糖，吃起来能把你的面颊撑得凸出来；还有那些魏格登先生用木勺盛出来的深棕色发亮的脆皮花生米 —— 一分钱两勺；自然，还有长条甘草糖，这种糖如果细细去嚼，让它们慢慢融化而不是大口吞的话，也很耐吃。
我选了很多种想起来一定很好吃的糖，魏格登先生俯过身来问我：“你有钱买这么多吗?”
“哦，有的，”我答道，“我有很多钱。”我伸出拳头，把五六颗用发亮的锡箔包得很好的樱桃核放在魏格登先生的手里。
魏格登先生凝视了一会儿手心，然后又向我打量了很久。
“还不够吗？”我担心地问。
他轻轻地叹息：“我想你给我给得太多了”，他回答说，“还有钱找给你呢。”他走近那老式的收银机，把抽屉拉开，然后回到柜台边俯过身来，放两分钱在我的手掌上。
母亲晓得我去了糖果店之后，骂我不该一个人往外跑。我想她从未记起问我用什么当钱，在当时只是告诫我此后若是不先问过她，就不准再去。我大概是听了她的话，而且以后她每次准我再去时，总是给我一两分钱，不再有用樱桃核的事情。事实上，这件我当时觉得无足轻重的事情，很快便在成长的岁月中忘怀了。
六七岁时，我家迁往别处。我就在那里长大、结婚成家。我们夫妇俩开了一间店，专门饲养外来的鱼出卖。这种养鱼生意当时方才萌芽，大部分鱼是直接由亚洲、非洲和南美洲输入的，每对儿卖价在5元以下的很少。
一个艳阳高照的下午，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哥哥来到店里。他们大概五六岁。
我正在忙着擦洗水族箱。那两个孩子站在那里，眼睛睁得又大又圆，望着那些浮沉于澄澈碧水中美丽得像宝石似的鱼。“啊呀!”那男孩叫道，“我们可以买几条吗？”
“可以”，我答道，“只要你有钱买。”
“哦，我们有很多钱呢!”那个小女孩极有信心地说。
很奇怪，她说话的神情，使我有似曾相识之感。他们注视了那些鱼好一会儿，便要我给他们几对儿不同的鱼，他们一面在水族箱之间走来走去，一面将所要的鱼指点出来。我用网把他们选定的鱼捞起来，先放在一个容器中，再装入一只不漏水的袋子里，以便携带，然后将袋子交给那个男孩。“好好提着。”我提醒他。
他点点头，又转向他的妹妹：“你拿钱给他。”我伸出手。她那紧握的拳头向我伸过来时，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她张开拳头，把3枚小辅币放在我伸出的手掌上。
在这一瞬间，我恍忽又来到了许多年前魏格登先生的糖果铺。这一刻，我才了解当年我给魏格登先生的是多么难以解决的问题，可他却把那个难题应付得那么得体。
我体会到这两个孩子的纯洁天真，也体会到自己维护抑或破坏这种天真的力量，正如魏格登先生多年前所体会到的一样。往事充塞了我的心，使我的鼻子有点酸。那个小女孩满怀期待地站在我面前。“钱不够吗？”她轻声地问。
“多了一点。”我竭力抑制着心里的感触说，“还有钱找给你呢。”我在现金抽屉中掏了一会儿，放了两分钱在她张开的手上，再站到门口，望着那两个孩子小心翼翼地提着他们的宝贝沿人行道走去。
当我转身回店时，妻子正站在踏脚凳上，双臂及肘没入一只水族箱中整理水草。“你可以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她问，“你知道你给了他们多少鱼吗？” “大约值30块钱的鱼，”我答，内心仍然感触无限，“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
于是我把魏格登先生的故事告诉她。她听后双眼润湿了，从踏脚凳上下来，在我颊上轻轻一吻。
“我还记得那软胶糖的香味。”我感叹着说。我开始清洗最后一只水族箱时，似乎还听见魏格登先生在我背后咯咯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