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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人力资源外包服务行业的中心,易才每次向社会用工盲点伸出的触角,都能为社会、企业、个人带来“多赢”
90多年前,威廉·波音打算成立制造木制水上飞机的波音公司时,他的家乡西雅图成为首选地点。现在,在人力资源外包服务领域取得领先的李浩也打算为自己的家乡做点事情。
易才集团总裁李浩的家乡在皖南的六安市,那里除了盛产瓜片,还是安徽省第二大农民工流出地。“从去年下半年起,那里的农民工返乡问题就比较严重,出现了很多剩余劳动力。”他对《商务周刊》说,“我希望在家乡建立一个农民工就业示范基地,通过免费培训让他们实现再就业。”
为社会解压
不仅是在李浩的家乡,去年下半年以来,农民工返乡潮席卷整个国家。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08年12月初完成的《金融危机对就业影响最新数据调查报告》显示,2008年9—10月,6个省份18个城市700家重点监测企业中,有50%的企业存在岗位流失情况,岗位净减3.2万人,减幅为3%;截至当年11月底,10个主要农民工输出省份(四川、重庆、河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甘肃)的农民工总计返乡485万人,占2008年9月底外出务工人员的5.4%。
“今年上半年我读到了这些数字,并在个人工作中切身体会到了农民工返乡潮给社会和农民工自身带来的压力。由此,返乡农民工就业基地计划提上了日程。”李浩说。易才内部从各部门抽调精英,成立了该项目的工作小组,与国家人保部劳动科学研究院一起,同地方政府以及返乡农民工等对象沟通,进行项目的调研。
前期调研让易才看到了农民工返乡的一些规律。“工人如果是因为经济危机的影响而离岗,这其中就存在一定的批量性,即要走就走一批,留下也是留一批。”易才农民工就业基地项目主管赵亮对《商务周刊》说,不论是生产何种类型产品的企业,都不会因为效益不景气而裁掉技术骨干,但一些从事简单重复工作的员工很容易遭遇裁员。“这些没有一技之长的返乡农民工在危机中的就业机会更加稀少。”他说。
但项目组在后面几个月的调研中发现,全国整体农民工用工市场出现了极大的转变。“过去农民工主要是在珠三角等出口型企业较多的地区务工,随着出口订单的萎缩,很多人失去了工作。”赵亮说,“但今年下半年,长三角和渤海地区一些主要生产内需产品的企业开始大量征召工人。”
这是个可喜的现象,但公司内部一些员工也因此提出,易才的农民工就业基地计划似乎也没有必要了。但李浩毫不犹豫:“这个时候更应该加快成立我们的示范基地。”
“企业自行招聘,很难保证员工,特别是技术骨干的‘质量’,即使有后期的内部培训,也是一件费力气的事;而返乡农民工千里跋涉去找工作,也会遇到很多不确定性带来的隐患。它们都可能成为新的社会就业压力。”李浩解释道,“易才成型的人力资源招聘、培训体系,以及宽广的就业平台,可以给企业、个人以及社会减轻压力。”
多方可持续性发展
在易才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农民工就业基地就像是一个人力资源加工厂,原料是各地的返乡农民工,市场则是企业的用工需求。
赵亮认为:“我们接触到的岗位需求信息比较多,可以根据企业的需求进行量体裁衣式的人才培养计划;也可以根据农民工自身的特性、特长、地区、年龄等因素,开发与他们相关的岗位。”
认识到技术性高的员工在危机中具有很强的抵抗能力,易才的农民工培养方向也进行了相应定位:主要培养技术骨干型,兼顾批量型。此外,随着用工密集地区从过去的珠三角转移向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工种也从往年纺织、玩具等转向基础建设、工厂扩建等国内需求型。赵亮还强调,上海到南京一线有很多国家级开发区,那里的企业对工人的素质和数量的要求都很高,有的岗位还要考取执业证书才能符合国家的准入制度。
