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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的一流大学是屹立于世界前沿的高等学府，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为目标。推动学生国际化，有利于培养出既有全球视野又有坚实理论基础和创新能力的一流学生，这是“双一流”建设目标的应有之义。我国一流大学学生国际化战略的实施，有必要借鉴英国等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国情和实际构建一个国际合作广泛、学校配套机制完善、院系主体地位突出的学生国际化运行体系。
关键词： 双一流 中英大学 国际化
学生跨境交流是高等教育全球化的重要标志。放眼全球，世界一流大学都着力推动学生国际化以追求办学的卓越。以英国为例，牛津大学致力于建成吸引全球学生和研究者的校园[1]。曼彻斯特大学提出了培养“国际公民”、“国际学生”的目标[2]（85）。由此可见，英国的一流大学高度重视人才培养的国际化。就现阶段中国高校而言，对全球学子的吸引力有多强、本国学生进入世界一流大学深造的机会有多大，不仅体现大学的培养能力与办学质量，还将决定其全球声誉和地位。换言之，学生国际化水平的高低乃检验中国大学是否达至世界一流的一项关键指标。
一、学生国际化与“双一流”战略的融合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以下简称“双一流”），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战略決策，对于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3]（45-46）。从英美的办学模式看，世界一流大学不仅是国际性的，而且国际化始终是助推其保持一流的有效战略。为了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在“双一流”建设方案中，必然要融入大学国际化的要素。
一方面，大学的国际化程度高低是影响其能否跨入“双一流”阵营的基本条件，学生国际化更是一项硬指标。在国家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实施办法中，明确提出国际交流合作的要求，主要包括：吸引海外优质师资、科研团队和学生能力强，与世界高水平大学学生交换、学分互认、联合培养成效显著，与世界高水平大学和学术机构有深度的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深度参与国际或区域性重大科学计划、科学工程，参加国际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国际影响力较强[4]。其中，吸引海外优质学生的能力及与世界名校开展学生交换、学分互认和联合培养的成效，被列在大学国际化建设体系的显要位置，这将促使我国高校统筹国内与国际教育资源，融通学生双向跨境学习的渠道，着力构建以学生国际化助推一流大学建设的动力机制。
另一方面，以学生国际化为抓手推进国际交流合作，是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的改革任务之一。“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要求，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实质性合作，将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有效融入教学科研的全过程，开展高水平人才联合培养和科学联合攻关。营造良好的国际化教学科研环境，增强对外籍优秀教师和高水平留学生的吸引力。积极参与国际教育规则制定、国际教育教学评估和认证，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树立中国大学的良好品牌和形象[5]。不难看出，“方案”为中国大学实施学生国际化战略擘画了路径：打造中外院校间实质性的合作伙伴平台，推动我国学生赴海外开展联合培养；整合国外优质资源和建设国际化课程，吸引高水平留学生来华学习，提高中国大学的国际竞争力。
可见在“双一流”建设愿景中，学生国际交流是大学不可或缺的标配。如何使两者共融并进，是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必须直面的挑战，也是大学追求世界一流目标的应有之义。
二、英国大学学生国际化的战略考量
在全球化的激荡下，学生国际化浪潮日益风靡。对世界主流教育大国而言，都把力推学生跨境流动——作为教育战略的重要选项。英国，作为世界名校分布最密集的国家，大学普遍高度国际化，历来是全球学子青睐的留学目的地。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在英国大学注册的国际学生数保持着稳定增长。特别是自1997年托尼·布莱尔领导“新工党”执政以来，英国外籍学生的增量更可观，年均增长率达10%以上（见附表）。那么，素来保守的英国人为何向全球青年开放其高教资源，英国大学如何吸引和支撑国际学生的培养，英国的教育国际化如何为我国所借镜？这些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值得探究。
附表：英国全日制外籍学生数[6]（191）
