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2年6月17日，两年一届的中国国际公关大会在北京国宾酒店隆重召开，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奥申委执行主席刘敬民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中的公关策略”的主题发言。他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公共关系在申奥中发挥的作用，他说：“整个申奥过程就是一个特殊的公关过程，申办中的每一项工作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公共关系的性质。”他认为，“申奥的成功是把公共关系作为申奥工作的重中之重。”
这是中国政府官员第一次以切身的经历公开评价公共关系的价值，这也是中国公关界第一次在国家重大活动中亮相。从那时起，中国公关界的同仁们每逢国家需要都会积极主动的投入，而中国公共关系行业也在这一系列的大事件中经历风雨，见世面，得到了锻炼，茁壮地成长起来。这一过程，如果从2001年申奥算起，已有整整10个年头了。
申办奥运背后的故事
时间追溯到2001年初，位于北京新侨饭店的北京奥申委总部，已经是一派激战前夜的景象。当时距宣布第29届奥运会举办城市的日子7月13日，已经不足半年了。而从奥运发展的历史上看，每一届奥运会从申办到举办都有大量的公关公司参与其中，尤其是尤伯罗斯把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成功进行商业运作之后，面对巨大的商机和社会效益，各种利益集团都极为关注申办城市花落谁家。国际性的公关公司和本土的公关公司都不想放弃这种大的机会，纷纷发出信号表示愿为申办城市效力。
但中国毕竟不是西方，现代公共关系进入中国也仅有20多年，而许多现今实力雄厚的本土公关公司那时也刚起步不久。公共关系能做什么事，政府部门还不了解，供需双方信息极不对称。
以爱德曼、安可、万博宣伟和伟达为首的几家公关公司迫切的希望，使协会感到了责任重大。协会在对此表示赞赏的同时，建议各家公司以北京企业公民的身份支持申奥，一是根据这些公司往届参与奥运申办的经验为北京申奥提出专业性的咨询建议和意见，二是先尽义务，再考虑商务性合作。
在协会领导与奥申委领导的共同商议下，以申奥冲刺阶段的公关工作会议为代表的公关业支持申奥的活动拉开了序幕，由奥申委刘敬民执行副主席、王伟秘书长带领的新闻宣传、文化活动、市场运作、法律法规等部部长及办公室主任组成的队伍，多次听取了几大在华国际公关公司专家对申办方案提出的建议和莫斯科陈述期间危机处理的预案。尤其是对陈述过程中遇到的突发情况，都给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
刘敬民副主席对几次关门会议的成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和上一次申办(1992年)相比，这次申办引入了公共关系，就使得申办过程更具科学1生和更具国际化。”他指示奥申委的各部门要认真消化各位专家的意见，同时对于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组织公关专家的座谈会表示感谢(有关详细报道见2001年7月15日《北京青年报》)。
政府部门对公共关系的肯定，进一步调动了中国公关界申奥的热情。自2001年4月起，在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的引领下，来自公关公司、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以不同的形式，通过不同的渠道，为申奥提供公关服务。其中包括了大量的国家和新北京形象传播，其中最有影响的是4月11日由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中国市长协会与澳大利亚国际商会举办的中澳百名市长支持北京申奥签名仪式。
36名澳大利亚市长在澳大利亚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纽金特的带领下，和70多名中国市长在支持北京举办奥运会的长卷上郑重签字。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幕式演唱主题歌的澳大利亚女童星妮可，热情奔放地演唱了“同在蓝天下”这首歌。事后，刘敬民副市长高兴地说，北京申奥以来，除了斯里兰卡总理公开表示了支持，还没有外国政要公开表态，这是第一次有那么多外国市长热情地参与了北京申奥活动。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依托其海外资源，凭借广泛的与国外政府、企业、媒体的联系，不断将北京申奥的有利条件以及在北京举办奥运对弘扬奥林匹克精神的重要意义，渗透到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方社会。这其中包括推动世界著名企业家与本国国会对话表达诉求，抵制个别议员的反华提案，请友好的外国政要给国际奥委会写信和发表文章，表示对北京申奥的支持。更令人感动的是，通过协会的策划，旅居美国的12个华人社团代表，组织了几千名在美国事业有成的各界精英，联名致信萨马兰奇主席和美国奥委会，表示如果北京申奥成功，他们将在2008年组织庞大的志愿团回国效力。
