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我看来，“80后”的写作也许较之以往成人世界的作品更为坦诚、真率、直抵内心，没有那种模式化的倾向。
但它却依然让人感觉到有一种单调、重复、精神肤浅的缺陷。“80后”作家带着青春的气息、自由的气息、叛逆与朦胧的追求向我们走来，仅仅提供一个文化背景来解读他们的作品显然是不够的，从文化现象深入到文学现象需要我们进一步与他们沟通、交流、平等对话。
“80后”及其创作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是一种新的文学现象。有意贬抑或过分宣扬都无必要。但它确是关系到文学的发展和传承。他们不像十年前的“70后”，有“断裂”宣言，然而其作品在同代人中所获得的呼应却是前所未有的。商业运作、偶像制造、媒体炒作，于是人们往往不屑于从文学的角度对此予以观照；但如果我们把文学的作者、受众、出版、宣传看作是一个系统的文学存在，它指向了同一个心理目标，那么对这种文化现象的进一步认识，恰恰要从文学上予以探讨。“80后”并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是一个时代的和代际的标志。这一代写作者通常都是通过网络、通过大奖赛（如新概念作文大奖赛）、通过商业运作走向文坛。他们不是依靠别人的提携、依靠组织和意识形态传承，而是通过竞争走上文坛；那是我们曾经畏惧又向往、诟病又终究要面对的一种状况。他们赢得了众多的青少年读者，这意味着他们与受众建立起了一种同构的关系。这一代作家没有历史记忆，也就是说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没有什么经验能和过去那个十分政治化的岁月联系起来，便直接地进入了新的时代和市场经济。金钱已经开口说话，在沉默了近半个世纪以后。而它的另一面，则是精神的匮乏。这一代作家，常被批评为具有一种自我中心的倾向，我认为这多少有些缺乏理解。他们出生的上世纪80年代正是我们开始提倡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奋斗的年代。“80后”要自己定义自己的人生。围绕着人生的写作便呈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面貌。在我看来，“80后”的写作也许较之以往成人世界的作品更为坦诚、真率、直抵内心，没有那种模式化的倾向。但它却依然让人感觉到有一种单调、重复，精神肤浅的缺陷。“80后”作家带着青春的气息、自由的气息、叛逆与朦胧的追求向我们走来，仅仅提供一个文化背景来解读他们的作品显然是不够的，从文化现象深入到文学现象需要我们进一步与其沟通、交流、平等对话。可能我有限的阅读对于评论这一群体的创作有些不自量力。但本文的重点却是要提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提出问题是我们讨论的开始。
路在何方
读“80后”的作品，感受是与以往阅读相当不同的。回忆（童年记忆或青春记忆），幻想，移情，怀疑，悲观主义， 爱情和对于失去了爱的悲惧，与世界的不确定关系，友情以及对理解、对忠诚的渴望，还有渐渐远去的迷茫中的目标感，等等，这些都是我读他们小说、散文后最初的印象。当然，这些词语并不都是消极的。韩寒说：“思想品德（课）不及格总比没有思想的好。”可以把它看作是他们人生的起点，思想的出发点，一些带有疑问的思想。
听一听“80后”的作家自己怎么说，是相当有趣的。他们自然也重视自己的经验、自己的记忆，然而蒋方舟说：“记忆是最不可靠的。所有大人都喜欢谈论他们小时候悲惨的历史，我妈就说……我总是假装没听到……”这一代人恐怕很少有耐心，“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与此不同，张悦然的《誓鸟》强调个人记忆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内容，“记忆如此之美，值得灵魂为之粉身碎骨”。它表明，记忆是我们的根、我们的精神家园，而主人公春迟由于寻获了所有记忆，终于成为“这个天底下最富有的女人”。我自然比较同意张悦然作品中包含的这一理念。虽然蒋方舟所说的也并不全错。我们总是记住我们想要记住的，而忘记自己想忘记的。但记忆仍是表征着过去人生的意义和属于自己的直接的精神财富。刘卫东说：“我每一个十年，都有许多难忘的片断。从父亲母亲和十几年的乡村生活里。”霍艳说道：“很久以来，我试图记忆一些碎片……那就是我十五年的成长经历……突然发现，碎片就是碎片……”春树自述：“有的时候，我的记忆就是由片断组成的”，“……我活在臆想里。在我看来，一本书写的是什么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情绪和节奏，或者说，是气氛。”水格写道：写作“企图把一些东西留下，纪念”，“站在往事的风里，除了模糊的回忆，其实是什么也留不下来的……”碎片化是他们写作的重要特征。问题是这些碎片、片断能否形成有机的价值联系，通向他人，通向社会，通向历史。
当生活经验、个人记忆不足或明显有限，难以组织起来表达一个有意味的故事或是抒发内心的情愫，幻想、臆想、梦想等等便成为创作的重要手段。这些“80后”的作家都有着令人羡慕的想像力，不受拘碍，自由驰骋。想像如风拂过水面，泛起涟漪，雨击打心弦，不时震颤，生活中没有得到证明的东西，在想像中予以证明。一定程度上他们可以说是全凭才情在写作。张吟秋说她“爱做白日梦。爱幻想。”田禾评价：“现实是假的，只有梦才是真的。”张悦然在一部小说的后记中写道：“我是呓人，卖梦为生。”然而她也说：“但我知道梦总有一日会卖完的。那一刻，天光豁亮……视野无比清晰”，“梦不是我此生的全部。”他们的创作就语言想像力而言弥补了当代文学的不足，以有限的资源从事着无限的创作。才华，默契，心有灵犀，颖悟的联想等等对于创作而言无疑是重要的，只是它还并不是文学创造这一艰苦的劳动完整的、全部的意义。
“80后”的作者的笔触还伸向了历史领域，如胡扬、鲁永志、吴昕晟等，完全不同于已有的历史创作，那本是中国文学强大的传统。既不是钩沉刊谬、寻找历史与现实有价值联系的一面，也不是以民间传奇的方式、以野史补正史之不足；而是借助于古人，在移情中，多少有些随意性地植入了自己的情怀。顾湘的小说《幻想主义》那历史与现实的对接给我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真切的情感流溢在字里行间，联系起了当代校园生活和历史上西晋石崇和绿珠的故事。适当的变形，隐隐约约地指向了生活的某种真相。自由发挥，出入自如，生活与虚构不分，现实与历史相间，它明显地具有后现代主义解构的倾向。这样的创作在“80后”的作品中时有发生，可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见到认真的分析、解读和评论。