英国为什么要积极招徕国际学生？从历史上看，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原从招收海外留学生开始，初衷是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培养管理精英。此后，学生国际化进程逐步经历了从政治主导向市场驱动的转变[7]（274）。现代经济学鼻祖、英国哲学家亚当·斯密早就指出，大学的经费来源有三种：一是国家，二是大学，三是学生[8]（79）。诚如斯言，现时，经济利益驱动是英国人力促学生国际交流的主因。20世纪80年代，英国政府即颁布法规，允许公立高校向留学生收取全额学费；自费生带来的额外收入，由各校自主支配。如果说学生就是财源的话，那么国际学生则是具有更高附加值的财富，因为本国和外籍学生的成本与待遇相差甚远。2018年初，据英国研究机构统计分析，英国新入学国际学生人数为231000人，为该国经济贡献226亿英镑（约合310亿美元），收益是其成本的10倍。其中，英国接收国际学生的总成本为23亿英镑，净收益总计203亿英镑[9]（15）。难怪当年布莱尔首相刚上台就宣称“教育是现有的最佳经济政策”[10]（81）。1999年，政府推出“首相国际教育行动计划”，旨在吸引海外学生到英国留学。按照计划，从1999年—2011年，英国每年招收非欧盟国家的留学生约10万人，经济效益十分可观[11]（88）。其间，新工党晒出了亮丽的经济“成绩单”。仅到2004年第四季度，英国经济已实现连续49个季度的增长，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持续增长期。人均GDP超过了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同时，失业率维持在较低水平，2004年的失业率为2.7%。[12]（2-3）如今，国际学生为英国各地创造了超过二十万个工作岗位[9]（15）。在英国经济优质运行的背后，教育国际化战略的效应不容忽视。英国工业贸易部的结算表明，所有与教育相关的出口总额每年不少于70亿英镑，教育进而成为英国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13]（62）。 英国不仅将吸引国际学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有机构成，而且把促进本国学生外向流动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2017年，英国国际大学联盟启动了为期三年的“走向国际：脱颖而出”计划，旨在解决英国学生赴海外留学比例明显低于主要发达国家的问题。英国人的目标是：到2020年，使本国学生海外留学比例从目前的6.6%提高到13%[14]（10）。该计划得到英国教育部长乔·约翰逊的认同，他呼吁大学和雇主都参与进来，目前已得到五十多所大学予以支持的承诺。试问：英国已云集众多举世公认的一流大学，为何仍不遗余力地将本国学生推向国际？究其原因乃是全球化时代各国对具有国际化视野和技能的高素质人才的急切需求。经英国工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ies，以下简称CBI）2017年调查发现：39%的英国雇主对毕业生的国际文化意识不满，47%的雇主对毕业生的语言能力不满。另据英国社会科学院“生为国际人”项目研究表明，70%的中小企业认为，未来的高管需要外语技能和国际经验[14]（10）。可见当代学生的国际化历练已足以影响一国企业的生命力。就此而言，学生国际化不是纯粹的教育问题，而是关乎国运的战略命题。
综上可知，学生国际化在英国高教版图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吸引国际生源留学英国和鼓励本国学子走向国际——共同构成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双向路径。更重要的是，学生国际化已超越大学自身发展的限域，成为影响英国政府决策、社会运行和企业竞争力等发展大局的重要指标。由此，学生国际化在服务英国一流大学建设的道路上，履行了大学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使命。
三、中国一流大学学生国际化的实现路径
世界一流大学普遍具有鲜明的全球性特征。2018年3月，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了2018年全球国际化大学排名，北京大学（第140位）和南京大学（第149位）分列中国内地高校前两名。其中，“国际学生分数（international student score）”是四大评价指标之一[15]。由此可见，无论是我国“双一流”建设的目标和方案，抑或是英国高等教育的战略定位、发展举措和评价指标都表明：推进学生国际化，是在新时代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然举措。那么，扎根中国大地的一流大学应当如何做好学生国际化呢？校情不同，策略理应因地制宜。然而，从南京大學学生国际化策略和实践看，现阶段仍有若干共性路径和问题可供借镜。
一，构建广泛而紧密的国际合作伙伴关系，是开展学生国际化培养的基本前提。无论是走出去还是引进来，在国际上拥有一批实质紧密型的合作伙伴院校，都是大学得以派遣和接收学生的载体。特别是当今世界第一流大学和高精尖科研的场所，依然主要聚集在西方。因此，从进一步提升教育对外开放能力和吸收国际办学资源的角度看，中国高校仍需继续巩固和开拓与国际高水平大学的合作关系。在“洋为中用”的过程中，对本科和研究生的培养重点应区别着力。本科生方面，应积极借鉴国外一流大学经验，彰显中国特色，完善以学生为中心的国际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进一步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研究生培养方面，将研究生培养与国际前沿研究领域紧密结合，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提升学术起点，形成以学科发展为导向的研究生国际学术交流与培养机制[16]（37）。例如，南京大学近年引入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学生暑期项目及哥伦比亚大学本科联合培养等项目，均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提供了优质而稀缺的教育资源。
