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以后蒋介石写过这么一段日记，大意是白崇禧太幼稚，想把共产党一网打尽，这样做好像不是时候，或者不妥等。他说，我的想法还是要给共产党、新四军留一条生路，只要他们求饶就可以了。他写这段话既是为了开脱自己，也可能是他的本意。
　　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有一个发展过程。“四·一二”政变以后，蒋介石曾发动5次“围剿”，就是要消灭共产党。但抗战初期，面对日本侵略的危机，蒋介石也想联合共产党抗日。1933年前后，蒋介石的日记里有一段分析的话，他说，我的面前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剿共”，“攘外必先安内”；另一个是联合共产党抗日。他说从天理我应该把抗日作为第一。这段日记反映了蒋介石当时的内心矛盾。
　　1935年，蒋介石派武官邓文仪到达莫斯科，和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进行谈判。他还派陈立夫到苏联去访问，想和苏联谈判。同时，他又派出牧师董健吾（实际是中共地下党员），通过宋庆龄的关系到陕北去跟中共谈判。董健吾在陕北见到了张闻天，也见到了毛泽东。也就是说从1934至1935年，蒋介石实际上已经在寻找和中共谈判的途径。
　　另外，在“西安事变”之前，已经发生了绥远抗战。过去的历史学家都认为绥远抗战是傅作义发动的，但实际上蒋介石是支持的。当时蒋介石的想法就是中共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已经很困难了，现在到了“剿共”的最后5分钟，他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这个政策，在陕北把共产党消灭之后再去抗日。但随着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壮大，蒋介石害怕壮大起来的共产党会形成一个跟国民党争夺百姓，以至争夺天下的局面。在武汉，蒋介石跟周恩来有过一番谈话，大意是国共两党联合抗战最好，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战，要团结，要统一。蒋提出，最好把现有的党派取消，合并组成一个大党，叫“国民革命同盟會”。周恩来给延安做了汇报，延安回答：同意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而且同盟会可以由蒋做主席，但是共产党不能取消，也没有必要取消。
　　（据《老年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