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14日一大早，浙江宁波，方霖的食品制造厂门口，六十多个大大小小的礼炮盒摆放成一个规整的方形。虽然开工的日期比原计划晚了近半个月，但她不打算放弃这项延续多年的小仪式。
　　礼炮盒是过年前就备好的，个数没有讲究，主要是图个“开门红”的好彩头。对过去两周因疫情而冰封的制造业来说，“开门红”的渴望从未如此强烈。
　　礼炮燃尽，烟雾未散，方霖便招呼第一批复工的同事照张合影。30个人分作两排，留着齐肩短发，穿着黑色外套、棕色裤子的她蹲在前排中央。这是杭州人方霖创业的第11个年头，天空有些阴郁，她的脸被一只白色口罩遮去大半，但快门还是记录下了她笑着的眉眼。
　　为了这一天，她已经马不停蹄地忙了九天。此前，疫情造成的订单延期和消单已经给她的工厂带来了几百万的产值损失。“制造业不比其他行业，每一个产品都必须通过生产线产出。机器不动，就没有收入。”
　　进入2月以后，国内多地政府下发通知，推動企业有序复工复产。之后，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和员工开始离家，返回工作岗位。人们在家集体“休眠”了数周后，渐渐苏醒。

差异化的复工版图

　　1月27日，方霖正在距自己工厂约3000公里以外的塞班岛度假。按照年前的计划，她的假期本应在1月29日（正月初五）结束，回杭州家里休息几日，2月1日（正月初八）正式开工。延迟复工的通知打破了她的计划。
　　当天，她看到浙江省发布的一条有关复工的通知。这条名为“关于延迟企业复工和学校开学”的通知规定，除公共事业运行、疫情防控和群众生活等必需企业，省内各类企业不得早于2月9日24时前复工。
　　看到这条消息，方霖决定在塞班岛多待一周，并将2月4日返程机票的终点由杭州改为宁波——按当时的政策，非疫区回来的人要隔离7天，她不愿把时间浪费在两地隔离上，“复工前还有大量的准备工作要做。”
　　2月6日，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指出，除湖北省外，全国其他地区在继续做好科学防控的同时，应有序推动恢复正常生产。
　　方霖到宁波的次日，浙江省发布了关于支持小微企业渡过难关的17条意见。宁波市于同一天发布《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复工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企业应“全面落实企业人员管控清单，做到员工返工前有调查、返工中有秩序、返工后有防控”;2月9日，又出台《宁波市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复工管理实施细则》及《企业复工疫情防控工作指引》等，将企业复工分为“三步走”——材料准备、企业申报、属地审批，并在细则中对返岗人员名册、厂区消毒、通勤交通、生产流程、食堂操作及用餐等多方面作出了要求。
　　除了提交复工防疫方案，方霖在厂内成立的防控小组还需要向分散在各地的一百七十多名员工收集各种信息：除基本身份信息外，还包括“复工后居住地”、“上下班交通方式”、“返甬前出发地”、“返甬交通方式”等等。从筹划申请到最终批复，方霖接收到的细则更换了四版，“几乎一天一版，所以我们也得跟着细则不断调整。”
　　据方霖介绍，前期的资料递交到街道办后，街道办统一送到区经信局，如初审通过，就会有工作人员来现场检查，检查的项目非常细致，“防疫物资是否到位是最重要的;接着还有食堂进餐是否制定好流程，座位怎么排、吃饭怎么吃;细则流程是否上墙，警示语、宣传语是否张贴到位;隔离区在哪，一旦检测到发热人员该如何处理……”
　　方霖觉得宁波的流程审批是“高效的”，“我们是2月10日提交的申请，2月14日就正式上班了。”2月17日晚，宁波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对企业复工流程进行优化调整，企业复工只需提交申请书和承诺书，取消事先勘定环节和出具勘定意见的环节。
　　陶子认为，地方复工审查能否高效部分受当地疫情控制情况和防控能力影响。陶子是上海市张江科技园一家芯片设计企业的管理人员。“按照上海的复工政策，人工智能公司属于‘白名单’优先复工企业，整个审批过程比较顺利，”陶子介绍，“我们2月6日向园区递交资料，包括四张表和一份承诺书，2月10日就有工作人员来实地勘定了。”
　　除了在上海的总部，陶子所在的公司还在江苏昆山和安徽合肥设有分公司。同样是在产业园区，但她能明显感觉到各地在复工政策上的差异，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允许复工的时间。截至2月19日，按照陶子接到的园区通知，合肥分公司要到2月24日才能复工，而昆山则更晚，不得早于3月1日。
　　“昆山虽然靠近上海，但是由苏州代管，所以更多地参考苏州的政策。苏州这边有很多工厂，复工会带来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聚集效应大，所以他们会更谨慎一些。”

