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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南方及华北地区处于季风气候区，夏季雨水较多。尤其在古代，防治水害、发展水利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五位被诗词歌赋“耽误”的治水能手。或许你已领略过他们的诗文才华，但你未必知道，他们为官期间的治水成就，丝毫不比他们的诗文成就逊色。
白居易：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赴任途中看到洞庭湖“每岁秋夏时，浩大吞七泽。水族窟穴多，农人土地窄”的景象，便生出了治水以供民生的宏愿。
到达杭州时，正逢大旱，解决缺水问题成了头等大事。当时的西湖被称为“钱塘湖”或“上湖”，因为在它北部连接着一个水位比它低的“下湖”。由于当时钱塘湖年久不治，导致大雨时湖水横流难以存储、干旱时湖内蓄水不足无法用于灌溉。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白居易命人清挖了西湖的淤泥，并将旧有湖堤“高加数尺”，以增加钱塘湖的库容量。并设圣塘闸等三闸，闸门每日定时开启和关闭，使湖水循环往复，让其滋润下游农田，还能排泄洪水、保障湖堤安全。除了治湖之外，白居易还疏浚了杭州城区内的六口己使用了四十年的老井，解决了民生用水问题。
在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满离开之际，出现了“杭老遮车辙”的送别场面——老百姓扶老携幼为他送行。依依惜別时，白居易回赠了一首诗：“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惟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晚年隐居于龙门香山寺的白居易也没“闲着”。当时，龙门伊河段有八节滩、九峭石两处险滩，行船之人到了八节滩，都要下水拉船。天寒之时，船夫一边喊着号子，一边冻得牙齿打颤。白居易见此情景，发愿整治八节滩。他四处游说，筹集经费，甚至还拿出了自己的积蓄，“誓开险路作通津”。最终，这段航路在白居易的领导下被凿通，航道状况大为改观。
范仲淹：修围、浚河、置闸，缺一不可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调任泰州西溪盐仓监。西溪濒临黄海，地势低洼，唐时李承修筑的捍海堰因年久失修，海潮倒灌，淹没良田、毁坏盐灶。于是范仲淹上书江淮漕运张纶，痛陈利害，建议重修堤堰。
景佑元年（1034年），范仲淹任苏州知州，开始了对太湖的治理。太湖平原中部地势低洼，河港错落，潮汐涨落还带来大量泥沙，治水压力可见一斑。范仲淹赴任的时候，正值太湖汛期，“沦稼穑，坏室庐”“观民患，不忍自安”，范仲淹实地考察之后，提出了以疏导为主的治水主张，“水之为物，蓄而停之，何为而不害？决而留之，何之为不利？”
在具体的太湖治理工程中，范仲淹命“部役开决积水”。还主持疏浚了吴淞江的支流并在这些支流的入海、入江处设置水闸，遇到大旱，可以引水灌溉;遇到洪涝则可以宣泄洪水。同时，还能有效规避海潮侵袭时的泥沙淤塞问题，一举三得。
庆历三年，范仲淹官拜参知政事，在《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厚农桑》中，他建议朝廷要求各级政府重视农田水利。范仲淹还认真研究了江南的圩田古制，结合自己的经验，提出了“修围、浚河、置闸，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的思想及实践，深刻地影响着后世。范仲淹也因此得到后人赞誉：“实心为民，行而宜之，必至尽善而后己，此先忧后乐之功。”
王安石：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
