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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居民主观幸福感为民生指标，运用CGSS（2013）数据定量检验了医疗卫生服务、基本住房保障服务以及劳动就业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能显著增加居民主观幸福感。基本住房保障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和劳动就业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它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促增效应依次递增。分样本回归表明，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能显著增加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而提升基本住房保障服务水平以及劳动就业服务水平能显著增加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因此，建设和谐社会和增加居民主观幸福感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关键词〕公共服务；主观幸福感；Ordered Probit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6）01007708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作为管理社会公共服务的组织，制定和执行国家服务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加国民的福利。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增进居民福祉。其中李克强总理特别指出了几项民生问题：医疗、住房、就业、教育、社会保障。这五大问题关系着群众的切身利益，影响着群众的幸福指数，中央和地方政府一直为改善医疗、住房、就业、教育和社会保障服务做出了巨大努力。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居民幸福指数曾出现过下降趋势，但近年来中国居民幸福指数呈现缓慢上升趋势。中国的全球幸福指数排名由2013年的93名到2015年的84名[1-2]，可以看出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虽然在全球排名仍然比较靠后，但出现了上升趋势。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说，追求生活幸福是人生的重要目标。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生活的改善，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福利、幸福等话题，，本文基于医疗、住房、就业服务的视角研究公共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期待为国家制定幸福导向的公共服务政策提供实证支持。
中国政府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政府作为管理社会公共服务的组织，制定和执行国家服务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加国民的福利。虽然在经济学家看来政府组织可能存在寻租情况而导致社会福利损失，但是良好的市场经济运行离不开政府组织，国民福利的保障更离不开政府组织。因而研究政府如何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Frey 和 Stutzer[3]认为主观幸福感综合反映了个人对生活的整体满意度，可以用来直接衡量国民福利的高低。因此，政府组织能否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是评判政府组织优劣的一个重要指标。
现有的幸福经济学文献主要从政府质量和政府支出两个维度研究政府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Kim和Kim[4]认为政府效率、公正的制度、减少腐败等政府质量的改善能够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对于政府质量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总的来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政府质量通过影响经济增长，进而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然而经济增长如何影响了政府质量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现有文献研究却未能达成共识。有些学者研究发现，政府质量只是显著地影响了富国居民主观幸福感，而在穷国则变得不再显著。他们给出的解释是，富国居民主要追求非物质性需求（例如人权等），而非物质性需求的满足依赖公民权利、民主制度等政府质量维度的改进。但是Helliwell 和 Huang[5]的研究结果恰恰相反，即政府质量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只是在穷国显著，对富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他们给出的解释是，政府质量主要是通过影响经济增长，增加居民收入，促使居民对未来收入形成乐观预期等方式增加居民的幸福感。
第二，政府质量通过影响收入分配，进而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Glaeser 和 Saks[6]研究证实，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低质量的政府将会恶化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进而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第三，政府质量通过影响制度信任和社会信任，进而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高水平的制度信任促使居民对未来形成稳定和乐观的预期，低质量的腐败政府则会降低居民对政府的信任，进而影响居民对未来的乐观预期。
第四，政府质量还可能通过影响政府的财政支出，进而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而且政府质量的高低会显著影响财政支出的分配。已有研究表明，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Hessami[7]研究表明，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的增加会显著增加居民主观幸福感。由于政府质量的高低不仅决定其财政支出的结构，而且还决定着财政支出的效率，从而会影响居民幸福感。低质量的政府会减少教育支出与医疗卫生支出，因此会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
关于政府支出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即政府支出有利于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Ram[8]使用145个国家的大样本微观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政府支出水平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Tella[9]分析欧盟11国的政府失业保障支出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分析发现政府失业保障支出能显著提升社会平均幸福感。Sergei和 Zhuravskaya[10]对转型国家的研究发现，社会经济转型显著地降低了居民主观幸福感，同时还发现公共产品的恶化、公共品供给的数量与质量的下降是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原因。
国内学者利用中国数据对政府质量和政府支出如何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基本结论。陈刚和李树[11]利用CGSS（2006）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政府质量显著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同时还发现相对高收入居民，政府质量对低收入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更显著。在中国背景下，政府质量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主要有三类。第一，政府质量显著地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进而提升了国民幸福指数；第二，提高政府质量能够显著改善居民收入分配和收入机会不均等现象，而收入机会不均等现象的改善显著增加了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第三，提高政府质量能够显著提高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性支出效率，这显然会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胡洪署和鲁元平[12]利用2005年和2006年CGSS数据分析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对中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加公共支出有利于提升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且公共支出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通过增加农民消费来实现。