爱情或者友情是他们作品中经常写到的内容，有时候径直是他们作品的主题或结构的中心。这大约和青春期生活、写作有关；另一方面恰也深刻反映了在这个金钱说话算数和价值交换的年代，爱的失落与匮乏。不过在他们的作品中，那不稳定的爱情和两性关系中的友情有时是经常可以转换的。爱情（包括性）不是禁区，爱是成长的过程，爱是理想的寄托。爱情甚至可以提高到一定的高度——人生的高度予以强调。这中间或许还有市场的因素、书商的要求。但无论如何，他们的时代已和我们的时代有很大的不同了。恭小兵、春树、叶子、霍艳、塞宁、白雪、麻宁都写了年轻男女交往充满周折的爱情故事。张悦然在自己的作品中借人物之口写道：“爱情的确是一场场总是失败的寻找，因为我们都太容易彼此丢失”，“打捞爱情和刻舟求剑真是异曲同工”。颜歌《关于唐卡的一切》以含蓄的意象，表达了一个“寻找”的主题。蒋峰、苏德的作品由此引向了较为广泛的社会生活，折射人生。一草说：“我只是知道这个时代这个城市所谓的真爱已经是一种奢侈的名词……我们这个年龄是无法拥有的，这和信念无关。理由有三：第一为自恋，第二为自私，第三为懦弱。”这话说得尖刻，却也有一针见血的效果。苏德的处女作《我是蓝色》让我读完后颇受触动，从中既看到时尚的生活方式，又看到了内心的孤独，还有异国婚恋。世界变小了，父母分别出国离异，但人性和人的基本需要并没有改变，家庭、安全感等等都和传统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虽然富足，但“我”仍然听到“护士说，322的蓝色，真可怜”。传统文化仍然潜在于新一代的心灵之中，构成一种精神的要素。并非不需要传统，需要的是文明的接轨更新。尹珊珊的《灰度18％》和《火速龙舌兰》也是写的男女之情。前者是一个“暗恋”的故事，一旦发生关系后却感到了感情已死亡，便毅然退出，只保留了一份美好的向往。后一篇同样要区分肉欲与爱情。说其实什么是爱呢？以前有概念，现在已不能确定。惟一能确定的是即时即刻的“事实”。“一半热情，一半冷漠。这使我联想到这个时代。这个衔接得过于生硬的时代”。怀疑、悲观主义弥漫在这些爱情陈述中。他们所写的爱情几乎都没有结果，没有大团圆的结局。爱情小说（爱情悲剧）也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差不多的“80后”作家都写了爱情，那么同样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迄今并没有写出真正让人难忘、能产生广泛联想和让人深受感动的爱情小说？
最后一个问题是现实态度。现在人们常说写作姿态，部分牵连到创作论范畴乃至有技巧考量，而态度直接关系到写作者的主体精神的特征。对现实的态度有积极和消极、主动和被动之分，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家的创作面貌和创作追求。我们所说的“80后”都是从十几岁、中学时期开始写作和发表作品，然后进入大学或辍学、工作，写作的过程同时也在探求着和生活的关系及伴随着精神成长的过程。一些创作谈表达了他们的追求。譬如“小说于我而言是与世界对话的工具……我试图用小说表达我对世界的理解……同时消解我同生活的紧张关系”（余晓冬）。“对于写作和生活的关系，自始至终我没有停止过摇摆”，“我的每篇小说之间总潜藏着我对生活方方面面的不确定感，或者说是一种茫然的情绪”（肖瀚）。“……写字是来自自己对眼前生活和他人经历的无法漠视。人最可怕的是冷漠，还有对除了和自己一样的之外的漠不关心”（尹珊珊）。现在已很少有人愿意讲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这些词语了，或许是为了避免简单化和政治干预，但当世界从一元走向多元、社会转型及迅速变化、我们又在提倡自我实现和为人生的艺术的时候，却要放弃这些主体精神的基本面，我们是否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80后”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过程中，他们自己对此多有反省。董浩说：“如果‘80后’文学只是校园文学和奇幻文学的代名词的话，那么‘80’后已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霍博表示，“80后”的小说由一贯的青春、忧伤、颓废，转化为纷繁复杂的时候，大家也渐渐明确了自己的方向。何宽提出问题“当技巧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是否依然那么重要？”一草讲到：“曾看到一篇报道说‘80后’写手的作品缺少精神内核……很多人的思维还停留在好几年以前……或许我们的作品确实缺少足够的深度，但是我们的信心不能苍白。”提出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问题，我认为是因为它们是现实态度的核心，它们将会影响“80后”创作的进一步发展。
“80后”视角和创作的敏感区域
碎片化，在幻想中解构，爱情（理想）的悲观主义，现实态度的不确定性，只是我阅读的一些初步印象，回到评论，从作品出发，还要努力获取一些更具体的看法。
韩寒的《三重门》在2000年出版引起轰动，发行110万册。向“规矩”挑战，“思想品德不及格，总比没有思想好”，“我们之所以悲哀，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规矩”。韩寒以叛逆的姿态出现，却在青少年中获得握拨一弹、心弦立应的效果。他的小说充满着尖刻、讽刺、幽默、调侃，旁逸斜出，四处出击，社会、人生、人的心理，处处露出破绽，虚伪不堪一击。这是一个17岁的青年的眼光，他的机智和联想常让人忍俊不禁，会心一笑。对于人生一些表相、假象的揭露是“三重门”最主要的贡献，也是作品的“思想性”所在。虽然它用了比较密集和夸张的方式。我以为随后的有关教育制度的讨论、抨击等是落入了媒体的陷阱，媒体制造的一个热点，反而缩小了小说社会心理学的意义。
在我看来，《三重门》中有两点矛盾现象是最值得关注的。林雨翔和Susan(苏珊)的爱情、感情，是小说贯穿始终的故事线索。Susan起的名字多少有些小资情调，但却是林雨翔心中的美。她单纯、清纯，乃至头发都散发出清香。她学习成绩好，没有不良习气，对人又充满着善意。她是传统女孩，却是林雨翔心中的火光。韩寒爱上了自己的反面。苏珊是小说中韩寒惟一没有嘲弄、亵渎、调侃的人物，隐隐约约让我觉得韩寒心怀中仍有一份传统价值的珍藏。《三重门》的立意是要在成长的过程中剥落成人世界的伪装。它如同一个狙击手，中弹活该。但我注意到它在讽刺、嘲笑的同时，也有着自嘲。那是保留了对自我的一些清醒的认识，远高于成人创作中那种美化自己和自诩的表现。自嘲同时是一种自我保护，间接而又更多一层的情感表述，当然也要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予以考察。这两点至少可以使我们对它不能作出简单化的评价。譬如抨击教育制度、愤世嫉俗、“愤青”之作等等。
“80后”的创作其实是从揭露矛盾和提出疑问开始的。韩寒也许喜欢《围城》，但钱钟书的《围城》有一个中西文化撞击和抗日的背景，这一强大的背景使作品的讽刺有了知识分子自省的意义，而《三重门》却没有一个可以捕捉的重要背景。它有限的视角，也没能真正深入到当代社会关系之中，甚至于可以说它还没有创造出一个完整的人物，让我们看到的都是人物的侧面。它能算是一部长篇吗？尽管灵感火花四溅，语言才华不输于乃至优于许多成人作家，但人生实践、文化实践、文学创造仍然是青年作家需要依次进入的“三重门”。
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出版于2003年，同样发行了一百多万册。撇开法律纠纷不谈，故事内容比“80后”的早期长篇是大大丰富了。因为它更多地进入了虚构创作的领域，不像《三重门》可以按照作者的人生线索对照他创作的故事。这种自由虚构也就更能看出其重心所在与创作情怀。首先给我留下印象的却是它的粗鄙化，充满市井痞语。由于小说的叙述主人公“我”（林岚）是一位女性，便使人（保守如我者）有些不习惯。或许这些粗俗口语正是为了对抗那赤裸裸的金钱利害关系的世界，如同塞林格的小说那样。它迎合读者的兴趣，几位主人公都是“子弟”（高干子弟）的子弟，但是否真正了解这些“子弟”值得怀疑。它还写到了妓女、“鸡头”（李茉莉、火柴），同样不熟悉和没有能力予以真实描写。它只是努力地要给予一些强刺激，也有当今“小姐像大学生，大学生像小姐”云云，以及“当一顿饭吃掉普通人一月工资，而另一些人还要为筹学费而辛苦”的抨击等等，努力扩大社会空间，可我认为实际扩大的不过是情绪空间，并非真正生活空间。它最后演变成一出缠绵悱恻的爱情悲剧，包含着伤感、伤害、背叛、出卖和一系列的误解，走的是通俗剧的路子。纯情而又煽情，在小格局小天地内，在几对男女的循环关系中，演出了他们悲欢离合的故事。郭敬明小说的特点之一是，他笔下的女主人公（我、闻婧、微微等）都自由放任，“不装淑女”而耍贫。它要告诉人们：我们放浪形骸、低俗、玩世不恭，但我们内心纯洁。这也符合一些人的自我评价。可能这也是郭敬明要保留的一份价值。