　　曾有一张四川泸州市江阳区某企业复工复产的申请表在网上流传，表格盖了多个部门共八个公章才完成审核。对网友质疑复工申请要盖这么多公章是否太繁琐，江阳区政府新闻办主任戴翔在接受央广网采访时回应，截至2月10日24时，江阳区累计确诊7例新冠肺炎病例，防疫压力比较大，“实际上我们在不到24小时之内全部给他弄完了”，“所有盖章啊，都是我们全程给他代办好，然后就通知他，你可以复工了。只是方式上，大家觉得这个章比较多，这确确实实需要改进。” 　　赵志刚证实了最初复工要求严格。他是国机智骏汽车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赣州基地总经理。2月7日，国机智骏开始向江西赣州当地政府申请复工。在申请过程中，他们分别向八个不同的部门提交了八份不同的文件，并做好防护预案、措施，准备好防护物资。之后，主管部门来他们位于赣州市经济开发区的厂区检查，同时询问、并帮助企业进行防疫物资采买等。审批最终在2月11日通过，公司开始通知员工返岗复工。
　　“政府一开始跟我们沟通，其实对复工是很谨慎的。毕竟当时疫情严重，主管部门对复工要求很严。要准备足够的防疫物资，比如口罩、消毒液等。我们申请复工时，有几千个口罩， 84份消毒液，还有消毒酒精。另外，生产物资要准备，食堂采购、就餐，针对疫区返工员工的隔离区等，都有一系列规范的要求。”赵志刚向《南方人物周刊》介绍。
　　泸州市江阳区的那张落款日期为2月13日的申请表，刘鸣也在网上看到过。他是一家火锅牛油制造厂的老板，他的两家工厂就开在距离泸州不到300公里的四川广汉。刘鸣的两家厂共400名员工，去年产值在两亿元左右。
　　据刘鸣回忆，自家工厂在2月15日递交复工资料时，没有遇到过太多麻烦，他记得很清楚，“就需要两个章。”他觉得这可能跟广汉地方一直比较看重实体经济发展相关。刘鸣从商三十余年，在广汉就待了近十年，营商环境是他在此安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海市奉贤区某产业园的负责人谢宁认为，差异不仅源于各地营商环境的不同，很多地方都在经历一个复工审批流程由繁趋简的过程，这背后是各地在不断依据实际情况来确定和调整经济和疫情工作的百分比。“以我们镇为例，一开始，企业的复工审批还需要镇里和区经济委员会审核，后来就只需要园区审核，而且要求24小时内回复。”
　　谢宁觉得，不应简单地将各地的复工政策作比较。“其实各地在制定政策时需要考虑的要素很多。比如本地企业员工在外省市分布区域的疫情情况，本地的居民生活方式、经济基数、经济发展侧重点、财政规模等等。”
　　不过，2月中旬以后，为了推动企业尽快复工，繁琐的审批程序已经成为过去式。2月21日，赣州市工信局经济运行科科长蒋鸿志向《南方人物周刊》介绍，目前政府已经把复工审批程序化繁为简，企业不再需要盖一系列章，也不用现场验收，只需向行业主管部门或企业所在街道办事处备案，提交相关资料，即可在24小时后恢复经营生产。

初步复工

　　拿到复工资格后，要达到完全复工状态还有一段距离。员工分次分批到位，目前还难以完全复产。
　　2月21日，在赣州章贡区狮子岩大道北侧，机器的轰鸣声在空荡的户外偶尔响起，数台挖掘机正在工地上施工，几名工人正在拉运建材，还有一些人在检验工地。这是赣州方特复兴之路文化科技主题园项目建设工地（下称“赣州方特项目”），已经正式开工两天。
　　工地门口，几名返工的工人正在岗亭处拿着手机扫描二维码，一名保安则拿着额温枪测量工人的体温。工人第一次回到工地，需要扫描四个二维码，分别登记身份信息、健康状况、家庭情况等，并通过手机号码查实近一个月移动轨迹，体温正常，没有发烧、干咳、乏力等症状，来自非重点防控区域者，便可进入大门，到工地报到。在江西，非重点防控地区员工返工，不需隔离观察14天。
　　“到2月21号，我们已经陆续返岗278人，其中办公后勤人员104人。”赖志勇介绍。他是赣州方特项目负责人，已经回到工地多天。他1月底就申请复工，但“当时政策不允许”。2月17日，当地政府发布通知，要求企业和商业网点抓紧复工。收到通知后，赖志勇第二天便前往主管单位备案，申请复工，同时通知部分员工返回工地。2月19日，工地正式开门，第一批返回员工三十余人。

