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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幽默与趣味》是我国作家莫言的中篇小说，《母猪女郎》是法国当代作家玛丽·达里厄塞克的成名作，两位作家都以变形为题材创造了属于自己时代的寓言。《幽默与趣味》中主人公王三变成猴子，以种的退化的方式来逃避现代城市对人的生存空间和自由意志的压迫。《母猪女郎》女主人公变成一头母猪，以此来反抗男性霸权的压迫。由于时代背景、中西文化不同，两部作品在艺术风格、主题阐释上更多地呈现出差异性一面。
关键词： 幽默与趣味 母猪女郎 类型学 比较
1991年，莫言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知识分子在现代城市中的失语，创作了寓言体小说《幽默与趣味》。小说讲述主人公王三因长期遭受妻子欺辱，畏惧现代城市生活，瞬间退化成猴子，最后又莫名变回人形的故事。90年代末，中国文学图书市场正处于低潮期，法国作家作品推荐与引进非常少。然而，1998年，当法国当代作家瑪丽·达里厄塞克（Marie Darrieussecq，1969-）的《母猪女郎》（Truismes，1996）被介绍到中国时，引起媒体广泛关注。该小说讲述一位妙龄女郎在物欲横流的现代都市中异化成一头猪的经历。在相近的时空里，两位当代作家都创作了人化动物的变形小说。两部作品在变形形象、艺术手法以及创作主题上也都呈现出一定形似性，可谓机缘巧合。
类型学研究隶属于平行研究下，研究范畴包括内容题材、人物形象、表现手法和思潮流派四个方面。它旨在“对相似的文学现象加以联类比较，在寻觅整体文学演进通则和规律的同时发掘出相似类型表象下深层的文化差异”①。本论文试图将这两部作品放置在类型学研究平台上，采用类同对比的研究方法进行比较分析，探讨莫言和达里厄塞克对传统变形文学的不同处理方式以及各自想要表达的文化隐喻。
一、人变动物：以退化的方式追寻自由
在变形文学中，主人公和他所变之物的生理特征、生活习性十分相似。在《幽默与趣味》中，主人公王三是某大学中文系教授，为人性格软弱，时不时受到运动员妻子汪小梅的打骂。猴子腿打弯，胳膊下垂，腰背弯曲的样子恰好暗示了王三猥琐懦弱的特点。在《母猪女郎》中，达里厄塞克将肮脏丑陋的母猪与漂亮的女性人物联系在一起。小说中的女郎本是一位漂亮、单纯的妙龄女子，却屡次在工作面试中碰壁。几经周折终于在一家香水连锁店找到一份工作，但在工作中，女郎不断受到老板唆使对顾客进行特殊按摩服务。日复一日，女郎变得麻木放纵，耽于肉欲享受，不久身体开始发生变化，最后变成一头母猪。
变形之后的两位主人公虽然失去了人类身体，但他们以异化的方式获得了在现实世界中难以实现的自由和快乐。王三从人退化成猴子之后，虽然生活习性日趋动物化，但是他可以自由、敏捷地跳到衣柜、冰箱、窗台上，不用再受到狭小居住空间的限制。此外，他还能利用猴子身手敏捷的优势轻易躲避妻子的打骂，并且借用冰箱的高度，与妻子的目光平视，使得妻子“居高临下十几年的优势陡然消除”②。莫言用猴子的兽性消解了王三悲剧性的生存境遇，显得无比戏谑和讽刺。达里厄塞克笔下的女郎变成母猪后遭到男友抛弃，丢失了工作，并且受到动物保护协会的追杀，生存状况十分危险。这一切看似脱离了常人的生活轨迹，却让女郎获得了新的生命。变形后的母猪女郎更为珍惜自己的生命，勇于反抗企图伤害她的人，并且在流亡的过程中以母猪的身份与狼人伊万产生了真挚的爱情。与之前的生活相比，母猪女郎成功地摆脱了一切束缚和苦恼：失业的烦恼、乌烟瘴气的工作环境、顾客挑剔的特殊服务等。可以说，女郎在她身为人时活得像一头猪，但在真正变成猪后反而重新找回了自我。
更为重要的是，达里厄塞克赋予了母猪女郎能动的变形意识。每当女郎急需摆脱麻烦的时候，她可以控制自己的变形程度。作者在小说最后描写母猪女郎“一直朝月亮伸长自己的脖子，试图恢复自己的人体曲线”③，暗示母猪女郎有变回人形的可能性。这样一来，母猪女郎不再是被动地承受变形的困境。然而，莫言笔下的王三在变形之后逐渐丧失了自我存在。他的变形没有获得人们的同情，只是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作者用戏谑的方式一语道破：王三的变形只能让他短暂的逃离这个社会，无法从本质上改变他的生存境遇。
二、写实性的描写与创新性的叙事
（一）细节描写的真实
《幽默与趣味》和《母猪女郎》的中心事件都是变形，虽然人变成动物这一事件超乎自然，借用王三的话来说，这非常“诡异”、“离奇、荒诞和超脱现实”④，但两部作品在变形细节刻画上具有较强写实性。