二，建立以院系为主体，校、院分级的多元交流体系，是推进学生国际交流的主要策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中外大学间的交流持续深入，原本以校际合作为主要依托的国际化办学模式亟待改变。在新时代进行“双一流”建设，校园国际化的主体应从大学向院系沉移。只有学院主动作为，在科学研究、队伍建设和学生培养领域对标国际水准，配以学校的精准支持，实现世界一流学科和大学的目标才更可能。因此，拓展学生国际交流必以院系为主阵地。大学应加大力度支持和引导院系适时利用各种资源和条件，提升国际学生引进层次和水平；积极开拓国际双学位联合培养项目，通过与国外一流大学硕士（博士）双学位项目的开展，发挥国际化办学集聚效应；积极推动以中外导师间合作研究为基础的联合培养，促进中外学生共同学习、学分互认、学位联授，扎实提升学生海外交流的规模与层次[17]。唯有如此，校院两级联动、师生主动参与的学生国际交流体系才能确立，使国际化办学在学校人才培养过程中真正发挥作用。
三，设立充足的国际化课程和专项奖助金机制，是支持学生交流项目持久运行的必要保障。一方面，增设国际化课程既是大学接收国际学生的基本需要，又是维持与国际伙伴学校生源互派“平衡性”的重要保证。当前，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荷兰等国都把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点放在学生与教师流动、课程开发及本国学生的国际化等方面。提高教育对国际需要的关切程度日益被视为一种“必需品”[13]（43）。美国大学十分重视课程的国际化，例如，宾夕法尼亚大学认为，首先要从课程入手进行国际化[18]（272）。相形之下，这恰是中国大学在国际化办学过程中的一块“短板”。实际上，近年来中国一流大学对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有增无减，具备开设一批以外文授课为主的国际化课程的能力；关键是施行有效政策，以驱动教师意愿、配套激励措施，进而打开国际化课程建设的新局面。另一方面，经济考量是影响学生能否充分参与国际交流项目的因素。对中国一流大学而言，为每位学生创造出国学习的机会已非难事，难的是能否提供条件让有意愿的学生都实现留学的愿望。因此，设立专门面向学生国际交流的奖助学金，是支持和扩大学生国际化的必要手段。
总之，国际化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客观需要和可靠路径。美国比较高等教育学家菲利普·G·阿特巴赫认为，大学是国际化的，它们通过一种共同的历史传统跨越国界相互联系，并通过一个国际知识网络彼此相连[19]（22）。其中，学生国际化是联结国际知识网络不可或缺的环节。英国大学的发展经验则表明，推动学生跨境交流绝不仅是大学外事部门的实务，而且是能促进现代大学发展乃至增进国家利益的重要举措。因此，在我国“双一流建设”目标和实践中，学生国际化战略理应占有一席之地。通过构建体系化的学生国际交流机制，必将有助于为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培养出更多具有国际视野的领军人才。 参考文献：
[1]http：//www.ox.ac.uk/about/international-oxford.
[2]黄永林.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动因、特点及其启示[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2）.
[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4]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的通知[EB/OL].http：//www.gov.cn/xinwen/2017-01/27/content_51639 03.htm#allContent，2017.01.27.
[5]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EB/OL].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11/05/content_10269.htm，2015.11.05.
[6]Kemal Gürüz.Higher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in the Global Knowledge Economy [M].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8.
[7]易紅郡.战后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8][美]伯顿·克拉克，著.王承绪，译.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9]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国际新生为英国经济贡献226亿英镑[J].国际教育交流，2018（1）.
[10][英]托尼·布莱尔，著.曹振寰，译.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11]李梅.高等教育国际市场——中国学生的全球流动[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12]Dennis Kavanagh and David Butler. The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of 2005[M].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13][英]皮特·斯科特，著.周倩，高耀丽，译.高等教育全球化：理论与政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4]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英国力促学生外向流动[J].国际教育交流，2017（11）.
