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3月7日，新冠肺炎（COVID-19）全球确诊病例已过10万，感染者遍布88个国家，除南极洲外六大洲均有确诊病例。在人们跨国跨地区交往频繁的全球化时代，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由于中国的疫情趋于稳定，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新增确诊病例从2月26日就超过了中国，人们的注意力逐渐从中国转移至韩国、意大利、伊朗和日本等其他疫情较为严重的国家和地区，而各国的应对也因为内政的不同，呈现出各不相同的特点。
　　由于人流、物流和供应链被阻断，疫情的扩散严重影响了全球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就表示，2020年全球实现更强劲经济增长的希望已经落空，经济增长率将低于2019年的2.9%。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普遍下跌，国际油价在3月9日暴跌三成，美股开盘惨跌，启动“熔断机制”。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98%，至每桶28.49美元。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当天一度下跌14.25美元，至每桶31.02美元，跌幅31.5%，这是自1991年1月17日海湾战争爆发后29年来的最大跌幅。
　　目前，多国已打响疫情之下的经济“保卫战”。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马来西亚等国央行相继打开降息通道，韩国、日本、意大利和美国已分别通过特别财政预算，为抗疫和保证经济运行提供资金支持。与此同时，疫情在政治层面对一些国家的影响也开始显现，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思潮会否因此获得新一轮助力，需要密切观察。

抗疫不仅是对抗疫情

　　根据英国政府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作战计划”，在疫情爆发的“数周高峰期”，1/5的英国劳动力可能被感染。该计划警告称，此次疫情可能从轻度的大流行病转变为类似1918年“西班牙流感”那样席卷全球的重度流行病。3月1日，美国《新闻周刊》独家取得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每日情报摘要”也指出，新冠肺炎未来30天内“可能”变成全球大流行病。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10年2月24日对“大流行”的定义，“大流行”指一种新疾病的全球传播。迄今为止，WHO对于新冠肺炎的扩散并没有使用这一界定。但2月24日，WHO总干事谭德赛在有关新冠肺炎的每日简报会上已经给人们做了心理建设，称世界应该为“潜在的大流行”做准备。
　　在疫情暂时望不到边的情况下，各国只有各显其能尽力去应对，然而，由于抗疫体系深嵌于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当中，抗疫要对抗的绝不仅仅是疾病和物资不足，更有各种意想不到的障碍和掣肘。
　　截至3月7日0时，韩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达6767例，相对其5800万人口，比例是相当高了。舆论普遍认为，韩国疫情暴发与“新天地教会”集体感染有关。2月18日，韩国卫生官员确认一名61岁的“新天地教会”女性教徒为韩国第31例新冠病毒感染者，她随后被宣布为与新天地教会相关的这波新冠疫情的“零号患者”，此后确诊病例中约有60%与她有关。
　　据报道，这名女性2月16日在有喉咙痛和发烧症状的情况下，仍参加了新天地教会的活动，在那里待了差不多两小时，与其他大约1000人肩挨着肩跪坐在地板上，并按照该教会的例行程序，反复与他人拥抱。
　　“新天地教会”在韩国争议极大，从未被主流基督教会认可，但仍拥有20万以上信徒。疫情暴发以来，该教会不向警方提供完整名单、不配合检查、众多信徒隐瞒身份，在韩国社会引发了公愤。3月2日，“新天地教会”创始人李万熙被迫举行发布会，下跪道歉，但坚称“未曾想到如此灾难，不知道怎么到了这个地步”。比下跪更抢镜的是李万熙的金表，上面标有“朴槿惠”字样，引发哗然。有舆论认为此举是“故意的”，《韩民族日报》就称，“李万熙在炫耀自己的力量。”
