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不是有意哭的，我就是自责，因为我来采访，搞得你们关系更不好了。”
　　这是5月我在薛岗村采访韩仕梅的第二天—— 一边擦鼻涕，一边竭力想遏止哭腔。韩仕梅在旁边对我说，“不好意思啊，你没吓着吧？他就是那样，你别理他。”
　　此前，为了制止丈夫王中明对我的推搡和辱骂，韩仕梅扇了他好几个巴掌。看到这幕，我一边发呆，一边为她捏了把汗，担心对方还手。后来，在王中明的斥责和怒骂声中，我坐上了韩仕梅的电动车后座，跟她逃也似的离开，回到她在工厂的宿舍，继续采访。
　　那天采访草草结束，我悻悻离开，并自责地许下诺言：“我明天再来一天，就不来了。”韩仕梅则在一旁忙着致电计划来采访她的媒体：“不要来了，我老头发疯了。”
　　几乎每个到薛岗村采访的记者都会遇到类似的窘境，只是程度不同。那天回程路上，我与记者李一鸣分享这一经历，他说自己的情况类似，“回去一路上头都是懵的。”看到这句话，我心情复杂地笑出了声。
　　关于韩仕梅，记者关注的是她“写诗村妇”这一身份。她只有小学学历，却能写出颇为考究的古体诗。不过，她身上最早吸引我的是想离婚而不得。
　　我想写一个女人真实的困境。准确点说，是一个乡村女人在婚姻里面对的龃龉与挣扎。两年前我修读“性别与文化”这门课时，早已了解到，性别问题具有交叉性，总是与阶层、种族、年龄等因素相关。一位都市中产女性的困境与一位乡村女性的困境不可同日而语，前者也未必能共情后者的挣扎。
　　去年我读过王慧玲的一篇口述（《我为什么劝基层女性慎重进入婚姻？》），里面提到，“我父母婚前没见过几次面，没多少感情可言。我父亲结婚后开始出门打工，农忙时回家，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家务，他对家庭的唯一认知可能就是，挣点钱回家。我妈妈则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女人，独自养育三个孩子，种田，喂养牲畜，一上一下，像上了发条的机器。”
　　尽管年代不同，但我分明从这些文字里读到了另一个“韩仕梅”的日常生活——早在我认识韩仕梅之前。与王慧玲的父亲一样，王中明也认为，“为了家庭承担起干活养家的责任、分担家务，这便是爱。”很难想象吧，在一个流动性颇强且巨变着的社会里，有些角落似乎凝固住了，传统的性别分工与女性的忍让求全流淌于此，生生不息。
　　王中明眼里的爱与陪伴，在韩仕梅看来统统不算爱，至少，不是她想要的爱。稿子里没提到的是，在韩出名以后，不乏追求者表白。在几个风和日丽的午后，她半躺在宿舍内，将示爱短信一一读给我听，如闺蜜般共享这些秘密。
　　多数内容她总能一眼分辨出对方是真心还是假意。对更荒唐的信息，她直接骂个狗血淋头。她把这些当作笑话讲给我，一边讲一边笑。
　　在稿子里，我写过韩仕梅对浪漫爱情的定义与想象。她羡慕陆游与唐琬的爱情，渴望一个知她、懂她，还愿意养她一双儿女的人。她不曾对身边人提起，她觉得自己遇到了。对方尚在大病中，告诉韩仕梅，等他病好了，就來看她。韩仕梅把两人的聊天记录发给庄律师看，对方回：“阿姨，是骗子。”韩仕梅说了句“知道了”，便再没有下文。
　　稿子发表后，不少网友留言劝她离婚。如果能走，她也许早就离开了。在采访韩的几天中，我频频想到女孩们信奉的性别观与那门课教给我的理论。与韩真实的生活相比，这些话语显得有些轻巧、脆弱。在理论与现实里，在无数个缝隙里，有许许多多个韩仕梅仍不知明天要如何度过。
　　写下这些，并非想声讨谁。只是，我们要如何理解一个人具体的困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