汤凤林和雷鹏飞[13]利用CGSS（2008）数据对公共支出通过调节收入差距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和作用效果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教育支出显著提升了居民主观幸福感，而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微弱降低了居民主观幸福感，他们给出了一个可能的解释，即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可能不会带来相应服务的增加，政府行为的低效率以及支出结构的不合理影响了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也是衡量政府能否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一个维度。但很少学者从这个维度来研究政府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很难获得衡量公共服务的数据。然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提供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为本文提供了数据支持。本文采用医疗卫生服务满意度、基本住房保障服务满意度以及劳动就业服务满意度作为衡量居民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重要指标，从公共服务这一角度来研究政府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二、模型、数据与变量
1实证模型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Happiness*）为有序离散变量，其赋值为1—5的整数，分别对应调查问卷中被访问者“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与“非常幸福”的回答，因而本文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来分析公共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本文假定被解释变量（Happiness*）由下式决定：
Happiness*i=β1MHSi+β2BHSi+β3LESi+X′iγ+εi
其中，Happiness*i为被解释变量，MHSi、BHSi与LESi为核心解释变量，分别代表医疗卫生服务、基本住房保障服务与劳动就业服务，β1、β2与β3是其对应的回归系数；X′i表示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个人和家庭特征变量矩阵（如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γ是其对应的回归系数矩阵；εi代表随机扰动项。
2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CGSS（2013），即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该调查始于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所发起的一项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2013年为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第二期（2010—2019年）的第四次年度调查，也是CGSS自2003年开始以来的第10年。调查在全国一共抽取了100个县（区），加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5个大城市，作为初级抽样单元。其中每个抽中的县（区），随机抽取4个居委会或村委会，而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这5个大城市一共抽取80个居委会，这样在全国一共调查了480个居委会或村委会；在每个居委会或村委会又调查25个家庭，在每个抽取的家庭，随机抽取一人进行访问，最后总样本量约为12 000。
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之后，本文最终得到了3 949个有效微观样本，包含了28个省份，这表明本文的研究样本基本涵盖了全国各个地区。本文使用的CPI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4》，每个省份经济全球化水平是利用该省份进出口总额除以该省份GDP得到的，每个省份基尼系数是根据基尼系数的最初定义计算得到的。
3变量描述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Happiness*）为有序离散变量，其赋值为1—5的整数。分别对应调查问卷中被访问者“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与“非常幸福”的回答。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医疗卫生服务（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基本住房保障服务（Basic Housing Services）与劳动就业服务（Labor and Employment Services）。指标的衡量来自CGSS（2013）调查问卷设计的问题表述：“综合考虑各个方面，您对于医疗卫生服务/基本住房保障服务/劳动就业服务的总体满意度如何？如果0分代表完全不满意，100分代表完全满意，您给打多少分？”本文用居民满意度打分来代表这三大服务的质量高低，打分越高，说明服务质量越好，同时为了方便解释回归系数，本文将居民满意度分数除以100进行处理，即0代表完全不满意，1代表完全满意。本文还引入了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宗教、学历、政治面貌、是否拥有住房、身体健康状况、户口状况、社会地位、家庭收入、婚姻状况、经济全球化、年度消费者价格指数以及收入差距等。在数据处理方面本文将婚姻状况中的同居、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赋值为1，其他赋值为0。对于受教育年限变量，本文将没有接受任何教育赋值为0，私塾、扫盲班赋值为1，小学赋值为6，初中赋值为9，普通高中赋值为12，职业高中、中专、技校赋值为13、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正规高等教育）赋值为14，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赋值为15，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赋值为16，研究生及以上赋值为19。对于是否拥有住房变量，本文将“自己所有、配偶所有、子女所有、父母所有、配偶父母所有、子女父母所有”赋值为1，其他赋值为0。对于居民身体健康状况，本文将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依次赋值为1—5。社会地位取赋1—10，数值越大表明地位越高，其中1为社会最底层，10为社会最高层。以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三、实证分析
1全样本回归结果与分析
本文利用STATA软件对全样本进行Ordered Probit回归，同时还汇报了各个解释变量取其均值时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边际影响。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回归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在控制变量不变的条件下，核心解释变量医疗卫生服务、基本住房保障服务以及劳动就业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别在10%、5%和5%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三大公共服务都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且三大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能够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如果政府增加三大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提升公共服务质量，那么居民主观幸福感也会显著提升，这和Kotakorpi 和Laamanen[14]的研究一致。详细来说，如果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285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和“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5%、30%、53%，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30%和58%；如果基本住房保障服务水平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284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5%、30%和53%，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30%和58%；如果劳动就业服务水平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337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6%、35%和63%，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36%和69%。 