　　近来，韩国舆论盛传“新天地教会”与“保守派”相关，“新天地=新国家党=自由韩国党=未来统合党？”一度成为网络热词。“保守派”极力撇清和李万熙的关系。未来统合称，这是执政党的支持者故意利用手表攻击，是“政治行动”。无论孰是孰非，李万熙和那块金表传递了一个不争的事实——20万信徒背后的20万张选票，以及宗教与政治势力的依存关系。
　　目前，韩国近90%的确诊病例集中在大邱。韩国总理丁世均自2月25日起便坐镇大邱指挥。而在韩国的地域政治里面，大邱属岭南地区，是“保守派”的核心势力范围，朴槿惠父女的家乡就在这里。在大邱疫情扩散后，未来统合党借此指责“文在寅不重视大邱”。疫情扩散之后，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发言人洪翼杓向媒体称“拟对大邱市及其所在的慶尚北道采取最大程度封锁措施”，再次遭反对党强烈抨击，称“政府不阻断外国感染源，而要封锁本国公民”。尽管洪翼杓之后解释：“并非交通封锁，而是完善防疫网络”，但最终不得不道歉并辞职。 　　显然，抗疫在韩国成了旷日持久的朝野斗法的新战场;而在另一个疫情重灾区伊朗，政府高层接连中招，抗疫也受到了国际制裁、国内政治局势和宗教观念的影响。
　　伊朗目前确诊5800多例，死亡140多例，而在这些人中，有不少是部级以上的高官，这是伊朗疫情最特别的地方。2月19日，伊朗圣城库姆发现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并且当天就死亡2人，伊朗卫生部副部长伊拉吉·哈里奇前往视察，结果几天后他也被确诊感染。目前，伊朗染病的高官包括副总统、国家安全外交委员会主席、前司法部部长、卫生部副部长、德黑兰市长等二十余人，而国务委员会委员、国会副议长、前伊朗驻梵蒂冈大使、前伊朗驻埃及大使等已被确认染病身亡。3月7日上午，伊朗新当选的议员法蒂玛·拉赫巴尔在德黑兰去世，成为伊朗首位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的女性政客。
　　伊朗政府在疫情暴发之初，从上到下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没有采取有效防护措施，这是高官也染病的主要原因。很快，伊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要求全国所有学校停学，取消包括婚礼和葬礼在内的一切集会，在公共场所实施体温监测，从全国各地派出30万个医疗小组上门逐户排查疫情，但这些措施迄今为止并未能有效遏制疫情，原因在于伊朗特殊的体制和内外环境。
　　最早发生疫情的库姆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圣城，什叶派创始人阿里的妻子法蒂玛就葬在这里，因此此地是伊朗著名的旅游景点，每年接待多达2000万的朝圣者和游客。在这里发生伊朗第一例疫情之后，伊朗政府要求关闭清真寺和圣墓，但当地神职议员抵制了好几天，声称圣墓不但不能关闭，而且要尽量鼓励民众前往，因为圣墓“是治愈人的地方，不是让人染病的地方”。迄今为止，库姆并未实行出入管制，伊朗总统和最高领袖也表示没有在任何地方实行公共卫生隔离的计划，各地的商场、咖啡厅和公共交通如常运转。2月21日，伊朗如常举行了议会选举，前去投票的人几乎都没戴口罩。目前，库姆和德黑兰正是伊朗疫情最严重的两个城市。
　　伊朗竭力保持社会的正常运转，原因在于该国目前的内外局势都很不稳定。特朗普上任这几年，加大了对伊朗的压力，取消的制裁又陆续恢复，伊朗国内物资供应短缺，导致不满情绪上升。去年11月，因为当局上调油价，伊朗三百多座城市爆发了示威。今年年初，美国在伊拉克杀害了伊朗革命卫队的领导人苏莱曼尼，紧接着，伊朗军方又误炸了乌克兰的民航客机。
　　2019年4月，美国宣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为恐怖组织，因此根据美国《反恐法》，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等产品对伊朗的出口受到美国管控，其余国家向伊朗出口“人道主义”货物将一并受到美国制裁。直到今年2月27日，美国才与瑞士签订了一项人道主义贸易协定，确保瑞士可向伊朗出口人道主义货物而不受到美国制裁。
　　在物资短缺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缓解的情况下，如果采取封城等极端措施，可能会导致民众的强烈反弹，权衡利弊，伊朗选择保持社会正常运转，代价是疫情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控制。