宋庆历七年（1047年），26岁的王安石被任命为鄞县（今宁波）知县。上任伊始，正逢大灾之年，他下乡研究得知，鄞县并不缺水，只是没有水利设施，既不能蓄水，又无法排涝，所以非旱即涝，灾害频仍。于是，他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实地调查，为各处水利建设作出规划。
鄞县靠海，当地百姓饱受海潮侵袭之苦。为此，王安石主持修筑了一条从孔墅岭下河头、焦村，经石湫，折向霞浦到穿山的海塘。这条海塘全长15公里，有力地阻挡了大海涌来的狂潮，保护了沿海的农田。为了进一步控制潮水，王安石还带领百姓开山劈石，修建楔闸。这样，海潮来袭时可通过闸门控制潮水，解民之忧。百姓为感念王安石的恩德，“立荆公祠于楔左，岁祀之。”
此外，王安石还对东钱湖进行了治理，疏湖泥，立湖界，起堤堰，限制湖水流出，抵御海潮侵入，从而解除了湖区周围及鄞县、镇海七乡农民的水旱之苦，充分发挥了湖区的灌溉和渔获之利。自此，“七乡三邑受沾濡”，“虽大暑甚旱，而卒不知有凶年之忧。”
宋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王安石又颁布了《农田水利约束》。在政策推动下，形成了全国兴修水利的高潮，“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
曾巩：内外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节
曾巩在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出任齐州（即济南）知州，在任时间虽短，但对济南的城市建设功劳不小。其中最主要、也广为人知的，就是他主持修建了北水门。
济南的南部是山区，地势南高北低。北城墙原本留有城门来排泄积水，但一到夏季多雨季节，南部的山洪连同充沛的泉水倾泻而下，汇集到市北低洼处造成水患，人们只能临时“荆苇为蔽，纳土于门，以防外水之入”。为了消除济南的水患，曾巩一上任就决定修建北水门。
北水门即当年齐州城的北城门，它建在曾巩为疏导大明湖水而开掘的汇波渠上。曾巩利用原有城门，两岸用石头垒砌，中间放置石水闸，分为两扇，并设置门扃，根据水位高低决定水闸的开闭。如果城内积水，则开闸，水向北流至小清河;如果城外积水有倒灌入城之势，则放下水闸，御水于城门之外。
后来，曾巩作《齐州北水门记》：“于是内外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节，人无后庐，劳费以熄。”至今，北水门依旧发挥着排水的作用，使大明湖“久雨不涨，久旱不涸”。后人又在在北水门的基础上兴建了巍峨壮观的汇波楼，站立其上观大明湖，济南八景之一的“汇波晚照”便映入眼帘。
苏轼：以身帅之，与城存亡
最后要说的，是一代文豪苏轼。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苏轼调任徐州知州。到任刚三个月，黄河在澶州决口泛滥，洪水冲向徐州，城下水深二丈八尺。身为地方长官的苏轼临危不惧，征发5000民工，抢筑一道“首起戏马台，尾属城”的抗洪大堤。他还拿起工具，布衣草履，“以身帅之，与城存亡”。临危时刻，还以诗言志：“坐观入市卷闾井，吏民走尽余王尊。”正是在苏轼的带领下，徐州转危为安。
在杭州知府任上，他筹集多方力量，疏浚西湖，解决了干涸淤塞问题。在疏浚过程中，他因势就便，利用淤泥在湖中筑就了一条大堤，不仅解决了淤泥的堆放问题，还使交通更为方便。堤上植柳，堤中有桥，成就了西湖流芳百世的一处美景。后来苏轼又调往颖州任职，当时开封一带水患严重，有人轻率地提出开凿新河，把开封积水引向淮河，但苏轼亲自率人实地勘察后，发现淮河的水位比开封的还要高，如果盲目开河，势必倒流。于是，他向朝廷提出反对意见，避免了这一劳民伤财、有害无益的工程。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在广东惠州。他听说广州经常发生瘟疫，认为这是没有清沽水源，百姓喝不沽的苦咸水造成的，于是他便写信建议广州太守王敏中在广州修建清洁水引水工程。
这一工程要将离广州20里的蒲涧山滴水岩上的水引入城中。具体方法是先在滴水岩下挖一大石槽蓄水，再将石槽中的水用五根大竹管引出，由高到低直引入城中。施工时，苏轼还提议在每一根竹管上钻个小孔，用竹钉封上。这样当竹管发生堵塞时，就容易查出堵塞的部位，便于及时疏通。工程顺利完成之后，北宋时期的广州人喝上了“自来水”。（资料来源：《邯郸日报》）
