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腊的时代，人们尚未有真假、美丑、善恶的二元对立的观念，古希腊的酒神精神认为人的原欲是自然之物，是符合自然的，并不试图对其做出真假善恶的价值评判。而到了中世纪，在基督教伦理道德的影响下，人们接受了一套二元对立的价值标准体系，产生了非善即恶、非黑即白的观念。特别是在禁欲主义的影响下，中世纪的人们认为人生而有罪，灵与肉绝然对立，人类的原欲与上帝的神性绝然对立，人欲遭到压制。此外，教会为在精神领域树立起了信仰的绝对权威，理性匍匐在信仰的脚下，不仅理性本身受到压制，用理性去理解信仰也受到排斥。在中世纪，原欲、理性等人性中的绝大部分都被否定了，人性遭到了全面压制，从人性的角度出发，黑暗的千年或许不是夸大其词。当然，也就是在这般的黑暗当中蕴含着人性的曙光。
　　到了13世纪后期，最后一波游牧民族入侵结束，大规模的灾荒、瘟疫已经过去，欧洲的生产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城市重新兴起，商业开始繁荣，整个欧洲社会出现来了新的变革。兵荒马乱的日子已经过去，人们对世界的不安全感、对未来的恐惧缓慢地散去。人们从基督教的庇护下重新走了出来，吃腻了教会所提供的精神面包，逐渐开始用新的目光审视这个世界。同时，教会堕落腐化，它的虚伪与邪恶败坏了基督的荣光，从相同的方向上动摇了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根基。
　　中世纪教会在思想领域的权威使理性长期屈服于信仰，但是理性之光并没有在中世纪完全熄灭。首先，理性是自古希腊以来就存在于欧洲的文化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次，基督教本身就存在着的理性的因素。尽管中世纪神学、经院哲学是为上帝服务的，是为信仰服务的，但是理论的推理、演绎无法放弃理性与逻辑思维的形式；教士布道时，为使听众信服，也必须使用理性的语言；最根本的是，基督教的教义以及由其提供的宗教伦理也并不完全是信仰的体系，理性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上帝也是理性的化身。与基督教把人类命运的支配权交给上帝不同，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但丁在《神曲》中把这种权力交还给了人自身。他作为一个人，第一次从神的牢笼中探出了半个躯体，他认为“酒神精神”可以在人自身的美德与知识的理性（维吉尔）当中，在内心的忏悔中得到支配和升华，呼吁为人性取得存在的一席之地。
　　在伊甸园中，夏娃经受不住蛇的诱惑，与亚当一起偷吃了禁果，从此，女性被视为邪恶的象征，两性的欢爱也被视为邪恶。两性结合中的爱情以及情欲都遭到了否定，只有在延续后代的意义上才能得到肯定。而且，中世纪的两性结合只婚姻大多成为了家族交易，其中没有感情的因素存在。但是，爱情是人类情感中的一种，与人类本能一样，是不可能完全抑制的。道德枷锁与人性的冲突，一开始只能隐秘地存在于个体的内心体验之中，到了后期，这种冲突逐渐于公开层面上进行讨论。但丁在其作品《神曲》中，为人性提供了存在的地盘。他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触摸人性、穿透人性，以图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从他对贝亚德里奇年少的人性之爱到《神曲》中贝亚德里奇所代表的基督教中的博爱。《神曲》有着浓厚的神学和宗教色彩，但同时其中闪烁着人性的光辉。但丁站在神性的高度来呼唤人性的复苏，由此开启了一个时代。
　　随但丁接踵而来的“桂冠诗人”彼得拉克的“我爱劳拉的灵魂，也爱劳拉的肉体”从但丁的人文主义方向再次迈出了一大步。在彼得拉克这里，灵与肉的绝对对立的界限已经逐渐模糊了，两者可同时存在于爱情之中，两者也是完善、完整的爱情应该都具备的。
　　在尖锐冲突中成长起来的新事物往往有走向极端的内在倾向。在早期的人文主义还沐浴在神性的光辉之下，但到了与彼得拉克同期的薄伽丘这儿，人文主义上笼罩着的神性面纱被他大胆地掀除。薄伽丘直呼自然人欲的天然合理性。他反对那些貌似崇高的东西，反对教会对自然人欲的精神压迫，反对教会分裂人的灵与肉，要求解除神对人的枷锁，结束基督教异化的状态。他以世俗的目光去观察世界，反对来世的梦幻天国，追求现世的美好幸福。人性与神性的力量对比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历史似乎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文艺复兴时期及以后的“纵欲”由薄伽丘始。
　　在薄伽丘两百年后法国作家拉伯雷创作了《巨人传》，它描述了三代巨人的离奇生活，从中表达了对自然人欲的肯定，对男女两性爱情的肯定。他认为在人智（理性）的指引下，人可以完善自身、追寻完美向善的生活，达到一种有生命力的、和谐的、完善的高境界。拉伯雷特别强调了理性，他将自然人欲之外的人的理性被拔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性中的理性应该高于原欲。由此，人文主义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新的扩充。