新加坡抗疫受关注

　　此次疫情事起仓促，各个国家的应对水平参差不齐，有些国家早早采取了措施，但仍然没能防住，比如意大利，早在1月末就中断了和中国的直航，是欧盟最早采取应急行动、最早宣布全国进入卫生紧急状态的国家。断航以后，意大利的确诊人数长时间停留在3人，但从2月下旬开始，疫情突然严重起来。根据3月7日18时意大利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现有新冠肺炎患者5061例，死亡233例，治愈589例，仅仅一天就新增1247例确诊和36例死亡病例。
　　不仅如此，意大利还向多个国家输出病例。瑞士、克羅地亚、奥地利、罗马尼亚、希腊、丹麦等国最近都宣布，其境内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有意大利接触史。以色列、英国、德国最近报告的新增确诊病例里，也有不少曾在意大利旅行。
　　意大利疫情的突然暴发，根本上还是由于病毒的潜伏期长、症状辨别难度高，使归国人员防控中出现疏忽状况，加之此前病例人数较少，令意大利及整个欧洲并未高度戒备，给病毒扩散带来了可乘之机。
　　面对严峻的局面，意大利政府发布了中国之外最严厉的管控措施，规定自3月8日起，除工作及健康等紧急状况，禁止出入伦巴第大区及分布在威尼托、艾米利亚-罗马涅、皮埃蒙特和马尔凯大区的14个省，其中包括伦巴第大区首府米兰及著名旅游城市威尼斯，希望能就此阻隔疫情的传播。这一消息导致大量意大利民众“出逃”到其他欧洲国家，这可能会导致疫情在欧洲进一步扩散。
　　如果说此次防疫有优等生的话，那无疑就是新加坡。因为和中国人员往来密切，在武汉疫情暴发后，新加坡很快出现多个传染社群，曾被称为“重灾区”，特别是2月中旬病例迅速增长，一度成为中国之外疫情病例最多的国家。此后一段时间，新加坡抗疫政策的最大争议是，政府只要求身体不适的人戴口罩，并未建议健康人群也戴口罩，很多人因此称新加坡是“佛系防疫”，并不看好。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新加坡居然防住了。迄今为止确诊病例一直在110人左右，无一例死亡，治愈率高达70%，而且这一切是在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实现的，也就是说，新加坡不但防住了疫情，而且付出的代价极小，这种平衡并不容易掌握。
　　原来，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引，健康的人并不一定要戴口罩。新加坡不是口罩生产国，没有那么多的口罩储备，而且戴上口罩的人会不自觉用手去触摸口罩和脸部，反而会增加风险。这是新加坡并不强制戴口罩、而是建议人们多洗手的依据。
　　实际上，在出现第一例病例的当天，新加坡政府就在机场设立了体温检测等措施，将体温异常的中国游客隔离。仅4天后就宣布限制持中国湖北省签发的中国护照的游客入境，并宣布实施强制休假计划（Leave of Absence （LOA）），强制要求雇主对从中国来的员工实施14天强制休假，由政府给予企业补贴。2月1日，新加坡把签证和入境限制扩大到所有14天内到过中国大陆的旅客。2月8日起，新加坡暂缓大型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14天缺席假的要求并不只是说说而已，政府会通过短信、电话甚至视频进行抽查，一旦被发现不遵守规定而去上班，就面临被吊销工作签证、遣返回国、永远不能在新加坡工作等处罚，更有人因此被告上了法庭，其中就有来自武汉的38岁中国籍男子胡先生和他在新加坡居住的中国籍妻子、36岁的石女士。
　　胡先生1月22日飞抵新加坡，第二天出现症状，1月31日确诊，2月19日康复出院。石女士作为密切接触者，在丈夫确诊后接到了居家隔离令。在新加坡卫生部官员做流行病学调查时，胡先生大概觉得就算谎报对方也不会核实，就没老实交代1月22日到29日的行踪和接触过的人，谎称自己除了1月22日在一家商场吃晚饭、1月24日在公寓附近散步外，其他时间都在公寓内。石女士也没有如实告知曾在1月25到28日住过邻居家，以及在隔离期间住过当地一家酒店。
　　而新加坡卫生部通过详细调查确定了他们的行踪，认为他们提供虚假旅行史，妨碍疫情追查，将他们告上法庭。2月28日出庭时，两人未当庭认罪，法院将于3月20日再次开庭。根据新加坡《传染病法》，如果罪名成立，这对夫妻将被判不超过1万新加坡元罚款，或不超过6个月监禁，或两者皆有。

　　一方面堵住疫情的输入，另一方面对已知和疑似病例采取严厉防控，并用严刑峻法来保证令行禁止，新加坡的做法，被事实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疫情的次生危害

　　新冠疫情首先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疫情的蔓延扩大，它的影响也正在扩散到其他领域。全球经济首当其冲，先是旅游、餐饮、交通等行业陷入萧条，接着波及全球供应链和大宗商品价格，随后可能在汇市、债市等金融领域产生影响，最悲观的预测是，此次疫情会产生类似1929年大萧条那种级别的灾难性后果。
　　目前，各界广泛关注新冠肺炎疫情是否影响今夏东京奥运会，如果奥运会最终被取消，对日本的损失将难以想象。自2013年申奥成功后，日本花了7年时间，耗资数百亿美元，筹备2020东京奥运会。东京都政府曾估算，从申办成功的2013年至奥运会举办10年后的2030年约17年间，日本全国总计将产生32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万亿）左右的經济效益，年均GDP将推高9000亿日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表态，想让奥运会成为扫除15年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的触发器。
　　奥运会一旦取消，不仅这些预期的效应会大打折扣，许多场馆更有可能变成负资产。目前，日本政府已经开始考虑奥运会延期举办的可能性，这意味着要协调上万名参赛者的行程，重新商谈转播和赞助等事宜，并处理大量重新订票和退票等事宜，难度可想而知。
　　疫情的发展也可能会影响意大利乃至欧洲的经济。意大利是欧洲第四大、世界第八大经济体，但近年来经济表现不佳。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意大利GDP增速只有0.2%，不仅明显低于德法两国，也远远低于欧盟1.2%的整体水平。而且意大利债务水平偏高，占GDP比重接近140%，在欧元区仅次于希腊。如果意大利疫情持续下去，会否引发偿债危机，进而危及欧洲经济，并导致极右势力抬头，成了另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疫情也给正在进行中的美国总统大选带来了新的变数。特朗普上台后一反奥巴马的医改政策，鼓励美国公民通过购买商业保险解决个人医疗问题，该模式在平时似乎是可行的，然而在疫情冲击下，就暴露出个人费用过高的弊端。一个典型案例就是：一个年轻人在医疗中心做了几个简单的新冠肺炎测试，第二天便收到了三千多美元的医疗账单，检测费用如此之高可能会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不利于疫情的防控。相比之下，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所主张的费用低廉的医改方案，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关注。
　　此外，美股连续大跌，美联储紧急降息来安抚市场，显示对未来经济的走势悲观。特朗普上任至今美国经济表现不错，如果疫情让美国经济掉头向下并持续到今年11月的大选投票日的话，届时鹿死谁手，将蕴藏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