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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个著名句式出自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的小说集。卡佛被称为“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家”，除了文字中的极简主义、现实主义，他和少年时的偶像海明威一样，在成名的路上都有个坚定支持他、愿意为他牺牲的天使一般的女子。
她已亭亭，无忧无惧
1955年夏天，17岁的卡佛走进华盛顿州一家快餐店，迎面撞到一张明媚的笑脸时，他紧张又温暖。迎上来的是一个叫玛丽安·伯克的女孩，虽然只有14岁，但已经是个标致的金发美女，身材高挑，像一朵盛开的夏荷。她当时正在一所天主教学校读书，利用假期在餐馆打工，情窦初开的少女一直在期待一段美丽的爱情。
面前的卡佛高大、羞涩，玛丽安有个预感：“我要嫁给这个男孩！”仿佛是天意，他也对她一见钟情。作为锯木工的儿子，他经常跟着酗酒的父亲和做女招待的母亲辗转迁徙，他的未来，几乎可以肯定就是父辈的翻版，生活给予他更多的是冷笑和嘲弄。她友好的笑容令他心动，那不是职业性的，他能感受得到。
少年的爱情简单炽热，像雨后新竹一样长得飞快，如胶似漆中，他们一起阅读了契诃夫、福楼拜等作家的经典名著，恋爱时光浪漫又充实，卡佛开始迷恋文学。在朋友们看来，木讷、壮硕的卡佛是个笨手笨脚的“蠢货”，可在玛丽安眼里，他忧郁、沉默寡言、有礼貌、尊重人、有才华，简直就是个“完美的家伙”。尽管卡佛吸烟、喝酒，生活动荡不安，但玛丽安坚信，他们相爱就够了，她已亭亭，无忧亦无惧。
夏天结束时，怀揣着一个作家梦，卡佛继续高中生活的最后一年，玛丽安也返校学习，她的愿望是赢得华盛顿大学的奖学金，将来做一名律师。可是不久，意外怀孕打乱了这一切，玛丽安高中毕业后，两个贫穷的家庭不得不为他们在教堂举行了婚礼。
一个19岁，一个16岁，他们自己还是孩子，却即将为人父母。以打扫卫生作为交换，他们被允许住在一家诊所的地下室里，夏天维护花草树木，冬天为过道撒盐、铲雪，那段日子，后来被卡佛写进小说：“这两个孩子，我跟你讲，真的非常相爱。最要紧的是，他们都有很大的野心，是疯狂的幻想家，他们总在谈论要做的事情和要去的地方。”
年轻的心充满激情，卡佛一边打工，一边在一所学院选修了两门课程——中世纪欧洲史和哲学导论，他成为作家是他们共同的梦想，当他说“如果有一天，我必须在你和写作之间作选择，我会选择写作”时，她满怀豪情地回应他：“你永远不必选择，我会让你两者都得到！”
女儿出生后，家庭生活顿时陷入混乱，卡佛明显无所适从。要命的是，不久，玛丽安发现自己又怀孕了。为了应付拮据的生活，也为了证明自己和孩子不会拖累卡佛的写作，她不顾身孕找到一份水果包装工的工作，两周后，用赚到的钱为卡佛买了一份生日礼物：人生中第一台打字机。
“我们觉得，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只要我们做正确的事情，理想的结果就会出现”，尽管穷困无比，玛丽安还是支持卡佛接受系统教育。1958年，卡佛进入加州一所大学。