在《幽默与趣味》中，莫言将笔墨更多地放在了对变形前王三异样的行为活动与心理特征的刻画上。变形前的王三在行为举止上和猴子十分相似，他不仅走路像猴子，而且还有打远罩远望的习惯。每次王三把手横在眼镜上方时，“他的腿罗圈着，背弓着，脖子伸前，下巴上扬”⑤，像极了《西游记》里的孙猴子。在面对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时，这位土生土长的苏北农村人就像是从原始森林里突然闯入尘世的猿猴，浑身感到不适。王三在被一群老太太当作流氓追着逃跑的过程中，感到自己“四肢矫健灵活，犹如森林中的猿猴，身体浑圆滑溜，宛如淤泥中的泥鳅”。⑥他急切地想变成一只猴子，让人们永远找不到他。在逃跑过程中，王三体验到一种“类似猿猴的快乐”，感觉“自己的腿脚空前的灵活，每次跳跃都富裕弹性”⑦。这种恍惚迷乱的心理状态模糊了人与动物的分界线，为之后的变形做了铺设。
与王三不同，对女郎身体变形过程的描绘是达里厄塞克构思的重点。在创作《母猪女郎》之前，达里厄塞克曾到农业展览会观察猪的外貌特征和生活习性，并作了详细学习与记录，因此她对女郎变成猪的细节刻画显得十分逼真。起初，达里厄塞克多次写到女郎身体的变化，如“大腿变得又红又结实，肌肉发达，圆滚滚的”⑧。这些不经意的变化表面上看像是女性变胖的征兆，本质上却暗示女郎身体发生了异化。而后作者将女郎身体的每一细节变化都做了详细的描述。女郎的肤色、眼睛、鼻子、肚子、臀部、乳房逐渐都发生了改变。其中，女郎与猪极为相似的胃口喜好更具写实色彩。一开始女郎总是觉得越来越饿，“想吃绿色的东西，来自大自然的东西”⑨，而后几乎不再吃别的东西，只吃蔬菜，尤其是不削皮的熟土豆，这时，女郎在饮食上已经和正常人有所不一样。之后她甚至把顾客送的鲜花全吃了，开始吃起栗子、蚯蚓，并对“火腿、香肠”这些肉制食品产生了深深的恶心感。女郎用鼻子拱土来搜寻食物的方式也体现了猪擅拱土的遗传特性。在达里厄塞克生动地刻画下，曼妙美丽的女郎逐渐变成了一只肥胖丑陋的母猪。 （二）叙事视角的创新
《幽默与趣味》和《母猪女郎》两部作品受到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在艺术形式上呈现出创新色彩，不仅打破了传统顺序的叙事时序，还打破了传统单一的第三人称视角，分别采用多重视角和第一人称视角，将全知和限知视角融于一体。
《幽默与趣味》按照标题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幽默》、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趣味》。这三部分的叙事分别从不同人物视角展开。小说第一部分采用第三人称全知的视角，以王三出门买拖把这一事件为落脚点，着重刻画王三这个人物形象以及变形的前兆。然而变形过程还未描述，叙述就被打断，进入第二部分，叙事者“我”猝不及防地出现，对王三变形事件进行议论，并用预设的手法将王三最后变回人形的结局告诉读者。这位突然出现的叙事者“我”像是一位全知的预言者，对王三变形的原因以及王三最后的結局了然于心，却又始终不愿向读者透露其中的秘密。叙事者“我”的设置为王三的变形增添了神秘色彩，也为读者营造了极大的想象空间。紧接着文本又承接第一部分继续描写王三的变形，并从汪小梅的视角展开王三变形之后的生活。整部作品的叙述视角在王三--叙事者“我”--汪小梅三者间不断转换，视角的流转与丰富给读者带来阅读新感受和审美新愉悦。
《母猪女郎》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一部回忆录。小说一开始，母猪女郎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说道：“我知道这个故事会引起怎样的麻烦和不安……但这本书，必须写，不能再拖了，因为假如人们发现我现在这幅样子，就没人听我说话，谁也不会相信我。”⑩。小说以亲身阅历者“我”的眼光去观察和叙述变形过程中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和身体感受，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然而，以往第一人称视角被视为限知视角，因为它无法讲述在逻辑和常识范围里叙述视角无法触及的事情。