协会指导下的中国公关业，以一个全新的角度推动了北京申奥工作。当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后，协会收到了时任北京市长刘琪同志签发的北京奥申委的感谢信。当年8月，北京奥组委秘书长王伟率各部的领导在北京瑶台山庄专门设宴，与协会领导和在京的38家公关公司代表共聚一堂，分享申奥成功的喜悦。
参与申奥对于中国公关界来说，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一次活动的成功，其真正的意义在于以后筹办奥运会、世博会等重大活动中开始介入公共关系，并开启了政府签约公关服务的先河，也预示了今后在国家重大的经济社会活动中公共关系将不会缺位。
为抗击“非典”献计献策
2003年2月，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与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举办了首届危机管理国际论坛。数百名企业家和公关公司的负责人参加了大会。分享了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关于危机公关的专业经验和成功案例。中美史克总经理杨伟强先生分析了他所主持的“康泰克”感冒药危机处理的经典案例。中山大学教授廖为建针对当时已在广东省出现的“非典”做了危机预警分析。在随后的3个月中，中国大地经历了一次灾难的洗礼，事后有许多参会的企业家都十分感谢那一次会议，因为这为他们企业在危机来临时带来了“好运”。
当年4月份，媒体公布的“非典”确诊人数不断攀升，北京街上医院救护车警笛声不断，市民处于高度的心理恐慌之中。关键时刻，党中央做出了果断决定，撤换了失职的政府官员，号召全力抗击“非典”，同时由国新办主持每天一次发布疫情。
此情此景，中国公关业感到了责任，协会认为专业的危机管理应当在应对“非典”中发挥作用。在与几位专家交换意见后，协会起草了一份会议提纲，分别发给国内著名的公关专家。在当时公共场所停止举办活动的情况下，5月初，协会秘书处作为中央会议室，召开了全国性的电话会议。国际关系学院、中山大学、人民大学、广东方圆公关公司等单位的专家，在下午1：30准时接通电话。大家首先分析了当前“非典”形势，并对当前的危机形态作出评估
专家们认为，中央当前的一系列措施及时有效，现在危机正处于平台期，公众有恐惧心理，这对社会稳定和深入抗击“非典”开展不利，因此危机中的传播工作是一个重要问题。随后每一位
这是中国政府官员第一次以切身的经历公开评价公共关系的价值，这也是中国公关界第一次在国家重大活动中亮相。从那时起，中国公关界的同仁们每逢国家需要都会积极主动的投入，而中国公共关系行业也在这一系列的大事件中经历风雨，见世面，得到了锻炼，茁壮地成长起来。这一过程，如果从2001年申奥算起，已有整整10个年头了。
申办奥运背后的故事
时间追溯到2001年初，位于北京新侨饭店的北京奥申委总部，已经是一派激战前夜的景象。当时距宣布第29届奥运会举办城市的日子7月13日，已经不足半年了。而从奥运发展的历史上看，每一届奥运会从申办到举办都有大量的公关公司参与其中，尤其是尤伯罗斯把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成功进行商业运作之后，面对巨大的商机和社会效益，各种利益集团都极为关注申办城市花落谁家。国际性的公关公司和本土的公关公司都不想放弃这种大的机会，纷纷发出信号表示愿为申办城市效力。
但中国毕竟不是西方，现代公共关系进入中国也仅有20多年，而许多现今实力雄厚的本土公关公司那时也刚起步不久。公共关系能做什么事，政府部门还不了解，供需双方信息极不对称。
以爱德曼、安可、万博宣伟和伟达为首的几家公关公司迫切的希望，使协会感到了责任重大。协会在对此表示赞赏的同时，建议各家公司以北京企业公民的身份支持申奥，一是根据这些公司往届参与奥运申办的经验为北京申奥提出专业性的咨询建议和意见，二是先尽义务，再考虑商务性合作。
在协会领导与奥申委领导的共同商议下，以申奥冲刺阶段的公关工作会议为代表的公关业支持申奥的活动拉开了序幕，由奥申委刘敬民执行副主席、王伟秘书长带领的新闻宣传、文化活动、市场运作、法律法规等部部长及办公室主任组成的队伍，多次听取了几大在华国际公关公司专家对申办方案提出的建议和莫斯科陈述期间危机处理的预案。尤其是对陈述过程中遇到的突发情况，都给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
