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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状元、女硕士、女博士越来越多的社会，女性学业强势是否代表职业强势？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所王芳博士不以为然。她甚至认为，女性的生理特性决定了进入职场就会出现弱势，尤其是女研究生。
职场需要“拯救女生”
11月底，上海市统计局公布了《上海女性人口发展状况及特征分析》。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上海女性高学历人数大幅增加，低学历人口比重降低。与2000年相比，女性接受过大学专科、大學本科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分别上升了4.6个和7.9个百分点，未上过学或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女性比重分别下降了6.1个和5个百分点。
王芳觉得，女性在学校显现的学业强势并不主要与教育制度相关，而是伴着社会发展程度出现的，尤其是像上海之类的经济发达地区，女性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是男女差距缩小、社会进步的体现，西方发达国家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对女性本身而言，学业强势有助于其清晰社会定位和角色期待，并不是威胁男性的坏事。
美国学者苏珊·麦吉·贝利就曾指出，“那些赞成‘帮助女生就是伤害男生’的态度过于简单化……男生的确面临很多问题，而在‘零和’式的教育体制中，人们机械地认为此性别的成功就等于彼性别的失败。这样的体制无益于任何人，却伤害了每一个人。”
但是从学生毕业后的社会发展轨迹却发现，女性的学业强势并不能完全弥补男女的职业落差。各种数字和事实表明：大学生就业过程中性别不平等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劳动力市场不仅没有向女大学生提供与男大学生同等数量的就业机会，而且“岗位层次”和“工资待遇”存在明显差异。
2007年，涵盖31个省市2113所高校1276个专业（样本80000）“女生毕业生薪资最高的行业中男女生薪资差异比较”调查显示，同行业内薪资性别差异依然明显，即使在女性毕业生薪资最高的行业中，男性毕业生的平均薪资仍高于或远远高于女性。
王芳指出，在激烈的就业竞争环境下，女性职业生涯中的“玻璃天花板”主要来自婚嫁、生育等阶段。曾经在企业做过十几年人力资源管理的她发现，在招聘员工过程中，老板更倾向于选择男性员工，因为不必考虑生育保险、产假政策等；而如果是女性应聘者，老板就顾虑，女研究生为公司服务不了多久就要去结婚生孩子了，用本科生时间或许可以更长久些。
王芳说，“生育和抚养孩子成为了影响女性连续和平等就业的天然障碍，这个职业断层一下就能筛选掉很多人。”而当女性侧重养育下一代的时候，男性正值连贯性的事业发展上升期。
据上海妇儿工委统计，“十一五”期间，上海女性高级专业人员和女生高层管理人员分别仅占35.7%和36.1%。另据2009年全国妇联关于女大学生就业状况调研显示，女大学生普遍求职难，平均投出9份简历，才可能得到一次面试或笔试机会，平均需要投出44份,才能谋得一次就业的机会。
如果说中小学需要“拯救男孩”的话，那么职场上更应该“拯救女生”。
鱼和熊掌可否兼得？
作为女性就业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天然障碍，生育行为是导致这一强烈冲突的最突出因素，它构成了雇主对女性歧视的最重要原因。作为对此的反应，不少女性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也有部分女性选择不生育或者少生育，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低生育率就是这样产生的。
为了缓解女性在家庭和职业上面临的平衡矛盾，不少国家颁布了生育保险制度，希望通过提供产假和收入补偿，保护女性在生育结束后回到原职继续工作的权利，促进女性人力资本的连续积累，并有利于母子健康。但现行的生育保险制度是否帮助女性实现了鱼和熊掌的兼得？
“一些公共政策的出发点是保护女性权益，然而有时候过多的保护反而无意中抬高了女性的就业门槛，因为这些政策给用人单位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从经济效益角度考虑，索性不用或尽量少用女性员工。”王芳说。
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陈琳研究发现，生育保险制度可能通过动态中女性人力资本的连续积累提高其在劳动力市场中表现，但可能在短期内不利于女性就业。受到法律保护的产假的普及，在短期内必然使得雇主要面临更多的由生育导致的岗位暂时空缺。而在工资比较自由的情况下，这一成本显著地转移到了女性雇员的工资中，导致性别工资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另外，大多数职业女性在产后几个月内就迅速恢复了工作。但同时，过早返回工作导致的母乳停止和非父母照料等问题可能会对婴幼儿的成长产生不利影响，而儿童成长不仅对家庭和个人有重要意义，也关系到整个国家的人口发展。
王芳说，帮助女性回顾家庭、扮演好儿童照顾者的角色，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福利、税收体系来支撑。比如妻子在家中照顾孩子，丈夫工作所缴付的养老金可以覆盖夫妻两个人；个税是否可以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征收……
这几年欧洲政坛出了不少彪悍的新妈妈部长，怀孕时坚持工作、生完孩子迅速上岗。例如2009年1月7日，5天前刚产下女儿的司法部长达蒂便销假上班，出席这一年的首次内阁会议；西班牙副首相萨恩斯·德·桑塔玛丽亚11月才刚生完孩子，次月就出席新一届内阁成员首次集体亮相。