然而，在20世纪新叙事学理论下，这种第一人称“我”的叙事方式发生了新变，“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11}在这两种眼光的交替下，传统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无法触及的事情可以由“当下的我”和“历时性的我”共同补充。例如，母猪女郎在回忆自己身体初步发生变化的时候，以追忆者“我”的眼光评论自己一开始的身体变化，“如今我看得很清楚，这种体重的增加和肉体的高质正是最初的征兆”{12}。这时的女郎已经知道当初身体的种种变化其实都是变形的征兆。这种回顾型的视角补充了传统第一人称视角难以触及的方面。两种眼光和谐的交替对叙述技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一定挑战。
三、作品的精神底色与作家的创作思想
《幽默与趣味》和《母猪女郎》两部作品均将时代背景设置在20世纪末快速发展的现代城市生活中。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缺乏基本生存空间，前者在孤独中走向精神的绝望，后者却在反抗中构建了自我的生存空间。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土地面积不断扩大，高档住宅和商业大厦一幢幢拔地而起。在如此繁华现代大都市中，人们理应享受更为优渥的生活环境，但实际上，还有许多像王三一样的人没有能够安置自身和维护人格的独立空间。比起生存空间的恶劣，王三的精神世界更是绝望与孤独。面对社会转型，新旧价值观的冲突，作为生活在农村和城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过渡人，王三与他人、社会的矛盾冲突不断。他没有可以理解他的亲人和朋友，所有的心酸与苦闷只能向窗外广告牌上的绿脸青毛的大猴子倾诉。莫言以长远的目光探测到了繁华都市生活的内在隐患，他对现代化城市生活的描写以及对城市生活中芸芸众生命运的关注具有前瞻性。
20世纪末80年代末，西方现代派思潮传入中国，作为先锋小说家的一员，莫言的作品借鉴了许多现代派作家的艺术手法，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魔幻现实风格。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莫言坚守自我，始终站在民间叙事立场的立场上进行创作。《幽默与趣味》这一篇文章便是莫言对传统民间文学中“变形”题材的吸收与改造。从记录大量远古神话的志怪古籍《山海经》、六朝志怪小说、唐传奇至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国文学演绎了一幅精彩生动的变形图画。与西方文化中人与神之间清晰的划分不同，中国文化中人、妖、神、兽之间并没有特定界限，人、鬼、狐、妖、神之间相互变幻，人间、天上、地下三界相通。在《幽默与趣味》中，莫言借用王三妻子汪小梅的视角表达自己的变形观念，即人兽之间互通的本性和转换的可能性，“人在腹中的短短九个月，实际上是人由兽变为人的缩影……人的胚胎与猴子的胚胎几乎没有区别，这就说明，每个人的身上都隐藏着一种变成猴子的因素。”{13}这种人与自然的感应相通、交流合作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此外，王三退化成猴子追寻自由的背后体现出莫言对道家文化“以退为进”观念的吸收。小说最后，王三莫名变回人形，还搞起了关于卡夫卡的研究，这间接表明了以曲求全无法从根本上改善人的生存境遇。王三在反抗与妥协间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莫言作为知识分子内心焦虑的投射。