“为了保证培养对象的‘质量’,也是对他们负责,我们特别找了一个合作伙伴。”赵亮说。这个合作伙伴就是建立于1958年的六安高级技工学校。为了保证培训的持续性,双方合作的有效期是3年。
“这所学校在安徽省乃至全国都很有名,培养的对象主要是拥有专业技能的蓝领人才,强项包括数控机床、磨具制作以及机电一体化等。这都是长三角、环渤海等地企业现在急需的工种。”赵亮说,“通过半年到两年的培养,他们可以成为国家认证的中级工或高级工,我们也力争在今年底到明年中期这一年时间内培养500—1000名技术骨干。”
当然,工厂对普通工人的需求也随着经济的好转而有所上升。“我们创建这么一个强大的生产基地,如果没有‘短期产品’也是问题。就现在而言,因为普通工人的培训期一般是3、4个月,所以一年时间内我们能培养出1000名普通工人。”赵亮笑言,“精粮和粗粮我们这里都有。”
此外,易才还为这些被培训农民工配备了完善的后端服务。“经过培训,一部分人成为易才的员工,我们通过派遣为他们安排工作,另一部分则是我们代理为他们找工作,也就是提供招聘服务。”李浩介绍到,“所有培训对象都会录入易才的人才数据库系统,我们会持续跟踪。比如他们一段时间后希望到其他地方工作,或者一些原先定制人才的企业倒闭以及佣工季节改变后,我们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在易才的平台上更换工作。”
李浩试图将这一模式在打磨后进行复制。但免费对返乡农民工进行培训,其费用也会在复制时放大。在这个问题上,李浩就表现出了商人的精明。在他看来,易才不存在成本问题,虽然对农民工免费,但学费实际上最后都由用工企业支付了。他说:“这也可以看成是易才新的业务增长点,很多企业因为我们提供这项服务而成为我们新的客户。此外,越多人就业,越多人享受福利保障,我们的相关业务也会越做越大。”
尽管在很多情况下,易才对农民工的培训显得“多此一举”,因为相当多的工厂仍然需要大批低技术含量的工人,只要有体力,“来人即招”,但李浩强调,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直接将人招来打包送到企业,而忽视了人才的质量培养。“这对企业、农民工以及易才本身都是不负责的。”他说,“血汗工厂的道路不能再走了,我们追求的是可持续性的发展。”
90多年前,威廉·波音打算成立制造木制水上飞机的波音公司时,他的家乡西雅图成为首选地点。现在,在人力资源外包服务领域取得领先的李浩也打算为自己的家乡做点事情。
易才集团总裁李浩的家乡在皖南的六安市,那里除了盛产瓜片,还是安徽省第二大农民工流出地。“从去年下半年起,那里的农民工返乡问题就比较严重,出现了很多剩余劳动力。”他对《商务周刊》说,“我希望在家乡建立一个农民工就业示范基地,通过免费培训让他们实现再就业。”
为社会解压
不仅是在李浩的家乡,去年下半年以来,农民工返乡潮席卷整个国家。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08年12月初完成的《金融危机对就业影响最新数据调查报告》显示,2008年9—10月,6个省份18个城市700家重点监测企业中,有50%的企业存在岗位流失情况,岗位净减3.2万人,减幅为3%;截至当年11月底,10个主要农民工输出省份(四川、重庆、河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甘肃)的农民工总计返乡485万人,占2008年9月底外出务工人员的5.4%。
“今年上半年我读到了这些数字,并在个人工作中切身体会到了农民工返乡潮给社会和农民工自身带来的压力。由此,返乡农民工就业基地计划提上了日程。”李浩说。易才内部从各部门抽调精英,成立了该项目的工作小组,与国家人保部劳动科学研究院一起,同地方政府以及返乡农民工等对象沟通,进行项目的调研。
前期调研让易才看到了农民工返乡的一些规律。“工人如果是因为经济危机的影响而离岗,这其中就存在一定的批量性,即要走就走一批,留下也是留一批。”易才农民工就业基地项目主管赵亮对《商务周刊》说,不论是生产何种类型产品的企业,都不会因为效益不景气而裁掉技术骨干,但一些从事简单重复工作的员工很容易遭遇裁员。“这些没有一技之长的返乡农民工在危机中的就业机会更加稀少。”他说。
