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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美国独立战争之后，随着宗教意识的世俗化、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个人主义的张扬，美国以清教为基础的传统共同体被逐步消解，而超验主义主体在个人意识得到极大张扬的同时也陷入唯我和超验的困境。因而，新的民族共同体和主体性有待构建，这既是政治需求，亦是心理需求。美国文艺复兴作家们在构建独立的美国民族意识和国族文学的时候，不得不思考自在性“独体”与互系性“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关系。赫尔曼·梅尔维尔的代表作《莫比·迪克》就描写了这一矛盾，并呈现了一组有关独体和共同体之间的对话：亚哈代表了西方传统中强调内在性与超验性认同的独体存在困境，暗示了有机共同体的不可能性;以实玛利代表了从独体走向共同体的救赎之路，却又指明了有机共同体的可能性。梅尔维尔的共同体書写对走出二十世纪思想界的“独体”怪圈也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梅尔维尔;《莫比·迪克》;独体;共同体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美国文艺复兴文学中的主体间性伦理研究”（2016SJB75002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段国重，男，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兴趣：英美文学和西方思想史。
Abstract： After the American Independence War， traditional American community based on Puritanism was gradually decomposed due to the secularized religion， growing capitalism， and rising individualism. At the same time， transcendentalist subjects were trapped in egoism and transcendence. It is both a political and a psychological demand to establish new national community and subjectivity. Writers and thinkers in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had to consider the conflicts between “singularity” and “community” in constructing America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literature. Herman Melville’s Moby Dick depicts such a conflict and presents a dialogue between American singularity and community： Ahab stands for a radical singularity， indicating the impossibility of true community， while Ishmael represents a way out of singularity towards community. In addition， Melville’s writings on community promises to throw light on the confusions around singularity in the 20th century.
Key words： Melville; Moby Dick; singularity; community
Author： Duan Guozho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2， China）. His major research interest i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Western history of ideas. E-mail： duanguozhong@126.com
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展，统治新英格兰近两百年的清教信仰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作为美国文艺复兴运动的灵魂人物，爱默生对清教教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主张用个人的灵魂和宇宙“超灵”作为衡量一切的新标准，推崇一种“精神的宗教，与机构无关，与仪式无关”（钱满素 9）。爱默生对“超灵”和“自立”的推崇使其被视为美国个人主义之父，直接推动了西方重视“心智”、“理性”等个体独立价值的个人主义传统走向高潮。随着宗教意识的世俗化、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个人主义的张扬，以清教为基础的传统共同体在十九世纪之初被逐步消解，而个体在得到极大张扬的同时也陷入唯我和超验的困境。新的民族共同体有待构建，这既是国家政治需求，亦是个人心理需求。这与18世纪的欧洲因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传统共同体消解，从而对全新共同体产生渴求有相似之处。爱默生、梭罗、霍桑、梅尔维尔、惠特曼等美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和作家在构建美国独立民族意识和国族文学的同时，不得不思考内在性“独体”与互系性“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关系。赫尔曼·梅尔维尔的代表作《莫比·迪克》就描写了这一困境。本文聚焦《莫比·迪克》中的“独体”与“共同体”书写，阐释梅尔维尔笔下共同体的消解，“独体”的困境，以及由“独体”走向“共同体”的救赎之路，以揭示梅尔维尔对美国独立战争前后所推崇的极端独立精神的规正，以及对美国超验主义所倡导的超验性和内在性的纠偏。
一、“独体”以实玛利
在滕尼斯看来，成员间能够共享精神世界的“精神共同体”是最高级别的有机共同体（滕尼斯53-55）。安德森和威廉斯的有机共同体思想与滕尼斯一脉相承，都认可共同体的内在有机属性：“共享精神文化和想象是有机共同体的核心，由于精神世界的相通，成员之间可进行真正的深度交流，并因之联结成一个能相互肯定和促进的亲密大家庭”（李玲 181）。美国超验主义是梅尔维尔所在的美国文艺复兴时期主导性的思想潮流，爱默生的“自我依赖”和“超灵”观念可被视为构建“精神共同体”的尝试。“一般认为，自我依赖强调自我权力在社会权力之上;这带来一种对自由的负面理解，认为自由脱离任何一种限制。但事实上爱默生的思想并没有把个人权利凌驾于社会权力之上，爱默生的自我依赖指引个人和文化共同走向二者共通的内在性原则”（Pease 204）。个体的自我依赖是相互独立的，但殊途同归，自我依赖最后使个体和文化/群体都走向同一个精神原则，个人内在性灵魂与宇宙超灵合而为一：“（超灵）中包含着每个人的具体存在，并通过它与其他所有人合而为一”，并且，“只有一个心灵，每个人都是通向它的走廊，祈祷是它的住址，宗教是这一心灵的自尊”（钱满素 75）。可以说，倡导不同个体共享同一精神世界从而构建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精神共同体”就是爱默生超验主义的最终目的。 