如果说莫言笔下的王三在现代城市中生活艰难，那么达里厄塞克笔下的所女郎则受到男性主导的父权制社会的压迫。女郎白天上班时被要求为男性顾客进行特殊服务，晚上回到家后又变成男友奥诺雷的玩偶。不论是女郎工作的公共空间还是居住的私人空间，男性总是占据主导地位。在失去了性魅力之后，女郎被奥诺雷无情赶出家门，随后她又遭到政客埃德加的利用，隐士的抛弃，香水店经理的捕杀。女郎辗转流亡于下水道、教堂、旅馆和猪圈，几乎在每一个变换的空间里，她都与不同的男性产生联系。虽然女郎在逃亡的过程中与狼人伊万坠入爱河，但是这份感情在现实社会中是难以实现的，只能以异化的方式在动物世界里获得。随着狼人伊万被人类屠杀，理想男性人物形象的构建最终以失败告终。女郎在枪杀了想要卖掉自己的香水店经理和亲生母亲之后，她逃到跑森林、田野里这些男性权力无法延伸的边缘地带，并在此思考、写作。尽管森林、田野这些地方只能暂时为女郎提供庇护，但这却是女郎“自己的一间屋”。女郎由对男性暴力的迎合、屈服转向对男性欲望主导空间的反抗，一步步完成了蜕变与新生。 作为20世纪法国女性作家之一，达里厄塞克的作品继承了以往法国女性作家对于女性命运关注的传统。达里厄塞克曾谈到妇女问题，她表示，“法国妇女还被要求打扮很漂亮，这样很累。我是个女权主义者，参加过反堕胎法运动，为了这个也在努力写作。”{14}在《母猪女郎》中，达里厄塞克对两性关系、堕胎、肛交等现实性问题进行关注与反思。达里厄塞克在揭示商品经济社会中女性沉沦为男性物欲对象的悲惨处境之外，还塑造了一个被逼到绝境后奋而反抗的女性形象。达里厄塞克曾明确说道：“突然变成一头猪是她自己始料未及的，她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这或许是她的一种解脱。我个人很欣赏这本书女主人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力量。”{15}女郎朝向香水店老板和母亲的两声枪声标志着女郎反抗意识的觉醒。女郎最后将自己的变形经历书写下来，从女性视角来生发文本、开展情节，有力地挑战了传统男性叙事的权威。达里厄塞克的作品在发挥社会批判作用功能的同时，更关注女性自主、自觉意识，赋予了女性表达声音的权利，进一步推动了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
四、总结
以变形为题材的文学创作在中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受西方文学影响的莫言和法国作家玛丽·达里厄塞克在追寻传统的同时，从各自的生活体验出发，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增添了自我思考。两位作家将目光共同投向现代城市生活，莫言侧重表现现代都市对人的精神压抑，达里厄塞克则将焦点置于男性话语为主导的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在处理变形题材方面，两位作家都注重细节的真实性，并在叙事形式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
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物对于人的异化必将持续下去。不管对中国还是对西方来说，变形文学题材始终有着重要的意义。人兽变形这种反常态的艺术手法，不仅为文本创造出新鲜、陌生的阅读效果，还以荒诞的动物视角揭露出掩藏在生活深处的真实。
注释：
①曹顺庆.比较文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60.
②莫言.莫言中篇小说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662.
③同上，P123.
④同上，P647.
⑤莫言.莫言中篇小说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648.
⑥同上，P657.
⑦同上，P659.
⑧[法]玛丽·达里厄塞克.胡小跃译.母猪女郎.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3.
⑨同上，第11页.
⑩[法]玛丽·达里厄塞克.胡小跃译.母猪女郎.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1.
{11}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38.
{12}[法]玛丽·达里厄塞克.胡小跃译.母猪女郎.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123.
{13}莫言.莫言中篇小说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677.
{14}薛坚.《母豬女郎》中的女性主义解读.名作欣赏，2015（27）.
{15}丁杨.春光灿烂“猪女郎”.中华读书报，2006年3月15日第8版.