　　赖志勇指着办公楼外的挖掘机称，虽然回来了几批人，但只是象征性复工，工地只有局部在动，回来的员工几乎都是赣州本地人，不需要隔离，可以直接开工。工地满员时施工人员可达到2000人，不少来自辽宁、山东、湖南、福建和湖北等地。“湖北的工人我们都没有通知，其他地方，各地政策也不一样，有的还没通车。主管部门下了任务指标，要求2月20日，复工率不低于50%，月底达到100%。”赖志勇预计到2月底或3月初，整个工地除湖北等重点防控区域外的员工，都会到齐。
　　蒋鸿志预估，3月1日以前，赣州当地规模以上企业（年营收2000万元）能够实现全面复工，但恢复产能还需时间。
　　2月16日，宁波市开始统一推行“甬行码”，所有在甬人员和来甬人员可通过“支付宝”、“微信”、“阿拉警察”等网络平台自行申报，生成“红、黄、绿”三色个人“健康码”，“红码”人员原则上予以劝返或延迟返甬，“黄码”人员实行居家或集中隔离觀察，而绿码人员则在测温后可放行。18日，杭州发布通告，公布来杭持“绿码”无需隔离观察、部分地区景点有序开放等内容。
　　家在杭州的方霖在政策发布前就开始依据支付宝“绿码”辅助排查工作。在正式复工前，方霖需要综合员工自行申报和绿码这类公开数据的结果，制定员工的分批复工计划。
　　“我们第一批的复工人员是30人，这些员工在过去的14天一直待在宁波，是绿码人员;第二批大概有十来人，凭官方发放的出入卡返回宁波的员工，他们返回宁波需居家隔离7天后才能上班;第三批也在通知，是一些非重点防控区域比如陕西等地的员工，他们想回来也可以回来，但暂时买不到火车票、汽车票，所以这批的具体复工时间还不好说。” 　　将员工挨个盘点后，方霖得出结论，“预计到24日这周，我们总共可以到岗约40人，大概占员工总数的五分之一。”
　　方霖的工厂拥有多条生产线，仅靠现有的员工数很难撑得起来。剩余数量庞大的生产线员工仍在包括陕西、云南等地的农村，这些地方部分还在实行严格的封锁政策。“如果有客户实在着急发货，我们就只能把现有的人员都集中到一条生产线上，先解决燃眉之急。处理不完的订单就只能跟客户一一沟通，如果他们同意延期最好，不同意就只能消单。”
　　方霖所在的产业园一共有四家入驻企业，目前已有三家复工，唯一的例外是因为老板自己是安徽阜阳人，还困在“严防区域”无法返回。在《南方人物周刊》联系到方霖的2月18日上午，她刚刚结束了园区的早会，根据她统计的信息，园区一家机械零件厂当天仅有11名员工上班，而另一家做出口箱包的厂子是首日复工，当日仅到场三人。
　　“那家机械零件厂其实是我们中间最早复工的，他们老板正月初二时为了储备足够的口罩以应对复工要求，以4.5元每个的价格斥资十几万买了一批口罩，可现在很多员工回不来。”方霖介绍。
　　为这笔人头账苦恼的还有汪星。汪星是江苏太仓一家机床制造厂的老板，员工数在200人左右，去年的销售额超过两亿。据他介绍，工厂最早开始复工是在2月12日，首批复工的大概有二十多人，占企业员工数的10%左右，主要是些生活在太仓本地的员工，大致分布在行政、技术及后勤部门，对实际生产没有太大帮助。
　　和方霖一样，汪星的绝大多数负责生产的员工还困在老家，比如山东、四川和一些北方的城市。据汪星2月18日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的介绍，太仓的规定是，没有完成复工审批之前，所有外地员工不允许返回太仓，所以这些生产一线的员工（除来自湖北和其他严防区域的），大多是在2月14日正式拿到复工许可之后才陆续返回。
　　汪星能做的只有等待。“12日的时候，我们是二十几个人;到了18日，我们又增加了二十几个人，他们是刚刚度过14天隔离期的;那么接下来一周可能又会再增加一些。”
　　不同于方霖和汪星，四川商人刘鸣的这家颇具川地特色的火锅牛油企业，聘用的几乎都是四川德阳本地员工，不存在跨省返工的难题。截至2月22日，汪星的两家工厂员工到岗比例达五六成。“目前我们采取分批到岗的方案，一是防疫需要，二也是因为本身订单需求还不大。因为餐饮业目前大多处于闭店状态，很多客户过年前拿的货现在还堆在库房里。现在有少量订单主要来自火锅底料厂和超市，总订单量大概也就占往年同期的一到两成。”
　　虽然目前厂子还处于开一天亏一天的状态，但刘鸣不得不开，“就算只有一个客户有需求，你也得开，你不开，客户就会流到别处。”
　　方霖身边有企业主对是否申请复工有所纠结，“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做挖掘机代理业务的，因为在浙江省开有多个分公司，一个人无法盯多个点的疫情防控，干脆就没有申请复工。”
　　“复工的过程是逐步的嘛，现在亏本也是正常的。”汪星并不理解那些有条件但不去申请的企业主。“人肯定是要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上的。如果现在条件不成熟，你可以先让员工在家准备着;但你现在不去拿复工许可，万一有调货之类的紧急需求，再去申请就会耽误時机。”
　　汪星觉得没有任何事情会动摇他对复工问题的坚定态度，这建立在他对上海疫情控制的信心上。截至2月18日，上海累计确诊病例333例，而从2月18日至2月25日12时，只有三例新增病例。
　　和汪星同是上海人的陆文，是某知名丝巾品牌的创始人，陆文在上海和宁波都设有办公室，目前两地都是全面复工的状态，线下门店则处于半开半闭的状态。“我们的线下门店分为商场店和直营店。商场店按照商场的要求，过年至今一直是营业的，但是直营店我们目前还在闭店状态。一来是现在逛街的人仍然很少，二来也增加员工来回上下班的风险。”
　　2月17日，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陆文正在位于宁波的办公室，这里是该品牌的设计和运营中心，当天恰好是他们的开工首日。因为员工大多是宁波人或已安家宁波，办公室当天到岗的员工就达到四十多人，占总人数的约60%。
　　虽然身在办公楼，但制造业当前苦恼的产能低下问题，陆文同样感同身受。按照政策，陆文会安排大家错峰上班，尽量加大办公室员工的工位间距。“对员工来说，上班时间会减少;对企业主来说，相应的产能也会降低。说实话，还是有点无奈的，但疫情当前，大家都有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复工与防疫的平衡