[15]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student/best-universities/most-international-universities-world-2018.
[16]孙雯.教育对外开放新思想与新路径[J].大学国际，2016（3）.
[17]李晓蓉.与强者共舞：构建‘双一流’建设的国际化路径[EB/OL].http：//news.nju.edu.cn/show_article_1_49291.
2018.05.10.
[18]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2004年中国教育绿皮书[R].北京：科学教育出版社，2004.
[19][美]菲利普·G·阿特巴赫，著.姜有国，译.全球高等教育趋势：追踪学术革命轨迹[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关键词： 双一流 中英大学 国际化
学生跨境交流是高等教育全球化的重要标志。放眼全球，世界一流大学都着力推动学生国际化以追求办学的卓越。以英国为例，牛津大学致力于建成吸引全球学生和研究者的校园[1]。曼彻斯特大学提出了培养“国际公民”、“国际学生”的目标[2]（85）。由此可见，英国的一流大学高度重视人才培养的国际化。就现阶段中国高校而言，对全球学子的吸引力有多强、本国学生进入世界一流大学深造的机会有多大，不仅体现大学的培养能力与办学质量，还将决定其全球声誉和地位。换言之，学生国际化水平的高低乃检验中国大学是否达至世界一流的一项关键指标。
一、学生国际化与“双一流”战略的融合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以下简称“双一流”），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战略決策，对于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3]（45-46）。从英美的办学模式看，世界一流大学不仅是国际性的，而且国际化始终是助推其保持一流的有效战略。为了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在“双一流”建设方案中，必然要融入大学国际化的要素。
一方面，大学的国际化程度高低是影响其能否跨入“双一流”阵营的基本条件，学生国际化更是一项硬指标。在国家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实施办法中，明确提出国际交流合作的要求，主要包括：吸引海外优质师资、科研团队和学生能力强，与世界高水平大学学生交换、学分互认、联合培养成效显著，与世界高水平大学和学术机构有深度的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深度参与国际或区域性重大科学计划、科学工程，参加国际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国际影响力较强[4]。其中，吸引海外优质学生的能力及与世界名校开展学生交换、学分互认和联合培养的成效，被列在大学国际化建设体系的显要位置，这将促使我国高校统筹国内与国际教育资源，融通学生双向跨境学习的渠道，着力构建以学生国际化助推一流大学建设的动力机制。
另一方面，以学生国际化为抓手推进国际交流合作，是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的改革任务之一。“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要求，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实质性合作，将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有效融入教学科研的全过程，开展高水平人才联合培养和科学联合攻关。营造良好的国际化教学科研环境，增强对外籍优秀教师和高水平留学生的吸引力。积极参与国际教育规则制定、国际教育教学评估和认证，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树立中国大学的良好品牌和形象[5]。不难看出，“方案”为中国大学实施学生国际化战略擘画了路径：打造中外院校间实质性的合作伙伴平台，推动我国学生赴海外开展联合培养；整合国外优质资源和建设国际化课程，吸引高水平留学生来华学习，提高中国大学的国际竞争力。
可见在“双一流”建设愿景中，学生国际交流是大学不可或缺的标配。如何使两者共融并进，是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必须直面的挑战，也是大学追求世界一流目标的应有之义。
二、英国大学学生国际化的战略考量
在全球化的激荡下，学生国际化浪潮日益风靡。对世界主流教育大国而言，都把力推学生跨境流动——作为教育战略的重要选项。英国，作为世界名校分布最密集的国家，大学普遍高度国际化，历来是全球学子青睐的留学目的地。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在英国大学注册的国际学生数保持着稳定增长。特别是自1997年托尼·布莱尔领导“新工党”执政以来，英国外籍学生的增量更可观，年均增长率达10%以上（见附表）。那么，素来保守的英国人为何向全球青年开放其高教资源，英国大学如何吸引和支撑国际学生的培养，英国的教育国际化如何为我国所借镜？这些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值得探究。
附表：英国全日制外籍学生数[6]（191）