　　自文艺复兴时代但丁的神性与人性共浴光辉始，至于薄伽丘的纵欲，在至于拉伯雷的人性的颂扬和上帝的缺位，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一条主线：自人性的复苏和张扬以来，神性已经逐渐衰微。他们的作品中可大致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生活状态。在这几百年期间，农业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从而有部分人从农业部门溢出，从事手工业劳作，商业也因此而有了很大的发展。经济结构改变了，社会结构相应改变：市民、城市工人、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群体逐渐壮大，人们的生活方式也由此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物质财富的增加促进了资本的积累，新大陆的发现以及对其他旧大陆的殖民扩张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市场，刺激了资本扩张。与资本扩张相应的是人内心贪欲的扩张。神性对于人性的枷锁一旦打开，人性如奔涌的浪潮不可阻挡。人们顺从内心对财富的贪欲、对性爱的索求，醉心于此岸世界的肉体物质享受，对传统中世纪的精神追求不屑一顾，由此，上帝的光芒逐渐衰微。
　　到了蒙田这一代人，人文主义者开始对人文主义的发展进行反思。面对现实的物质洪流，他们意识到了上帝的缺位，意识到在对人智与自然原欲的肯定的基础上，呼唤上帝的复归的必要性。他们认为人应该更为博爱，更为理智，更具有道德责任感，人性也只有具有了神性的光辉，（下转第155页）（上接第148页）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到了16世纪末期的塞万提斯以及他创作的《堂吉诃德》中，堂吉诃德一心追求的“骑士道盛世”所引发出的滑稽成为了所有人的笑柄。塞万提斯以一个虚构人物的讽刺视角观察堂吉诃德才能毫无违和地引出堂吉诃德的故事，可见于当时，骑士精神已经成为明日黄花。人们已经没有了中世纪的对于崇高理念的追求。在深层意义上，堂吉诃德是充满忧患的，满怀基督之博爱精神的悲剧英雄，他身上的悲剧色彩与小人物卑微的喜剧色彩相映成趣，凸显了作者对现时的深刻的忧虑。塞万提斯认为，人有了精神的追求、信仰的追求才能一个更为完善的人，更为人道的人。 　　与塞万提斯同一时代的莎士比亚也继承了自文艺复兴始呼吁人性复苏的传统，他的早期作品洋溢着生命的蓬勃气息，涌动着友情和爱情的暖流；一系列温柔、美丽、善良、机智、热情、高雅等不同性格侧面的妇女形象向世人呈现以往似乎只可深藏却又真切的，极其丰富多彩的爱情感受，人性充满了光辉。莎士比亚认为，爱情之美，人性之美，已可达到美学的高度。但他依然用审慎冷静的目光去对待人性。早期历史剧当中充斥着的阴谋、野心、贪婪阻碍了人性光辉的胜利，这表明莎士比亚明显地察觉到人性中的爱与罪并存。而莎士比亚中期的悲剧作品忧郁、深沉，一改早期作品的浪漫、诗意、梦幻。哈姆莱特所处的世界就是诗人所处的世界，哈姆莱特的思考就是诗人对这个世界的思考。哈姆莱特处于一个变化的世界当中，自从他的父王死后，野心家克劳狄斯篡位，他的母亲因为爱欲的勾引在他父亲尸骨未寒便下嫁新王，他深刻地体验到人性光辉的惨淡，这个世界的美德、信仰已经为人性的丑恶所扭曲，绝对的价值体系崩塌了。哈姆莱特在迷茫中延宕，在寻找人生价值，寻找生活的绝对标准中不断挣扎。他是人文主义理想幻灭后痛苦迷茫的人们的缩影，似乎也是20世纪迷茫痛苦、孤独虚无那一代人的生活写照。而哈姆莱特最后的悲剧结局耐人寻味，它似乎暗示了古典的、有精神追求、善于思考的人的悲剧终结。在那个工商精神蓬勃发展的几百年中，人性对神性的压制导致了人性的泛滥，特别是人性原欲的泛滥，文艺复兴时期朝着中世纪相反的方向走得太远了，以至于向另外一个极端发展。莎士比亚站在人性的角度上呼唤神性的复苏，在他看来，最初基督教精神中的善良，真诚、勇敢、博爱应成为人性中的最为重要的那些部分，神性是完善的人性的一部分。只有“神性”才能引导人们正视人性当中的爱与罪，给以它们以一个合适的位置。也只有“神性”能够给予世人一个真善美的标准，在迷茫的、惨淡的世界中给以人们方向。
　　至于莎士比亚，文艺复兴归于一个段落，再往后是自然科学的时代、理性的时代、工业革命的时代。下一个时代是由文艺复兴开辟的，世俗主义占据了上风，莎士比亚对于上帝复归的期盼终究是落空了，他无法阻止历史的脚步。人性获得了胜利，神性无可避免的日复一日地衰微了。
　　而纵观文艺复兴运动，其先声但丁“从神圣观照世俗”，莎士比亚则“从世俗观照神圣”，前后呼应，贯穿始终，隐隐预示了未来。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