但项目组在后面几个月的调研中发现,全国整体农民工用工市场出现了极大的转变。“过去农民工主要是在珠三角等出口型企业较多的地区务工,随着出口订单的萎缩,很多人失去了工作。”赵亮说,“但今年下半年,长三角和渤海地区一些主要生产内需产品的企业开始大量征召工人。”
这是个可喜的现象,但公司内部一些员工也因此提出,易才的农民工就业基地计划似乎也没有必要了。但李浩毫不犹豫:“这个时候更应该加快成立我们的示范基地。”
“企业自行招聘,很难保证员工,特别是技术骨干的‘质量’,即使有后期的内部培训,也是一件费力气的事;而返乡农民工千里跋涉去找工作,也会遇到很多不确定性带来的隐患。它们都可能成为新的社会就业压力。”李浩解释道,“易才成型的人力资源招聘、培训体系,以及宽广的就业平台,可以给企业、个人以及社会减轻压力。”
多方可持续性发展
在易才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农民工就业基地就像是一个人力资源加工厂,原料是各地的返乡农民工,市场则是企业的用工需求。
赵亮认为:“我们接触到的岗位需求信息比较多,可以根据企业的需求进行量体裁衣式的人才培养计划;也可以根据农民工自身的特性、特长、地区、年龄等因素,开发与他们相关的岗位。”
认识到技术性高的员工在危机中具有很强的抵抗能力,易才的农民工培养方向也进行了相应定位:主要培养技术骨干型,兼顾批量型。此外,随着用工密集地区从过去的珠三角转移向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工种也从往年纺织、玩具等转向基础建设、工厂扩建等国内需求型。赵亮还强调,上海到南京一线有很多国家级开发区,那里的企业对工人的素质和数量的要求都很高,有的岗位还要考取执业证书才能符合国家的准入制度。
“为了保证培养对象的‘质量’,也是对他们负责,我们特别找了一个合作伙伴。”赵亮说。这个合作伙伴就是建立于1958年的六安高级技工学校。为了保证培训的持续性,双方合作的有效期是3年。
“这所学校在安徽省乃至全国都很有名,培养的对象主要是拥有专业技能的蓝领人才,强项包括数控机床、磨具制作以及机电一体化等。这都是长三角、环渤海等地企业现在急需的工种。”赵亮说,“通过半年到两年的培养,他们可以成为国家认证的中级工或高级工,我们也力争在今年底到明年中期这一年时间内培养500—1000名技术骨干。”
当然,工厂对普通工人的需求也随着经济的好转而有所上升。“我们创建这么一个强大的生产基地,如果没有‘短期产品’也是问题。就现在而言,因为普通工人的培训期一般是3、4个月,所以一年时间内我们能培养出1000名普通工人。”赵亮笑言,“精粮和粗粮我们这里都有。”
此外,易才还为这些被培训农民工配备了完善的后端服务。“经过培训,一部分人成为易才的员工,我们通过派遣为他们安排工作,另一部分则是我们代理为他们找工作,也就是提供招聘服务。”李浩介绍到,“所有培训对象都会录入易才的人才数据库系统,我们会持续跟踪。比如他们一段时间后希望到其他地方工作,或者一些原先定制人才的企业倒闭以及佣工季节改变后,我们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在易才的平台上更换工作。”
李浩试图将这一模式在打磨后进行复制。但免费对返乡农民工进行培训,其费用也会在复制时放大。在这个问题上,李浩就表现出了商人的精明。在他看来,易才不存在成本问题,虽然对农民工免费,但学费实际上最后都由用工企业支付了。他说:“这也可以看成是易才新的业务增长点,很多企业因为我们提供这项服务而成为我们新的客户。此外,越多人就业,越多人享受福利保障,我们的相关业务也会越做越大。”
尽管在很多情况下,易才对农民工的培训显得“多此一举”,因为相当多的工厂仍然需要大批低技术含量的工人,只要有体力,“来人即招”,但李浩强调,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直接将人招来打包送到企业,而忽视了人才的质量培养。“这对企业、农民工以及易才本身都是不负责的。”他说,“血汗工厂的道路不能再走了,我们追求的是可持续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