控制变量中的年龄、政治面貌、是否拥有住房、健康状况、社会地位、10年前社会地位、预期10年后社会地位、家庭收入、婚姻状况以及通货膨胀率估计结果与已有文献的结论是一致的。即年龄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现U型关系，随着年龄的增加，居民主观幸福感先降低，当达到一定年龄后，居民主观幸福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提升。如果居民的政治面貌是党员，那么相比其他非党员群众，他们的主观幸福感会更高，这表明与非党员相比，党员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如找工作时党员身份是能力的象征，公司更倾向于招聘党员学生，因而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与非党员相比，党员主观幸福感会更高。拥有住房居民主观幸福感高于没有住房的居民，而且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相比没有住房的居民，拥有住房的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131个百分点，边际效果表明，拥有住房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和“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2%、14%和24%，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提升16%和25%。居民身体健康状况也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且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边际效果表明，如果居民身体状况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198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3%、2%和36%，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20%和40%，这表明拥有健康的身体会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居民的社会地位也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且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如果居民自评社会地位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125个百分点，边际效果表明，如果居民自评社会地位上升1个百分点将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2%、13%和23%，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13%和25%。值得注意的是10年前社会地位和预期10年后社会地位也会显著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如表2所示，自评10年前社会地位在10%统计意义上显著影响了当今的主观幸福感，如果对自身10年前社会地位评价越低，表明10年前的处境越差，显然会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同时预期10年后社会地位在5%统计意义上显著提升了居民主观幸福感，这表明如果居民对未来充满希望，对10年后社会地位评价较高，也会提升居民现在的主观幸福感。家庭收入的提高也会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且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如果居民家庭收入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087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1%、09%和16%，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09%和17%。与未婚者相比，拥有配偶的居民主观幸福感更高，且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如果拥有配偶，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234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5%、26%和43%，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32%和43%。通货膨胀率上升会显著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且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为负，边际效果表明，如果物价上升1个百分点，那么居民主观幸福感下降0107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02%、11%和20%，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11%和21%。因此，控制物价水平的上升会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
对于控制变量中的学历、户口、宗教信仰、基尼系数以及经济全球化，本文却得出了新的结论：学历、户口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已有文献估计结果符号相同，但统计意义上不在显著；宗教信仰、基尼系数与经济全球化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已有文献估计结果符号相反，除了经济全球化变量的系数不显著以外，宗教信仰与基尼系数分别在10%和1%统计意义上显著。本文发现户口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现负相关关系，这表明相比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更高，由于回归系数统计意义上不显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也可能会高于农村居民，如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得到更好的社会保障。基尼系数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现正相关关系，且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这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能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这一结论似乎不可思议，然而Hirschman[15]认为收入差距能够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原因是收入差距能够给人带来乐观的收入预期。Knight等[16]通过对中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与所在县的基尼系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居民主观幸福感与基尼系数正相关，因而他们同样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提高了居民对未来的预期，从而提升了居民主观幸福感。
2分样本回归结果与分析
前文的分析是将所有的样本放在一起进行的Ordered Probit回归分析，因而得到的结论是公共服务对所有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一个平均效应。本文按照居民的户口登记状况将全样本分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进一步分析公共服务对不同群体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同时，由于相比农村居民，城镇居民的收入更容易受房价、就业影响，而且房价的波动和失业是影响城镇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的最重要的动机之一；相比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更关心医疗卫生服务，医疗卫生支出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了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简而言之，房价的波动和失业是造成城镇居民收入不稳定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医疗卫生服务的不健全是造成农村居民收入不稳定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样本回归结果分别如表3所示。由于控制变量中的年龄、宗教信仰、学历、政治面貌、是否拥有住房、健康状况、社会地位、10年前社会地位、预期10年后社会地位、家庭收入、婚姻状况、通货膨胀率的估计结果和全样本回归结果基本一致，故表3没有汇报这些变量的估计结果。