　　平衡复工和防疫，是各地都要面临的考题。
　　2月20日下午，在广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发布会上，相关部门表示将按照不同级别防控区的划分，逐步恢复餐饮业的堂食。同日下午，广州老字号粤菜餐饮店陶陶居即宣布，其作为广东省餐饮协会复工复业示范企业，位于广州的12家门店将逐步开门迎客。21日中午，“冒尖”的陶陶居堂食营业被市场监管部门紧急叫停，需等待文件完全下来方可恢复。

　　21日晚，广州市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广州市推动餐饮业有序复工复产指引（试行）》，明确南沙、从化、增城三个区为Ⅳ级防控区，餐饮单位在落实好各项防控措施的前提下，可正常提供餐饮服务;其余八区均为Ⅲ级防控区，要求餐饮单位限制堂食服务，如须隔位错位坐，桌距、面对面距离不少于1米等等。当晚，陶陶居堂食供应再次恢复。 　　23日，广州越秀一家主打粤菜风味的粥城开始营业。该店仅开启了户外餐位供堂食，待客的餐桌之间隔一张空桌，客人落座后，距离在1.5米以上，就餐高峰期可落座三十余桌。该粥城所属集团的品牌总监马生告诉《南方人物周刊》，门店复工需经过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检验才能开业，检验内容包括店内是否有消毒液、公筷，顾客消费前是否消毒，消费之后是否可以马上清洗消毒位置。
　　“店内也要遵循食药监的所有规定，比如戴口罩、每天记录体温，春节期间工作人员的活动规矩都需要登记上报。”马生说，粥城原计划23日恢复荔湾和越秀所有门店的运营，但23日一早荔湾区各门店店长接到荔湾区通知暂缓开业。截至24日，该粥城的荔湾门店仍在等待具体复工时间。
　　如广东餐饮业一样，在复工潮中，市场过度放松被紧急叫停的现象也出现在江西赣州。2月21日，江西“解禁”后第四天，赣州瑞金武阳圩镇年后首次复市，所有商铺开门迎客，人们涌入集市，塞满了街道，大多数人都没有戴口罩。这一场景被当地人拍成视频发布到网络，引发争议。次日凌晨，瑞金市政府紧急回应，称“情况属实”，将“取消集市日，常态化开市”，“没有戴口罩不允许出门。”
　　“虽然我们要复工复市，发展经济，但集市里的人很少戴口罩，很容易扩散飞沫，这很恐怖。现在解除封路封村，开始复工，很多人容易麻痹，认为疫情形势好转。实际上，复工以后，疫情防控压力更大。因为人跟人之间有了更多接触，病毒传播的空间也更大了，大家更要注意自我保护。”赣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邹晓峰向《南方人物周刊》介绍。

