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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谢保成先生所著《增订中国史学史》，由北京商务印书馆于2016年10月出版发行。《增订中国史学史》，是谢保成先生在其主编三卷本《中国史学史》与所著《民国史学述论稿（1912—1949）》的基础上增补、修订、合并而成。该书对中国史学的遗产做了全面而系统的整理，时间由上古延续至20世纪40年代，在继承前人观点的基础上，也展现出作者的独到见解。
第一，对史学史的研究进行了概念上的区分。写作一部中国史学史论著，最重要的是对“历史”“史学”“史学史”这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的区分与界定。谢保成先生认为，“历史”是“人类社会演进的客观过程”；“史学”是“记述和研究历史演进以展示未来的学科”，而“史学史”，就是“史学的学科史”。民国史学家金毓黻在其《中国史学史》的《导言》中写道：“今世造新史者，上溯有史以前，覃及古代生物，而治史之的，仍为人类社会，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求其变迁进化之因果，是谓之史。更就已撰之史，论其法式，明其义例，求其原因之所在，是谓之史学。最后就历代史家史籍所示之法式义例及其原理，而为系统之记述，以明其变迁进化之因果者，是谓之史学史。”不难看出，在三者的概念确定上，谢保成先生沿袭并发展了金毓黻的观点。
第二，明确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内容。谢保成先生认为：“中国史学史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六方面的基本内容：史家、史书、史学、史法、趋势及制度。”显然，关于中国史學史的研究内容，作者继承了梁启超以及金毓黻的研究思路。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内容列为：“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而金毓黻亦言：“始撰《中国史学史》，无可依傍，以意为之。梁任公于其《历史研究法续编》中有中国史学史作法一节，尚可资取。”可见，作者更加注重对梁启超、金毓黻一脉所论史学史内容的继承。而且，作者对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内容的确定，更加突出了史学史是一门学科史，有着自己独有的研究内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要以史书与史家活动为载体，进而探索修史制度、史学的成立与发展、史学方法的演进等等。
第三，对传统史学的特点及矛盾进行了详细的归纳与论述。作者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具有五个特点，即功用趋于政治化、思想日益伦理化、史料积累制度化、皇家修史程式化、史书形式多样化。中国传统史学，在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中国传统史学虽然有着完备的修史制度、多样化的史书类型，但是在所存史料日益丰富的同时，中国传统史学在“求真”与“致用”两方面上，既彰显了中国史书在经世致用方面的功用，又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作者将其矛盾整理归纳为四点：“实录”理论与修史实践的矛盾；“经世”“通变”与“鉴戒”“垂训”的差异；考信、辨伪与层累、编造的纠结；“史德”与“史才”的制约。
第四，在中国史学发展分期的问题上，注重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作者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老一辈史家尹达先生。尹达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对《增订中国史学史》的写作有着重要的影响。正如作者所说：“《中国史学发展史》不是断代史学的集合，而是以史学自身发展的线索进行阶段划分的。本书继续坚持这一原则，着重史学自身发展的演变与趋势。”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在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上，具有浓厚阶级分析的色彩。作者对此做出了调整，“不再以社会形态作为划分史学演变的标准，而是将按时段考察中国史学与按系列考察中国史学相结合”。在《增订中国史学史》中，作者“将20世纪中期以前的中国史学发展划分为四个时期：秦以前为史学形成时期，汉初至唐前期为史学确立期，中唐至清中期为史学发展期，清中期以来为史学变革期”。与三卷本《中国史学史》相比，《增订中国史学史》在史学分期上，也有着细微的变化。《中国史学史》“将20世纪以前中国史学的发展划分为五个基本阶段：秦以前为史学形成阶段，汉初至唐前期为史学地位确立阶段，中唐至明末为史学发展、各成系列阶段，清前期为传统史学走向终结阶段，清后期为史学开始裂变阶段”。以章学诚《文史通义》为标志，作者将清代史学一分为二，清前期史学更注重传统史学的发展和总结；道光以后，中国社会受到先进社会制度及生产力的猛烈冲击，从而影响和改变了中国史学的格局，新思想、新史料的涌现也促使中国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
第五，研究史学史，注重学术著作的版本变化。这点在作者研究民国史学时，做了明确交代。在《民国史学述论稿（1912—1949）》的“叙论”中，作者指出：“对史家学术思想进行分析考察时，就不能只看修订本，还须看其不同时期的不同版本，以见其学术思想的演变。”因为不同时期出版的同一本著作，或由于作者自身学术思想的转变，或是因为某些政治因素的干预，所展现出的内容未必相同，所以注重不同时期的版本变化，不仅能够考察著作者学术思想的变化，也能从侧面反映出政治因素对于学术发展的影响。而在《增订中国史学史》附录中所列的“基本史书书目”中，作者也明确“新体史书均用1950年以前的最后版本或通行本”。其实，推而广之，研究古代人物的史学思想，也应重视其著作的版本变化。
