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底，国内某省发生了一起群众过激事件，事后，省级机关一些干部对记者说：“真没有想到群众有那么大的意见，我们事前竟然一点都没有发觉!”
　　其实，在事件发生前4个月中，当地群众的代表就带着有万人签名的“紧急报告”两次到北京上访，反映问题，先后找过国家多个部门。回省以后，他们又找过省、市、县各级部门，到乡镇党委、政府反映情况更是不计其数。
　　除国家有关部委有一个“不归本部门管辖”的书面答复外，各级党政系统没有对群众的强烈呼吁作出任何反应。
　　
　　预警机制不预警，应急机制不应急
　　
　　专家认为，随着改革的深入，当前中国的一些社会矛盾比较突出，一旦遇到“导火索”，往往迅速爆发。但在矛盾萌芽和聚集的初期，一些地方党政系统却表现出“体制性麻木”——反应迟钝，信息失真，处理失当，走入“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的怪圈，集中暴露出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存在的诸多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调查了解到，当前各地党委、政府系统大都有一套完备的信息报送，矛盾预警和应急处理机制，一些地方甚至出台了详细、规范的文件。但是，当一种社会矛盾初露端倪甚至激化时，一些地方党委、政府系统却往往不能及时有效地发现、分析、追踪、监控、防范，出现“预警机制不预警、应急机制不应急”的陆现象。
　　有时，当矛盾已经演变成较大事件时，政府内部仍然无法快速上报信息，下情上达渠道不畅，使上级党委、政府不能及时了解情况，釆取措施。
　　在2004年10月重庆的一起事件中，谣言引起群众聚集，造成交通堵塞。3个小时后，当地政府办公室才接到公安机关的报告。6个小时后，当事态升级，并出现过激行为时，当地领导才接到报告。9个小时之后，重庆市委领导才得知此事。
　　重庆市委书记黄镇东在事后总结教训时说：“这次事件信息报送不及时，影响了决策和处置，今后要切实改进和加强信息报送工作。”
　　
　　“权力往上收，责任往下压，为了保帽子，拼命捂盖子”
　　
　　四川，重庆等地的基层干部反映，一些党委、政府对社会矛盾的“体制性麻木”与现行干部考核任用、政绩评价体制有关。他们认为，在政权结构中责权严重不对等，权力一层层向上收，责任—层层向下压，最后的结果是，直接面对群众的基层干部手无寸柄，却肩负千均，为了完成任务保住帽子，他们只有采取“非常手段”，结果不但不能解决矛盾，反而进一步激化矛盾。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各级干部对上负责，同时又怕上级听到对自己不利的信息，一些地方出了问题就是“怕”、“包”、“捂”，小事不报告，大事先摆子再报告，等摆不平被迫报告时，局面已经难以收拾，丧失了将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的最佳时机。重庆市信访办一位负责人说，目前对社会矛盾的处理，一定程度上存在程序不清，责任不明的状况，上级政府的通常做法是简单地批转给下级政府，问题解决不了，群众又重复上访。
　　他说，一些老上访产也看准了基层干部的心理，转向电复上访、越级上访。
　　
　　政府要善于从群众中找到“谈话代表”
　　
　　专家指出，在一些事件巾，作为矛盾当事一方的群众。追求自身利益的组织活动秘密化、隐性化，没有人愿作为“代表”出来谈判，政府失去了发现矛盾的机会和解决矛盾的抓手。
　　事实证明，完全是自发无组织的矛盾冲突，比“有组织、有预谋”的事件更加难以处置，政府面对群情激奋的人群连对话代表都找不到，无法沟通安抚，以致群众聚集在短短几小时后就难以控制。
　　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林凌说，社会矛盾预警信息有多种来源方式，可以是政府主动排查发现，也可以是群众向政府传递，在后者中，群众有组织、有秩序地主动传递信息，要比通过自发闹事或零星上访传递信息更有效率。
　　目前，中国社会矛盾越来越集中在几个特定人群，例如工程移民、失地农民、城镇拆迁产、下岗工人，欠薪农民工、军队转业干部等，如果他们能够通过组织向政府反映问题，将有利于政府对社会矛盾的掌握和预警。
　　
　　及时发现问题、报告问题也是政绩
　　
　　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干部和专家认为，面对当前形势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建立一套及时发现、分析、监控社会矛盾的预警机制已成为当务之急。
　　四川省委政研室主任肖少秋认为，构建符合“和谐社会”要求的矛盾预警机制，干部是关键，要让基层干部敢讲真话、敢谈问题。现在，基层干部都愿意报喜不愿报忧，出了问题尽量拖，往往是谈问题是“金字塔”：一级一级往上缩小，而讲成绩却是“倒金字塔”：一级一级向上夸大。
　　他说，一个县如果出了事，县领导首先得考虑报不报?怎么报?报得太陕，对形势估计错了怎么办?把问题说严重了，上级会认为你不成熟，一句“缺乏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评价就可能让县领导翻不了身。
　　肖少秋说：“当前迫切需要扭转这种政绩取向，基层干部解决问题是政绩，能及时发现问题、报告问题也是政绩，善于分析困难、敢于讲困难更是政绩。”
　　一些基层干部认为，目前的信息报送机制也需要改革，基层发现问题边研究边上报，出了问题边处理边上报，领导干部也要善于根据下级报送的不完整的情况，作出判断和处理。特别是在社会矛盾集中的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人群，必须要有人能在第一时间向省、市一级党政领导说真话，这应当成为党政系统内的一种制度安排。
　　重庆市沙坪坝区委书记翁杰明说；“对干部的考核任用必须体现一个正确导向。要为社会矛盾预警机制提供组织保障。”
　　
　　建立联动预警制度
　　
　　不少基层干部认为，社会矛盾来自各个领域，矛盾预警机制不可能只靠一两个部门完成，应建立各地区各部门间多方联动、配合协调的立体预警渠道。比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对社会矛盾有较为深人的了解，并具备准确判断问题的政治素养，是构建社会矛盾预警机制的重要力量。
　　他们建议，应考虑在人大设立更多专职常委，进一步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供了解社情民意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经费，让人大代表深人街区、乡镇，与选民接触，为选民负责，将更多社会矛盾的真实信息带到参政议政当中去。
　　其次，应充分发挥公检法司等处理社会矛盾的重要作用。重庆璧山县公安局长曾平介绍说，壁山县公安局利用公安信息平台优势，积极为党委政府当好参谋，探索出一套全警采集、运行通畅、集中高效的信息工作机制。2004年元月，璧山县一家水泥厂80名解聘职工准备到重庆集体上访，被公安局治安大队信息人员获知，公安局立刻向县政府汇报，县政府迅速组织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进行疏导劝止。
　　此外，要充分在政府部门内部实现信息沟通、交流共享。据重庆市九龙坡区有关负责人介绍，原中央企业中梁山煤矿破产后，九龙坡区一共接收了7000多名下岗分流人员，许多职工都住在棚户区，职工反映强烈。九龙坡区主动与重庆市级机关协调沟通，还将棚户区专门拍成片子拿到重庆市房管部门去播放、汇报，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推动了矿区廉租房工程的顺利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