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崔永元出生于天津，是家里四个孩子中的老幺，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小时候，家里来了客人，都夸（兄弟仨）老大精神，老二利索，老三……偏偏到了老三，满世界找不到合适的词，只好说：‘这老三，老三好啊，最小吧，哼哼，哈哈……”’崔永元曾这样讲述自己的童年记忆。
　　父亲在部队当政委，是对崔永元影响最大的人。小学三年级时，学校组织文艺演出，崔永元很喜欢一个叫《地道战》的群舞，却没能被选上。父亲知道后，哈哈一笑：“选不上也没什么，只要你努力，今后有的是机会。”或许是受到了爸爸的鼓励，那之后，崔永元照样热心关注演出活动。最终，另一个歌舞节目《行军路上》选中他出演主角。
　　后来，学校又将他们的演出推向农村和部队，其中就有他父亲所在的工程兵团。演出结束时，父亲作为部队领导，上台与小演员一一握手。“那是我们父子间唯一一次正式握手。父亲的手很有力，让我觉得，那是一次男人对男人的握手。”
　　父亲随工程部队长年在外，四个孩子的教养重任都落在母亲身上。对于他们的“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母亲伤透脑筋，常以“打”为上策，希望能“通过伤皮肉触及灵魂”。
　　崔永元说，小时候挨母亲的打就像家常便饭。
　　一次上学途中，崔永元和几个同学捡到一条白纱巾。那时候，纱巾算得上是奢侈品，几个同学将它在手里传了一圈，传回到崔永元手中。到了学校，他将纱巾交给老师，因为拾金不昧受到了表扬。没想到，“贪功”为他埋下了“祸根”。
　　傍晚，崔永元刚走进家门，就发现母亲表情严肃地端坐着。接下来的对话，他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纱巾谁捡的？”
　　“我捡的。”
　　“当时有别人吗？”
　　“有。”
　　“几个人？”
　　“三个。”
　　“那怎么说是你捡的？”
　　母亲大吼一声，便手执笤帚劈头盖脸朝他打过来。一会儿，笤帚被打散了，母亲一边歇手，一边开始了第二轮追问。
　　“为什么撒谎？为什么说是自己捡的？”
　　“我没撒谎，我觉得就是我捡的。”
　　“你觉得？别人都看见了。撒谎是品质问题，从小品质不好，长大就得蹲监狱，你知道吗？”
　　“知道。”
　　“知道为什么还撒谎？”
　　“我没撒谎……”
　　第二轮痛打又开始了。
　　那天晚上，崔永元的后背火辣辣的，躺都躺不下，只能趴着。第二天，他发起高烧。
　　现在想起来，崔永元说不会再记得皮肉之苦，记得的永远是母亲的好：“母亲学问不高，也未必懂得多少大道理，但我一直能感受到她的善良、正直以及由母爱而生发的简单、粗暴。她以一种朴素的判断来决定对孩子的要求标准。”
　　（摘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