由表3可知，通过对农村居民样本回归发现，医疗卫生服务的回归系数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边际效果表明，如果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531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12%、61%和91%，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61%和101%，而对城镇居民样本回归则发现医疗卫生服务回归系数虽然为正，却不显著，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医疗卫生支出的不确定性是农村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也是造成农村居民收入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如果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升，那么可以降低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进而提升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同样城镇居民样本中的基本住房保障服务系数和劳动就业服务系数在5%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边际效果表明，如果基本住房保障服务水平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411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7%、37%和84%，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4%和88%；如果劳动就业服务水平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452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8%、41%和92%，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44%和97%。而农村居民样本中的基本住房保障服务系数和劳动就业服务系数虽然为正，却不显著，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房价和失业是城镇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的最重要原因，也是造成城镇居民收入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如果基本住房保障服务水平和劳动就业服务水平的提升，那么可以降低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进而提升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 通过分样本回归还可以发现收入差距（Gini）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在10%统计意义上显著为负，这与Brockmann和Yuan[17]研究结果一致，即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显著降低中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边际效果表明，如果收入差距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则会降低0766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增加14%、87%和132%，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89%和145%，而对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边际效果表明，如果收入差距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则会提升182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降低33%、166%和370%，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增加178%和392%。这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显著降低中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而对非城镇居民来说，收入差距的扩大会给他们带来乐观的收入预期，从而提高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而经济全球化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在5%统计意义上显著为负，边际效果表明，对于居民来说，如果经济全球化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则会降低0228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04%、26%和39%，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26%和43%，而城镇居民的经济全球化系数为正，但统计意义上不显著。因为经济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面临着社会保障相对不足等不稳定性风险问题，这会降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但经济全球化程度越高，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就业是影响城镇居民收入稳定性的重要因素，显然就业机会的增多会提升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幸福经济学的文献研究在最近二十多年里取得了丰硕成果。已有文献研究了微观个体变量（如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水平、户口登记状况等）以及宏观经济变量（如经济增长、公共支出、通货膨胀率、收入差距、经济全球化等）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但鲜有文献研究公共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文基于医疗、住房和就业服务的视角，对政府如何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了文献梳理，使用CGSS（2013）数据定量检验了医疗卫生服务、基本住房保障服务以及劳动就业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按照居民的户口登记状况将全样本分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进一步分析医疗卫生服务、基本住房保障服务以及劳动就业服务对不同群体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研究发现以下重要结论：第一，公共服务能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且存在收入不确定因素时公共服务的边际效果更高。由于现实社会中居民收入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性，那么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显然会给居民带来更高的福利效应。第二，基本住房保障服务、医疗卫生服务以及劳动就业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它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促增效应依次递增。第三，分样本回归发现，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能显著提升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而提升基本住房保障服务水平以及劳动就业服务水平能显著提升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同时收入差距降低了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且在10%统计意义上显著，然而收入差距却提升了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且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显著降低中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而对城镇居民来说，收入差距的扩大会给他们带来乐观的收入预期，从而提升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此外，经济全球化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在5%统计意义上显著为负，而城镇居民的经济全球化系数为正，但统计意义上不显著。
本文研究表明，医疗卫生服务、基本住房保障服务以及劳动就业服务水平的提升能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因此，建设和谐社会和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各级政府劳动部门应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扩大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覆盖面，降低居民收入的不确定因素，让居民收入更稳定，这样会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政府应该增加医疗卫生和基本住房保障补助，提升医疗卫生服务和基本住房保障服务水平，同时给居民提供更好的就业培训机会，让居民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增加就业机会。对农村居民加大医疗卫生补助，对城镇居民加大基本住房补助。由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和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显著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因而中央政府应该控制物价水平的提升，降低通货膨胀率以及缩小收入差距。总之，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让广大居民共享经济繁荣的胜利成果，让百姓生活更幸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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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韩淑丽）
