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武侠小说的鼻祖，就是《史记》的“刺客列传”，尽管只讲了5个人——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这五位刺客并不以刺杀谋生。比如，曹沫的第一职业是鲁国将军，而其他四位可以说是“士”。
　　鲁庄公好战，总喜欢发动对邻国齐国的战争，打又打不过，曹沫三战三败，只得割地求和。两国国君在举行签字仪式时，曹沫突然拔出匕首，劫持了齐桓公，逼迫交还刚刚割去的土地。齐桓公惊呆了，这种打不赢就搞绑架的方式以前还真没遇到过。但这个方式真的有效，土地就这样打了个转，又回到了鲁国，曹沫继续做将军。所以，曹沫算不上刺客，只是临时客串。
　　专诸是吴国人，当时吴国的公子光因为王位问题，想杀堂兄弟吴王僚，就派出了专诸。公子光宴请吴王僚，专诸把匕首藏在鱼腹中，在上菜时一击即中，吴王僚立死，专诸也被吴王左右立杀。
　　故事讲到这里，就提出了一个关于刺客的重要命题：明明知道刺杀后自己多半也活不了，为什么还愿意？《史记》中对此的交代是，公子光“善客待之”。这种“你对我好，我以死相报”的模式，成为后世刺客的行业标杆。
　　春秋末期，“士”的阶层正在兴起，在战国时期达到鼎盛，士以自己的技能为贵族服务。这个新兴阶层很独特，自我认同也很矛盾，“我到底出于社会阶层的哪一层？”“我应该有怎样的价值观？”士很焦虑。而刺杀，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让士看到了实现身份认同和价值的路径。
　　在“刺客列传”中，司马迁浓墨重彩描写的是后面三位，春秋时期的豫让，战国时期的聂政、荆轲，他们都凭借刺杀而青史留名。
　　豫让的职业是士，一开始服务于范氏和中行氏，在这两家估计职业发展都不顺利，于是转投智氏。智伯是个不错的老板，可惜运气不好，为赵襄子所杀，头颅还被制成漆器。这让豫让受到很大打击，为了给主公复仇，他用漆涂身，吞炭使哑，伏击桥下，刺杀未遂。执着的他为了完成誓愿，请求拔剑击刺赵襄子的衣服，然后自杀。豫让为历史留下了“士为知己者死”的名言。
　　魏国人聂政的表现就更加明显。他一开始拒绝替韩国大臣严仲子刺杀韩国国相侠累，理由是还有老母要奉养。等母亲去世，他主动找到严仲子，说我愿意，然后独身一人，冲到大堂，杀了侠累，接着毁容、自杀。这个故事的蹊跷之处在于，聂政为什么要替一个陌生人报仇，连人家给的黄金都没收？能解释得通的原因只有一个，报答知遇之恩。聂政和豫让不同，他没有固定老板，而是一个游士。他在街头卖狗肉的时候，严仲子以礼相待。聂政自觉地用知己來解释这个过程。对无根的游士来说，他需要从与自己交往的上层人士身上，寻找自己的身份定位。
　　就像专诸刺杀吴王僚的时候，公子光对他说，你死了之后，你的家庭我来照顾，我给你母亲做儿子，等等。公子光的话很有水平，他等于在告诉专诸，你替我行刺，你就会成为和我同阶层的人，这让专诸一下子看到了人生的意义。
　　荆轲作为刺客这一行的明星，雇主燕太子丹的地位很显赫，行刺对象更是无比尊贵的秦王，堪称那个时代最高层次的一次刺杀。和前面四位刺客不同的是，荆轲不只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和群体价值，而到了一个更高的社会价值，毕竟，他是为了六国和苍生，一不小心就要改变历史走向的。
　　在刺杀前，樊於期和田光就主动献出了生命，为刺杀增加筹码，这让独来独往的刺客这次成了团体作战。再加上临行前，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一个完整的悲剧英雄形象就有了多感官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