英国为什么要积极招徕国际学生？从历史上看，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原从招收海外留学生开始，初衷是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培养管理精英。此后，学生国际化进程逐步经历了从政治主导向市场驱动的转变[7]（274）。现代经济学鼻祖、英国哲学家亚当·斯密早就指出，大学的经费来源有三种：一是国家，二是大学，三是学生[8]（79）。诚如斯言，现时，经济利益驱动是英国人力促学生国际交流的主因。20世纪80年代，英国政府即颁布法规，允许公立高校向留学生收取全额学费；自费生带来的额外收入，由各校自主支配。如果说学生就是财源的话，那么国际学生则是具有更高附加值的财富，因为本国和外籍学生的成本与待遇相差甚远。2018年初，据英国研究机构统计分析，英国新入学国际学生人数为231000人，为该国经济贡献226亿英镑（约合310亿美元），收益是其成本的10倍。其中，英国接收国际学生的总成本为23亿英镑，净收益总计203亿英镑[9]（15）。难怪当年布莱尔首相刚上台就宣称“教育是现有的最佳经济政策”[10]（81）。1999年，政府推出“首相国际教育行动计划”，旨在吸引海外学生到英国留学。按照计划，从1999年—2011年，英国每年招收非欧盟国家的留学生约10万人，经济效益十分可观[11]（88）。其间，新工党晒出了亮丽的经济“成绩单”。仅到2004年第四季度，英国经济已实现连续49个季度的增长，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持续增长期。人均GDP超过了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同时，失业率维持在较低水平，2004年的失业率为2.7%。[12]（2-3）如今，国际学生为英国各地创造了超过二十万个工作岗位[9]（15）。在英国经济优质运行的背后，教育国际化战略的效应不容忽视。英国工业贸易部的结算表明，所有与教育相关的出口总额每年不少于70亿英镑，教育进而成为英国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13]（62）。 英国不仅将吸引国际学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有机构成，而且把促进本国学生外向流动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2017年，英国国际大学联盟启动了为期三年的“走向国际：脱颖而出”计划，旨在解决英国学生赴海外留学比例明显低于主要发达国家的问题。英国人的目标是：到2020年，使本国学生海外留学比例从目前的6.6%提高到13%[14]（10）。该计划得到英国教育部长乔·约翰逊的认同，他呼吁大学和雇主都参与进来，目前已得到五十多所大学予以支持的承诺。试问：英国已云集众多举世公认的一流大学，为何仍不遗余力地将本国学生推向国际？究其原因乃是全球化时代各国对具有国际化视野和技能的高素质人才的急切需求。经英国工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ies，以下简称CBI）2017年调查发现：39%的英国雇主对毕业生的国际文化意识不满，47%的雇主对毕业生的语言能力不满。另据英国社会科学院“生为国际人”项目研究表明，70%的中小企业认为，未来的高管需要外语技能和国际经验[14]（10）。可见当代学生的国际化历练已足以影响一国企业的生命力。就此而言，学生国际化不是纯粹的教育问题，而是关乎国运的战略命题。
综上可知，学生国际化在英国高教版图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吸引国际生源留学英国和鼓励本国学子走向国际——共同构成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双向路径。更重要的是，学生国际化已超越大学自身发展的限域，成为影响英国政府决策、社会运行和企业竞争力等发展大局的重要指标。由此，学生国际化在服务英国一流大学建设的道路上，履行了大学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使命。
三、中国一流大学学生国际化的实现路径
世界一流大学普遍具有鲜明的全球性特征。2018年3月，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了2018年全球国际化大学排名，北京大学（第140位）和南京大学（第149位）分列中国内地高校前两名。其中，“国际学生分数（international student score）”是四大评价指标之一[15]。由此可见，无论是我国“双一流”建设的目标和方案，抑或是英国高等教育的战略定位、发展举措和评价指标都表明：推进学生国际化，是在新时代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然举措。那么，扎根中国大地的一流大学应当如何做好学生国际化呢？校情不同，策略理应因地制宜。然而，从南京大學学生国际化策略和实践看，现阶段仍有若干共性路径和问题可供借镜。
一，构建广泛而紧密的国际合作伙伴关系，是开展学生国际化培养的基本前提。无论是走出去还是引进来，在国际上拥有一批实质紧密型的合作伙伴院校，都是大学得以派遣和接收学生的载体。特别是当今世界第一流大学和高精尖科研的场所，依然主要聚集在西方。因此，从进一步提升教育对外开放能力和吸收国际办学资源的角度看，中国高校仍需继续巩固和开拓与国际高水平大学的合作关系。在“洋为中用”的过程中，对本科和研究生的培养重点应区别着力。本科生方面，应积极借鉴国外一流大学经验，彰显中国特色，完善以学生为中心的国际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进一步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研究生培养方面，将研究生培养与国际前沿研究领域紧密结合，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提升学术起点，形成以学科发展为导向的研究生国际学术交流与培养机制[16]（37）。例如，南京大学近年引入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学生暑期项目及哥伦比亚大学本科联合培养等项目，均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提供了优质而稀缺的教育资源。