〔关键词〕公共服务；主观幸福感；Ordered Probit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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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作为管理社会公共服务的组织，制定和执行国家服务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加国民的福利。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增进居民福祉。其中李克强总理特别指出了几项民生问题：医疗、住房、就业、教育、社会保障。这五大问题关系着群众的切身利益，影响着群众的幸福指数，中央和地方政府一直为改善医疗、住房、就业、教育和社会保障服务做出了巨大努力。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居民幸福指数曾出现过下降趋势，但近年来中国居民幸福指数呈现缓慢上升趋势。中国的全球幸福指数排名由2013年的93名到2015年的84名[1-2]，可以看出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虽然在全球排名仍然比较靠后，但出现了上升趋势。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说，追求生活幸福是人生的重要目标。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生活的改善，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福利、幸福等话题，，本文基于医疗、住房、就业服务的视角研究公共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期待为国家制定幸福导向的公共服务政策提供实证支持。
中国政府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政府作为管理社会公共服务的组织，制定和执行国家服务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加国民的福利。虽然在经济学家看来政府组织可能存在寻租情况而导致社会福利损失，但是良好的市场经济运行离不开政府组织，国民福利的保障更离不开政府组织。因而研究政府如何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Frey 和 Stutzer[3]认为主观幸福感综合反映了个人对生活的整体满意度，可以用来直接衡量国民福利的高低。因此，政府组织能否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是评判政府组织优劣的一个重要指标。
现有的幸福经济学文献主要从政府质量和政府支出两个维度研究政府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Kim和Kim[4]认为政府效率、公正的制度、减少腐败等政府质量的改善能够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对于政府质量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总的来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政府质量通过影响经济增长，进而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然而经济增长如何影响了政府质量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现有文献研究却未能达成共识。有些学者研究发现，政府质量只是显著地影响了富国居民主观幸福感，而在穷国则变得不再显著。他们给出的解释是，富国居民主要追求非物质性需求（例如人权等），而非物质性需求的满足依赖公民权利、民主制度等政府质量维度的改进。但是Helliwell 和 Huang[5]的研究结果恰恰相反，即政府质量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只是在穷国显著，对富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他们给出的解释是，政府质量主要是通过影响经济增长，增加居民收入，促使居民对未来收入形成乐观预期等方式增加居民的幸福感。
第二，政府质量通过影响收入分配，进而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Glaeser 和 Saks[6]研究证实，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低质量的政府将会恶化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进而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第三，政府质量通过影响制度信任和社会信任，进而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高水平的制度信任促使居民对未来形成稳定和乐观的预期，低质量的腐败政府则会降低居民对政府的信任，进而影响居民对未来的乐观预期。
第四，政府质量还可能通过影响政府的财政支出，进而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而且政府质量的高低会显著影响财政支出的分配。已有研究表明，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Hessami[7]研究表明，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的增加会显著增加居民主观幸福感。由于政府质量的高低不仅决定其财政支出的结构，而且还决定着财政支出的效率，从而会影响居民幸福感。低质量的政府会减少教育支出与医疗卫生支出，因此会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
关于政府支出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即政府支出有利于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Ram[8]使用145个国家的大样本微观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政府支出水平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Tella[9]分析欧盟11国的政府失业保障支出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分析发现政府失业保障支出能显著提升社会平均幸福感。Sergei和 Zhuravskaya[10]对转型国家的研究发现，社会经济转型显著地降低了居民主观幸福感，同时还发现公共产品的恶化、公共品供给的数量与质量的下降是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原因。
国内学者利用中国数据对政府质量和政府支出如何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基本结论。陈刚和李树[11]利用CGSS（2006）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政府质量显著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同时还发现相对高收入居民，政府质量对低收入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更显著。在中国背景下，政府质量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主要有三类。第一，政府质量显著地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进而提升了国民幸福指数；第二，提高政府质量能够显著改善居民收入分配和收入机会不均等现象，而收入机会不均等现象的改善显著增加了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第三，提高政府质量能够显著提高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性支出效率，这显然会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胡洪署和鲁元平[12]利用2005年和2006年CGSS数据分析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对中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加公共支出有利于提升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且公共支出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通过增加农民消费来实现。汤凤林和雷鹏飞[13]利用CGSS（2008）数据对公共支出通过调节收入差距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和作用效果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教育支出显著提升了居民主观幸福感，而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微弱降低了居民主观幸福感，他们给出了一个可能的解释，即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可能不会带来相应服务的增加，政府行为的低效率以及支出结构的不合理影响了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也是衡量政府能否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一个维度。但很少学者从这个维度来研究政府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很难获得衡量公共服务的数据。然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提供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为本文提供了数据支持。本文采用医疗卫生服务满意度、基本住房保障服务满意度以及劳动就业服务满意度作为衡量居民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重要指标，从公共服务这一角度来研究政府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二、模型、数据与变量