为了方便卡佛读书，他们靠着借来的钱，把家从华盛顿州搬到加州。开学不久，儿子出生。为了养家糊口，在一个阴雨天，玛丽安找到一份餐馆女招待的工作。这时的玛丽安不到20岁，已经有两个孩子，一个刚满月，一个11个月，如海水漫过沙滩，青春被一卷而去。
她双肩单薄，毅力惊人
生活没有给玛丽安喘息的机会，她“双肩单薄，但毅力惊人”，几乎扛起全部生活重担。靠着她做餐馆服务员、电话接线员支撑，卡佛可以心无旁骛地学习写作。玛丽安也渴望上大学，但是为了卡佛的梦想，她不得不推迟自己的读书计划。
在大学，卡佛半工半读，有时做木材厂工人，有时做图书管理员，在老师借给他的办公室里，他认真地写作着。然而，小说很少成功，悲观时常笼罩着他，他抱怨孩子们的吵闹：“我不得不抚养他们，永远负担这种得不到缓解的责任，永远处理一些心烦意乱的事。”他抱怨家庭生活缩短了他的青春，抱怨自己受的教育太少，“没有一丝写作天赋”。玛丽安把赚房租、牛奶、面包当成自己的职责，有时甚至一天打好几份工，她始终坚信，卡佛会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工作之余，她到处宣传卡佛的作品，希望人们欣赏他的才华。
1963年，卡佛获得文学学士学位，老师建议他继续到爱荷华作家讲习班学习，因为那里是培养年轻作家的摇篮。于是，卡佛兜里揣着仅有的1美元，开着一辆破旧的雪佛兰，带着一家人前往爱荷华，一路上靠玛丽安为餐馆干两个小时活才能换到一顿免费的午餐。
到爱荷华后，卡佛得到一笔奖学金，小说和诗歌开始发表。玛丽安也有自己的目标，她一边在俱乐部做女招待，一边在大学注册，抓紧机会学习，对于未来，她始终乐观而充满激情。卡佛却恰恰相反，他发现，写作根本没法改变糟糕的境遇，永远经济紧张，永远捉襟见肘，灰心之下，不等拿到学位，他就逃离了爱荷华。没有存款、居无定所，为了躲债，他们连夜搬家成了家常便饭。卡佛试图像玛丽安一样找份工作，可是哪一份都干不长，“他腼腆、敏感，讨厌工作，这使他更加逃避现实，他处于一种可怕的状态”。
玛丽安意识到，只有进入写作状态，他才不会闷闷不乐，喜怒无常。为了不使卡佛放弃写作，“以免他忘了在这个世界上他实际是要做什么”，玛丽安找了一份挨家挨户上门推销百科全书的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再次独自负担起一家四口的生活。
生活稍稍稳定后，卡佛进入创作的高峰期，一直在底層社会摸爬滚打的经历成为他写作时源源不断的素材，玛丽安也经常把自己的见闻讲给他，“女招待”多次出现在卡佛的小说里。随着小说《请你安静些，好吗？》被选人《1967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集》，卡佛多年的坚持有了回报，信心倍增。接下来的两三年里，他出版了两本诗集，在作家圈子里有了一席之地，被推荐到一所大学讲诗歌创作。那时，玛丽安也获得大学文凭，当了一名高中老师。
本以为生活终于向他们敞开怀抱，谁料，卡佛进入了“坏卡佛时代”，开始像他父亲一样酗酒。更坏的情况是，在他为了写作而独自租住的屋子里，玛丽安看到，床上摆着两只枕头。烂醉成为卡佛的日常，教职不得不泡汤，他甚至几次因酒精中毒被送进医院。卡佛酗酒令家庭重新陷入贫困，玛丽安白天工作，晚上做女招待，当卡佛和他的朋友们打高尔夫时，她就在他们打球那个俱乐部的酒吧里当女招待。 所有的不堪，卡佛都归咎于“不合我身的生活”。争吵、矛盾、指责、怀疑充斥着整個家庭，一次醉酒后，失去控制的他拿起酒瓶砸向了她的额头。即使这样，玛丽安仍然守护着婚姻，“对我来说，根本不可能将他一笔勾销”。