《梦里花落知多少》原来是在网上连载的，作者说因读者猜到了结果才改变小说的结尾，但这仍改变不了故事在封闭的圈子内自我交流的性质。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理由是，它表现人的生活、感情、心理，同时又是社会情绪、心理、社会意识的反映，组织起来上升到意识形态，这一切都需要感性生活丰富有力的支撑。视角的狭窄与局限性使郭敬明写不出一个新故事。深入生活（不是形式上的），丰富体验，培养起新的感情和认识对于郭敬明这样的写作者而言，可能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当然《梦里花落知多少》也引起了青少年共鸣。不错，它在表达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和追求刺激的同时，仍然坚守了忠诚和善良的底线。但这难道就是文学的一切和深度吗？
表现年轻人的情感生活和内心自我交流，是“80后”作家创作的敏感区域。除了《三重门》《梦里花落知多少》之外，《夏天在倒塌》《别走，我爱你》也是有关爱情的故事，前者从悬疑小说开始，后者则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单恋的悲剧。周嘉宁的《夏天在倒塌》以两个中学生在地铁站看到一个中年男子自杀，捡起他的黑色记事本，开始探询这个世界，引出了一系列残破的单亲家庭，进而卷入少年男女的情感纠葛。小说人物关系交叉、错位，伴随着种种误会、巧合展开故事，其中也有一些明显的不真实或不合情理之处。或许这一些不重要，因为它要表明这一代人是被投送到了一个自己不能掌控的陌生的世界，在误解中犯错误，又在拭错中成长。他们焦灼：“马路烧着了，城市烧着了，可可烧着了，她是个被烧着了头发的女孩子。”空虚：“一个空壳般的小人儿在马路上空空地走……她已经空掉了。她的身体是个空壳”。成人世界得不到的东西，要在孩子们自己的世界去寻找，那就是爱情与友情。但实际上他们并不了解自己的父辈。在他们的敏感区域内外，有着很多的局限和盲点，影响了他们真实地写出那倒塌的生活和爱情。
董晓磊的《别走，我爱你》，被称为“超酷超炫校园爱情冲击波”，被“各大网站疯狂转贴”。可我更看重的是作者自己清醒的认识，她在自序中说：太多商业气息的写作，让人无趣，“疲惫”，“流行文化即用即弃，所谓畅销书作家的名头不过一张音乐椅，大家轮流坐。‘美少女作家’更是提也不要提，丢不起那人”。生活、知识、思想、才情确是对于一个作家能否持续写作和写出好作品的检验。《别走，我爱你》写的是大学校园生活，一个陈默（我），一个宣桦（恋人）。但沉默和喧哗都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小说语言机智、俏皮、充满反讽意味，嬉戏和耍贫嘴似乎使一切严肃的事物都变得不正经，本意是要把一切虚假伪饰剥落殆尽，无奈心中总还有一支小小的真情的烛光在燃烧，这火光虽弱小而不会熄灭，终于形成了这一爱情悲剧。这个爱情故事有一定的感染力，它进一步写到社会上、娱乐界、选秀大赛，女主人成为平面模特、成为明星的过程。她痴情、单恋又失恋，终于自暴自弃，抵抗不住物质主义的诱惑而走向深渊。陈默和宣桦相爱，是因为他“带点羞涩”，“一脸清爽”，真诚待人；是宣桦说的“因为你傻”，且俩人“都爱说梦话”。陈默无所顾忌地调侃一切，却是无助的，缺乏安全感，希望白头厮守的，它传递出一种社会信息。我们其实要透过表面现象，透过无休止的语言轰炸，而看到他们真正的情感需求。爱的尽头是毁灭，聪明、活泼、敏感的陈默犯下了一个“美丽的错误”，“当代的恋爱是一种毫无逻辑的后现代艺术”，谁该对此负责呢？“我们想说的，不是我们说出来的。我们所要的，也许都会在一次次的沉默中错过”。另一部在作品题记中写上“爱情，是个难题”的，是蒋方舟的小说《骑彩虹者》。2006年出版的这部作品，是蒋方舟的第七本书。她说：“我是先有潜在理论再有故事本身，我一向喜欢成长的故事。”成长、爱情、天才、梦想是《骑彩虹者》的四个关键词。它从一次有些荒诞的心理测试开始，引出几个中学生男女离家出走，他们迫切地想搞清楚自己是否是“天才”，便有了一系列的故事。这些故事比较起来显得简单清浅，可它还是同样写到了电视台的《天才向前冲》的知识竞赛，写到酒吧舞女，写到“没有谁对自己的家庭满意”。重要的是，“80后”面对的是一个他们并没有参与创造的世界，而内心另有一个世界。他们迫切希望能预知自己，了解未来。
一位知名作家曾经说：他初在网上看到一些年轻人的作品感到吃惊。因他们文字的冲击力，夸张俏皮与跳跃性的联想。读得多了才发现其单调、重复和空洞（“空洞”是我的补充）。我也曾产生疑虑，他们能否写出不同风格的作品？能否用朴素的语言叙述并同样写出富有感染力的作品？读了彭扬、李傻傻的两部作品，我打消了这一疑问。彭扬的《天黑了，我们去哪》是一部口述实录采访而形成的报告文学作品。它写了九个被抛出了主流生活之外的同龄人，以真诚换取真诚，在共情的基础上，表达了“80后”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其中有因早恋失败，压抑、缺乏交流而要割腕自杀的；有迫于学习压力，紧张、恐惧，终于得了精神忧郁症的；有幻想一夜成名，参加娱乐新人选拨赛而性格发生了畸变的；还有同性恋、吸毒者等等。如果说“80后”作家大体上都是一些已引起社会关注的成功者，那么这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一些没有引起重视的失败者。某些不良的社会导向、媒体导向、他人导向正误导着他们。深深的大海中，暗流汹涌，平静中起波澜，彭扬的写作，有一种深思和情感回荡于其中。白烨说：“它以一种介入现实和忧思社会的努力，使当下的‘80后’的写作在整体上更丰富了，厚重了，并让人看到了作为文学的‘80后’正在增长的活力和正在生长的希望。”我完全同意这一评价。李傻傻的《被当做鬼的人》是一部散文、小说集。一部分记述孩提时期的湘西，童年情趣，有天籁之音；一部分表述自己的成长轨迹，青春期反省，对家乡父老的感情和感恩心理，充满情理交融的思考。农民家庭要逃脱历史赋予的命运，只有读书，整个家族供养上大学，“亲戚们的资助，让我在享受中承受着不能承受的道德之重”。那是另一世界的标准。亲情难忘，“最感性的人在劳动人民中间”，李傻傻的作品不仅写了琐细中时间的流逝，也写了流逝中的各种乡村人物。他还写了自己的妈妈、父亲、爷爷，改变了大城市中的“80后”一般不正面描写自己父母的特点。《一九九三年的马蹄》《火光》写了“我”眼中的父亲，那暴躁的性格，那复杂的隐藏，那是“眼中有火光的人们共同的痛苦”。从中能看出农村生活环境，一种新生活要求，新的愿望包含着追求和千缕情思扑面而来。“80后”的创作毕竟还是多种多样的。