但是爱默生构建“精神共同体”的尝试与其对“独体”的重视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根本原因是抽象“超灵”的不可靠性。爱默生超验主义继承了西方柏拉图以降超验理式与现世存在之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把个人内在性“灵魂”与宇宙超验性“超灵”直接相连，将肉体和自然以及社会存在置于“我”与“非我”二元中的次元“非我”之中。这种强调“独体”的内在本质与超验真理的主体观念忽视甚或割裂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和心理性关联。在后世哲学家眼里这就是西方个人主义传统的痼疾——怀特海称之为“错置具体性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即把抽象、形而上的理念等誤认为实在、具体的东西（安乐哲 12）。在爱默生同时代的小说家霍桑和梅尔维尔看来，超验主义就是值得质疑的。拉里·雷洛兹认为“爱默生作为先驱萦绕在霍桑的世界之中。在霍桑的思想中，爱默生既是父亲又是另一个自我……与爱默生的‘争斗’对霍桑的心理有着深远重要的影响”（Reynolds 61-62）。霍桑在对爱默生思想的反思中遇到了知音梅尔维尔。约翰·罗伊认为梅尔维尔以《莫比·迪克》为代表的创作，“挑战了他那个时代的‘伟大传统’，这一传统在美国超验主义中达到了高峰”（Rowe 66）。两位小说家塑造了一系列的悲剧性人物形象与爱默生超验主义主体观进行对话，这些人物形象的共性是他们的悲剧恰恰就在于寻求抽象灵魂与主体具象关系之间存在的悲剧性矛盾——共同体的崩坏与独体的隔绝。
梅尔维尔笔下的人物大都是封闭的、內视的、与他人隔绝的，群体形象和滕尼斯共享精神文化、能够深度交流的“有机共同体”大相径庭，但与后结构主义者南希《无用的共同体》中的“独体/单体”不谋而合。“在南希的理论中，共同体的成员不是个体（individuality），而是单体（singularity）;单体之间的最重要关系是‘你和我’，但其中的连接词‘和’并不表示‘并列关系’（juxtaposition），而是‘揭示关系’（exposition）——你向我揭示你，也就是对自我进行阐述。这样，所谓交流也无法形成内在的纽带和交融，而只是向外进行表述。这种共同体实质上是分崩离析的堆砌”（程朝翔 8）①。以实玛利孩童时被母亲惩罚被迫连续十六个小时呆在床上，半睡半醒之间他似乎看到有人坐在床边并抓住他的手，“我躺在那儿，极度恐惧，一动都动不了，也不敢把手抽离;同时又想，只要我稍稍动那么一英寸，这个可怕的魔咒就会被打破”（Melville 43）。一番挣扎之后，他昏睡了过去，等第二天醒来时，这一幕犹在眼前并持久弥新：“此后数天、数周、数月我一直想解开这个谜团，但越想越糊涂。时至今日，我依然迷惑不解”（43）。梅尔维尔在小说开篇就描写这一创伤性场景可谓意味深远，揭示了“独体”的本质特征就是与其他“独体”之间的排斥和无法沟通状态。科博在谈到以实玛利的遭遇时说，“看他者与被他者看同时发生使人陷入困境。被他者看压制了看者观看的能力并使其意识到‘我很脆弱，我有个容易受伤的躯体’”（Cobb 130）。这也使我们想起萨特在其《存在与虚无》中所描述的他在公园遭遇他者目光时的经历。借用罗曼·布莱森的话来说，（在他者出现之前）所有的视线都聚于看者一身，但因为他者的出现，有些视线逃逸到了他者那里，“看者本身现在成为一条切线，而不是中心;成为一个消失点，而不是视点;成为了他者视域中的一个盲点……这个闯入者吸走了看者原有的一切，就像一个黑洞把眼前的一幕从看者自身吸入吞噬一切的黑洞”（Bryson 89）。梅尔维尔在十九世纪的文学创作与二十世纪思想家们的哲学思考相互印证，其实都是西方传统中“独体”存在焦虑的体现。以实玛利孩提时与他者的这样一次创伤性遭遇在其脑海中萦绕一生。
就像哈罗德·布鲁姆所说，以实玛利成年后成为一个“超验主义者和怀疑论者（像爱默生本人一样）”（Bloom 132），并延续了“独体”困境，与孩童时一样保持着与他人之间的隔绝状态。他的目光急切地投向缥缈的海洋和超验精神之上，并因恐惧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而把海洋作为拉康式镜像，寻求自我意识和身份的建立途径。在棺材铺前他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遇到出殡队伍他会下意识地尾随而去;要没有强大的道德自我约束，他会冲上街头打掉别人的帽子（Melville 23）。以实玛利的生活中充斥着死亡与孤，一个症状是他的眼睛变得模糊不清（grow hazy about the eyes）。以实玛利浑浊的眼球与爱默生在《自然》中描画的透明的眼球（transparent eyeball）之间形成了一对有趣而意义深远的对比与对话。同处于美国文艺复兴这一历史阶段，爱默生在实践其超验主义思想时自觉化身为一个透明的眼球，具有“灵视功能、环视功能和透视功能”（隋刚 11），看到的是超灵（Oversoul）及神性（Divinity），这一透明的眼球“肯定了人的本性，并在其核心发现了神性”（Robinson 10）。而在梅尔维尔这里，超验主义者以实玛利眼之所及净是棺材、出殡与使人产生想打掉帽子冲动的他人，世俗生活的黑暗取代了爱默生眼中那与世无涉的纯净与明亮。
梅尔维尔借以实玛利之口说出了超验主义主体观中的灵魂/肉身二元对立：“我认为我们极大误解了生死……我认为我的身体只是我更高级存在的影子。事实上，谁想要我的身体，拿走就行，我说，它不是我”（Melville 53）。以实玛利信仰柏拉图关于“形式”与“形式的复制品”之间的区分，因而不相信自己的视觉和具象的世界，不戴眼镜就爬到桅杆的顶端，并在那里陷入冥想之中，“在这样一个独自一人、适合思考的高度”，宇宙的原则在我周围环绕，这一场景恰如爱默生《自然》中描述的“透明的眼球”般的迷狂体验。在这样的过程中，主体意识暂时消遁，个体与自然的灵魂融合。然而，爱默生的人与神性交融的时刻在梅尔维尔笔下潜藏着危险。他借以实玛利之口说，在这种梦境中，只要手脚移动一寸，或双手一时拿捏不稳，“恐惧之下，你的身份会重回身边”。威廉·迪林厄姆认为：“梅尔维尔所描述的超验主义时刻跟其他有名的神秘主义者们描述的有所不同，因为他坚持这种体验中的欺骗性和危险性”（Dillingham 15）。此处所谓神秘主义者就指的是爱默生为代表的超验主义思想家。 可以说，梅尔维尔将爱默生仰视超验精神的透明眼球拉回到了尘世之间，甚至深入人物内心，借之创造了这样一个折射心理深处与文化危机的意象，与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以及西方灵肉二元对立传统形成对比，进行对话。面对独体困境，以实玛利决心去浩瀚的太平洋捕鲸。以实玛利到了海边，发现“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如同默不作声的哨兵执勤一般，纹丝不动地立在镇子的周围，面朝海洋，怔怔发呆”（Melville 23）。如此多的人如以实玛利一般不自觉地来到了海边，浩瀚的大海像一面巨大的镜子，以其独有的魅力诱惑着他们。由此可见，以实玛利并不是特例，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当中的一个，是19世纪初美国个体存在的普遍写照，梅尔维尔借此描绘了美国超验主义独体群体像以及共同体的失效。
二、“独体”亚哈
与以实玛利一样，梅尔维尔笔下的亚哈是一个超验主义主导下的极端“独体”，而他统领下的“裴廊德号”捕鲸船算不上有机的“共同体”，只是作为“机械聚合体的社会”（滕尼斯 19）。如果说“裴廊德号”象征着美国，那么在梅尔维尔看来，美国只是将“独体”机械聚合而成的“社会”，远远不是有机的能实现成员间深层交流的“共同体”。梅尔维尔借助亚哈和“裴廊德号”进一步描述了当时美国共同体的消解和危机。莫里斯·布朗肖的“负面共同体”与南希“无用的共同体”一样，都是解构滕尼斯、威廉斯等“有机共同体”的思想。在布朗肖看来，所谓共同体只不过是由没有共同体的人组成的（the community of those who have no community），因为“我只能是一种孤立的存在，个体间无法深层交流，真正的有机共同体因此不可能存在”（Blanchot 1-24）。亚哈对与船员间人际交流的排斥，对超验理想自我的追逐，对镜像性自我的迷恋，以及对他者的唯我主义认知都深刻揭示了梅尔维尔对美国文艺复兴时代主体生存意识的反思。亚哈恰如一头密苏里骇人的熊，在冬日里舔食自己的手掌，灵魂被锁在躯干当中，连基督教信仰都引不起他的兴趣。于是，像以实玛利一样，唯有大海的无际镜面吸引着他。处于独体困境中的亚哈和以实玛利都铤而走险，踏上捕鲸船，驶入杳渺大海的巨大镜面，去追寻投射“独体”自我的超验灵魂和神性。