　　复工复市逐步展开，但疫情防控依然在继续。对复工的企业商家而言，大量员工回到岗位，集中在厂区、办公室等区域，疫情防控才真正开始。不过，《南方人物周刊》采访的企业中普遍存在防疫物资不足的状况。
　　在上海市奉贤区，谢宁所在园区的复工企业也要兼顾疫情防范和有序复工，并以前者为主。“我们管辖的园区共有84家实体型企业，截至2月23日的复工比例约为50%。”谢宁说。园区的第一批复工始于2月上旬，主要是一些医疗、民生类企业;第二批复工则在2月中旬，以对经济贡献较高的大企业为主。
　　园区内复工企业最早遇到的问题是防疫物资短缺。园区原本在1月下旬口罩供应尚未紧张之时，就采购了两三千个作为预备，可复工的窗口刚刚开启不到一天，这批口罩就被自采不足的企业分尽。“不只是口罩，额温枪也是一枪难求，原来几十块的之前都被炒到五六百，现在是有钱都很难买到了。可物资达不到要求，就复不了工。”
　　不过，让谢宁稍感庆幸的是园区里恰好有家口罩厂，其每日生产的口罩除被各级政府征用之外，如有剩余，就会优先供应给园区里的一些企业，但这部分极为有限。“现在我们园区的工作人员出去检查，口罩都是我给他们一张一张发的。之前口罩厂有送过一袋N95，50個，我们都是最危险的情况才用，”谢宁介绍说。
　　2月24日，《南方人物周刊》在赣州诚正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诚正稀土”）看到，近三分之一的生产线已经复产，员工们戴着口罩，间隔数米，操作机器。“我们有不到200个员工，现在回来了一半，都是本地人。但是复工之前，只买到了3600个口罩。”诚正稀土董事长助理彭邦平庆幸自己在疫情暴发不久即储备了一批口罩。
　　1月底，武汉“封城”之后，彭邦平看到很多人在买口罩，也开始去外面采购，但都没有货。他也在淘宝、微信上联系买家。他前后找了十来个买家，有的说有货，等他下了单，又以各种借口不发货。最后通过别人介绍，以十倍于平时的价格，买到了一批一次性医用口罩。“根本买不到，我们只能从这种黄牛手里买。”彭邦平无奈，这些口罩最多能维持公司运转半个月。
　　不过，赣州经开区企业服务和工信局企业服务处处长张秀称，尽管目前口罩等医疗物资紧缺，但到2月底将会彻底好转。她表示，赣州原本没有口罩生产企业，但疫情期间，当地已经有六家企业开始建设口罩生产线，包括曼妮芬这样的服装企业，以及赣隆药业等药企。
　　谢宁和他的同事除了帮园区企业协调最急缺的防疫物资，更费心于企业复工审核，以及审核通过后的日常追踪。
　　有关复工的工作其实从年初二就开始了。最初只有几家疫情防控相关企业的时候，谢宁把园区的18名员工分成三组，每天六个人，但后期随着复工的企业越来越多，谢宁索性改成两组轮班。“2月10日那周是最忙的时候。我基本上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2小时左右，一大早分派工作，上午干活，中午回办公室吃饭，下午统计和上报数据，然后接着处理上午没做完的事情。”
　　据谢宁介绍，园区每周都会安排员工去企业检查防疫落实情况，这部分员工目前占园区总人手的三分之一，“我们必须非常仔细，不能放过一点小错误，因为一个小错误就可能酿成大祸。”
　　谢宁的园区里有家综合文具供应商，作为品牌上市公司，公开资料显示其2018年总营收超过80亿元。这家企业在谢宁所在的镇子上设有两个厂，共有近万名员工，其中一个厂就安在谢宁分管的片区。据他了解，复工一周后，该厂实际到岗人数大概占总员工数的20%，还有几千名员工尚在隔离当中。目前，除了日常严格的信息统计、体温监测和场所消毒等规定举措，该厂还把原本为员工安排的六人间宿舍改为四人一间，并斥资十几万购买了红外线温度探测仪。
　　可因为员工数量庞大，这类企业仍然是最令谢宁忧心的。“但凡车间里有一个人变成疑似病例，那整个厂的几千名员工就要全部隔离。”
　　大企大厂是重点防控对象，小微企业也无法让谢宁放松警惕。他不认同一些关于小微企业比大企业面临更“严格”复工审批的说法。在他看来，许多小微企业有技术有资源，管理也很正规，审批时不会因为“小微”的标签就从严，但他坦言，一线检查过程中，确实有一些小微企业会“掉链子”。 　　“比如我们去检查的时候，就发现有的工厂门口保安连口罩都不戴;车间和办公区都在一起，十几个员工一起吃饭一起生产……所以我们不给他们通过不是因为他们是小微企业，而是因为这些企业主对防疫没有足够的重视。”
　　除了实体型企业、写字楼，谢宁管辖的产业园还包括一个五万平方米的商业区，商业区里除入驻品牌，还包含140余家店铺，店铺的经营者大都是一些租户，做些小本买卖。根据既有的信息摸排，店铺经营者中来自温州、台州等重点防控区域的人员较多，所以园区依据上级指示，通知店铺暂时不要营业。可巡查时，谢宁和同事发现，还是有一些老板选择开店，甚至从严防区域回来也没有遵守14天的隔离要求。按照规定，谢宁他们必须将这批商户劝返。

　　谢宁每天会安排四位园区志愿者去商业区巡查，从早上7点多到下午五六点，会有多次巡查。让他们头疼的是商铺老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店主当面答应了闭店，第二天又来开门;有的偷偷摸摸做生意，通过微信等方式提前联系好，等运货的车来了，开锁、装货，马上拉走，我们抓都抓不到。”
　　陶子能理解园区的压力。她所在的上海张江产业园最近就出现了物业因防疫执行不到位被园区换掉的情况。她能明显地感受到园区现在的管理“非常强势”，“当前的疫情下，一定是政府、园区、物业、企业多方协防的状态。”
　　“一旦有一家出现感染病例，整个园区可能都会被封闭，那就会导致园区内所有企业都没法正常恢复生产。因为绝大多数企业都是以租赁方式入驻的，如果无法恢复生产，企业迫于经营压力就可能会考虑搬走。”陶子觉得园区背负的各种隐形压力一点也不比企业轻。
　　“压力是肯定有的。”2月20日晚11点多，《南方人物周刊》再次联系谢宁时，他还在处理工作，他为记者做了番计算，“新冠肺炎的潜伏期不一，目前曝出了一些病例其实潜伏期超过了14天，而上海基本上都是按照14天的隔离期来执行的。可以推算一下，我们园区目前大部分复工企业都是在2月10日左右复工的，他们的工人差不多是在2月5日到8日之间陆续返回，加上14天隔离期，大概是在20日左右陆续会出隔离期。再考虑到潜伏期的差异，如果一直到3月初，我们都能挺住不出问题，应该就能缓口气了。”
　　抛开压力不说，谢宁觉得还是要做到问心无愧。“领导就说了一句话，防控工作要做到位。如果我整天在家睡觉，不作为，工作失职，那么真要在我的片区出现确诊病例，肯定是我来担责;可要是我工作做到位了，还是出现了意外状况，那我觉得也必须要实事求是嘛。”
　　23日下午，《南方人物周刊》最近一次联系谢宁时，他们正在摸排一批“窝”在其他企业工厂里生产的小企业。谢宁估计这批平时“不见光”的小企业可能有一百家左右，“该做的我都做了，头发都快秃了。”