1实证模型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Happiness*）为有序离散变量，其赋值为1—5的整数，分别对应调查问卷中被访问者“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与“非常幸福”的回答，因而本文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来分析公共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本文假定被解释变量（Happiness*）由下式决定：
Happiness*i=β1MHSi+β2BHSi+β3LESi+X′iγ+εi
其中，Happiness*i为被解释变量，MHSi、BHSi与LESi为核心解释变量，分别代表医疗卫生服务、基本住房保障服务与劳动就业服务，β1、β2与β3是其对应的回归系数；X′i表示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个人和家庭特征变量矩阵（如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γ是其对应的回归系数矩阵；εi代表随机扰动项。
2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CGSS（2013），即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该调查始于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所发起的一项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2013年为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第二期（2010—2019年）的第四次年度调查，也是CGSS自2003年开始以来的第10年。调查在全国一共抽取了100个县（区），加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5个大城市，作为初级抽样单元。其中每个抽中的县（区），随机抽取4个居委会或村委会，而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这5个大城市一共抽取80个居委会，这样在全国一共调查了480个居委会或村委会；在每个居委会或村委会又调查25个家庭，在每个抽取的家庭，随机抽取一人进行访问，最后总样本量约为12 000。
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之后，本文最终得到了3 949个有效微观样本，包含了28个省份，这表明本文的研究样本基本涵盖了全国各个地区。本文使用的CPI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4》，每个省份经济全球化水平是利用该省份进出口总额除以该省份GDP得到的，每个省份基尼系数是根据基尼系数的最初定义计算得到的。
3变量描述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Happiness*）为有序离散变量，其赋值为1—5的整数。分别对应调查问卷中被访问者“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与“非常幸福”的回答。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医疗卫生服务（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基本住房保障服务（Basic Housing Services）与劳动就业服务（Labor and Employment Services）。指标的衡量来自CGSS（2013）调查问卷设计的问题表述：“综合考虑各个方面，您对于医疗卫生服务/基本住房保障服务/劳动就业服务的总体满意度如何？如果0分代表完全不满意，100分代表完全满意，您给打多少分？”本文用居民满意度打分来代表这三大服务的质量高低，打分越高，说明服务质量越好，同时为了方便解释回归系数，本文将居民满意度分数除以100进行处理，即0代表完全不满意，1代表完全满意。本文还引入了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宗教、学历、政治面貌、是否拥有住房、身体健康状况、户口状况、社会地位、家庭收入、婚姻状况、经济全球化、年度消费者价格指数以及收入差距等。在数据处理方面本文将婚姻状况中的同居、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赋值为1，其他赋值为0。对于受教育年限变量，本文将没有接受任何教育赋值为0，私塾、扫盲班赋值为1，小学赋值为6，初中赋值为9，普通高中赋值为12，职业高中、中专、技校赋值为13、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正规高等教育）赋值为14，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赋值为15，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赋值为16，研究生及以上赋值为19。对于是否拥有住房变量，本文将“自己所有、配偶所有、子女所有、父母所有、配偶父母所有、子女父母所有”赋值为1，其他赋值为0。对于居民身体健康状况，本文将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依次赋值为1—5。社会地位取赋1—10，数值越大表明地位越高，其中1为社会最底层，10为社会最高层。以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三、实证分析
1全样本回归结果与分析
本文利用STATA软件对全样本进行Ordered Probit回归，同时还汇报了各个解释变量取其均值时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边际影响。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回归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在控制变量不变的条件下，核心解释变量医疗卫生服务、基本住房保障服务以及劳动就业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别在10%、5%和5%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三大公共服务都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且三大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能够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如果政府增加三大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提升公共服务质量，那么居民主观幸福感也会显著提升，这和Kotakorpi 和Laamanen[14]的研究一致。详细来说，如果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285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和“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5%、30%、53%，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30%和58%；如果基本住房保障服务水平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284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5%、30%和53%，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30%和58%；如果劳动就业服务水平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337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6%、35%和63%，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36%和69%。 控制变量中的年龄、政治面貌、是否拥有住房、健康状况、社会地位、10年前社会地位、预期10年后社会地位、家庭收入、婚姻状况以及通货膨胀率估计结果与已有文献的结论是一致的。即年龄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现U型关系，随着年龄的增加，居民主观幸福感先降低，当达到一定年龄后，居民主观幸福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提升。如果居民的政治面貌是党员，那么相比其他非党员群众，他们的主观幸福感会更高，这表明与非党员相比，党员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如找工作时党员身份是能力的象征，公司更倾向于招聘党员学生，因而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与非党员相比，党员主观幸福感会更高。