二，建立以院系为主体，校、院分级的多元交流体系，是推进学生国际交流的主要策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中外大学间的交流持续深入，原本以校际合作为主要依托的国际化办学模式亟待改变。在新时代进行“双一流”建设，校园国际化的主体应从大学向院系沉移。只有学院主动作为，在科学研究、队伍建设和学生培养领域对标国际水准，配以学校的精准支持，实现世界一流学科和大学的目标才更可能。因此，拓展学生国际交流必以院系为主阵地。大学应加大力度支持和引导院系适时利用各种资源和条件，提升国际学生引进层次和水平；积极开拓国际双学位联合培养项目，通过与国外一流大学硕士（博士）双学位项目的开展，发挥国际化办学集聚效应；积极推动以中外导师间合作研究为基础的联合培养，促进中外学生共同学习、学分互认、学位联授，扎实提升学生海外交流的规模与层次[17]。唯有如此，校院两级联动、师生主动参与的学生国际交流体系才能确立，使国际化办学在学校人才培养过程中真正发挥作用。
三，设立充足的国际化课程和专项奖助金机制，是支持学生交流项目持久运行的必要保障。一方面，增设国际化课程既是大学接收国际学生的基本需要，又是维持与国际伙伴学校生源互派“平衡性”的重要保证。当前，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荷兰等国都把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点放在学生与教师流动、课程开发及本国学生的国际化等方面。提高教育对国际需要的关切程度日益被视为一种“必需品”[13]（43）。美国大学十分重视课程的国际化，例如，宾夕法尼亚大学认为，首先要从课程入手进行国际化[18]（272）。相形之下，这恰是中国大学在国际化办学过程中的一块“短板”。实际上，近年来中国一流大学对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有增无减，具备开设一批以外文授课为主的国际化课程的能力；关键是施行有效政策，以驱动教师意愿、配套激励措施，进而打开国际化课程建设的新局面。另一方面，经济考量是影响学生能否充分参与国际交流项目的因素。对中国一流大学而言，为每位学生创造出国学习的机会已非难事，难的是能否提供条件让有意愿的学生都实现留学的愿望。因此，设立专门面向学生国际交流的奖助学金，是支持和扩大学生国际化的必要手段。
总之，国际化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客观需要和可靠路径。美国比较高等教育学家菲利普·G·阿特巴赫认为，大学是国际化的，它们通过一种共同的历史传统跨越国界相互联系，并通过一个国际知识网络彼此相连[19]（22）。其中，学生国际化是联结国际知识网络不可或缺的环节。英国大学的发展经验则表明，推动学生跨境交流绝不仅是大学外事部门的实务，而且是能促进现代大学发展乃至增进国家利益的重要举措。因此，在我国“双一流建设”目标和实践中，学生国际化战略理应占有一席之地。通过构建体系化的学生国际交流机制，必将有助于为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培养出更多具有国际视野的领军人才。 参考文献：
[1]http：//www.ox.ac.uk/about/international-oxford.
[2]黄永林.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动因、特点及其启示[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2）.
[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4]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的通知[EB/OL].http：//www.gov.cn/xinwen/2017-01/27/content_51639 03.htm#allContent，2017.01.27.
[5]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EB/OL].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11/05/content_10269.htm，2015.11.05.
[6]Kemal Gürüz.Higher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in the Global Knowledge Economy [M].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8.
[7]易紅郡.战后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8][美]伯顿·克拉克，著.王承绪，译.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9]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国际新生为英国经济贡献226亿英镑[J].国际教育交流，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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