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033.36公斤的海洛因有多少？广东省广州市检察院公诉一处检察官王银梅向记者描绘了当时看到的情形：海关查获的上千公斤毒品，一袋一袋铺开，铺满了整个标准尺寸的篮球场。
2014年9月2日，广州市检察院办理的新中国成立以来走私毒品数额最大的“109”专案最后一个被告人塔黑尔·默罕穆德被判处无期徒刑。至此，“109”专案全部完结，9名被告人分别来自南亚和西非一些国家，除一名非洲籍的仓库老板因为证据不足没有被提起公诉以外，因走私、运输毒品罪或走私毒品罪，克亚尼等3人被判处死刑，另6人分别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15年……
大理石运毒引发的“109”专案
从2009年10月9日至今，“109”专案的侦破、审判前后持续了5年之久，该案开创了广州涉外刑案公诉史上的先河，除了查缴毒品数量惊人，其涉案的数名被告人基本上都来自于南亚的毒品基地。
“109”专案由4起特大走私毒品案件构成，线索来源于一次无心之得。2009年10月9日下午，广州市黄埔海关缉私部门接到广州市公安局毒侦支队打来的电话，希望他们协助查询广州长舟公司在黄埔口岸进口货物的情况。海关缉私人员迅速开展摸查，结果发现该公司最近并没有进出口记录。
联想到近年来来自“金新月”地区的毒品走私非常猖獗，黄埔海关决定对长舟公司进行调查。很快，海关查明长舟公司的业务经理与境外有过多次联系，商谈过大理石进口事宜。
进口大理石在广东并不常见。但是进口的大理石质量粗糙，国内也基本不缺这种原料，进口它有什么好处？黄埔海关便循着大理石往下查，在近期来自境外大量的货物中，找到了一票大理石，货主单位为广州方海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进一步调取方海公司的资料时，黄埔海关发现，“长舟”其实就是“方海”，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这票货物存在重大嫌疑，黄埔海关立即将其锁定。
10月13日上午，黄埔海关对这票共两个集装箱的大理石进行了秘密查验。用大理石运毒，在当时还没有先例。所以最开始海关通过H986大型集装箱检测系统扫描时，没有反应；使用缉毒犬，也没有发现异常。最后海关办案人员决定实施人工查验，敲开大理石。
虽然已有十足把握，但当成袋的暗藏在镂空的大理石中的海洛因，全部被取出来放在海关办案人员面前时，他们还是吓了一跳：788包海洛因，共318.35公斤，一批货物就查出这么多，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随后，针对这批货物的货源地、报关公司等信息进行扩线侦查，黄埔海关在另一藏毒仓库再次查获海洛因226.93公斤。
该案的成功查获，引起时任海关总署署长盛光祖、副署长王松鹤、吕滨等的关注和批示，因势利导，黄埔海关将其命名为“109”专案，成立专案组，继续开展名为“秋风”的打击毒品走私专项行动。10月13日至11月17日，专案组又在广州市白云区、越秀区和深圳市等地，查获306.58公斤海洛因，均是通过大理石运毒，抓获来自南亚的籍犯罪嫌疑人5名。
控制下交付人赃俱获
11月10日，此时已经因为两起数额极其庞大的毒品走私案而绷紧神经的黄埔海关又发现黄埔老港广裕码头一票来自南亚某国的申报为亮石的货物存在走私毒品的重大嫌疑，遂下达布控指令。亮石和大理石差不多，俗称“滑石粉”的亮石产地主要就在中国，基本只有出口没有进口，次日，海关开仓查明这批货物确有毒品。这次，为了“放长线钓大鱼”，海关决定全票复原实施“控制下交付”。