她放手离开，从不怨恨
1976年，继单篇小说（（请你安静些，好吗？》之后，卡佛出版了第一本有影响力的同名小说集，并在扉页上献词：谨以本书献给玛丽安。书中收录的小说几乎都是他们结婚20年来真实生活的写照，他描绘的那些灰色失意的小人物的烦恼、痛苦和不幸，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时代标签。他不得不承认，正是令他生厌的、糟糕透顶的生活，为他提供了不竭的创作源泉。
讽刺的是，书出版第二天，他就因骗取失业金被指控，法庭上，玛丽安用这本书向法官证明，“他是一个有前途的男人，是没有实现梦想和酗酒的受害者”。
她的请求最终让他免受牢狱之灾，一年后，这部小说集还被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卡佛开始受到主流出版业的关注。
然而，卡佛依旧酗酒，再一次住进医院时，医生警告说，他的第一本书可能成为最后一本。卡佛这才下决心戒酒。
“坏卡佛时代”结束了，卡佛获得了更多的经济资助、高额的文艺津贴，还有了一份在大学教书的稳定工作，可同时，“爱这个字正在逐渐变暗，变得飘忽和摇摆不定”。卡佛在一次聚会上结识了女诗人苔丝-加拉赫后，39岁的他迫不及待地离开玛丽安和两个孩子，开始了“不犯错误的生活”。但是，他迟迟不愿离婚，一想到“另一个男人在为玛丽安的面包片抹黄油”，他就感到“心烦意乱”。
“在我38岁时，我决定离开雷的生活，因为我从心里相信，这是他想要的”，昔日的相爱成为被遗忘的轶事，玛丽安决定放手。20多年来，她用青春和汗水陪伴默默无闻的卡佛成长为名作家，她已习惯倾己所有去爱他。分手时，为了让他安心写作，她主动放弃了应得的财产，并坚信“若我将来陷入困境，他不会袖手旁观”。
事实并非如此，他留下了“所有成功”，而她依然“站在雨中”。40岁时，玛丽安不得不去另外一个城市，重新做起女招待。
“我娶了我爱的女孩，却毁了她的一生。”尽管卡佛在更多场合极力赞美他的新妻子，但不可否认，他对玛丽安的歉疚、悔恨和负罪感从来没有消失过，她代表的那些卑微、琐碎的日子，在他笔下成为永恒，也正是那些篇章奠定了他在美国短篇小说界的地位。
1987年，卡佛被查出肺癌。患病后，他经常与玛丽安通信，小说集《我打电话的地方》出版后，他给她寄去一本，上面写着：“献给玛丽安，我最老的朋友，我敢作敢为的青年伴侣，我同样敢作敢为的中年伴侣，我那么长时间的妻子和贤内助，我孩子的母亲，本书是对爱情的一种纪念，因为有些东西值得铭记。”
两个月后，玛丽安收到一封信，里面装着三张相同的明信片，上面是两只正在祈祷的手，那是罗丹的雕塑。明信片上什么也没有写，但她知道“他快不行了”，他们曾同游过罗丹雕塑博物馆，他在怀念。生命的最后时刻，卡佛渴望见到玛丽安，想到当年那个绽开笑脸的14岁女孩，他对新妻子说：“记住，她曾经像个天使！”
然而，她仍然没有得到自己应有的回报。卡佛去世后，他所有的遗产几乎都留给了新妻子，而玛丽安收到的只有指责，人们把卡佛终生没有写出一部长篇小说归罪于他过早建立的家庭拖累，她却无从辩解。然而，那些时光终究无法从生命中剔除，2006年，在一座岛上教书的她完成了回忆录《过去什么样：我与雷蒙德·卡佛的婚姻》，她将书题献给两个孩子，也献给卡佛，称他为“我们家的爸爸”。书中没有怨恨，只有“爱的、生动的记忆”，苦难与失望的前半生，有他们共同的成长，那比爱情更重要。