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五位被诗词歌赋“耽误”的治水能手。或许你已领略过他们的诗文才华，但你未必知道，他们为官期间的治水成就，丝毫不比他们的诗文成就逊色。
白居易：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赴任途中看到洞庭湖“每岁秋夏时，浩大吞七泽。水族窟穴多，农人土地窄”的景象，便生出了治水以供民生的宏愿。
到达杭州时，正逢大旱，解决缺水问题成了头等大事。当时的西湖被称为“钱塘湖”或“上湖”，因为在它北部连接着一个水位比它低的“下湖”。由于当时钱塘湖年久不治，导致大雨时湖水横流难以存储、干旱时湖内蓄水不足无法用于灌溉。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白居易命人清挖了西湖的淤泥，并将旧有湖堤“高加数尺”，以增加钱塘湖的库容量。并设圣塘闸等三闸，闸门每日定时开启和关闭，使湖水循环往复，让其滋润下游农田，还能排泄洪水、保障湖堤安全。除了治湖之外，白居易还疏浚了杭州城区内的六口己使用了四十年的老井，解决了民生用水问题。
在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满离开之际，出现了“杭老遮车辙”的送别场面——老百姓扶老携幼为他送行。依依惜別时，白居易回赠了一首诗：“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惟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晚年隐居于龙门香山寺的白居易也没“闲着”。当时，龙门伊河段有八节滩、九峭石两处险滩，行船之人到了八节滩，都要下水拉船。天寒之时，船夫一边喊着号子，一边冻得牙齿打颤。白居易见此情景，发愿整治八节滩。他四处游说，筹集经费，甚至还拿出了自己的积蓄，“誓开险路作通津”。最终，这段航路在白居易的领导下被凿通，航道状况大为改观。
范仲淹：修围、浚河、置闸，缺一不可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调任泰州西溪盐仓监。西溪濒临黄海，地势低洼，唐时李承修筑的捍海堰因年久失修，海潮倒灌，淹没良田、毁坏盐灶。于是范仲淹上书江淮漕运张纶，痛陈利害，建议重修堤堰。
景佑元年（1034年），范仲淹任苏州知州，开始了对太湖的治理。太湖平原中部地势低洼，河港错落，潮汐涨落还带来大量泥沙，治水压力可见一斑。范仲淹赴任的时候，正值太湖汛期，“沦稼穑，坏室庐”“观民患，不忍自安”，范仲淹实地考察之后，提出了以疏导为主的治水主张，“水之为物，蓄而停之，何为而不害？决而留之，何之为不利？”
在具体的太湖治理工程中，范仲淹命“部役开决积水”。还主持疏浚了吴淞江的支流并在这些支流的入海、入江处设置水闸，遇到大旱，可以引水灌溉;遇到洪涝则可以宣泄洪水。同时，还能有效规避海潮侵袭时的泥沙淤塞问题，一举三得。
庆历三年，范仲淹官拜参知政事，在《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厚农桑》中，他建议朝廷要求各级政府重视农田水利。范仲淹还认真研究了江南的圩田古制，结合自己的经验，提出了“修围、浚河、置闸，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的思想及实践，深刻地影响着后世。范仲淹也因此得到后人赞誉：“实心为民，行而宜之，必至尽善而后己，此先忧后乐之功。”
王安石：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
宋庆历七年（1047年），26岁的王安石被任命为鄞县（今宁波）知县。上任伊始，正逢大灾之年，他下乡研究得知，鄞县并不缺水，只是没有水利设施，既不能蓄水，又无法排涝，所以非旱即涝，灾害频仍。于是，他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实地调查，为各处水利建设作出规划。