前不久，欧洲议会议员希亚·隆苏依抱着孩子出席会议，她在举手表决，孩子则坐在母亲膝盖上拿笔涂鸦。而这并不是小丫头第一次“参会”，2010年，欧洲议会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为延长产假的提案举行投票时，隆苏依就把女儿放在育儿袋里来工作了，也算一种无声却强烈的表态。
职场需要“拯救女生”
11月底，上海市统计局公布了《上海女性人口发展状况及特征分析》。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上海女性高学历人数大幅增加，低学历人口比重降低。与2000年相比，女性接受过大学专科、大學本科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分别上升了4.6个和7.9个百分点，未上过学或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女性比重分别下降了6.1个和5个百分点。
王芳觉得，女性在学校显现的学业强势并不主要与教育制度相关，而是伴着社会发展程度出现的，尤其是像上海之类的经济发达地区，女性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是男女差距缩小、社会进步的体现，西方发达国家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对女性本身而言，学业强势有助于其清晰社会定位和角色期待，并不是威胁男性的坏事。
美国学者苏珊·麦吉·贝利就曾指出，“那些赞成‘帮助女生就是伤害男生’的态度过于简单化……男生的确面临很多问题，而在‘零和’式的教育体制中，人们机械地认为此性别的成功就等于彼性别的失败。这样的体制无益于任何人，却伤害了每一个人。”
但是从学生毕业后的社会发展轨迹却发现，女性的学业强势并不能完全弥补男女的职业落差。各种数字和事实表明：大学生就业过程中性别不平等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劳动力市场不仅没有向女大学生提供与男大学生同等数量的就业机会，而且“岗位层次”和“工资待遇”存在明显差异。
2007年，涵盖31个省市2113所高校1276个专业（样本80000）“女生毕业生薪资最高的行业中男女生薪资差异比较”调查显示，同行业内薪资性别差异依然明显，即使在女性毕业生薪资最高的行业中，男性毕业生的平均薪资仍高于或远远高于女性。
王芳指出，在激烈的就业竞争环境下，女性职业生涯中的“玻璃天花板”主要来自婚嫁、生育等阶段。曾经在企业做过十几年人力资源管理的她发现，在招聘员工过程中，老板更倾向于选择男性员工，因为不必考虑生育保险、产假政策等；而如果是女性应聘者，老板就顾虑，女研究生为公司服务不了多久就要去结婚生孩子了，用本科生时间或许可以更长久些。
王芳说，“生育和抚养孩子成为了影响女性连续和平等就业的天然障碍，这个职业断层一下就能筛选掉很多人。”而当女性侧重养育下一代的时候，男性正值连贯性的事业发展上升期。
据上海妇儿工委统计，“十一五”期间，上海女性高级专业人员和女生高层管理人员分别仅占35.7%和36.1%。另据2009年全国妇联关于女大学生就业状况调研显示，女大学生普遍求职难，平均投出9份简历，才可能得到一次面试或笔试机会，平均需要投出44份,才能谋得一次就业的机会。
如果说中小学需要“拯救男孩”的话，那么职场上更应该“拯救女生”。
鱼和熊掌可否兼得？
作为女性就业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天然障碍，生育行为是导致这一强烈冲突的最突出因素，它构成了雇主对女性歧视的最重要原因。作为对此的反应，不少女性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也有部分女性选择不生育或者少生育，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低生育率就是这样产生的。
为了缓解女性在家庭和职业上面临的平衡矛盾，不少国家颁布了生育保险制度，希望通过提供产假和收入补偿，保护女性在生育结束后回到原职继续工作的权利，促进女性人力资本的连续积累，并有利于母子健康。但现行的生育保险制度是否帮助女性实现了鱼和熊掌的兼得？
“一些公共政策的出发点是保护女性权益，然而有时候过多的保护反而无意中抬高了女性的就业门槛，因为这些政策给用人单位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从经济效益角度考虑，索性不用或尽量少用女性员工。”王芳说。
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陈琳研究发现，生育保险制度可能通过动态中女性人力资本的连续积累提高其在劳动力市场中表现，但可能在短期内不利于女性就业。受到法律保护的产假的普及，在短期内必然使得雇主要面临更多的由生育导致的岗位暂时空缺。而在工资比较自由的情况下，这一成本显著地转移到了女性雇员的工资中，导致性别工资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另外，大多数职业女性在产后几个月内就迅速恢复了工作。但同时，过早返回工作导致的母乳停止和非父母照料等问题可能会对婴幼儿的成长产生不利影响，而儿童成长不仅对家庭和个人有重要意义，也关系到整个国家的人口发展。
王芳说，帮助女性回顾家庭、扮演好儿童照顾者的角色，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福利、税收体系来支撑。比如妻子在家中照顾孩子，丈夫工作所缴付的养老金可以覆盖夫妻两个人；个税是否可以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征收……
这几年欧洲政坛出了不少彪悍的新妈妈部长，怀孕时坚持工作、生完孩子迅速上岗。例如2009年1月7日，5天前刚产下女儿的司法部长达蒂便销假上班，出席这一年的首次内阁会议；西班牙副首相萨恩斯·德·桑塔玛丽亚11月才刚生完孩子，次月就出席新一届内阁成员首次集体亮相。
前不久，欧洲议会议员希亚·隆苏依抱着孩子出席会议，她在举手表决，孩子则坐在母亲膝盖上拿笔涂鸦。而这并不是小丫头第一次“参会”，2010年，欧洲议会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为延长产假的提案举行投票时，隆苏依就把女儿放在育儿袋里来工作了，也算一种无声却强烈的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