参考文献：
[1]莫言.莫言中篇小说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
[2][法]玛丽﹒达里厄塞克.胡小跃译.母猪女郎.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3]曹顺庆.比较文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4]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薛坚.《母猪女郎》中的女性主义解读.名作欣赏，2015（27）.
[6]丁杨.春光灿烂“猪女郎”.中华读书报，2006年3月15日第8版.
关键词： 幽默与趣味 母猪女郎 类型学 比较
1991年，莫言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知识分子在现代城市中的失语，创作了寓言体小说《幽默与趣味》。小说讲述主人公王三因长期遭受妻子欺辱，畏惧现代城市生活，瞬间退化成猴子，最后又莫名变回人形的故事。90年代末，中国文学图书市场正处于低潮期，法国作家作品推荐与引进非常少。然而，1998年，当法国当代作家瑪丽·达里厄塞克（Marie Darrieussecq，1969-）的《母猪女郎》（Truismes，1996）被介绍到中国时，引起媒体广泛关注。该小说讲述一位妙龄女郎在物欲横流的现代都市中异化成一头猪的经历。在相近的时空里，两位当代作家都创作了人化动物的变形小说。两部作品在变形形象、艺术手法以及创作主题上也都呈现出一定形似性，可谓机缘巧合。
类型学研究隶属于平行研究下，研究范畴包括内容题材、人物形象、表现手法和思潮流派四个方面。它旨在“对相似的文学现象加以联类比较，在寻觅整体文学演进通则和规律的同时发掘出相似类型表象下深层的文化差异”①。本论文试图将这两部作品放置在类型学研究平台上，采用类同对比的研究方法进行比较分析，探讨莫言和达里厄塞克对传统变形文学的不同处理方式以及各自想要表达的文化隐喻。
一、人变动物：以退化的方式追寻自由
在变形文学中，主人公和他所变之物的生理特征、生活习性十分相似。在《幽默与趣味》中，主人公王三是某大学中文系教授，为人性格软弱，时不时受到运动员妻子汪小梅的打骂。猴子腿打弯，胳膊下垂，腰背弯曲的样子恰好暗示了王三猥琐懦弱的特点。在《母猪女郎》中，达里厄塞克将肮脏丑陋的母猪与漂亮的女性人物联系在一起。小说中的女郎本是一位漂亮、单纯的妙龄女子，却屡次在工作面试中碰壁。几经周折终于在一家香水连锁店找到一份工作，但在工作中，女郎不断受到老板唆使对顾客进行特殊按摩服务。日复一日，女郎变得麻木放纵，耽于肉欲享受，不久身体开始发生变化，最后变成一头母猪。
变形之后的两位主人公虽然失去了人类身体，但他们以异化的方式获得了在现实世界中难以实现的自由和快乐。王三从人退化成猴子之后，虽然生活习性日趋动物化，但是他可以自由、敏捷地跳到衣柜、冰箱、窗台上，不用再受到狭小居住空间的限制。此外，他还能利用猴子身手敏捷的优势轻易躲避妻子的打骂，并且借用冰箱的高度，与妻子的目光平视，使得妻子“居高临下十几年的优势陡然消除”②。莫言用猴子的兽性消解了王三悲剧性的生存境遇，显得无比戏谑和讽刺。达里厄塞克笔下的女郎变成母猪后遭到男友抛弃，丢失了工作，并且受到动物保护协会的追杀，生存状况十分危险。这一切看似脱离了常人的生活轨迹，却让女郎获得了新的生命。变形后的母猪女郎更为珍惜自己的生命，勇于反抗企图伤害她的人，并且在流亡的过程中以母猪的身份与狼人伊万产生了真挚的爱情。与之前的生活相比，母猪女郎成功地摆脱了一切束缚和苦恼：失业的烦恼、乌烟瘴气的工作环境、顾客挑剔的特殊服务等。可以说，女郎在她身为人时活得像一头猪，但在真正变成猪后反而重新找回了自我。
更为重要的是，达里厄塞克赋予了母猪女郎能动的变形意识。每当女郎急需摆脱麻烦的时候，她可以控制自己的变形程度。作者在小说最后描写母猪女郎“一直朝月亮伸长自己的脖子，试图恢复自己的人体曲线”③，暗示母猪女郎有变回人形的可能性。这样一来，母猪女郎不再是被动地承受变形的困境。然而，莫言笔下的王三在变形之后逐渐丧失了自我存在。他的变形没有获得人们的同情，只是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作者用戏谑的方式一语道破：王三的变形只能让他短暂的逃离这个社会，无法从本质上改变他的生存境遇。
二、写实性的描写与创新性的叙事
（一）细节描写的真实
《幽默与趣味》和《母猪女郎》的中心事件都是变形，虽然人变成动物这一事件超乎自然，借用王三的话来说，这非常“诡异”、“离奇、荒诞和超脱现实”④，但两部作品在变形细节刻画上具有较强写实性。