拥有住房居民主观幸福感高于没有住房的居民，而且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相比没有住房的居民，拥有住房的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131个百分点，边际效果表明，拥有住房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和“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2%、14%和24%，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提升16%和25%。居民身体健康状况也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且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边际效果表明，如果居民身体状况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198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3%、2%和36%，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20%和40%，这表明拥有健康的身体会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居民的社会地位也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且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如果居民自评社会地位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125个百分点，边际效果表明，如果居民自评社会地位上升1个百分点将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2%、13%和23%，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13%和25%。值得注意的是10年前社会地位和预期10年后社会地位也会显著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如表2所示，自评10年前社会地位在10%统计意义上显著影响了当今的主观幸福感，如果对自身10年前社会地位评价越低，表明10年前的处境越差，显然会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同时预期10年后社会地位在5%统计意义上显著提升了居民主观幸福感，这表明如果居民对未来充满希望，对10年后社会地位评价较高，也会提升居民现在的主观幸福感。家庭收入的提高也会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且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如果居民家庭收入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087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1%、09%和16%，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09%和17%。与未婚者相比，拥有配偶的居民主观幸福感更高，且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如果拥有配偶，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234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5%、26%和43%，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32%和43%。通货膨胀率上升会显著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且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为负，边际效果表明，如果物价上升1个百分点，那么居民主观幸福感下降0107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02%、11%和20%，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11%和21%。因此，控制物价水平的上升会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
对于控制变量中的学历、户口、宗教信仰、基尼系数以及经济全球化，本文却得出了新的结论：学历、户口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已有文献估计结果符号相同，但统计意义上不在显著；宗教信仰、基尼系数与经济全球化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已有文献估计结果符号相反，除了经济全球化变量的系数不显著以外，宗教信仰与基尼系数分别在10%和1%统计意义上显著。本文发现户口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现负相关关系，这表明相比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更高，由于回归系数统计意义上不显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也可能会高于农村居民，如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得到更好的社会保障。基尼系数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现正相关关系，且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这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能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这一结论似乎不可思议，然而Hirschman[15]认为收入差距能够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原因是收入差距能够给人带来乐观的收入预期。Knight等[16]通过对中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与所在县的基尼系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居民主观幸福感与基尼系数正相关，因而他们同样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提高了居民对未来的预期，从而提升了居民主观幸福感。
2分样本回归结果与分析
前文的分析是将所有的样本放在一起进行的Ordered Probit回归分析，因而得到的结论是公共服务对所有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一个平均效应。本文按照居民的户口登记状况将全样本分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进一步分析公共服务对不同群体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同时，由于相比农村居民，城镇居民的收入更容易受房价、就业影响，而且房价的波动和失业是影响城镇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的最重要的动机之一；相比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更关心医疗卫生服务，医疗卫生支出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了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简而言之，房价的波动和失业是造成城镇居民收入不稳定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医疗卫生服务的不健全是造成农村居民收入不稳定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样本回归结果分别如表3所示。由于控制变量中的年龄、宗教信仰、学历、政治面貌、是否拥有住房、健康状况、社会地位、10年前社会地位、预期10年后社会地位、家庭收入、婚姻状况、通货膨胀率的估计结果和全样本回归结果基本一致，故表3没有汇报这些变量的估计结果。