“这一生你得到了你想要的吗/我得到了/那你想要什么/叫我自己亲爱的/感觉自己在这个世上被爱。”卡佛的墓碑上，刻着他生前最后一首诗。是的，他得到了，即使已经离世18年，他仍然被她爱着，就像当初一样。
编辑/夏涵
她已亭亭，无忧无惧
1955年夏天，17岁的卡佛走进华盛顿州一家快餐店，迎面撞到一张明媚的笑脸时，他紧张又温暖。迎上来的是一个叫玛丽安·伯克的女孩，虽然只有14岁，但已经是个标致的金发美女，身材高挑，像一朵盛开的夏荷。她当时正在一所天主教学校读书，利用假期在餐馆打工，情窦初开的少女一直在期待一段美丽的爱情。
面前的卡佛高大、羞涩，玛丽安有个预感：“我要嫁给这个男孩！”仿佛是天意，他也对她一见钟情。作为锯木工的儿子，他经常跟着酗酒的父亲和做女招待的母亲辗转迁徙，他的未来，几乎可以肯定就是父辈的翻版，生活给予他更多的是冷笑和嘲弄。她友好的笑容令他心动，那不是职业性的，他能感受得到。
少年的爱情简单炽热，像雨后新竹一样长得飞快，如胶似漆中，他们一起阅读了契诃夫、福楼拜等作家的经典名著，恋爱时光浪漫又充实，卡佛开始迷恋文学。在朋友们看来，木讷、壮硕的卡佛是个笨手笨脚的“蠢货”，可在玛丽安眼里，他忧郁、沉默寡言、有礼貌、尊重人、有才华，简直就是个“完美的家伙”。尽管卡佛吸烟、喝酒，生活动荡不安，但玛丽安坚信，他们相爱就够了，她已亭亭，无忧亦无惧。
夏天结束时，怀揣着一个作家梦，卡佛继续高中生活的最后一年，玛丽安也返校学习，她的愿望是赢得华盛顿大学的奖学金，将来做一名律师。可是不久，意外怀孕打乱了这一切，玛丽安高中毕业后，两个贫穷的家庭不得不为他们在教堂举行了婚礼。
一个19岁，一个16岁，他们自己还是孩子，却即将为人父母。以打扫卫生作为交换，他们被允许住在一家诊所的地下室里，夏天维护花草树木，冬天为过道撒盐、铲雪，那段日子，后来被卡佛写进小说：“这两个孩子，我跟你讲，真的非常相爱。最要紧的是，他们都有很大的野心，是疯狂的幻想家，他们总在谈论要做的事情和要去的地方。”
年轻的心充满激情，卡佛一边打工，一边在一所学院选修了两门课程——中世纪欧洲史和哲学导论，他成为作家是他们共同的梦想，当他说“如果有一天，我必须在你和写作之间作选择，我会选择写作”时，她满怀豪情地回应他：“你永远不必选择，我会让你两者都得到！”
女儿出生后，家庭生活顿时陷入混乱，卡佛明显无所适从。要命的是，不久，玛丽安发现自己又怀孕了。为了应付拮据的生活，也为了证明自己和孩子不会拖累卡佛的写作，她不顾身孕找到一份水果包装工的工作，两周后，用赚到的钱为卡佛买了一份生日礼物：人生中第一台打字机。
“我们觉得，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只要我们做正确的事情，理想的结果就会出现”，尽管穷困无比，玛丽安还是支持卡佛接受系统教育。1958年，卡佛进入加州一所大学。
为了方便卡佛读书，他们靠着借来的钱，把家从华盛顿州搬到加州。开学不久，儿子出生。为了养家糊口，在一个阴雨天，玛丽安找到一份餐馆女招待的工作。这时的玛丽安不到20岁，已经有两个孩子，一个刚满月，一个11个月，如海水漫过沙滩，青春被一卷而去。
她双肩单薄，毅力惊人
生活没有给玛丽安喘息的机会，她“双肩单薄，但毅力惊人”，几乎扛起全部生活重担。靠着她做餐馆服务员、电话接线员支撑，卡佛可以心无旁骛地学习写作。玛丽安也渴望上大学，但是为了卡佛的梦想，她不得不推迟自己的读书计划。