水意象是美国文艺复兴文学中重要的隐喻之一，爱默生强调“水的象征可能性”，认为水就是语言本身（Emerson 50）;惠特曼说：“水流就在脚下，我与你面面相觑”（Whitman 9）;而在梭罗那里，“水是地球的眼睛”（Thoreau 437）。水在超验主义者透明的眼球端详之下呈现出一种神秘主义色彩，折射出神性与超灵。这一意象到了梅尔维尔的小说创作中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水隐射着人的无意识冲动和弗洛伊德式的自恋情节：“希腊神话中关于纳西萨斯的传说就极有深意。他跳进水中自溺而死的原因，是他无法拉住自己那个投在水面上的美丽的倒影”（Melville 24），并且，“在任何江河湖海中，我们都见到了如自己一样的倒影。这即是那说不清、道不明的虚虚实实的生活所投射的倒影，问题的解答也在其中”（25）。恰如纳西萨斯所面对的水潭一般，人们纷纷来到海边在那巨大的镜面当中寻求自我，结果反而葬身其中，因而蕴含着某种神秘的死亡意味。
大海中有亚哈纳西萨斯式的倒影，那頭白鲸恰如亚哈的镜像。亚哈对白鲸的情感绝非单一的愤恨，白鲸亦非单纯的大自然或上帝的象征。亚哈毕其一生想要杀死白鲸，不如说他是想要与之合二为一，达到某种意义上的身份认同，从而实现自我的存在。因而对白鲸的追逐就是亚哈在拉康式镜像界中对理想自我的追逐，也是亚哈在象征界中对代表“超灵”的白鲸的憎恶和向往的双重欲望。最终在那场惨烈的角逐中，亚哈明知必死无疑，却决然以身赴死，最终与白鲸在形式上合二为一，亚哈对白鲸这一他者的认同终于以死亡的形式得以实现。在对白鲸发起最后一次追杀前，亚哈俯身看着海面，看到“他的影子一点一点沉入深海”，并将一点眼泪撒入大海，亚哈的流泪表明亚哈之死与纳西萨斯之死的区别，亚哈意识到自身选择的悲剧性但依然赴死，显示了对个人选择之自由的浪漫主义尊崇;而后者更多是一种无意识欲望的冲动，显示了个体对原始欲望无力摆脱。此时的亚哈清楚意识到他与白鲸这一超验精神象征之间的身份认同只有通过自己的毁灭才能够实现，但这又是一个荒诞悖论的选择：以自我的消亡换取与理想自我的重合。此时的亚哈并非完全绝然地一心赴死，他的那滴眼泪落在了在水中渐逝的倒影之上，然而纳西萨斯没有眼泪，只有魅惑。亚哈看着自己的镜像逐渐消逝，恰如死后的纳西萨斯重新站在水边，明知会死，却依然赴死。
可以认为，亚哈的悲剧旨在揭示梅尔维尔所处时代的美国超验主义主体存在的困境，这也是西方超验/现世二元对立传统中“独体”与“共同体”的困境。梅尔维尔所描述的并不是一二例的精神紊乱的个体，而是整个超验主义盛行之下的美国群体画像，对主体间性关系的无视和对超验灵魂的追逐已然成为美国主体塑造的危机和困境。这种欺骗性和危险性在于，超验主义对具象现世存在的无视和对抽象超验灵魂的个人主义追求形成了极端的“独体”。在这一点上，爱默生超验主义及其所继承的德国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如出一辙，恰如雅各布所言，“笛卡尔脱离实体的单向度性视觉有两个重要的继承者，其一是中性客观的科学观察者，其二是爱默生透明眼球式的神秘理想主义者”（Jacobs 187）。在爱默生体验超验精神时，“人类关系失去了意义，因为自我被神性彻底占有”（Rowe 20），从而最亲近朋友的姓名听起来怪异而生疏：兄弟、熟人、主仆这一切关系都变得琐碎而无关紧要。因而人和人之间尚未建立有机关系，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中“独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困境依然存在。梅尔维尔观察到了这一点，并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
三、 体验“共同体”
如滕尼斯、威廉斯等所说，共享精神文化和想象是有机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对梅尔维尔来说，实现共享精神首先需要人们将投向虚无之处的目光转移到具象的人的身上。“独体”在悲剧的高潮认识到了“共同体”的可贵。亚哈临死前不仅对自己的纳西萨斯之梦倍感黯然，更是明白了人际互系的重要性。向来凶悍的他把目光暂时从白鲸和大海上转向了他的大副斯塔巴克：“近点，斯塔巴克，靠近一点;让我看看一双人的眼睛;这要比死盯着大海和天空强多了，也比仰望上帝强多了。在那绿草地上，在那明亮的壁炉旁！这真是神奇的眼镜，伙计;在你的眼中我看到了我的妻儿”（Melville 463）。在另一处，梅尔维尔借亚哈之口直抒自己的观点：“科学！诅咒你，你这无用的玩意;诅咒所有使人们把目光投向天空的一切……人的目光自然就应与大地平行，而不是从头顶向上，好像上帝要他一定凝视天堂一般”（428）。亚哈此刻向往的恰恰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平视，或者主体间的相互关怀：斯塔巴克的双眼，以及在他眼中看到的妻儿的影像。对他人的关怀是实现共享精神与有机共同体的前提。这种目光的转向意义重大，标志着作者对西方寻求形而上超验真理的目光以及资本主义语境中寻求物欲满足的目光的批判，倡导关怀他人、合乎人际伦理的视觉体验。 以实玛利在其超验主义式捕鲸之旅中获得了救赎，与他人的自然精神交流使他打破了“独体”的自我禁锢，达到了一种心灵相通、我他共融的“共同体”状态。这是一种与南希《无用的共同体》所述截然不同的”有机的”共同体。南希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共同体就是抵制本身，即对内在性的抵制。因此，共同体就是超越，不过这‘超越’不再具有任何‘神圣的’意义，而只是精确地表达对内在性的抵制”（Nancy 35）。这是因为二十世纪后结构主义对内在本质的怀疑以及对人类主体建构性的认识使南希难以调和“独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关系。但梅尔维尔笔下未经西方个人主义传统影响的魁魁格却为以实玛利打开了一扇走向精神共同体的大门。以实玛利对魁魁格食人生番的第一印象发展到了情同手足的感情。在与魁魁格交往前，以实玛利躺在床上的时候，“一直习惯于紧闭双眼……因为除非闭上眼睛，没人能感受到自己的身份;好像黑暗才是我们本质的必要元素，而光明则与我们的俗世生存紧密相关”（66）。此时的以实玛利所持的很明显是一种独体性主体观念，只有闭上双眼在黑暗中才能感受到自我的存在，而光明所带来的是与本质相对的他者世界。与魁魁格同眠一床，以实玛利发现了自己的变化：“我睁开眼睛，从自我营造的愉悦黑暗中醒来，在黑漆漆的午夜十二点，我感到一阵不适”。于是他和魁魁格一致同意点灯，然后在“新点亮的火光中”一起抽烟、聊天、了解身世，并开怀大笑，这是以实玛利在小说中的第一次笑声（67）。我他之间、白人黑人之间，以及西方和东方之间的隔膜和对立在这一刻被打破，产生了精神交流的可能。
在《教堂》一节，当以实玛利走进教堂后发现一片死寂，教堂里的人个个有意与别人保持距离，在这些“如孤岛般沉默的男男女女”中，只有魁魁格注意到了以实玛利。梅尔维尔描述魁魁格对他人的关注和美国人的孤立与冷漠显然是有深意的，与魁魁格的交往使以实玛利开始反思自我的本质以及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任何事物都不是独立存在的”（66）。与爱默生所强调的人与世界之间单向的和非对称性的联系不同的是，以实玛利意识到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互性或主体间性，可以说，这要归功于魁魁格及他所代表的非西方文化传统，那里没有西方这种紧张的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恰如布鲁姆所言：“魁魁格不是蛮族的贵族，而是船上最文明的人：彬彬有礼、尊重传统、富有爱心、自然大方……他与以实玛利不同，他不憎恶自己的生存”（Bloom 130）。