张悦然的《誓鸟》让我真正地感到惊异。不仅是由于它那奇崛的想像、凄美诡异的故事、残酷而又忧伤的抒情，更因为它所表达的“寻找”记忆的主题，隐隐让人感到对历史意识的重视。虽然它采用的是寓言和象征的方式。春迟在一场大风暴中失去了记忆，也就是失去了爱，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精神的家园，由此她开始了对于那不容轻视的人生遗失的终生的寻找。心灵寄存在海洋贝壳中，贝壳中收藏着我们的记忆，于是她收集贝壳，倾听它的声音。为此她甚至刺瞎了自己的双目，在异国海域、土著部族中，演出和让我们看到了一幕幕摄人心魄的场景。这是一次幻想中的突破，在暴露了单薄空洞的同时，真实的精神也直接裸露了出来，无意中进入到人生易被俗世纷繁遮蔽的本质领域。缤纷的想像，含蓄的感情，心理动势，深长寓意，都足以证明张悦然的写作天赋。虽然并非没有缺点，譬如叙事曲折推进中，缺省了不同意味的停顿；故事总的说远离了真实的人群、丰富社会和现实背景。尽管如此，它仍有着局部无与伦比的观察力和感受力，那是许多作家已丧失了的。而对于弱小生命（如作品中的孩子、女人、野猫）的感受与交流，更是人性维系的所在。只是希望自称“卖梦为生”的张悦然，在经过如此缥渺的寻“梦”之后，重返大地，并不丧失自己的想像力、表现力，而获得现实的价值。“80后”能写出好作品。惟一的疑问也就是她自己的疑问：她能否持续下去。
和世界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行文至此，在倾听了他们的创作自白，评论了部分作品和提出问题后，按照惯例，仍要作些简要的概括。
1、首先是爱的弥散。“80后”几乎人人都写了爱情故事，但我们却并没有读到真正感人肺腑、能打动普遍人众、有力量、让人不能释怀的爱情小说。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流传后世、优美动人的爱情作品，也纯情，也痴情，从《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到《牡丹亭》《桃花扇》，直至《红楼梦》，都包含着爱情观念、理想的冲突。美国文学史家认为：美国在被奉为经典名著的小说里，找不到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这与它不同于欧洲的历史及社会组织、文化精神有关，如没有贵族阶级与新兴中产阶级恋爱观念的冲突。当代新时期文学中也有写爱情的名篇，如《天云山传奇》，却被它突出的政治意味冲淡和掩盖了。“80后”的作家似乎要重新开始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爱情书写。纯情的追求、曲折的故事、凄婉的悲剧，可他们却依然忽略了爱情悲剧的核心始终包含着文化的冲突，由此才转化产生性格、情感、理想的冲突。而看不到这一点，爱情便也只能在清清的水中掀起波澜、弥散而缺乏深深的蕴涵。
2、这一切自然缘于生活、经验、思想的局限。它似乎也形成了一种圈子内（一定的生活圈子）的写作、同一类人的交流。我注意到从韩寒开始到“80后”众多新锐作者，在小说中基本上都没有写到父母，或是一笔带过或仅涉及和自己内心生活有关的联系。我愿意把这视为是“80后”对自己的父母辈保存着一份尊重。可另一方面，他们实际上也没有能力深入描写和塑造自己的父母辈，父母代表着历史。而“80后”则没有历史记忆或缺乏历史意识。他们的创作其实也没有真正地深入到成人世界，深入社会生活，深入至人与人的复杂关系之中。人与人的关系落实到物质生产领域，便是生产关系。广泛地反映于现实生活，便构成社会。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所说的深入生活当然并不限于特定地域、空间的要求，而是指“80后”要超越有限的生活圈子，进而在关于人的物质和精神的相处中——利益、道德、亲情、爱情、人性，有更多的发掘，以创造出多种多样的人物。“80后”创作的空白使他们对于成人世界的抨击，天然地包含着空泛的矛盾。
3、接下来的问题涉及到艺术视角、艺术风格、主体精神与主体生成。努力地把自己从这个已有规范的世界中区分出来，表明自己的独立性，揭穿生活中表里不一的假象，是部分取激进姿态的“80后”的基本视角。这些作品自我形象鲜明，个性突出，这自然是它的优点。有独具的视角，总比没有自己独到的视角强，这也意味着独具的眼光，至少让我们看到了“80后”眼中的世界。但这不意味着有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因为风格是建立在对作品内容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的。“风格是应该刻画思想的”，“是由内容的本质里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布封《论风格》）。我们知道“80后”的主体生成是在一个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变革的时代造成了对以往理性精神的动摇，文化价值的怀疑，迷惘中的追求，这些并不奇怪。重要的是，一些年轻朋友们已开始有了自觉意识，能投身社会实践，在社会进步中，看到生活的曲折，分清光明和黑暗，此时，我们才能说，“80后”一代形成了新的强大的主体精神。
4、短篇检测才情，长篇考验思想。或者说，长篇也需要更多的生活积累和知识积累，但构思、结构却检验着作家的思想能力和思想水平。“80后”的许多人都已出版了长篇小说，却有仓促上阵的意思。长篇需要对于世界和生活形成一种成体系性的认识和把握，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出发点，一种可以广泛延展的能力。年轻不是问题。文学史上以鲁、郭、茅、巴、老、曹为代表的不少人在二十多岁时都已写出了他们的代表作和优秀作品。雨果在16岁时就已完成了一部揭露殖民主义的长篇小说。新时期年轻作家的优秀作品更是数不胜数。但成功的作品无不有着一种目标感和深切的追求。仅仅是嘻笑怒骂、嘲谑讽刺、调侃、解构是不够的，看起来才华横溢，可人们仍要问，“溢”出来的是否都是些没有充分经过生活浸润的多余的部分？我认为，“80后”长篇作品现在整体上面临的最重要的，是思想的突破。
以下一些话，可以供年轻作家朋友们参考：
“艺术不可能成为自言自语的独白”。“艺术必须反映人生”。“每一个作家都试图赋予自己时代的激情一种形式”。作家把全部心思放在他应当注意的问题上，也就是真理、人情上。“归根结底，创作的源泉永远是现实”，“写作不过是将某种经验传播下去……这伟大的喉舌就是一个部族的代言人”。“伟大的作品是从对于不正义的感觉产生”。“作家的眼睛应当是有人性的”。“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假如他承认自己的弱点……孤独，从而能深入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不断加深自己的孤独感，那么，他就会发现他和其他孤独的人是心心相印的”。这些话是曾获诺贝尔奖的著名作家加缪、福克纳、马尔克斯、阿斯图里亚斯、海明威、伯尔、萨特、索尔?贝娄讲的。它充分、明确地说明了文学的承担、责任和伟大文学的追求。
文化冲突和文化传承，现实态度与文化态度，艺术视角与艺术风格，主体精神及主体生成，对世界（社会、人生）的成体系性的认识和社会责任感，这些都关系到和世界建立什么样的联系。新时代诞生的这一代作家，需要与世界建立起一种积极的、有价值的关系。
在一次小说年会上，我的同事胡平说，“80后”这一代都是知青的孩子。当时听了十分感动。去年作代会报告中提到改革开放后出生的青年作家，也包含了对“80后”文学的关心。这一代人不可能重复我们的生活，但其文学想像和创作，关系到文学未来的面貌。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是新时代每一个人都面临的问题，但我以为其中所包含的核心价值体系，将影响深远地成为“80后”今后审美创造的长远的课题。