刘敬民副主席对几次关门会议的成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和上一次申办(1992年)相比，这次申办引入了公共关系，就使得申办过程更具科学1生和更具国际化。”他指示奥申委的各部门要认真消化各位专家的意见，同时对于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组织公关专家的座谈会表示感谢(有关详细报道见2001年7月15日《北京青年报》)。
政府部门对公共关系的肯定，进一步调动了中国公关界申奥的热情。自2001年4月起，在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的引领下，来自公关公司、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以不同的形式，通过不同的渠道，为申奥提供公关服务。其中包括了大量的国家和新北京形象传播，其中最有影响的是4月11日由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中国市长协会与澳大利亚国际商会举办的中澳百名市长支持北京申奥签名仪式。
36名澳大利亚市长在澳大利亚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纽金特的带领下，和70多名中国市长在支持北京举办奥运会的长卷上郑重签字。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幕式演唱主题歌的澳大利亚女童星妮可，热情奔放地演唱了“同在蓝天下”这首歌。事后，刘敬民副市长高兴地说，北京申奥以来，除了斯里兰卡总理公开表示了支持，还没有外国政要公开表态，这是第一次有那么多外国市长热情地参与了北京申奥活动。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依托其海外资源，凭借广泛的与国外政府、企业、媒体的联系，不断将北京申奥的有利条件以及在北京举办奥运对弘扬奥林匹克精神的重要意义，渗透到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方社会。这其中包括推动世界著名企业家与本国国会对话表达诉求，抵制个别议员的反华提案，请友好的外国政要给国际奥委会写信和发表文章，表示对北京申奥的支持。更令人感动的是，通过协会的策划，旅居美国的12个华人社团代表，组织了几千名在美国事业有成的各界精英，联名致信萨马兰奇主席和美国奥委会，表示如果北京申奥成功，他们将在2008年组织庞大的志愿团回国效力。
协会指导下的中国公关业，以一个全新的角度推动了北京申奥工作。当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后，协会收到了时任北京市长刘琪同志签发的北京奥申委的感谢信。当年8月，北京奥组委秘书长王伟率各部的领导在北京瑶台山庄专门设宴，与协会领导和在京的38家公关公司代表共聚一堂，分享申奥成功的喜悦。
参与申奥对于中国公关界来说，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一次活动的成功，其真正的意义在于以后筹办奥运会、世博会等重大活动中开始介入公共关系，并开启了政府签约公关服务的先河，也预示了今后在国家重大的经济社会活动中公共关系将不会缺位。
为抗击“非典”献计献策
2003年2月，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与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举办了首届危机管理国际论坛。数百名企业家和公关公司的负责人参加了大会。分享了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关于危机公关的专业经验和成功案例。中美史克总经理杨伟强先生分析了他所主持的“康泰克”感冒药危机处理的经典案例。中山大学教授廖为建针对当时已在广东省出现的“非典”做了危机预警分析。在随后的3个月中，中国大地经历了一次灾难的洗礼，事后有许多参会的企业家都十分感谢那一次会议，因为这为他们企业在危机来临时带来了“好运”。
当年4月份，媒体公布的“非典”确诊人数不断攀升，北京街上医院救护车警笛声不断，市民处于高度的心理恐慌之中。关键时刻，党中央做出了果断决定，撤换了失职的政府官员，号召全力抗击“非典”，同时由国新办主持每天一次发布疫情。
此情此景，中国公关业感到了责任，协会认为专业的危机管理应当在应对“非典”中发挥作用。在与几位专家交换意见后，协会起草了一份会议提纲，分别发给国内著名的公关专家。在当时公共场所停止举办活动的情况下，5月初，协会秘书处作为中央会议室，召开了全国性的电话会议。国际关系学院、中山大学、人民大学、广东方圆公关公司等单位的专家，在下午1：30准时接通电话。大家首先分析了当前“非典”形势，并对当前的危机形态作出评估
专家们认为，中央当前的一系列措施及时有效，现在危机正处于平台期，公众有恐惧心理，这对社会稳定和深入抗击“非典”开展不利，因此危机中的传播工作是一个重要问题。随后每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