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定义上，企业家是“财富的供应及处理者”，知识分子则被认定为“理念的供应和处理者”，然而，在今日世界，这一经典定义正被颠覆。
　　一位相识多年的企业家朋友，赴京开“两会”，行前约老友一聚，话题只有一个：说什么，做什么。
　　今年参加“两会”的民营企业家达到了创纪录的规模，根据计算，在胡润百富榜上的1271位富豪中，有203位是此次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比例约为六分之一，在全部5200余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集体中，他们的比例则为4%。这些富豪的净资产合计达2.9万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相当于1992年底的中国广义货币总量，或当今奥地利的国内生产总值。
　　“两会”体制，就本质而言是现代政治代议制度的体现。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列举了六种政治制度，他认为，把个人政治、少数人统治与多数人统治结合在一起，让三者相互监督的“混合体制”是六种体制中最好的一种。
　　一般说来，代表委员议政所涉及的范畴为三类，一类是泛公共性事务，一类是专业领域性事务，一类是对政府工作及责任的监督和评价。
　　那么，让人感兴趣的是，当这203位民营企业家被选出参与到国家公共事务讨论时，他们分别代表怎样的族群和利益诉求，与其他界别的代表相比，他们在公共事务的讨论中具备了怎样的优势，以及其参与的方式及结果又呈现为怎样的态势。
　　我们首先看到的一个景象是，企业家阶层作为一个独立群体，得到了社会的公认。这—局面的形成，无疑与中国经济及社会变革的基本面貌有关。
　　首先，在承认市场竞争的政策环境中，量大面广的民营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力量，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民营资本成为投资与消费的最良性的驱动势力；
　　其次，企业家的自我、财富和阶层等意识全面苏醒；
　　第三，管理作为一门技术被应用于广泛的经济和非经济领域，市场化的企业家行为成为社会创新和新秩序建设的关键。
　　另外一个更为新鲜的景象是，企业家阶层正成为新的知识供应者和公共事务的意见领袖。
　　在传统的定义上，企业家是“财富的供应及处理者”，知识分子则被认定为“理念的供应和处理者”，然而，在今日世界，这一经典定义正被颠覆。
　　信息化革命以前所未见的方式将世界推平，与此同时，物联网、新能源、环保技术等一系列的技术革命，对人类行为及公共治理的影响和渗透越来越大，由此所产生的专门知识使得传统知识分子在知识产生机制上落伍，其对社会演进的解释能力在削弱，因而，知识世界的地理疆域发生了大挪移。
　　与此同时，互联网社交的普及，又造成舆论传播机制和理念表达机制的大变革，具有人格特征的企业家在社交媒体中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因而几何级地放大了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能力。过去几年里，正在发生的这种知识权力的让渡，在公共领域里已经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和恐慌，知识不是出现了真空，而是呈现为多点爆发的状态，企业家的公共角色变得更加宽泛。
　　这些新特征的出现，已经非常真实地体现在了今年的“两会”上。在过去几天的“两会”活动中，一些企业家的提案，不但在专业领域内非其他界别代表可替代，而且公共辐射性也非常醒目，譬如李彦宏的“中国大脑”计划，郭广昌的设立“国家绿色银行”提案，马蔚华对自贸区金融改革的提案等等。
　　在本次“两会”中，民营企业家的知识素养不再被诟病，“雷人语录”明显减少，相对的，没有提案或提案能力羸弱者，则会遭到业界的嘲笑。
　　与上述景象相比，两会中的企业家在对政府工作及责任的监督和评价上，则表现得极其谨慎，甚至无能为力。
　　就在我的那位企业家朋友的行前聚会上，酒酣耳热间，论及未来数日的代表角色，他自问了三个问题：“我是谁选出来的？我能代表谁的利益？我对谁做出过承诺？”
　　这三个问题，有的是悬念，有的是“雷区”。
　　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使得中国的企业家朋友遇到“两会”时，既跃跃欲试而又心存疑虑和忌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