繃紧的资金链

　　最近这段时间，方霖也在持续关注政府出台的各种企业扶持政策。一个月没有开工，没有订单，不少企业资金链开始绷紧，同时厂房租金、员工工资、设备，进一步加剧了资金压力。
　　为推动企业复工，全国多地推出了相关金融扶持政策。2月4日，宁波市出台了帮扶中小企业渡难关“18条”措施，宁波12家银行机构从2月10日起，发放100亿元小微专项免息贷款，每家企业最高100万元，减免三个月利息。中国银保监会2月14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务的通知》，提出各银行机构提早谋划、及时掌握企业信息，优化信贷流程，合理延长贷款期限，有效减费降息，支持受影响企业有序高效恢复生产经营。
　　在方霖看来，企业如果能得到贷款支持，帮助是巨大的。“银行如果能给你贷款，你就又有机会了;相反，如果你的资金链给断掉了，就很难了呀。”今年2月底，她将有一笔贷款到期，她已经向银行咨询，“我得到的答复是，相关政策还没有实施到我们这里，所以我还是需要先把钱还进去，才能再贷出来。”
　　方霖向《南方人物周刊》介绍了她当时向银行咨询的结果，“比如你贷款了300万，那银行可以给你一部分的减免政策，比如其中的100万你可以免息使用，并不是之前我理解的贷款全额可享受无条件续贷或者说免息三个月。”
　　进入2月以后，赣州市政府也开始积极为当地企业协调银行贷款，以帮助资金紧张的企业借贷或延贷，并为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降低融资成本0.5%。张秀介绍，当地国有企业物业，已经决定免除名下企业租户三个月租金。
　　新三板上市公司诚正稀土，在疫情之后，也出现了资金压力。由于卖不了货，资金回流困难，影响到原材料购买。“下游一些企业现金流出了问题，我们属于一个链条上，大家捆在一起，资金压力比较大。”诚正稀土董事长赖诚明之女赖耀星介绍。 　　不过，因为赣州当地政府协助，在2月19日复工之后，银行同意诚正稀土延长贷款归还时间。“一笔400万的贷款，银行同意我们到期后过一年再还，已经谈好了，另一笔也是几百万，也差不多谈成了。”赖耀星称，银行给予贷款展期政策，使公司暂时没有还款压力，可以把更多资金用于购买原材料和周转。
　　方霖认为，目前出台的一些政策不一定能真正落实到每一家企业身上，故而中小企业当前的资金困难仍会普遍存在。
　　因为方霖所在园区的四片厂房是她自建的，2月18日园区开会时，另外开工的两家企业也向她询问是否可以减免一定的厂房租金。方霖觉得这不是她马上能作的决定，“如果国家能把土地税和房产税给我们相应减免，我也可以给他们免，可如果国家不免，我自己也需要去还建厂房的贷款，那这笔钱谁来掏？”而截至2月23日，《南方人物周刊》再次联系方霖时，她表示仍未闻及当地会减免土地税和房产税的消息。

　　她还没有细算目前复工的开销账，“别的不说，一个月光工资就发掉七八十万。像我们这样的制造企业谁会留那么多现金在手上，企业的钱基本上就是仓库里的原料和成品。”
　　谢宁最近也了解到许多类似的事。“有家（园区里的）老板给我算了笔账，说他的企业能不能活下去，要看他们租的写字楼给他们什么政策。他们员工目前发放的是基本工资，如果接下来3月也开不了业，他们60个员工加上写字楼的租金，基本上每个月几十万、几十万地就没了。因为他的周转资金都卡在上下游各个环节，转不回来，所以现在会这么被动。如果年前他的钱转回来了，可能这个时候有几百万握在手里，也会稍微淡定些。”
　　谢宁告诉记者，他目前能做的也只有给这样的企业主介绍一些银行现有的小微贷款业务，别的也帮不上忙，“政府的财政预算也是有限的，我们最多可以说他的经济贡献度高，给他一点房租补贴，但数目有限，挡不住一个月几十万的开销。”
　　但另一方面，因为近期听到类似的“苦水”太多，谢宁说自己也会更谨慎地作出判断。“受疫情冲击，几乎每家企业多少都会有损失，大家都想享受政策，不排除会有人把自己的损失往大了说。”
　　刘鸣觉得，现金流困难确实是目前企业的普遍痛点。据刘鸣介绍，2月21日德阳市长曾亲自带队走访当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调查复工难点。刘鸣就跟市长反映了自己目前遇到的资金难题。“按往年的情况，年初开工一般是我们应收账款回款的时候，但因为今年春节餐饮市场惨淡，大家现在都没有进账，都要求延期付款，所以我们这边的资金压力就大了。”
　　据刘鸣介绍，虽然当地还没有涉及贷款等方面的特殊扶持措施落实下来，但目前包括经信局在内的市委市政府多个部门已多次到企业调研，“如果企业反馈复工缺少口罩、消毒液、额温枪等，他们都会当场帮我们协调资源。其他扶持政策的问题，目前应该还处在收集意见阶段。调研时，各部门也会跟我们强调，一旦有政策出台，会保证让企业应享尽享。”
　　2月18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和实施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政策，减轻疫情期间企业生存压力，从而实现稳就业、稳增长。会议决定，除湖北省外，各省份从2月到6月可对中小微企业免征企业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的单位缴费，从2月到4月可对大型企业减半征收。
　　23日，《南方人物周刊》向方霖和汪星进一步了解社保等政策落实情况时，他们均表示目前暂未收到当地有关具体执行方法的通知，但会保持关注。