与魁魁格的这种主体间的认同和关怀进一步延伸到了以实玛利与其他船员之间。梅尔维尔描写了一个场景来表达这种走出个人主义而注重主体间关系的转变。与其他船员一道揉鲸脂的时候，以实玛利无意中抓住了别人的手，这引起了“浓烈的、富含感情的、友善的、关爱的感觉”。他最后不停地捏着他们的手，热情地看着他们的眼睛;“我是在说—哦！亲爱的伙伴们，我们究竟为什么一直反感社会交往？我们为什么没有丝毫幽默和对他人的羡慕？”（Melville 362）。卡薩尼诺认为此处的以实玛利“不仅想要与其他水手相互揉入对方，还要把他们一起揉入‘慈爱’的溶液之中，从而表达了一种对‘共同体’（collective body）的强烈向往”（Cesare 172）。此时，他们之间好似并不存在南希、布朗肖、米勒等强调的个体的“内在秘密”（殷企平 76），即便有个体间无法揭示的“秘密”，在这种对共同体情感交流的强烈欲望面前也被搁置。以实玛利从而完成了一次自我意识的彻底蜕变：小说开篇时，他厌憎社会交往并希冀前往大海寻求自我，代表了西方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传统中的超验主义者“独体”形象;此处，他渴望与他人的交往，并渴求一种水乳交融的“精神共同体”。
以实玛利在捕鲸船上因与水手，主要是与魁魁格这一异域他者的相遇而收回了投往虚无之境的目光，并将之转向现实的他人，这也许是梅尔维尔选择让以实玛利成为亚哈捕鲸船上唯一幸存者的主要原因。以实玛利孩童时的创伤性遭遇本身隐含着自我与他者之间相互矛盾但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在注意到那个床头人影之前，以实玛利其实极其渴望有他者的出现，因为被惩罚连续禁闭之后他最渴望的就是看到别人，但别人的不期而至却使他一生处于他人的阴影之中。以实玛利日渐双眼浑浊，自觉需要投入大海寻找自我，但目睹了亚哈这一比自己更为极端的舍弃肉体寻求灵魂的悲剧人物之后，他自己在魁魁格等异域文化人物的影响下重建主体间关系，从而重获新生，成为唯一的幸存者。曾经的独体终于走向了共同体，这在小说中代表着重生的希望。如殷企平所说：“只要我们澄清概念，不以偏概全，并在解构的同时积极建构，就能走出‘独体’怪圈”（70-79）。梅尔维尔的独体和共同体书写可以被视为二十世纪“独体”怪圈问题的十九世纪回答。
结语
《莫比·迪克》深刻揭示了美国文艺复兴时期个人主义传统中独体存在的困境，并提出走出这一困境的途径就是由独体走向共同体，由独体间的情感隔绝走向共同体成员间精神想象和文化的深度交流，同时由机械聚合的社会走向有机交流的共同体。这是对美国独立战争前后所推崇的极端独立精神在政治领域的规正，也是对美国超验主义所倡导的超验性和内在性在文化领域的纠偏。小说呈现了一组有关美国独体和共同体之间的对话：其一是亚哈与超验精神认同的内在性独体，其二是以实玛利式从内在性独体到与他人交融形成的共同体之间的演变。作者看似颂扬前者的浪漫主义，其实推崇后者的他者关怀，因而为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国呼唤一种有机共同体。梅尔维尔对独体和共同体的书写也为我们思考如何走出二者之间的矛盾困境提供了思路。滕尼斯、威廉斯等思想家寻求一种成员共享精神和想象的有机共同体，但南希、布朗肖、米勒、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强调独体之间内在的相异与相斥性。梅尔维尔笔下以亚哈为代表的美国超验主义主体与独体极为相似，认同超验精神的独体之间存在一种令人窒息的断裂，“裴廊德号”是一个机械聚合的“社会”，但其结果是独体葬身大海，社会分崩离析。在二十世纪的语境里，过度强调独体，解构共同体所带来的后果恐怕也会有类似危险。而以实玛利和魁魁格及其他水手间的逐步发展出的情感交流融合显然具有有机共同体的特征。这是一种体验过独体死亡之后的对“共同体”的再次认识和拥抱。因而是走出西方个人主义传统，特别是美国超验主义影响下的主体困境的理想途径。 注释【Notes】
① “个体”往往指社会文化所赋予的差异性，“独体”却倾向于指文化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独一性（李玲 186）。但在讨论共同体时，不可能严格区分文化意义上的“个体”与哲学意义上的“独体”，强调“个体”就意味着文化对“独体”的侵蚀，强调“独体”就意味着“个体”绝缘于文化，这就是滕尼斯、威廉斯等强调“有机共同体”，而南希、布朗肖、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者说“有机共同体”是不可能存在的原因之一。强行剥离“个体”的文化因素而强调其内在性“秘密”、绝对否认“独体”的内在本质而强调其外在性“构建”都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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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芳
关键词：梅尔维尔;《莫比·迪克》;独体;共同体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美国文艺复兴文学中的主体间性伦理研究”（2016SJB75002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段国重，男，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兴趣：英美文学和西方思想史。
Abstract： After the American Independence War， traditional American community based on Puritanism was gradually decomposed due to the secularized religion， growing capitalism， and rising individualism. At the same time， transcendentalist subjects were trapped in egoism and transcendence. It is both a political and a psychological demand to establish new national community and subjectivity. Writers and thinkers in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had to consider the conflicts between “singularity” and “community” in constructing America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literature. Herman Melville’s Moby Dick depicts such a conflict and presents a dialogue between American singularity and community： Ahab stands for a radical singularity， indicating the impossibility of true community， while Ishmael represents a way out of singularity towards community. In addition， Melville’s writings on community promises to throw light on the confusions around singularity in the 20th century.