在大学，卡佛半工半读，有时做木材厂工人，有时做图书管理员，在老师借给他的办公室里，他认真地写作着。然而，小说很少成功，悲观时常笼罩着他，他抱怨孩子们的吵闹：“我不得不抚养他们，永远负担这种得不到缓解的责任，永远处理一些心烦意乱的事。”他抱怨家庭生活缩短了他的青春，抱怨自己受的教育太少，“没有一丝写作天赋”。玛丽安把赚房租、牛奶、面包当成自己的职责，有时甚至一天打好几份工，她始终坚信，卡佛会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工作之余，她到处宣传卡佛的作品，希望人们欣赏他的才华。
1963年，卡佛获得文学学士学位，老师建议他继续到爱荷华作家讲习班学习，因为那里是培养年轻作家的摇篮。于是，卡佛兜里揣着仅有的1美元，开着一辆破旧的雪佛兰，带着一家人前往爱荷华，一路上靠玛丽安为餐馆干两个小时活才能换到一顿免费的午餐。
到爱荷华后，卡佛得到一笔奖学金，小说和诗歌开始发表。玛丽安也有自己的目标，她一边在俱乐部做女招待，一边在大学注册，抓紧机会学习，对于未来，她始终乐观而充满激情。卡佛却恰恰相反，他发现，写作根本没法改变糟糕的境遇，永远经济紧张，永远捉襟见肘，灰心之下，不等拿到学位，他就逃离了爱荷华。没有存款、居无定所，为了躲债，他们连夜搬家成了家常便饭。卡佛试图像玛丽安一样找份工作，可是哪一份都干不长，“他腼腆、敏感，讨厌工作，这使他更加逃避现实，他处于一种可怕的状态”。
玛丽安意识到，只有进入写作状态，他才不会闷闷不乐，喜怒无常。为了不使卡佛放弃写作，“以免他忘了在这个世界上他实际是要做什么”，玛丽安找了一份挨家挨户上门推销百科全书的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再次独自负担起一家四口的生活。
生活稍稍稳定后，卡佛进入创作的高峰期，一直在底層社会摸爬滚打的经历成为他写作时源源不断的素材，玛丽安也经常把自己的见闻讲给他，“女招待”多次出现在卡佛的小说里。随着小说《请你安静些，好吗？》被选人《1967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集》，卡佛多年的坚持有了回报，信心倍增。接下来的两三年里，他出版了两本诗集，在作家圈子里有了一席之地，被推荐到一所大学讲诗歌创作。那时，玛丽安也获得大学文凭，当了一名高中老师。
本以为生活终于向他们敞开怀抱，谁料，卡佛进入了“坏卡佛时代”，开始像他父亲一样酗酒。更坏的情况是，在他为了写作而独自租住的屋子里，玛丽安看到，床上摆着两只枕头。烂醉成为卡佛的日常，教职不得不泡汤，他甚至几次因酒精中毒被送进医院。卡佛酗酒令家庭重新陷入贫困，玛丽安白天工作，晚上做女招待，当卡佛和他的朋友们打高尔夫时，她就在他们打球那个俱乐部的酒吧里当女招待。 所有的不堪，卡佛都归咎于“不合我身的生活”。争吵、矛盾、指责、怀疑充斥着整個家庭，一次醉酒后，失去控制的他拿起酒瓶砸向了她的额头。即使这样，玛丽安仍然守护着婚姻，“对我来说，根本不可能将他一笔勾销”。
她放手离开，从不怨恨
1976年，继单篇小说（（请你安静些，好吗？》之后，卡佛出版了第一本有影响力的同名小说集，并在扉页上献词：谨以本书献给玛丽安。书中收录的小说几乎都是他们结婚20年来真实生活的写照，他描绘的那些灰色失意的小人物的烦恼、痛苦和不幸，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时代标签。他不得不承认，正是令他生厌的、糟糕透顶的生活，为他提供了不竭的创作源泉。