但它却依然让人感觉到有一种单调、重复、精神肤浅的缺陷。“80后”作家带着青春的气息、自由的气息、叛逆与朦胧的追求向我们走来，仅仅提供一个文化背景来解读他们的作品显然是不够的，从文化现象深入到文学现象需要我们进一步与他们沟通、交流、平等对话。
“80后”及其创作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是一种新的文学现象。有意贬抑或过分宣扬都无必要。但它确是关系到文学的发展和传承。他们不像十年前的“70后”，有“断裂”宣言，然而其作品在同代人中所获得的呼应却是前所未有的。商业运作、偶像制造、媒体炒作，于是人们往往不屑于从文学的角度对此予以观照；但如果我们把文学的作者、受众、出版、宣传看作是一个系统的文学存在，它指向了同一个心理目标，那么对这种文化现象的进一步认识，恰恰要从文学上予以探讨。“80后”并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是一个时代的和代际的标志。这一代写作者通常都是通过网络、通过大奖赛（如新概念作文大奖赛）、通过商业运作走向文坛。他们不是依靠别人的提携、依靠组织和意识形态传承，而是通过竞争走上文坛；那是我们曾经畏惧又向往、诟病又终究要面对的一种状况。他们赢得了众多的青少年读者，这意味着他们与受众建立起了一种同构的关系。这一代作家没有历史记忆，也就是说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没有什么经验能和过去那个十分政治化的岁月联系起来，便直接地进入了新的时代和市场经济。金钱已经开口说话，在沉默了近半个世纪以后。而它的另一面，则是精神的匮乏。这一代作家，常被批评为具有一种自我中心的倾向，我认为这多少有些缺乏理解。他们出生的上世纪80年代正是我们开始提倡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奋斗的年代。“80后”要自己定义自己的人生。围绕着人生的写作便呈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面貌。在我看来，“80后”的写作也许较之以往成人世界的作品更为坦诚、真率、直抵内心，没有那种模式化的倾向。但它却依然让人感觉到有一种单调、重复，精神肤浅的缺陷。“80后”作家带着青春的气息、自由的气息、叛逆与朦胧的追求向我们走来，仅仅提供一个文化背景来解读他们的作品显然是不够的，从文化现象深入到文学现象需要我们进一步与其沟通、交流、平等对话。可能我有限的阅读对于评论这一群体的创作有些不自量力。但本文的重点却是要提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提出问题是我们讨论的开始。
路在何方
读“80后”的作品，感受是与以往阅读相当不同的。回忆（童年记忆或青春记忆），幻想，移情，怀疑，悲观主义， 爱情和对于失去了爱的悲惧，与世界的不确定关系，友情以及对理解、对忠诚的渴望，还有渐渐远去的迷茫中的目标感，等等，这些都是我读他们小说、散文后最初的印象。当然，这些词语并不都是消极的。韩寒说：“思想品德（课）不及格总比没有思想的好。”可以把它看作是他们人生的起点，思想的出发点，一些带有疑问的思想。
听一听“80后”的作家自己怎么说，是相当有趣的。他们自然也重视自己的经验、自己的记忆，然而蒋方舟说：“记忆是最不可靠的。所有大人都喜欢谈论他们小时候悲惨的历史，我妈就说……我总是假装没听到……”这一代人恐怕很少有耐心，“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与此不同，张悦然的《誓鸟》强调个人记忆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内容，“记忆如此之美，值得灵魂为之粉身碎骨”。它表明，记忆是我们的根、我们的精神家园，而主人公春迟由于寻获了所有记忆，终于成为“这个天底下最富有的女人”。我自然比较同意张悦然作品中包含的这一理念。虽然蒋方舟所说的也并不全错。我们总是记住我们想要记住的，而忘记自己想忘记的。但记忆仍是表征着过去人生的意义和属于自己的直接的精神财富。刘卫东说：“我每一个十年，都有许多难忘的片断。从父亲母亲和十几年的乡村生活里。”霍艳说道：“很久以来，我试图记忆一些碎片……那就是我十五年的成长经历……突然发现，碎片就是碎片……”春树自述：“有的时候，我的记忆就是由片断组成的”，“……我活在臆想里。在我看来，一本书写的是什么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情绪和节奏，或者说，是气氛。”水格写道：写作“企图把一些东西留下，纪念”，“站在往事的风里，除了模糊的回忆，其实是什么也留不下来的……”碎片化是他们写作的重要特征。问题是这些碎片、片断能否形成有机的价值联系，通向他人，通向社会，通向历史。
当生活经验、个人记忆不足或明显有限，难以组织起来表达一个有意味的故事或是抒发内心的情愫，幻想、臆想、梦想等等便成为创作的重要手段。这些“80后”的作家都有着令人羡慕的想像力，不受拘碍，自由驰骋。想像如风拂过水面，泛起涟漪，雨击打心弦，不时震颤，生活中没有得到证明的东西，在想像中予以证明。一定程度上他们可以说是全凭才情在写作。张吟秋说她“爱做白日梦。爱幻想。”田禾评价：“现实是假的，只有梦才是真的。”张悦然在一部小说的后记中写道：“我是呓人，卖梦为生。”然而她也说：“但我知道梦总有一日会卖完的。那一刻，天光豁亮……视野无比清晰”，“梦不是我此生的全部。”他们的创作就语言想像力而言弥补了当代文学的不足，以有限的资源从事着无限的创作。才华，默契，心有灵犀，颖悟的联想等等对于创作而言无疑是重要的，只是它还并不是文学创造这一艰苦的劳动完整的、全部的意义。
“80后”的作者的笔触还伸向了历史领域，如胡扬、鲁永志、吴昕晟等，完全不同于已有的历史创作，那本是中国文学强大的传统。既不是钩沉刊谬、寻找历史与现实有价值联系的一面，也不是以民间传奇的方式、以野史补正史之不足；而是借助于古人，在移情中，多少有些随意性地植入了自己的情怀。顾湘的小说《幻想主义》那历史与现实的对接给我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真切的情感流溢在字里行间，联系起了当代校园生活和历史上西晋石崇和绿珠的故事。适当的变形，隐隐约约地指向了生活的某种真相。自由发挥，出入自如，生活与虚构不分，现实与历史相间，它明显地具有后现代主义解构的倾向。这样的创作在“80后”的作品中时有发生，可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见到认真的分析、解读和评论。