Key words： Melville; Moby Dick; singularity; community
Author： Duan Guozho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2， China）. His major research interest i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Western history of ideas. E-mail： duanguozhong@126.com
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展，统治新英格兰近两百年的清教信仰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作为美国文艺复兴运动的灵魂人物，爱默生对清教教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主张用个人的灵魂和宇宙“超灵”作为衡量一切的新标准，推崇一种“精神的宗教，与机构无关，与仪式无关”（钱满素 9）。爱默生对“超灵”和“自立”的推崇使其被视为美国个人主义之父，直接推动了西方重视“心智”、“理性”等个体独立价值的个人主义传统走向高潮。随着宗教意识的世俗化、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个人主义的张扬，以清教为基础的传统共同体在十九世纪之初被逐步消解，而个体在得到极大张扬的同时也陷入唯我和超验的困境。新的民族共同体有待构建，这既是国家政治需求，亦是个人心理需求。这与18世纪的欧洲因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传统共同体消解，从而对全新共同体产生渴求有相似之处。爱默生、梭罗、霍桑、梅尔维尔、惠特曼等美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和作家在构建美国独立民族意识和国族文学的同时，不得不思考内在性“独体”与互系性“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关系。赫尔曼·梅尔维尔的代表作《莫比·迪克》就描写了这一困境。本文聚焦《莫比·迪克》中的“独体”与“共同体”书写，阐释梅尔维尔笔下共同体的消解，“独体”的困境，以及由“独体”走向“共同体”的救赎之路，以揭示梅尔维尔对美国独立战争前后所推崇的极端独立精神的规正，以及对美国超验主义所倡导的超验性和内在性的纠偏。
一、“独体”以实玛利
在滕尼斯看来，成员间能够共享精神世界的“精神共同体”是最高级别的有机共同体（滕尼斯53-55）。安德森和威廉斯的有机共同体思想与滕尼斯一脉相承，都认可共同体的内在有机属性：“共享精神文化和想象是有机共同体的核心，由于精神世界的相通，成员之间可进行真正的深度交流，并因之联结成一个能相互肯定和促进的亲密大家庭”（李玲 181）。美国超验主义是梅尔维尔所在的美国文艺复兴时期主导性的思想潮流，爱默生的“自我依赖”和“超灵”观念可被视为构建“精神共同体”的尝试。“一般认为，自我依赖强调自我权力在社会权力之上;这带来一种对自由的负面理解，认为自由脱离任何一种限制。但事实上爱默生的思想并没有把个人权利凌驾于社会权力之上，爱默生的自我依赖指引个人和文化共同走向二者共通的内在性原则”（Pease 204）。个体的自我依赖是相互独立的，但殊途同归，自我依赖最后使个体和文化/群体都走向同一个精神原则，个人内在性灵魂与宇宙超灵合而为一：“（超灵）中包含着每个人的具体存在，并通过它与其他所有人合而为一”，并且，“只有一个心灵，每个人都是通向它的走廊，祈祷是它的住址，宗教是这一心灵的自尊”（钱满素 75）。可以说，倡导不同个体共享同一精神世界从而构建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精神共同体”就是爱默生超验主义的最终目的。 但是爱默生构建“精神共同体”的尝试与其对“独体”的重视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根本原因是抽象“超灵”的不可靠性。爱默生超验主义继承了西方柏拉图以降超验理式与现世存在之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把个人内在性“灵魂”与宇宙超验性“超灵”直接相连，将肉体和自然以及社会存在置于“我”与“非我”二元中的次元“非我”之中。这种强调“独体”的内在本质与超验真理的主体观念忽视甚或割裂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和心理性关联。在后世哲学家眼里这就是西方个人主义传统的痼疾——怀特海称之为“错置具体性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即把抽象、形而上的理念等誤认为实在、具体的东西（安乐哲 12）。在爱默生同时代的小说家霍桑和梅尔维尔看来，超验主义就是值得质疑的。拉里·雷洛兹认为“爱默生作为先驱萦绕在霍桑的世界之中。在霍桑的思想中，爱默生既是父亲又是另一个自我……与爱默生的‘争斗’对霍桑的心理有着深远重要的影响”（Reynolds 61-62）。霍桑在对爱默生思想的反思中遇到了知音梅尔维尔。约翰·罗伊认为梅尔维尔以《莫比·迪克》为代表的创作，“挑战了他那个时代的‘伟大传统’，这一传统在美国超验主义中达到了高峰”（Rowe 66）。两位小说家塑造了一系列的悲剧性人物形象与爱默生超验主义主体观进行对话，这些人物形象的共性是他们的悲剧恰恰就在于寻求抽象灵魂与主体具象关系之间存在的悲剧性矛盾——共同体的崩坏与独体的隔绝。