市场和原料困难亟待解决

　　自从2月19日国机智骏复工之后，赵志刚打电话给在江西鄱阳县的售后负责人金志伟。“我叫了他好几次，就是回不来，他们村封了，说今天又重新設岗。”2月24日，赵志刚向《南方人物周刊》介绍，现在公司售出的车有的遇到问题，金志伟回不了公司，很多事情不好弄，他只能找其他人替代。
　　比起售后，对赵志刚来说，更大的困难是市场。国机智骏是一家成立于2017年的新能源汽车公司，去年新车刚上市。他原本准备在今年春节期间，开始一系列的市场推广活动，在门店推广、去展会巡展等，“现在基本上全部延后。”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国内新能源汽车总体销量较上年下跌11%。“去年我们一个月卖出去四五百台车，但2月份目前没有实现销售。整个汽车行业都是这样。”赵志刚称，复工之后，一批经销店已陆续开门，但市场并没有完全开放，“我们现在想的是怎么在疫情结束之后发力，比如，在一些限行限购地区加大供应。”
　　“SARS疫情过后，汽车市场出现了白热化消费。这次疫情过后，很多人也许会为了避免坐公共交通，去买一辆车。谁也不知道。”赵志刚期盼2003年后市场井喷的现象再现，不过他也承认，当时国内汽车存量基数小，所以增长快，但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
　　与赵志刚一样，诚正稀土的彭邦平同样担忧市场。2月24日，当《南方人物周刊》到诚正稀土办公室采访时，其董事长赖诚明正在与高管开会讨论客户的最新反馈。尽管公司生产线已经重启，但主要是消化春节前未完成的订单。过去每年春节后开工，很多客户便会主动联系公司，但这次复工以来，还没有接到一条新订单。
　　“我们的市场面向全国各地，大客户还是比较稳定，但是小客户，主要是民营企业，现在很多都还没有复工，复工了的，推进也比较慢。”赖诚明之女赖耀星介绍，诚正稀土的客户80%为民营企业，其中一些企业因为市场停滞较久，没法下订单。
　　对于这些刚刚复工的企业而言，除了要想办法打开市场，还亟需解决上游原材料供应问题。 　　赖志勇负责的赣州方特主题园项目虽然已经复工，但目前能够开工的环节有限。这座主题园占地大，工程繁多，运用的原材料数量大、品种多。疫情之前，每天都会有数十辆卡车连续运来工程用料，但现在鲜有原料车进入。
　　“我们摸排过，很多市场还没有全面复工，买不到材料，上游很多企业还没有复工生产，你要东西，人家没法提供。”赖志勇透露，工地主要材料来自全国各地，辅料则从本地购买。他让员工去赣州当地建材市场买油漆和钉子、扳手，但市场多数没有开，买不到，以至于人回到了公司，但有些环节没法开工。
　　赖志勇负责的工地复工之后，依靠年前剩余的原料，局部开工。他预估最多能坚持十天。“我们按照文件复工，短时间内没问题，但时间一长，解决不了大问题。我们还是要呼吁政府推动整条产业链复工复产。”
　　赵志刚负责的国机智骏也遇到原料供应问题。尽管这家新能源汽车企业所在的厂区被当地称为汽车城，但尚未形成完善的汽车产业供应链。新能源汽车配件种类多，国机智骏的配件大多来自全国各地，一些甚至来自武汉。
　　2月8日，回到公司后，赵志刚和团队一直在联系供应商。“广东的一家企业是我们的钢板供应商，我了解的情况是，现在还没有复工，广东另外一些企业也一直没有正式回复。”2月24日，赵志刚向《南方人物周刊》介绍，全国各地企业复工节奏不同步，一些供应商虽然已经复工，但还没有全面生产，产能有限，目前零部件都不足。
　　自从回到公司后，他也一直在联系武汉的供应商。国机智骏汽车制造所需的一些配件主要来自武汉。截至采访当天，他依然不清楚武汉疫区的企业何时复工。
　　赵志刚只好让生产团队先组装已有的组件，缺件的暂时空着，等以后上游市场恢复之后，再补装上去，否则交货压力太大。“虽然疫情是不可抗力，但也有顾客需要我们及时交车。而且整个市场不完全运转，没有效益，这么多员工怎么发工资？”赵志刚说，他希望到3月初时，产业链供应问题已经解决，可以全部复产。