爱情或者友情是他们作品中经常写到的内容，有时候径直是他们作品的主题或结构的中心。这大约和青春期生活、写作有关；另一方面恰也深刻反映了在这个金钱说话算数和价值交换的年代，爱的失落与匮乏。不过在他们的作品中，那不稳定的爱情和两性关系中的友情有时是经常可以转换的。爱情（包括性）不是禁区，爱是成长的过程，爱是理想的寄托。爱情甚至可以提高到一定的高度——人生的高度予以强调。这中间或许还有市场的因素、书商的要求。但无论如何，他们的时代已和我们的时代有很大的不同了。恭小兵、春树、叶子、霍艳、塞宁、白雪、麻宁都写了年轻男女交往充满周折的爱情故事。张悦然在自己的作品中借人物之口写道：“爱情的确是一场场总是失败的寻找，因为我们都太容易彼此丢失”，“打捞爱情和刻舟求剑真是异曲同工”。颜歌《关于唐卡的一切》以含蓄的意象，表达了一个“寻找”的主题。蒋峰、苏德的作品由此引向了较为广泛的社会生活，折射人生。一草说：“我只是知道这个时代这个城市所谓的真爱已经是一种奢侈的名词……我们这个年龄是无法拥有的，这和信念无关。理由有三：第一为自恋，第二为自私，第三为懦弱。”这话说得尖刻，却也有一针见血的效果。苏德的处女作《我是蓝色》让我读完后颇受触动，从中既看到时尚的生活方式，又看到了内心的孤独，还有异国婚恋。世界变小了，父母分别出国离异，但人性和人的基本需要并没有改变，家庭、安全感等等都和传统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虽然富足，但“我”仍然听到“护士说，322的蓝色，真可怜”。传统文化仍然潜在于新一代的心灵之中，构成一种精神的要素。并非不需要传统，需要的是文明的接轨更新。尹珊珊的《灰度18％》和《火速龙舌兰》也是写的男女之情。前者是一个“暗恋”的故事，一旦发生关系后却感到了感情已死亡，便毅然退出，只保留了一份美好的向往。后一篇同样要区分肉欲与爱情。说其实什么是爱呢？以前有概念，现在已不能确定。惟一能确定的是即时即刻的“事实”。“一半热情，一半冷漠。这使我联想到这个时代。这个衔接得过于生硬的时代”。怀疑、悲观主义弥漫在这些爱情陈述中。他们所写的爱情几乎都没有结果，没有大团圆的结局。爱情小说（爱情悲剧）也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差不多的“80后”作家都写了爱情，那么同样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迄今并没有写出真正让人难忘、能产生广泛联想和让人深受感动的爱情小说？
最后一个问题是现实态度。现在人们常说写作姿态，部分牵连到创作论范畴乃至有技巧考量，而态度直接关系到写作者的主体精神的特征。对现实的态度有积极和消极、主动和被动之分，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家的创作面貌和创作追求。我们所说的“80后”都是从十几岁、中学时期开始写作和发表作品，然后进入大学或辍学、工作，写作的过程同时也在探求着和生活的关系及伴随着精神成长的过程。一些创作谈表达了他们的追求。譬如“小说于我而言是与世界对话的工具……我试图用小说表达我对世界的理解……同时消解我同生活的紧张关系”（余晓冬）。“对于写作和生活的关系，自始至终我没有停止过摇摆”，“我的每篇小说之间总潜藏着我对生活方方面面的不确定感，或者说是一种茫然的情绪”（肖瀚）。“……写字是来自自己对眼前生活和他人经历的无法漠视。人最可怕的是冷漠，还有对除了和自己一样的之外的漠不关心”（尹珊珊）。现在已很少有人愿意讲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这些词语了，或许是为了避免简单化和政治干预，但当世界从一元走向多元、社会转型及迅速变化、我们又在提倡自我实现和为人生的艺术的时候，却要放弃这些主体精神的基本面，我们是否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80后”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过程中，他们自己对此多有反省。董浩说：“如果‘80后’文学只是校园文学和奇幻文学的代名词的话，那么‘80’后已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霍博表示，“80后”的小说由一贯的青春、忧伤、颓废，转化为纷繁复杂的时候，大家也渐渐明确了自己的方向。何宽提出问题“当技巧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是否依然那么重要？”一草讲到：“曾看到一篇报道说‘80后’写手的作品缺少精神内核……很多人的思维还停留在好几年以前……或许我们的作品确实缺少足够的深度，但是我们的信心不能苍白。”提出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问题，我认为是因为它们是现实态度的核心，它们将会影响“80后”创作的进一步发展。
“80后”视角和创作的敏感区域
碎片化，在幻想中解构，爱情（理想）的悲观主义，现实态度的不确定性，只是我阅读的一些初步印象，回到评论，从作品出发，还要努力获取一些更具体的看法。
韩寒的《三重门》在2000年出版引起轰动，发行110万册。向“规矩”挑战，“思想品德不及格，总比没有思想好”，“我们之所以悲哀，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规矩”。韩寒以叛逆的姿态出现，却在青少年中获得握拨一弹、心弦立应的效果。他的小说充满着尖刻、讽刺、幽默、调侃，旁逸斜出，四处出击，社会、人生、人的心理，处处露出破绽，虚伪不堪一击。这是一个17岁的青年的眼光，他的机智和联想常让人忍俊不禁，会心一笑。对于人生一些表相、假象的揭露是“三重门”最主要的贡献，也是作品的“思想性”所在。虽然它用了比较密集和夸张的方式。我以为随后的有关教育制度的讨论、抨击等是落入了媒体的陷阱，媒体制造的一个热点，反而缩小了小说社会心理学的意义。
在我看来，《三重门》中有两点矛盾现象是最值得关注的。林雨翔和Susan(苏珊)的爱情、感情，是小说贯穿始终的故事线索。Susan起的名字多少有些小资情调，但却是林雨翔心中的美。她单纯、清纯，乃至头发都散发出清香。她学习成绩好，没有不良习气，对人又充满着善意。她是传统女孩，却是林雨翔心中的火光。韩寒爱上了自己的反面。苏珊是小说中韩寒惟一没有嘲弄、亵渎、调侃的人物，隐隐约约让我觉得韩寒心怀中仍有一份传统价值的珍藏。《三重门》的立意是要在成长的过程中剥落成人世界的伪装。它如同一个狙击手，中弹活该。但我注意到它在讽刺、嘲笑的同时，也有着自嘲。那是保留了对自我的一些清醒的认识，远高于成人创作中那种美化自己和自诩的表现。自嘲同时是一种自我保护，间接而又更多一层的情感表述，当然也要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予以考察。这两点至少可以使我们对它不能作出简单化的评价。譬如抨击教育制度、愤世嫉俗、“愤青”之作等等。
“80后”的创作其实是从揭露矛盾和提出疑问开始的。韩寒也许喜欢《围城》，但钱钟书的《围城》有一个中西文化撞击和抗日的背景，这一强大的背景使作品的讽刺有了知识分子自省的意义，而《三重门》却没有一个可以捕捉的重要背景。它有限的视角，也没能真正深入到当代社会关系之中，甚至于可以说它还没有创造出一个完整的人物，让我们看到的都是人物的侧面。它能算是一部长篇吗？尽管灵感火花四溅，语言才华不输于乃至优于许多成人作家，但人生实践、文化实践、文学创造仍然是青年作家需要依次进入的“三重门”。
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出版于2003年，同样发行了一百多万册。撇开法律纠纷不谈，故事内容比“80后”的早期长篇是大大丰富了。因为它更多地进入了虚构创作的领域，不像《三重门》可以按照作者的人生线索对照他创作的故事。这种自由虚构也就更能看出其重心所在与创作情怀。首先给我留下印象的却是它的粗鄙化，充满市井痞语。由于小说的叙述主人公“我”（林岚）是一位女性，便使人（保守如我者）有些不习惯。或许这些粗俗口语正是为了对抗那赤裸裸的金钱利害关系的世界，如同塞林格的小说那样。它迎合读者的兴趣，几位主人公都是“子弟”（高干子弟）的子弟，但是否真正了解这些“子弟”值得怀疑。它还写到了妓女、“鸡头”（李茉莉、火柴），同样不熟悉和没有能力予以真实描写。它只是努力地要给予一些强刺激，也有当今“小姐像大学生，大学生像小姐”云云，以及“当一顿饭吃掉普通人一月工资，而另一些人还要为筹学费而辛苦”的抨击等等，努力扩大社会空间，可我认为实际扩大的不过是情绪空间，并非真正生活空间。它最后演变成一出缠绵悱恻的爱情悲剧，包含着伤感、伤害、背叛、出卖和一系列的误解，走的是通俗剧的路子。纯情而又煽情，在小格局小天地内，在几对男女的循环关系中，演出了他们悲欢离合的故事。郭敬明小说的特点之一是，他笔下的女主人公（我、闻婧、微微等）都自由放任，“不装淑女”而耍贫。它要告诉人们：我们放浪形骸、低俗、玩世不恭，但我们内心纯洁。这也符合一些人的自我评价。可能这也是郭敬明要保留的一份价值。