梅尔维尔笔下的人物大都是封闭的、內视的、与他人隔绝的，群体形象和滕尼斯共享精神文化、能够深度交流的“有机共同体”大相径庭，但与后结构主义者南希《无用的共同体》中的“独体/单体”不谋而合。“在南希的理论中，共同体的成员不是个体（individuality），而是单体（singularity）;单体之间的最重要关系是‘你和我’，但其中的连接词‘和’并不表示‘并列关系’（juxtaposition），而是‘揭示关系’（exposition）——你向我揭示你，也就是对自我进行阐述。这样，所谓交流也无法形成内在的纽带和交融，而只是向外进行表述。这种共同体实质上是分崩离析的堆砌”（程朝翔 8）①。以实玛利孩童时被母亲惩罚被迫连续十六个小时呆在床上，半睡半醒之间他似乎看到有人坐在床边并抓住他的手，“我躺在那儿，极度恐惧，一动都动不了，也不敢把手抽离;同时又想，只要我稍稍动那么一英寸，这个可怕的魔咒就会被打破”（Melville 43）。一番挣扎之后，他昏睡了过去，等第二天醒来时，这一幕犹在眼前并持久弥新：“此后数天、数周、数月我一直想解开这个谜团，但越想越糊涂。时至今日，我依然迷惑不解”（43）。梅尔维尔在小说开篇就描写这一创伤性场景可谓意味深远，揭示了“独体”的本质特征就是与其他“独体”之间的排斥和无法沟通状态。科博在谈到以实玛利的遭遇时说，“看他者与被他者看同时发生使人陷入困境。被他者看压制了看者观看的能力并使其意识到‘我很脆弱，我有个容易受伤的躯体’”（Cobb 130）。这也使我们想起萨特在其《存在与虚无》中所描述的他在公园遭遇他者目光时的经历。借用罗曼·布莱森的话来说，（在他者出现之前）所有的视线都聚于看者一身，但因为他者的出现，有些视线逃逸到了他者那里，“看者本身现在成为一条切线，而不是中心;成为一个消失点，而不是视点;成为了他者视域中的一个盲点……这个闯入者吸走了看者原有的一切，就像一个黑洞把眼前的一幕从看者自身吸入吞噬一切的黑洞”（Bryson 89）。梅尔维尔在十九世纪的文学创作与二十世纪思想家们的哲学思考相互印证，其实都是西方传统中“独体”存在焦虑的体现。以实玛利孩提时与他者的这样一次创伤性遭遇在其脑海中萦绕一生。
就像哈罗德·布鲁姆所说，以实玛利成年后成为一个“超验主义者和怀疑论者（像爱默生本人一样）”（Bloom 132），并延续了“独体”困境，与孩童时一样保持着与他人之间的隔绝状态。他的目光急切地投向缥缈的海洋和超验精神之上，并因恐惧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而把海洋作为拉康式镜像，寻求自我意识和身份的建立途径。在棺材铺前他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遇到出殡队伍他会下意识地尾随而去;要没有强大的道德自我约束，他会冲上街头打掉别人的帽子（Melville 23）。以实玛利的生活中充斥着死亡与孤，一个症状是他的眼睛变得模糊不清（grow hazy about the eyes）。以实玛利浑浊的眼球与爱默生在《自然》中描画的透明的眼球（transparent eyeball）之间形成了一对有趣而意义深远的对比与对话。同处于美国文艺复兴这一历史阶段，爱默生在实践其超验主义思想时自觉化身为一个透明的眼球，具有“灵视功能、环视功能和透视功能”（隋刚 11），看到的是超灵（Oversoul）及神性（Divinity），这一透明的眼球“肯定了人的本性，并在其核心发现了神性”（Robinson 10）。而在梅尔维尔这里，超验主义者以实玛利眼之所及净是棺材、出殡与使人产生想打掉帽子冲动的他人，世俗生活的黑暗取代了爱默生眼中那与世无涉的纯净与明亮。
梅尔维尔借以实玛利之口说出了超验主义主体观中的灵魂/肉身二元对立：“我认为我们极大误解了生死……我认为我的身体只是我更高级存在的影子。事实上，谁想要我的身体，拿走就行，我说，它不是我”（Melville 53）。以实玛利信仰柏拉图关于“形式”与“形式的复制品”之间的区分，因而不相信自己的视觉和具象的世界，不戴眼镜就爬到桅杆的顶端，并在那里陷入冥想之中，“在这样一个独自一人、适合思考的高度”，宇宙的原则在我周围环绕，这一场景恰如爱默生《自然》中描述的“透明的眼球”般的迷狂体验。在这样的过程中，主体意识暂时消遁，个体与自然的灵魂融合。然而，爱默生的人与神性交融的时刻在梅尔维尔笔下潜藏着危险。他借以实玛利之口说，在这种梦境中，只要手脚移动一寸，或双手一时拿捏不稳，“恐惧之下，你的身份会重回身边”。威廉·迪林厄姆认为：“梅尔维尔所描述的超验主义时刻跟其他有名的神秘主义者们描述的有所不同，因为他坚持这种体验中的欺骗性和危险性”（Dillingham 15）。此处所谓神秘主义者就指的是爱默生为代表的超验主义思想家。 可以说，梅尔维尔将爱默生仰视超验精神的透明眼球拉回到了尘世之间，甚至深入人物内心，借之创造了这样一个折射心理深处与文化危机的意象，与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以及西方灵肉二元对立传统形成对比，进行对话。面对独体困境，以实玛利决心去浩瀚的太平洋捕鲸。以实玛利到了海边，发现“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如同默不作声的哨兵执勤一般，纹丝不动地立在镇子的周围，面朝海洋，怔怔发呆”（Melville 23）。如此多的人如以实玛利一般不自觉地来到了海边，浩瀚的大海像一面巨大的镜子，以其独有的魅力诱惑着他们。由此可见，以实玛利并不是特例，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当中的一个，是19世纪初美国个体存在的普遍写照，梅尔维尔借此描绘了美国超验主义独体群体像以及共同体的失效。
二、“独体”亚哈
与以实玛利一样，梅尔维尔笔下的亚哈是一个超验主义主导下的极端“独体”，而他统领下的“裴廊德号”捕鲸船算不上有机的“共同体”，只是作为“机械聚合体的社会”（滕尼斯 19）。如果说“裴廊德号”象征着美国，那么在梅尔维尔看来，美国只是将“独体”机械聚合而成的“社会”，远远不是有机的能实现成员间深层交流的“共同体”。梅尔维尔借助亚哈和“裴廊德号”进一步描述了当时美国共同体的消解和危机。莫里斯·布朗肖的“负面共同体”与南希“无用的共同体”一样，都是解构滕尼斯、威廉斯等“有机共同体”的思想。在布朗肖看来，所谓共同体只不过是由没有共同体的人组成的（the community of those who have no community），因为“我只能是一种孤立的存在，个体间无法深层交流，真正的有机共同体因此不可能存在”（Blanchot 1-24）。亚哈对与船员间人际交流的排斥，对超验理想自我的追逐，对镜像性自我的迷恋，以及对他者的唯我主义认知都深刻揭示了梅尔维尔对美国文艺复兴时代主体生存意识的反思。亚哈恰如一头密苏里骇人的熊，在冬日里舔食自己的手掌，灵魂被锁在躯干当中，连基督教信仰都引不起他的兴趣。于是，像以实玛利一样，唯有大海的无际镜面吸引着他。处于独体困境中的亚哈和以实玛利都铤而走险，踏上捕鲸船，驶入杳渺大海的巨大镜面，去追寻投射“独体”自我的超验灵魂和神性。