在《幽默与趣味》中，莫言将笔墨更多地放在了对变形前王三异样的行为活动与心理特征的刻画上。变形前的王三在行为举止上和猴子十分相似，他不仅走路像猴子，而且还有打远罩远望的习惯。每次王三把手横在眼镜上方时，“他的腿罗圈着，背弓着，脖子伸前，下巴上扬”⑤，像极了《西游记》里的孙猴子。在面对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时，这位土生土长的苏北农村人就像是从原始森林里突然闯入尘世的猿猴，浑身感到不适。王三在被一群老太太当作流氓追着逃跑的过程中，感到自己“四肢矫健灵活，犹如森林中的猿猴，身体浑圆滑溜，宛如淤泥中的泥鳅”。⑥他急切地想变成一只猴子，让人们永远找不到他。在逃跑过程中，王三体验到一种“类似猿猴的快乐”，感觉“自己的腿脚空前的灵活，每次跳跃都富裕弹性”⑦。这种恍惚迷乱的心理状态模糊了人与动物的分界线，为之后的变形做了铺设。
与王三不同，对女郎身体变形过程的描绘是达里厄塞克构思的重点。在创作《母猪女郎》之前，达里厄塞克曾到农业展览会观察猪的外貌特征和生活习性，并作了详细学习与记录，因此她对女郎变成猪的细节刻画显得十分逼真。起初，达里厄塞克多次写到女郎身体的变化，如“大腿变得又红又结实，肌肉发达，圆滚滚的”⑧。这些不经意的变化表面上看像是女性变胖的征兆，本质上却暗示女郎身体发生了异化。而后作者将女郎身体的每一细节变化都做了详细的描述。女郎的肤色、眼睛、鼻子、肚子、臀部、乳房逐渐都发生了改变。其中，女郎与猪极为相似的胃口喜好更具写实色彩。一开始女郎总是觉得越来越饿，“想吃绿色的东西，来自大自然的东西”⑨，而后几乎不再吃别的东西，只吃蔬菜，尤其是不削皮的熟土豆，这时，女郎在饮食上已经和正常人有所不一样。之后她甚至把顾客送的鲜花全吃了，开始吃起栗子、蚯蚓，并对“火腿、香肠”这些肉制食品产生了深深的恶心感。女郎用鼻子拱土来搜寻食物的方式也体现了猪擅拱土的遗传特性。在达里厄塞克生动地刻画下，曼妙美丽的女郎逐渐变成了一只肥胖丑陋的母猪。 （二）叙事视角的创新
《幽默与趣味》和《母猪女郎》两部作品受到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在艺术形式上呈现出创新色彩，不仅打破了传统顺序的叙事时序，还打破了传统单一的第三人称视角，分别采用多重视角和第一人称视角，将全知和限知视角融于一体。
《幽默与趣味》按照标题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幽默》、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趣味》。这三部分的叙事分别从不同人物视角展开。小说第一部分采用第三人称全知的视角，以王三出门买拖把这一事件为落脚点，着重刻画王三这个人物形象以及变形的前兆。然而变形过程还未描述，叙述就被打断，进入第二部分，叙事者“我”猝不及防地出现，对王三变形事件进行议论，并用预设的手法将王三最后变回人形的结局告诉读者。这位突然出现的叙事者“我”像是一位全知的预言者，对王三变形的原因以及王三最后的結局了然于心，却又始终不愿向读者透露其中的秘密。叙事者“我”的设置为王三的变形增添了神秘色彩，也为读者营造了极大的想象空间。紧接着文本又承接第一部分继续描写王三的变形，并从汪小梅的视角展开王三变形之后的生活。整部作品的叙述视角在王三--叙事者“我”--汪小梅三者间不断转换，视角的流转与丰富给读者带来阅读新感受和审美新愉悦。
《母猪女郎》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一部回忆录。小说一开始，母猪女郎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说道：“我知道这个故事会引起怎样的麻烦和不安……但这本书，必须写，不能再拖了，因为假如人们发现我现在这幅样子，就没人听我说话，谁也不会相信我。”⑩。小说以亲身阅历者“我”的眼光去观察和叙述变形过程中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和身体感受，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然而，以往第一人称视角被视为限知视角，因为它无法讲述在逻辑和常识范围里叙述视角无法触及的事情。然而，在20世纪新叙事学理论下，这种第一人称“我”的叙事方式发生了新变，“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11}在这两种眼光的交替下，传统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无法触及的事情可以由“当下的我”和“历时性的我”共同补充。例如，母猪女郎在回忆自己身体初步发生变化的时候，以追忆者“我”的眼光评论自己一开始的身体变化，“如今我看得很清楚，这种体重的增加和肉体的高质正是最初的征兆”{12}。这时的女郎已经知道当初身体的种种变化其实都是变形的征兆。这种回顾型的视角补充了传统第一人称视角难以触及的方面。两种眼光和谐的交替对叙述技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一定挑战。