讽刺的是，书出版第二天，他就因骗取失业金被指控，法庭上，玛丽安用这本书向法官证明，“他是一个有前途的男人，是没有实现梦想和酗酒的受害者”。
她的请求最终让他免受牢狱之灾，一年后，这部小说集还被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卡佛开始受到主流出版业的关注。
然而，卡佛依旧酗酒，再一次住进医院时，医生警告说，他的第一本书可能成为最后一本。卡佛这才下决心戒酒。
“坏卡佛时代”结束了，卡佛获得了更多的经济资助、高额的文艺津贴，还有了一份在大学教书的稳定工作，可同时，“爱这个字正在逐渐变暗，变得飘忽和摇摆不定”。卡佛在一次聚会上结识了女诗人苔丝-加拉赫后，39岁的他迫不及待地离开玛丽安和两个孩子，开始了“不犯错误的生活”。但是，他迟迟不愿离婚，一想到“另一个男人在为玛丽安的面包片抹黄油”，他就感到“心烦意乱”。
“在我38岁时，我决定离开雷的生活，因为我从心里相信，这是他想要的”，昔日的相爱成为被遗忘的轶事，玛丽安决定放手。20多年来，她用青春和汗水陪伴默默无闻的卡佛成长为名作家，她已习惯倾己所有去爱他。分手时，为了让他安心写作，她主动放弃了应得的财产，并坚信“若我将来陷入困境，他不会袖手旁观”。
事实并非如此，他留下了“所有成功”，而她依然“站在雨中”。40岁时，玛丽安不得不去另外一个城市，重新做起女招待。
“我娶了我爱的女孩，却毁了她的一生。”尽管卡佛在更多场合极力赞美他的新妻子，但不可否认，他对玛丽安的歉疚、悔恨和负罪感从来没有消失过，她代表的那些卑微、琐碎的日子，在他笔下成为永恒，也正是那些篇章奠定了他在美国短篇小说界的地位。
1987年，卡佛被查出肺癌。患病后，他经常与玛丽安通信，小说集《我打电话的地方》出版后，他给她寄去一本，上面写着：“献给玛丽安，我最老的朋友，我敢作敢为的青年伴侣，我同样敢作敢为的中年伴侣，我那么长时间的妻子和贤内助，我孩子的母亲，本书是对爱情的一种纪念，因为有些东西值得铭记。”
两个月后，玛丽安收到一封信，里面装着三张相同的明信片，上面是两只正在祈祷的手，那是罗丹的雕塑。明信片上什么也没有写，但她知道“他快不行了”，他们曾同游过罗丹雕塑博物馆，他在怀念。生命的最后时刻，卡佛渴望见到玛丽安，想到当年那个绽开笑脸的14岁女孩，他对新妻子说：“记住，她曾经像个天使！”
然而，她仍然没有得到自己应有的回报。卡佛去世后，他所有的遗产几乎都留给了新妻子，而玛丽安收到的只有指责，人们把卡佛终生没有写出一部长篇小说归罪于他过早建立的家庭拖累，她却无从辩解。然而，那些时光终究无法从生命中剔除，2006年，在一座岛上教书的她完成了回忆录《过去什么样：我与雷蒙德·卡佛的婚姻》，她将书题献给两个孩子，也献给卡佛，称他为“我们家的爸爸”。书中没有怨恨，只有“爱的、生动的记忆”，苦难与失望的前半生，有他们共同的成长，那比爱情更重要。
“这一生你得到了你想要的吗/我得到了/那你想要什么/叫我自己亲爱的/感觉自己在这个世上被爱。”卡佛的墓碑上，刻着他生前最后一首诗。是的，他得到了，即使已经离世18年，他仍然被她爱着，就像当初一样。
编辑/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