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针灸腧穴疗法传入日本后,直至江户时代,日本的禁忌穴一直沿袭着中国历代典籍的记载。古方派在针灸领域的代表人物菅沼周桂提倡亲学实践,对传承日久的禁忌穴提出质疑。实际上,强烈提出禁忌穴反得奇效的菅沼周桂并未在治疗中过多使用禁忌穴,他所使用的少量禁忌穴在中国针灸典籍中都能找到使用依据。而他所积极倡导的摈弃一切繁复的理论和禁忌,包括禁忌穴的禁忌,则与古方派一样,有陷入形式主义之嫌。基于类似于现代解剖学的思想认识、实践经验、文献传承以及复古思潮的兴起,在不同时期影响着中日两国对禁忌穴的认识与应用,带来了禁忌穴数量的增减。禁忌穴在中国的发展后期虽出现无根据的妄加,但总体上是以对人体的认识和实践经验为基础的。而日本方面所谓的突破与创新大多是基于理论的简化与实际应用的便利,这种实用主义在针灸理论与疗法日趋复杂的境况中,虽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却将日本针灸引向了理论缺失的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