三、作品的精神底色与作家的创作思想
《幽默与趣味》和《母猪女郎》两部作品均将时代背景设置在20世纪末快速发展的现代城市生活中。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缺乏基本生存空间，前者在孤独中走向精神的绝望，后者却在反抗中构建了自我的生存空间。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土地面积不断扩大，高档住宅和商业大厦一幢幢拔地而起。在如此繁华现代大都市中，人们理应享受更为优渥的生活环境，但实际上，还有许多像王三一样的人没有能够安置自身和维护人格的独立空间。比起生存空间的恶劣，王三的精神世界更是绝望与孤独。面对社会转型，新旧价值观的冲突，作为生活在农村和城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过渡人，王三与他人、社会的矛盾冲突不断。他没有可以理解他的亲人和朋友，所有的心酸与苦闷只能向窗外广告牌上的绿脸青毛的大猴子倾诉。莫言以长远的目光探测到了繁华都市生活的内在隐患，他对现代化城市生活的描写以及对城市生活中芸芸众生命运的关注具有前瞻性。
20世纪末80年代末，西方现代派思潮传入中国，作为先锋小说家的一员，莫言的作品借鉴了许多现代派作家的艺术手法，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魔幻现实风格。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莫言坚守自我，始终站在民间叙事立场的立场上进行创作。《幽默与趣味》这一篇文章便是莫言对传统民间文学中“变形”题材的吸收与改造。从记录大量远古神话的志怪古籍《山海经》、六朝志怪小说、唐传奇至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国文学演绎了一幅精彩生动的变形图画。与西方文化中人与神之间清晰的划分不同，中国文化中人、妖、神、兽之间并没有特定界限，人、鬼、狐、妖、神之间相互变幻，人间、天上、地下三界相通。在《幽默与趣味》中，莫言借用王三妻子汪小梅的视角表达自己的变形观念，即人兽之间互通的本性和转换的可能性，“人在腹中的短短九个月，实际上是人由兽变为人的缩影……人的胚胎与猴子的胚胎几乎没有区别，这就说明，每个人的身上都隐藏着一种变成猴子的因素。”{13}这种人与自然的感应相通、交流合作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此外，王三退化成猴子追寻自由的背后体现出莫言对道家文化“以退为进”观念的吸收。小说最后，王三莫名变回人形，还搞起了关于卡夫卡的研究，这间接表明了以曲求全无法从根本上改善人的生存境遇。王三在反抗与妥协间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莫言作为知识分子内心焦虑的投射。
如果说莫言笔下的王三在现代城市中生活艰难，那么达里厄塞克笔下的所女郎则受到男性主导的父权制社会的压迫。女郎白天上班时被要求为男性顾客进行特殊服务，晚上回到家后又变成男友奥诺雷的玩偶。不论是女郎工作的公共空间还是居住的私人空间，男性总是占据主导地位。在失去了性魅力之后，女郎被奥诺雷无情赶出家门，随后她又遭到政客埃德加的利用，隐士的抛弃，香水店经理的捕杀。女郎辗转流亡于下水道、教堂、旅馆和猪圈，几乎在每一个变换的空间里，她都与不同的男性产生联系。虽然女郎在逃亡的过程中与狼人伊万坠入爱河，但是这份感情在现实社会中是难以实现的，只能以异化的方式在动物世界里获得。随着狼人伊万被人类屠杀，理想男性人物形象的构建最终以失败告终。女郎在枪杀了想要卖掉自己的香水店经理和亲生母亲之后，她逃到跑森林、田野里这些男性权力无法延伸的边缘地带，并在此思考、写作。尽管森林、田野这些地方只能暂时为女郎提供庇护，但这却是女郎“自己的一间屋”。女郎由对男性暴力的迎合、屈服转向对男性欲望主导空间的反抗，一步步完成了蜕变与新生。 作为20世纪法国女性作家之一，达里厄塞克的作品继承了以往法国女性作家对于女性命运关注的传统。达里厄塞克曾谈到妇女问题，她表示，“法国妇女还被要求打扮很漂亮，这样很累。我是个女权主义者，参加过反堕胎法运动，为了这个也在努力写作。”