由表3可知，通过对农村居民样本回归发现，医疗卫生服务的回归系数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边际效果表明，如果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531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12%、61%和91%，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61%和101%，而对城镇居民样本回归则发现医疗卫生服务回归系数虽然为正，却不显著，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医疗卫生支出的不确定性是农村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也是造成农村居民收入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如果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升，那么可以降低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进而提升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同样城镇居民样本中的基本住房保障服务系数和劳动就业服务系数在5%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边际效果表明，如果基本住房保障服务水平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411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7%、37%和84%，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4%和88%；如果劳动就业服务水平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452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8%、41%和92%，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44%和97%。而农村居民样本中的基本住房保障服务系数和劳动就业服务系数虽然为正，却不显著，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房价和失业是城镇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的最重要原因，也是造成城镇居民收入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如果基本住房保障服务水平和劳动就业服务水平的提升，那么可以降低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进而提升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 通过分样本回归还可以发现收入差距（Gini）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在10%统计意义上显著为负，这与Brockmann和Yuan[17]研究结果一致，即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显著降低中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边际效果表明，如果收入差距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则会降低0766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增加14%、87%和132%，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89%和145%，而对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边际效果表明，如果收入差距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则会提升182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降低33%、166%和370%，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增加178%和392%。这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显著降低中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而对非城镇居民来说，收入差距的扩大会给他们带来乐观的收入预期，从而提高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而经济全球化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在5%统计意义上显著为负，边际效果表明，对于居民来说，如果经济全球化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则会降低0228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04%、26%和39%，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26%和43%，而城镇居民的经济全球化系数为正，但统计意义上不显著。因为经济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面临着社会保障相对不足等不稳定性风险问题，这会降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但经济全球化程度越高，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就业是影响城镇居民收入稳定性的重要因素，显然就业机会的增多会提升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幸福经济学的文献研究在最近二十多年里取得了丰硕成果。已有文献研究了微观个体变量（如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水平、户口登记状况等）以及宏观经济变量（如经济增长、公共支出、通货膨胀率、收入差距、经济全球化等）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但鲜有文献研究公共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文基于医疗、住房和就业服务的视角，对政府如何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了文献梳理，使用CGSS（2013）数据定量检验了医疗卫生服务、基本住房保障服务以及劳动就业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按照居民的户口登记状况将全样本分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进一步分析医疗卫生服务、基本住房保障服务以及劳动就业服务对不同群体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研究发现以下重要结论：第一，公共服务能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且存在收入不确定因素时公共服务的边际效果更高。由于现实社会中居民收入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性，那么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显然会给居民带来更高的福利效应。第二，基本住房保障服务、医疗卫生服务以及劳动就业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它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促增效应依次递增。第三，分样本回归发现，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能显著提升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而提升基本住房保障服务水平以及劳动就业服务水平能显著提升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同时收入差距降低了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且在10%统计意义上显著，然而收入差距却提升了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且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显著降低中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而对城镇居民来说，收入差距的扩大会给他们带来乐观的收入预期，从而提升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此外，经济全球化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在5%统计意义上显著为负，而城镇居民的经济全球化系数为正，但统计意义上不显著。
本文研究表明，医疗卫生服务、基本住房保障服务以及劳动就业服务水平的提升能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因此，建设和谐社会和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各级政府劳动部门应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扩大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覆盖面，降低居民收入的不确定因素，让居民收入更稳定，这样会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政府应该增加医疗卫生和基本住房保障补助，提升医疗卫生服务和基本住房保障服务水平，同时给居民提供更好的就业培训机会，让居民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增加就业机会。对农村居民加大医疗卫生补助，对城镇居民加大基本住房补助。由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和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显著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因而中央政府应该控制物价水平的提升，降低通货膨胀率以及缩小收入差距。总之，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让广大居民共享经济繁荣的胜利成果，让百姓生活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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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韩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