《梦里花落知多少》原来是在网上连载的，作者说因读者猜到了结果才改变小说的结尾，但这仍改变不了故事在封闭的圈子内自我交流的性质。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理由是，它表现人的生活、感情、心理，同时又是社会情绪、心理、社会意识的反映，组织起来上升到意识形态，这一切都需要感性生活丰富有力的支撑。视角的狭窄与局限性使郭敬明写不出一个新故事。深入生活（不是形式上的），丰富体验，培养起新的感情和认识对于郭敬明这样的写作者而言，可能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当然《梦里花落知多少》也引起了青少年共鸣。不错，它在表达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和追求刺激的同时，仍然坚守了忠诚和善良的底线。但这难道就是文学的一切和深度吗？
表现年轻人的情感生活和内心自我交流，是“80后”作家创作的敏感区域。除了《三重门》《梦里花落知多少》之外，《夏天在倒塌》《别走，我爱你》也是有关爱情的故事，前者从悬疑小说开始，后者则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单恋的悲剧。周嘉宁的《夏天在倒塌》以两个中学生在地铁站看到一个中年男子自杀，捡起他的黑色记事本，开始探询这个世界，引出了一系列残破的单亲家庭，进而卷入少年男女的情感纠葛。小说人物关系交叉、错位，伴随着种种误会、巧合展开故事，其中也有一些明显的不真实或不合情理之处。或许这一些不重要，因为它要表明这一代人是被投送到了一个自己不能掌控的陌生的世界，在误解中犯错误，又在拭错中成长。他们焦灼：“马路烧着了，城市烧着了，可可烧着了，她是个被烧着了头发的女孩子。”空虚：“一个空壳般的小人儿在马路上空空地走……她已经空掉了。她的身体是个空壳”。成人世界得不到的东西，要在孩子们自己的世界去寻找，那就是爱情与友情。但实际上他们并不了解自己的父辈。在他们的敏感区域内外，有着很多的局限和盲点，影响了他们真实地写出那倒塌的生活和爱情。
董晓磊的《别走，我爱你》，被称为“超酷超炫校园爱情冲击波”，被“各大网站疯狂转贴”。可我更看重的是作者自己清醒的认识，她在自序中说：太多商业气息的写作，让人无趣，“疲惫”，“流行文化即用即弃，所谓畅销书作家的名头不过一张音乐椅，大家轮流坐。‘美少女作家’更是提也不要提，丢不起那人”。生活、知识、思想、才情确是对于一个作家能否持续写作和写出好作品的检验。《别走，我爱你》写的是大学校园生活，一个陈默（我），一个宣桦（恋人）。但沉默和喧哗都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小说语言机智、俏皮、充满反讽意味，嬉戏和耍贫嘴似乎使一切严肃的事物都变得不正经，本意是要把一切虚假伪饰剥落殆尽，无奈心中总还有一支小小的真情的烛光在燃烧，这火光虽弱小而不会熄灭，终于形成了这一爱情悲剧。这个爱情故事有一定的感染力，它进一步写到社会上、娱乐界、选秀大赛，女主人成为平面模特、成为明星的过程。她痴情、单恋又失恋，终于自暴自弃，抵抗不住物质主义的诱惑而走向深渊。陈默和宣桦相爱，是因为他“带点羞涩”，“一脸清爽”，真诚待人；是宣桦说的“因为你傻”，且俩人“都爱说梦话”。陈默无所顾忌地调侃一切，却是无助的，缺乏安全感，希望白头厮守的，它传递出一种社会信息。我们其实要透过表面现象，透过无休止的语言轰炸，而看到他们真正的情感需求。爱的尽头是毁灭，聪明、活泼、敏感的陈默犯下了一个“美丽的错误”，“当代的恋爱是一种毫无逻辑的后现代艺术”，谁该对此负责呢？“我们想说的，不是我们说出来的。我们所要的，也许都会在一次次的沉默中错过”。另一部在作品题记中写上“爱情，是个难题”的，是蒋方舟的小说《骑彩虹者》。2006年出版的这部作品，是蒋方舟的第七本书。她说：“我是先有潜在理论再有故事本身，我一向喜欢成长的故事。”成长、爱情、天才、梦想是《骑彩虹者》的四个关键词。它从一次有些荒诞的心理测试开始，引出几个中学生男女离家出走，他们迫切地想搞清楚自己是否是“天才”，便有了一系列的故事。这些故事比较起来显得简单清浅，可它还是同样写到了电视台的《天才向前冲》的知识竞赛，写到酒吧舞女，写到“没有谁对自己的家庭满意”。重要的是，“80后”面对的是一个他们并没有参与创造的世界，而内心另有一个世界。他们迫切希望能预知自己，了解未来。
一位知名作家曾经说：他初在网上看到一些年轻人的作品感到吃惊。因他们文字的冲击力，夸张俏皮与跳跃性的联想。读得多了才发现其单调、重复和空洞（“空洞”是我的补充）。我也曾产生疑虑，他们能否写出不同风格的作品？能否用朴素的语言叙述并同样写出富有感染力的作品？读了彭扬、李傻傻的两部作品，我打消了这一疑问。彭扬的《天黑了，我们去哪》是一部口述实录采访而形成的报告文学作品。它写了九个被抛出了主流生活之外的同龄人，以真诚换取真诚，在共情的基础上，表达了“80后”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其中有因早恋失败，压抑、缺乏交流而要割腕自杀的；有迫于学习压力，紧张、恐惧，终于得了精神忧郁症的；有幻想一夜成名，参加娱乐新人选拨赛而性格发生了畸变的；还有同性恋、吸毒者等等。如果说“80后”作家大体上都是一些已引起社会关注的成功者，那么这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一些没有引起重视的失败者。某些不良的社会导向、媒体导向、他人导向正误导着他们。深深的大海中，暗流汹涌，平静中起波澜，彭扬的写作，有一种深思和情感回荡于其中。白烨说：“它以一种介入现实和忧思社会的努力，使当下的‘80后’的写作在整体上更丰富了，厚重了，并让人看到了作为文学的‘80后’正在增长的活力和正在生长的希望。”我完全同意这一评价。李傻傻的《被当做鬼的人》是一部散文、小说集。一部分记述孩提时期的湘西，童年情趣，有天籁之音；一部分表述自己的成长轨迹，青春期反省，对家乡父老的感情和感恩心理，充满情理交融的思考。农民家庭要逃脱历史赋予的命运，只有读书，整个家族供养上大学，“亲戚们的资助，让我在享受中承受着不能承受的道德之重”。那是另一世界的标准。亲情难忘，“最感性的人在劳动人民中间”，李傻傻的作品不仅写了琐细中时间的流逝，也写了流逝中的各种乡村人物。他还写了自己的妈妈、父亲、爷爷，改变了大城市中的“80后”一般不正面描写自己父母的特点。《一九九三年的马蹄》《火光》写了“我”眼中的父亲，那暴躁的性格，那复杂的隐藏，那是“眼中有火光的人们共同的痛苦”。从中能看出农村生活环境，一种新生活要求，新的愿望包含着追求和千缕情思扑面而来。“80后”的创作毕竟还是多种多样的。