水意象是美国文艺复兴文学中重要的隐喻之一，爱默生强调“水的象征可能性”，认为水就是语言本身（Emerson 50）;惠特曼说：“水流就在脚下，我与你面面相觑”（Whitman 9）;而在梭罗那里，“水是地球的眼睛”（Thoreau 437）。水在超验主义者透明的眼球端详之下呈现出一种神秘主义色彩，折射出神性与超灵。这一意象到了梅尔维尔的小说创作中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水隐射着人的无意识冲动和弗洛伊德式的自恋情节：“希腊神话中关于纳西萨斯的传说就极有深意。他跳进水中自溺而死的原因，是他无法拉住自己那个投在水面上的美丽的倒影”（Melville 24），并且，“在任何江河湖海中，我们都见到了如自己一样的倒影。这即是那说不清、道不明的虚虚实实的生活所投射的倒影，问题的解答也在其中”（25）。恰如纳西萨斯所面对的水潭一般，人们纷纷来到海边在那巨大的镜面当中寻求自我，结果反而葬身其中，因而蕴含着某种神秘的死亡意味。
大海中有亚哈纳西萨斯式的倒影，那頭白鲸恰如亚哈的镜像。亚哈对白鲸的情感绝非单一的愤恨，白鲸亦非单纯的大自然或上帝的象征。亚哈毕其一生想要杀死白鲸，不如说他是想要与之合二为一，达到某种意义上的身份认同，从而实现自我的存在。因而对白鲸的追逐就是亚哈在拉康式镜像界中对理想自我的追逐，也是亚哈在象征界中对代表“超灵”的白鲸的憎恶和向往的双重欲望。最终在那场惨烈的角逐中，亚哈明知必死无疑，却决然以身赴死，最终与白鲸在形式上合二为一，亚哈对白鲸这一他者的认同终于以死亡的形式得以实现。在对白鲸发起最后一次追杀前，亚哈俯身看着海面，看到“他的影子一点一点沉入深海”，并将一点眼泪撒入大海，亚哈的流泪表明亚哈之死与纳西萨斯之死的区别，亚哈意识到自身选择的悲剧性但依然赴死，显示了对个人选择之自由的浪漫主义尊崇;而后者更多是一种无意识欲望的冲动，显示了个体对原始欲望无力摆脱。此时的亚哈清楚意识到他与白鲸这一超验精神象征之间的身份认同只有通过自己的毁灭才能够实现，但这又是一个荒诞悖论的选择：以自我的消亡换取与理想自我的重合。此时的亚哈并非完全绝然地一心赴死，他的那滴眼泪落在了在水中渐逝的倒影之上，然而纳西萨斯没有眼泪，只有魅惑。亚哈看着自己的镜像逐渐消逝，恰如死后的纳西萨斯重新站在水边，明知会死，却依然赴死。
可以认为，亚哈的悲剧旨在揭示梅尔维尔所处时代的美国超验主义主体存在的困境，这也是西方超验/现世二元对立传统中“独体”与“共同体”的困境。梅尔维尔所描述的并不是一二例的精神紊乱的个体，而是整个超验主义盛行之下的美国群体画像，对主体间性关系的无视和对超验灵魂的追逐已然成为美国主体塑造的危机和困境。这种欺骗性和危险性在于，超验主义对具象现世存在的无视和对抽象超验灵魂的个人主义追求形成了极端的“独体”。在这一点上，爱默生超验主义及其所继承的德国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如出一辙，恰如雅各布所言，“笛卡尔脱离实体的单向度性视觉有两个重要的继承者，其一是中性客观的科学观察者，其二是爱默生透明眼球式的神秘理想主义者”（Jacobs 187）。在爱默生体验超验精神时，“人类关系失去了意义，因为自我被神性彻底占有”（Rowe 20），从而最亲近朋友的姓名听起来怪异而生疏：兄弟、熟人、主仆这一切关系都变得琐碎而无关紧要。因而人和人之间尚未建立有机关系，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中“独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困境依然存在。梅尔维尔观察到了这一点，并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
三、 体验“共同体”
如滕尼斯、威廉斯等所说，共享精神文化和想象是有机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对梅尔维尔来说，实现共享精神首先需要人们将投向虚无之处的目光转移到具象的人的身上。“独体”在悲剧的高潮认识到了“共同体”的可贵。亚哈临死前不仅对自己的纳西萨斯之梦倍感黯然，更是明白了人际互系的重要性。向来凶悍的他把目光暂时从白鲸和大海上转向了他的大副斯塔巴克：“近点，斯塔巴克，靠近一点;让我看看一双人的眼睛;这要比死盯着大海和天空强多了，也比仰望上帝强多了。在那绿草地上，在那明亮的壁炉旁！这真是神奇的眼镜，伙计;在你的眼中我看到了我的妻儿”（Melville 463）。在另一处，梅尔维尔借亚哈之口直抒自己的观点：“科学！诅咒你，你这无用的玩意;诅咒所有使人们把目光投向天空的一切……人的目光自然就应与大地平行，而不是从头顶向上，好像上帝要他一定凝视天堂一般”（428）。亚哈此刻向往的恰恰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平视，或者主体间的相互关怀：斯塔巴克的双眼，以及在他眼中看到的妻儿的影像。对他人的关怀是实现共享精神与有机共同体的前提。这种目光的转向意义重大，标志着作者对西方寻求形而上超验真理的目光以及资本主义语境中寻求物欲满足的目光的批判，倡导关怀他人、合乎人际伦理的视觉体验。 以实玛利在其超验主义式捕鲸之旅中获得了救赎，与他人的自然精神交流使他打破了“独体”的自我禁锢，达到了一种心灵相通、我他共融的“共同体”状态。这是一种与南希《无用的共同体》所述截然不同的”有机的”共同体。南希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共同体就是抵制本身，即对内在性的抵制。因此，共同体就是超越，不过这‘超越’不再具有任何‘神圣的’意义，而只是精确地表达对内在性的抵制”（Nancy 35）。这是因为二十世纪后结构主义对内在本质的怀疑以及对人类主体建构性的认识使南希难以调和“独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关系。但梅尔维尔笔下未经西方个人主义传统影响的魁魁格却为以实玛利打开了一扇走向精神共同体的大门。以实玛利对魁魁格食人生番的第一印象发展到了情同手足的感情。在与魁魁格交往前，以实玛利躺在床上的时候，“一直习惯于紧闭双眼……因为除非闭上眼睛，没人能感受到自己的身份;好像黑暗才是我们本质的必要元素，而光明则与我们的俗世生存紧密相关”（66）。此时的以实玛利所持的很明显是一种独体性主体观念，只有闭上双眼在黑暗中才能感受到自我的存在，而光明所带来的是与本质相对的他者世界。与魁魁格同眠一床，以实玛利发现了自己的变化：“我睁开眼睛，从自我营造的愉悦黑暗中醒来，在黑漆漆的午夜十二点，我感到一阵不适”。于是他和魁魁格一致同意点灯，然后在“新点亮的火光中”一起抽烟、聊天、了解身世，并开怀大笑，这是以实玛利在小说中的第一次笑声（67）。我他之间、白人黑人之间，以及西方和东方之间的隔膜和对立在这一刻被打破，产生了精神交流的可能。