总之，谢保成先生所著《增订中国史学史》，是一部优秀的史学史著作，是目前个人撰写的多卷本史学通史著作中部头最大的一种，也是新世纪以来史学史领域涌现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该书展现了作者对于中国史学史的思考与研究成果，同时也有利于读者了解什么是中国史学史，怎样学习中国史学史。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第一，对史学史的研究进行了概念上的区分。写作一部中国史学史论著，最重要的是对“历史”“史学”“史学史”这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的区分与界定。谢保成先生认为，“历史”是“人类社会演进的客观过程”；“史学”是“记述和研究历史演进以展示未来的学科”，而“史学史”，就是“史学的学科史”。民国史学家金毓黻在其《中国史学史》的《导言》中写道：“今世造新史者，上溯有史以前，覃及古代生物，而治史之的，仍为人类社会，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求其变迁进化之因果，是谓之史。更就已撰之史，论其法式，明其义例，求其原因之所在，是谓之史学。最后就历代史家史籍所示之法式义例及其原理，而为系统之记述，以明其变迁进化之因果者，是谓之史学史。”不难看出，在三者的概念确定上，谢保成先生沿袭并发展了金毓黻的观点。
第二，明确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内容。谢保成先生认为：“中国史学史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六方面的基本内容：史家、史书、史学、史法、趋势及制度。”显然，关于中国史學史的研究内容，作者继承了梁启超以及金毓黻的研究思路。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内容列为：“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而金毓黻亦言：“始撰《中国史学史》，无可依傍，以意为之。梁任公于其《历史研究法续编》中有中国史学史作法一节，尚可资取。”可见，作者更加注重对梁启超、金毓黻一脉所论史学史内容的继承。而且，作者对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内容的确定，更加突出了史学史是一门学科史，有着自己独有的研究内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要以史书与史家活动为载体，进而探索修史制度、史学的成立与发展、史学方法的演进等等。
第三，对传统史学的特点及矛盾进行了详细的归纳与论述。作者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具有五个特点，即功用趋于政治化、思想日益伦理化、史料积累制度化、皇家修史程式化、史书形式多样化。中国传统史学，在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中国传统史学虽然有着完备的修史制度、多样化的史书类型，但是在所存史料日益丰富的同时，中国传统史学在“求真”与“致用”两方面上，既彰显了中国史书在经世致用方面的功用，又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作者将其矛盾整理归纳为四点：“实录”理论与修史实践的矛盾；“经世”“通变”与“鉴戒”“垂训”的差异；考信、辨伪与层累、编造的纠结；“史德”与“史才”的制约。
第四，在中国史学发展分期的问题上，注重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作者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老一辈史家尹达先生。尹达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对《增订中国史学史》的写作有着重要的影响。正如作者所说：“《中国史学发展史》不是断代史学的集合，而是以史学自身发展的线索进行阶段划分的。本书继续坚持这一原则，着重史学自身发展的演变与趋势。”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在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上，具有浓厚阶级分析的色彩。作者对此做出了调整，“不再以社会形态作为划分史学演变的标准，而是将按时段考察中国史学与按系列考察中国史学相结合”。在《增订中国史学史》中，作者“将20世纪中期以前的中国史学发展划分为四个时期：秦以前为史学形成时期，汉初至唐前期为史学确立期，中唐至清中期为史学发展期，清中期以来为史学变革期”。与三卷本《中国史学史》相比，《增订中国史学史》在史学分期上，也有着细微的变化。《中国史学史》“将20世纪以前中国史学的发展划分为五个基本阶段：秦以前为史学形成阶段，汉初至唐前期为史学地位确立阶段，中唐至明末为史学发展、各成系列阶段，清前期为传统史学走向终结阶段，清后期为史学开始裂变阶段”。以章学诚《文史通义》为标志，作者将清代史学一分为二，清前期史学更注重传统史学的发展和总结；道光以后，中国社会受到先进社会制度及生产力的猛烈冲击，从而影响和改变了中国史学的格局，新思想、新史料的涌现也促使中国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
第五，研究史学史，注重学术著作的版本变化。这点在作者研究民国史学时，做了明确交代。在《民国史学述论稿（1912—1949）》的“叙论”中，作者指出：“对史家学术思想进行分析考察时，就不能只看修订本，还须看其不同时期的不同版本，以见其学术思想的演变。”因为不同时期出版的同一本著作，或由于作者自身学术思想的转变，或是因为某些政治因素的干预，所展现出的内容未必相同，所以注重不同时期的版本变化，不仅能够考察著作者学术思想的变化，也能从侧面反映出政治因素对于学术发展的影响。而在《增订中国史学史》附录中所列的“基本史书书目”中，作者也明确“新体史书均用1950年以前的最后版本或通行本”。其实，推而广之，研究古代人物的史学思想，也应重视其著作的版本变化。
总之，谢保成先生所著《增订中国史学史》，是一部优秀的史学史著作，是目前个人撰写的多卷本史学通史著作中部头最大的一种，也是新世纪以来史学史领域涌现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该书展现了作者对于中国史学史的思考与研究成果，同时也有利于读者了解什么是中国史学史，怎样学习中国史学史。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