“该苏醒了”

　　虽然各有各的焦虑，但企业主都知道，残酷的行业竞争不会因为疫情而画上休止符。随着复工窗口的逐渐打开，“夺回失去的时间”成了许多城市和企業摩拳擦掌的集结号。
　　陶子所在的这家芯片设计企业就面临着紧迫的芯片发布压力。“对高科技企业来说，效率非常关键，谁的产品更快上市，谁能赢得的份额就最高，所以复工是箭在弦上，没法拖的。”
　　其实，2月4日那周，陶子所在的公司就已经开始了线上复工，在收到2月18日全面复工的通知后，除了被困在湖北或者其他特殊原因，大多数隔离期满的同事已经陆续返回办公室。截至2月19日，陶子所在的公司已经有七十多名同事来到园区办公。按照她的预计，到24日那周，到办公室复工的员工会达到90人左右。
　　在《南方人物周刊》采访陶子的2月19日上午，又有外媒发布了关于美国政府可能再度收紧对华芯片出售的报道，陶子觉得这也是国内芯片企业急于尽快恢复生产的原因之一，“否则断供了怎么办？”
　　方霖的弦也一直绷着。虽然短期受员工返岗的难题所困，但她也会考虑真要是返岗问题解决了，产量上来了，接下来还会有流通的问题。一旦已有的订单受损，新的订单一下子接不到，有人员也没有用，到时候说不定还需要考虑“瘦身过冬”。
　　方霖对未来的担忧，刘鸣正在经历，“目前订单增长的速度肯定是跟不上员工复工到岗的速度的，很多上下游企业还没完全复工。”因此，刘鸣告诉《南方人物周刊》，自己目前在严控疫情的前提下，最关注的就是三件事——抓业务、抓订单、保现金流。
　　“订单上我们会优先满足一些长期合作且信誉良好的客户，如果对方现金流比较宽裕，我们会尽量说服他们早点结款，如果对方运行起来也困难，我们会尽量多缓几天，先满足供货。”刘鸣觉得虽然目前现金流至关生死，但上下游之间还是应该多一些互相理解，共渡难关。接下来，刘鸣也打算去融一点资金，同时在订单较少的情况下，尽量改善成本结构。
　　陆文也打算趁这段时间尝试拓展品牌的业务方向。“原本我们对直播卖货是持观望态度的，现在线下店销售停滞，其实也逼迫我们去转型，不再观望，要赶紧动起来。你必须尝试所有可能，来确保自己不被抛下，继续生存下去。”
　　谢宁也被压力环绕着。虽然疫情防控工作艰巨，但在他看来，目前大多数企业都处在复苏的缓冲期，因此他不打算就此放松自己招商引资的日常工作。截至2月19日，他已经跟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合作过的企业服务平台公司联系了。
　　竞争的气息已经越来越浓郁。谢宁看到了许多关于企业和地方采用专机专车包团形式从西南、西北、东北等劳务用工输出大省接回员工的新闻。在他看来，这种政企配合尽快争取务工人员和优秀人才返工的举动，其实也是各地为避免延迟复工导致“招工难”、“用工荒”局面的一场争夺战，水涨船高的复工奖励、现金补贴、免费食宿、工资奖金等，正在成为争夺者们开出的慷慨价码。

　　至少目前来看，汪星不用投身这场激烈的用工争夺了。汪星告诉记者，截至2月23日，他工厂的外地员工除重疫区的基本上都回到太仓了，有些复工了，有些还在隔离中。也正因为如此，汪星已经开始盘算着加速了，“随着复工的人员逐渐增加，后期生产一线加班的时间肯定要多一点。我们得抓紧把原本2月份要交的货赶出来。目前客户这边是同意可以晚交两三个星期，但我们也不能真的晚太多，交货晚了，客户那边的生产压力也大。所以接下来肯定会比往年同期更忙。”
　　如何尽快提振产能，是汪星思考得最多的问题，“如果3月份产能还无法恢复正轨，不能按约定时间交货，订单就很有可能流到竞争对手那去，这样一来压力就大了。”汪星的竞争对手既有江苏本省的，也有外省的，各地的复工政策大同小异，虽然自认乐观，但他丝毫不敢懈怠。
　　这些天，虽然还没开始正式发货，他也已经在密切关注货物运输的恢复情况，“我们是委外运输，目前运输资源还是比较少，成本也比较高。估计24日开始的这周，情况会逐渐好转吧。”
　　尽管起步阶段遇到各种混乱和困难，汪星的话语间一直透着坚定的方向感，他相信只要能慢慢复工，长期看一定会逐渐走好。“一起休眠了三四个星期，现在也该苏醒了。”
　　（文中方霖、汪星、陆文、谢宁、陶子、刘鸣为化名，感谢张蕾为本文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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