在《教堂》一节，当以实玛利走进教堂后发现一片死寂，教堂里的人个个有意与别人保持距离，在这些“如孤岛般沉默的男男女女”中，只有魁魁格注意到了以实玛利。梅尔维尔描述魁魁格对他人的关注和美国人的孤立与冷漠显然是有深意的，与魁魁格的交往使以实玛利开始反思自我的本质以及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任何事物都不是独立存在的”（66）。与爱默生所强调的人与世界之间单向的和非对称性的联系不同的是，以实玛利意识到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互性或主体间性，可以说，这要归功于魁魁格及他所代表的非西方文化传统，那里没有西方这种紧张的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恰如布鲁姆所言：“魁魁格不是蛮族的贵族，而是船上最文明的人：彬彬有礼、尊重传统、富有爱心、自然大方……他与以实玛利不同，他不憎恶自己的生存”（Bloom 130）。
与魁魁格的这种主体间的认同和关怀进一步延伸到了以实玛利与其他船员之间。梅尔维尔描写了一个场景来表达这种走出个人主义而注重主体间关系的转变。与其他船员一道揉鲸脂的时候，以实玛利无意中抓住了别人的手，这引起了“浓烈的、富含感情的、友善的、关爱的感觉”。他最后不停地捏着他们的手，热情地看着他们的眼睛;“我是在说—哦！亲爱的伙伴们，我们究竟为什么一直反感社会交往？我们为什么没有丝毫幽默和对他人的羡慕？”（Melville 362）。卡薩尼诺认为此处的以实玛利“不仅想要与其他水手相互揉入对方，还要把他们一起揉入‘慈爱’的溶液之中，从而表达了一种对‘共同体’（collective body）的强烈向往”（Cesare 172）。此时，他们之间好似并不存在南希、布朗肖、米勒等强调的个体的“内在秘密”（殷企平 76），即便有个体间无法揭示的“秘密”，在这种对共同体情感交流的强烈欲望面前也被搁置。以实玛利从而完成了一次自我意识的彻底蜕变：小说开篇时，他厌憎社会交往并希冀前往大海寻求自我，代表了西方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传统中的超验主义者“独体”形象;此处，他渴望与他人的交往，并渴求一种水乳交融的“精神共同体”。
以实玛利在捕鲸船上因与水手，主要是与魁魁格这一异域他者的相遇而收回了投往虚无之境的目光，并将之转向现实的他人，这也许是梅尔维尔选择让以实玛利成为亚哈捕鲸船上唯一幸存者的主要原因。以实玛利孩童时的创伤性遭遇本身隐含着自我与他者之间相互矛盾但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在注意到那个床头人影之前，以实玛利其实极其渴望有他者的出现，因为被惩罚连续禁闭之后他最渴望的就是看到别人，但别人的不期而至却使他一生处于他人的阴影之中。以实玛利日渐双眼浑浊，自觉需要投入大海寻找自我，但目睹了亚哈这一比自己更为极端的舍弃肉体寻求灵魂的悲剧人物之后，他自己在魁魁格等异域文化人物的影响下重建主体间关系，从而重获新生，成为唯一的幸存者。曾经的独体终于走向了共同体，这在小说中代表着重生的希望。如殷企平所说：“只要我们澄清概念，不以偏概全，并在解构的同时积极建构，就能走出‘独体’怪圈”（70-79）。梅尔维尔的独体和共同体书写可以被视为二十世纪“独体”怪圈问题的十九世纪回答。
结语
《莫比·迪克》深刻揭示了美国文艺复兴时期个人主义传统中独体存在的困境，并提出走出这一困境的途径就是由独体走向共同体，由独体间的情感隔绝走向共同体成员间精神想象和文化的深度交流，同时由机械聚合的社会走向有机交流的共同体。这是对美国独立战争前后所推崇的极端独立精神在政治领域的规正，也是对美国超验主义所倡导的超验性和内在性在文化领域的纠偏。小说呈现了一组有关美国独体和共同体之间的对话：其一是亚哈与超验精神认同的内在性独体，其二是以实玛利式从内在性独体到与他人交融形成的共同体之间的演变。作者看似颂扬前者的浪漫主义，其实推崇后者的他者关怀，因而为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国呼唤一种有机共同体。梅尔维尔对独体和共同体的书写也为我们思考如何走出二者之间的矛盾困境提供了思路。滕尼斯、威廉斯等思想家寻求一种成员共享精神和想象的有机共同体，但南希、布朗肖、米勒、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强调独体之间内在的相异与相斥性。梅尔维尔笔下以亚哈为代表的美国超验主义主体与独体极为相似，认同超验精神的独体之间存在一种令人窒息的断裂，“裴廊德号”是一个机械聚合的“社会”，但其结果是独体葬身大海，社会分崩离析。在二十世纪的语境里，过度强调独体，解构共同体所带来的后果恐怕也会有类似危险。而以实玛利和魁魁格及其他水手间的逐步发展出的情感交流融合显然具有有机共同体的特征。这是一种体验过独体死亡之后的对“共同体”的再次认识和拥抱。因而是走出西方个人主义传统，特别是美国超验主义影响下的主体困境的理想途径。 注释【Notes】
① “个体”往往指社会文化所赋予的差异性，“独体”却倾向于指文化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独一性（李玲 186）。但在讨论共同体时，不可能严格区分文化意义上的“个体”与哲学意义上的“独体”，强调“个体”就意味着文化对“独体”的侵蚀，强调“独体”就意味着“个体”绝缘于文化，这就是滕尼斯、威廉斯等强调“有机共同体”，而南希、布朗肖、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者说“有机共同体”是不可能存在的原因之一。强行剥离“个体”的文化因素而强调其内在性“秘密”、绝对否认“独体”的内在本质而强调其外在性“构建”都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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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