张悦然的《誓鸟》让我真正地感到惊异。不仅是由于它那奇崛的想像、凄美诡异的故事、残酷而又忧伤的抒情，更因为它所表达的“寻找”记忆的主题，隐隐让人感到对历史意识的重视。虽然它采用的是寓言和象征的方式。春迟在一场大风暴中失去了记忆，也就是失去了爱，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精神的家园，由此她开始了对于那不容轻视的人生遗失的终生的寻找。心灵寄存在海洋贝壳中，贝壳中收藏着我们的记忆，于是她收集贝壳，倾听它的声音。为此她甚至刺瞎了自己的双目，在异国海域、土著部族中，演出和让我们看到了一幕幕摄人心魄的场景。这是一次幻想中的突破，在暴露了单薄空洞的同时，真实的精神也直接裸露了出来，无意中进入到人生易被俗世纷繁遮蔽的本质领域。缤纷的想像，含蓄的感情，心理动势，深长寓意，都足以证明张悦然的写作天赋。虽然并非没有缺点，譬如叙事曲折推进中，缺省了不同意味的停顿；故事总的说远离了真实的人群、丰富社会和现实背景。尽管如此，它仍有着局部无与伦比的观察力和感受力，那是许多作家已丧失了的。而对于弱小生命（如作品中的孩子、女人、野猫）的感受与交流，更是人性维系的所在。只是希望自称“卖梦为生”的张悦然，在经过如此缥渺的寻“梦”之后，重返大地，并不丧失自己的想像力、表现力，而获得现实的价值。“80后”能写出好作品。惟一的疑问也就是她自己的疑问：她能否持续下去。
和世界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行文至此，在倾听了他们的创作自白，评论了部分作品和提出问题后，按照惯例，仍要作些简要的概括。
1、首先是爱的弥散。“80后”几乎人人都写了爱情故事，但我们却并没有读到真正感人肺腑、能打动普遍人众、有力量、让人不能释怀的爱情小说。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流传后世、优美动人的爱情作品，也纯情，也痴情，从《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到《牡丹亭》《桃花扇》，直至《红楼梦》，都包含着爱情观念、理想的冲突。美国文学史家认为：美国在被奉为经典名著的小说里，找不到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这与它不同于欧洲的历史及社会组织、文化精神有关，如没有贵族阶级与新兴中产阶级恋爱观念的冲突。当代新时期文学中也有写爱情的名篇，如《天云山传奇》，却被它突出的政治意味冲淡和掩盖了。“80后”的作家似乎要重新开始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爱情书写。纯情的追求、曲折的故事、凄婉的悲剧，可他们却依然忽略了爱情悲剧的核心始终包含着文化的冲突，由此才转化产生性格、情感、理想的冲突。而看不到这一点，爱情便也只能在清清的水中掀起波澜、弥散而缺乏深深的蕴涵。
2、这一切自然缘于生活、经验、思想的局限。它似乎也形成了一种圈子内（一定的生活圈子）的写作、同一类人的交流。我注意到从韩寒开始到“80后”众多新锐作者，在小说中基本上都没有写到父母，或是一笔带过或仅涉及和自己内心生活有关的联系。我愿意把这视为是“80后”对自己的父母辈保存着一份尊重。可另一方面，他们实际上也没有能力深入描写和塑造自己的父母辈，父母代表着历史。而“80后”则没有历史记忆或缺乏历史意识。他们的创作其实也没有真正地深入到成人世界，深入社会生活，深入至人与人的复杂关系之中。人与人的关系落实到物质生产领域，便是生产关系。广泛地反映于现实生活，便构成社会。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所说的深入生活当然并不限于特定地域、空间的要求，而是指“80后”要超越有限的生活圈子，进而在关于人的物质和精神的相处中——利益、道德、亲情、爱情、人性，有更多的发掘，以创造出多种多样的人物。“80后”创作的空白使他们对于成人世界的抨击，天然地包含着空泛的矛盾。
3、接下来的问题涉及到艺术视角、艺术风格、主体精神与主体生成。努力地把自己从这个已有规范的世界中区分出来，表明自己的独立性，揭穿生活中表里不一的假象，是部分取激进姿态的“80后”的基本视角。这些作品自我形象鲜明，个性突出，这自然是它的优点。有独具的视角，总比没有自己独到的视角强，这也意味着独具的眼光，至少让我们看到了“80后”眼中的世界。但这不意味着有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因为风格是建立在对作品内容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的。“风格是应该刻画思想的”，“是由内容的本质里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布封《论风格》）。我们知道“80后”的主体生成是在一个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变革的时代造成了对以往理性精神的动摇，文化价值的怀疑，迷惘中的追求，这些并不奇怪。重要的是，一些年轻朋友们已开始有了自觉意识，能投身社会实践，在社会进步中，看到生活的曲折，分清光明和黑暗，此时，我们才能说，“80后”一代形成了新的强大的主体精神。
4、短篇检测才情，长篇考验思想。或者说，长篇也需要更多的生活积累和知识积累，但构思、结构却检验着作家的思想能力和思想水平。“80后”的许多人都已出版了长篇小说，却有仓促上阵的意思。长篇需要对于世界和生活形成一种成体系性的认识和把握，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出发点，一种可以广泛延展的能力。年轻不是问题。文学史上以鲁、郭、茅、巴、老、曹为代表的不少人在二十多岁时都已写出了他们的代表作和优秀作品。雨果在16岁时就已完成了一部揭露殖民主义的长篇小说。新时期年轻作家的优秀作品更是数不胜数。但成功的作品无不有着一种目标感和深切的追求。仅仅是嘻笑怒骂、嘲谑讽刺、调侃、解构是不够的，看起来才华横溢，可人们仍要问，“溢”出来的是否都是些没有充分经过生活浸润的多余的部分？我认为，“80后”长篇作品现在整体上面临的最重要的，是思想的突破。
以下一些话，可以供年轻作家朋友们参考：
“艺术不可能成为自言自语的独白”。“艺术必须反映人生”。“每一个作家都试图赋予自己时代的激情一种形式”。作家把全部心思放在他应当注意的问题上，也就是真理、人情上。“归根结底，创作的源泉永远是现实”，“写作不过是将某种经验传播下去……这伟大的喉舌就是一个部族的代言人”。“伟大的作品是从对于不正义的感觉产生”。“作家的眼睛应当是有人性的”。“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假如他承认自己的弱点……孤独，从而能深入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不断加深自己的孤独感，那么，他就会发现他和其他孤独的人是心心相印的”。这些话是曾获诺贝尔奖的著名作家加缪、福克纳、马尔克斯、阿斯图里亚斯、海明威、伯尔、萨特、索尔?贝娄讲的。它充分、明确地说明了文学的承担、责任和伟大文学的追求。
文化冲突和文化传承，现实态度与文化态度，艺术视角与艺术风格，主体精神及主体生成，对世界（社会、人生）的成体系性的认识和社会责任感，这些都关系到和世界建立什么样的联系。新时代诞生的这一代作家，需要与世界建立起一种积极的、有价值的关系。
在一次小说年会上，我的同事胡平说，“80后”这一代都是知青的孩子。当时听了十分感动。去年作代会报告中提到改革开放后出生的青年作家，也包含了对“80后”文学的关心。这一代人不可能重复我们的生活，但其文学想像和创作，关系到文学未来的面貌。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是新时代每一个人都面临的问题，但我以为其中所包含的核心价值体系，将影响深远地成为“80后”今后审美创造的长远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