{14}在《母猪女郎》中，达里厄塞克对两性关系、堕胎、肛交等现实性问题进行关注与反思。达里厄塞克在揭示商品经济社会中女性沉沦为男性物欲对象的悲惨处境之外，还塑造了一个被逼到绝境后奋而反抗的女性形象。达里厄塞克曾明确说道：“突然变成一头猪是她自己始料未及的，她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这或许是她的一种解脱。我个人很欣赏这本书女主人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力量。”{15}女郎朝向香水店老板和母亲的两声枪声标志着女郎反抗意识的觉醒。女郎最后将自己的变形经历书写下来，从女性视角来生发文本、开展情节，有力地挑战了传统男性叙事的权威。达里厄塞克的作品在发挥社会批判作用功能的同时，更关注女性自主、自觉意识，赋予了女性表达声音的权利，进一步推动了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
四、总结
以变形为题材的文学创作在中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受西方文学影响的莫言和法国作家玛丽·达里厄塞克在追寻传统的同时，从各自的生活体验出发，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增添了自我思考。两位作家将目光共同投向现代城市生活，莫言侧重表现现代都市对人的精神压抑，达里厄塞克则将焦点置于男性话语为主导的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在处理变形题材方面，两位作家都注重细节的真实性，并在叙事形式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
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物对于人的异化必将持续下去。不管对中国还是对西方来说，变形文学题材始终有着重要的意义。人兽变形这种反常态的艺术手法，不仅为文本创造出新鲜、陌生的阅读效果，还以荒诞的动物视角揭露出掩藏在生活深处的真实。
注释：
①曹顺庆.比较文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60.
②莫言.莫言中篇小说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662.
③同上，P123.
④同上，P647.
⑤莫言.莫言中篇小说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648.
⑥同上，P657.
⑦同上，P659.
⑧[法]玛丽·达里厄塞克.胡小跃译.母猪女郎.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3.
⑨同上，第11页.
⑩[法]玛丽·达里厄塞克.胡小跃译.母猪女郎.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1.
{11}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38.
{12}[法]玛丽·达里厄塞克.胡小跃译.母猪女郎.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123.
{13}莫言.莫言中篇小说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677.
{14}薛坚.《母豬女郎》中的女性主义解读.名作欣赏，2015（27）.
{15}丁杨.春光灿烂“猪女郎”.中华读书报，2006年3月15日第8版.
参考文献：
[1]莫言.莫言中篇小说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
[2][法]玛丽﹒达里厄塞克.胡小跃译.母猪女郎.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3]曹顺庆.比较文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4]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薛坚.《母猪女郎》中的女性主义解读.名作欣赏，2015（27）.
[6]丁杨.春光灿烂“猪女郎”.中华读书报，2006年3月15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