鄞县靠海，当地百姓饱受海潮侵袭之苦。为此，王安石主持修筑了一条从孔墅岭下河头、焦村，经石湫，折向霞浦到穿山的海塘。这条海塘全长15公里，有力地阻挡了大海涌来的狂潮，保护了沿海的农田。为了进一步控制潮水，王安石还带领百姓开山劈石，修建楔闸。这样，海潮来袭时可通过闸门控制潮水，解民之忧。百姓为感念王安石的恩德，“立荆公祠于楔左，岁祀之。”
此外，王安石还对东钱湖进行了治理，疏湖泥，立湖界，起堤堰，限制湖水流出，抵御海潮侵入，从而解除了湖区周围及鄞县、镇海七乡农民的水旱之苦，充分发挥了湖区的灌溉和渔获之利。自此，“七乡三邑受沾濡”，“虽大暑甚旱，而卒不知有凶年之忧。”
宋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王安石又颁布了《农田水利约束》。在政策推动下，形成了全国兴修水利的高潮，“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
曾巩：内外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节
曾巩在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出任齐州（即济南）知州，在任时间虽短，但对济南的城市建设功劳不小。其中最主要、也广为人知的，就是他主持修建了北水门。
济南的南部是山区，地势南高北低。北城墙原本留有城门来排泄积水，但一到夏季多雨季节，南部的山洪连同充沛的泉水倾泻而下，汇集到市北低洼处造成水患，人们只能临时“荆苇为蔽，纳土于门，以防外水之入”。为了消除济南的水患，曾巩一上任就决定修建北水门。
北水门即当年齐州城的北城门，它建在曾巩为疏导大明湖水而开掘的汇波渠上。曾巩利用原有城门，两岸用石头垒砌，中间放置石水闸，分为两扇，并设置门扃，根据水位高低决定水闸的开闭。如果城内积水，则开闸，水向北流至小清河;如果城外积水有倒灌入城之势，则放下水闸，御水于城门之外。
后来，曾巩作《齐州北水门记》：“于是内外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节，人无后庐，劳费以熄。”至今，北水门依旧发挥着排水的作用，使大明湖“久雨不涨，久旱不涸”。后人又在在北水门的基础上兴建了巍峨壮观的汇波楼，站立其上观大明湖，济南八景之一的“汇波晚照”便映入眼帘。
苏轼：以身帅之，与城存亡
最后要说的，是一代文豪苏轼。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苏轼调任徐州知州。到任刚三个月，黄河在澶州决口泛滥，洪水冲向徐州，城下水深二丈八尺。身为地方长官的苏轼临危不惧，征发5000民工，抢筑一道“首起戏马台，尾属城”的抗洪大堤。他还拿起工具，布衣草履，“以身帅之，与城存亡”。临危时刻，还以诗言志：“坐观入市卷闾井，吏民走尽余王尊。”正是在苏轼的带领下，徐州转危为安。
在杭州知府任上，他筹集多方力量，疏浚西湖，解决了干涸淤塞问题。在疏浚过程中，他因势就便，利用淤泥在湖中筑就了一条大堤，不仅解决了淤泥的堆放问题，还使交通更为方便。堤上植柳，堤中有桥，成就了西湖流芳百世的一处美景。后来苏轼又调往颖州任职，当时开封一带水患严重，有人轻率地提出开凿新河，把开封积水引向淮河，但苏轼亲自率人实地勘察后，发现淮河的水位比开封的还要高，如果盲目开河，势必倒流。于是，他向朝廷提出反对意见，避免了这一劳民伤财、有害无益的工程。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在广东惠州。他听说广州经常发生瘟疫，认为这是没有清沽水源，百姓喝不沽的苦咸水造成的，于是他便写信建议广州太守王敏中在广州修建清洁水引水工程。
这一工程要将离广州20里的蒲涧山滴水岩上的水引入城中。具体方法是先在滴水岩下挖一大石槽蓄水，再将石槽中的水用五根大竹管引出，由高到低直引入城中。施工时，苏轼还提议在每一根竹管上钻个小孔，用竹钉封上。这样当竹管发生堵塞时，就容易查出堵塞的部位，便于及时疏通。工程顺利完成之后，北宋时期的广州人喝上了“自来水”。（资料来源：《邯郸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