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四月二十七日，两经易手的北京再次陷入战前混乱，稍偏南方的山东德州境内，局势也愈发紧张。
　　尽管山东在北直隶之南，看似没有直面清军的兵锋，但并不意味着战争的阴影不会笼罩这里。大概一周前，虽经上下官员层层封锁，大顺在山海关惨败的消息还是传遍北方。德州甚至整个北方的大顺官僚体系并没意识到这是个多么致命的错误，直到二十七日——这天的德州可以说是一桶炸药的导火索。
　　德州乡绅谢陛是明代大学士谢升之弟，在当地堪称文魁，且已考取生员的功名，但在大顺来后便隐居了。明代御史卢世推、赵继鼎等，自明亡后也蜗居在家，因为身负前朝旧职，只能处处谨慎。
　　但这天，他们一改往日不声不响的作风，号召起一群人，手拿镰刀、锄头等闯入德州府衙，将德州牧拖出砍头。接着，他们奔向武德防御使的住处，将这位大顺地方高官当场斩杀。
　　随后，他们将自己找来的“法理”推出幕后——他就是庆藩系下的奉国中尉朱帅锨。由于此时山东境内鲁王等人都已南下逃难，因此他们只能找到这么一个名不見经传的小人物，但他好歹是明朝宗室，打扮打扮也能当“吉祥物”。
　　于是朱帅锨在这群士绅的“辅佐”下一跃成为大明济王，并以这个身份发布檄文，以“讨贼复明”的名义在山东和北直隶地区发起大规模的叛乱。
　　两天后，泰安州原明朝游击将军高桂忽然发难，手刃了大顺派遣在此的防御使。也是在这天，李自成带着无数宝物和百姓从北京退了出来。做着“在山西拖垮清军”美梦的他还没意识到，一个多月前不费吹灰之力拿下的地方，此刻已燃起足以摧毁他的反叛之火。
　　李自成在山海关战败的消息传开，直到他缓缓退入西安，大顺在北方的统治迅速分崩离析。各地士绅反叛的速度，比他们当初欢迎大顺、改旗易帜时更快——泰安州叛乱后，灵寿、曲周、保定三地接连叛乱，大顺官员全部惨遭屠杀。
　　五月初，李自成还在逃往西安的途中，而各地叛乱的消息纷至沓来。山东全境几乎不听他的号令，北直隶地区也烽烟连天——河间、冀州、沧州等地已重新“归顺大明”，李自成前进路上的大名等地也纷纷反叛，并对其队伍进行零零散散的骚扰。加上清军逐渐逼近，他只能忍痛放弃山东和北直隶地区，加快逃往西安的步伐。
　　据统计，当时北方大大小小的叛乱多达77起——大者占据一省首府，或横跨州郡、再立宗室;小者起码保有一县之地，聚集百姓，固守城池。而失去李自成的大顺官僚体系无兵可用，也无兵可借，只能任人宰割或逃散四方。
　　如果李自成进入北京时好好思考过大明迅速灭亡的原因，此时他就能找出问题所在了——他占据北方靠的是士绅，如今迅速失去北方还是士绅的“功劳”。
　　当初士绅投降李自成，是希望大顺代替大明成为他们的保护伞，使他们坐拥土地、财富，继续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可他们没想到，李自成即使登基后也有封建化的倾向，但仍保护农民的利益——他起义时所承诺的“不当差，不纳粮”“三年免征”的口号，在他进入北京后依然有效。如此一来，大顺的军饷从哪儿来呢？
　　于是李自成便用富人的钱来充军饷，比如他早年抄过河南明朝藩王的府邸，赚得盆满钵满。如今明朝宗室抢光了，他自然将手伸向士绅的口袋。大顺统治北方时，追赃助饷的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大顺官员对士绅毫不留情，恨不得将其骨头打碎再刮出油来补充财政——这可不是士绅当初所希望的。
　　于是，大顺入驻北方一个月后，各地士绅已对其恨之入骨，只是碍于兵威才暂时俯首帖耳。如今大顺兵败如山倒，甚至不得不退出北京，他们自然开始顺水推舟地反叛。
　　在李自成看来，这些叛乱尽管恼人，但既然他有再打回来的计划，叛乱或许反而能给清军造成麻烦。可惜他想错了，这些叛乱不仅没帮大顺抵抗大清，反而将大顺坑到谷底，促使清朝顺利接管北方。
　　为何这么说呢？大顺的遵化节度使宋权（原明朝遵化巡抚）叛乱时，将当地大顺守将黄锭的军队一网打尽，使李自成失去一支有生力量。这样的叛乱每多一次，李自成固守山西的兵力就削弱一分。而这些士绅反叛的根本原因，还是大顺统治不合他们的意，按下来谁能保护他们，他们就投靠谁。所以，当清军追着李自成打时，他们迅速倒向清朝，导致北直隶和临近山西的地区被清军控制，多尔衮、顺治等人在北京站稳了脚，从而与大顺展开对峙。
　　大顺退入西安后，其实已是苟延残喘，战争逐渐转移到清朝和南明方面上来。
　　草根起家的李自成能打下皇位，士绅居功至伟;而他后来一路西逃直至惨败，也是士绅倒戈的恶果——总而言之，成也士绅，败也士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