“负责来接收这批货物的是一个来自南亚的年轻人，名叫克亚尼。后来他被判了死刑，已经执行了。事实上，他只是其背后的境外贩毒团伙的一个小马仔。”参与办理该案的广州市检察院公诉一处检察官李奇湛告诉记者，“毒品走私的案子还有个惯例，货到达之后，只是由境内的货运公司运到仓库里放着，短时间之内收货方是不来看货的，贩毒团伙也在观察缉毒部门的动静。这起案件中，那批亮石在仓库里放了一个多月。”
12月20日，克亚尼终于在佛山市顺德区大联镇的一间仓库前露面了。黄埔海关一直监视着这批货物，他们也知道，毒品在這里，但交易可能不在这个地方，毒贩也许要转移货物到别地去。所以海关在仓库里布置了大量摄像装置，还派了一名副处长伪装成搬运工，在仓库附近蹲守下来。果然，克亚尼来了之后，就招呼搬运工替他搬货物，副处长便顺利地潜了进去。
“搬货的时候，海关的那名副处长就发现了不对劲。克亚尼并没要求把所有货物都搬走，也没按顺序搬。编织袋上都有数字标记，他说一个，搬运工就搬一个，总共搬了几十袋。”李奇湛说。
装完货后，克亚尼让搬运工都上车，将货物运到了广州市白云区一个仓库。不久，仓库里就来了4名非洲人，和克亚尼一同验货、交易。虽然克亚尼指挥着货车在广州一带兜兜转转很长时间，但他不知道的是，假扮搬运工一起过来的海关副处长早将交易地点通知了办案组，就在毒品交易双方用铁锤、裁纸刀将毒品取出来的时候，缉毒人员已经包围了整个仓库。没有任何准备的克亚尼等人只有束手就擒。其中一名非洲人攀上仓库的窗户，踢开缉毒人员，企图跳窗逃跑，缉毒人员鸣枪示警无效以后，开枪将其击伤，后抢救无效死亡。黄埔海关共查获海洛因52.5公斤，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
12月1日，黄埔海关在黄埔新港集司码头一票申报转运的大理石货物中，再度查获海洛因127.5公斤。
至此，“109”专案中共计1033.36公斤的海洛因，全部查获，抓获犯罪嫌疑人共5名。
不过，案件也有一些遗憾之处。记者获悉，此案查获的毒品，目标销售地大多是境外，中国只是其中一个中转地。几百公斤海洛因这种级别的交易，一般都是毒枭亲自在境外或公海上交易。因为转运、交易毒品一般都是国外贩毒团伙的马仔来进行操作，所以被捕的数名犯罪嫌疑人也都称不上大鳄级人物。
提前介入“109”专案
毒品全部查获，而案件还没完结。 由于“109”专案主要由“10·09”、“10·13”、“11·10”、“12·01”四起案件构成，而9名犯罪嫌疑人主要分布在“10·13”、“11·10”两起案件中，分别来自南亚、西非等多个国家。语言、文化的差异，使得案件的公诉过程比一般毒品犯罪更加复杂。
早在“109”专案被移送至广州市检察院之前，广州市检察院便部署了该院公诉一处提前介入此案，该院公诉一处则指派办理涉外案件经验丰富的检察官王银梅、李奇湛和吴奕星提前入驻黄埔海关，协助办理案件。
“由于案情重大，当时院里还‘照顾’我们，让我们两个月以内不再接手新的案件。公诉一处本来案件就多，这么长时间不进新案，已经很难得了。”王银梅告诉记者。
“入驻黄埔海关之后，一方面，我们对案件的取证会提出一些意见。海关取证比较重视书证，而对于一些实物证据则偶有忽略，例如核对确定走私毒品数量时，由于部分毒品流失，导致我们无法计算毒品的具体数量，因此我们需要将已敲碎且检验含有微量残留毒品的大理石进行复原，以其镂空的空间来估算毒品的总量，最后结合缴获的未破坏的毒品及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确定最后的毒品数量。那些大理石碎渣如果不及时收集，然后及时复原，这项工作就会受到影响。就像这样，我们提出意见后，黄埔海关积极配合，第一时间固定证据，有利于案件后续办理。”王银梅说。
“我们还注意到一个问题，犯罪嫌疑人并不通过银行来中转资金。”王银梅说，犯罪嫌疑人会通过自己所谓的“财务公司”来中转资金，一旦毒品交易成功后，境外的公司会电话通知其在中国开设的分公司，让其拿一笔钱用来付款。“如果通过银行，就很容易被查到。但通过‘财务公司’操作，就成了分公司向总公司还钱，属于内部资金流动，证据上很难认定。”于是在审讯过程中，王银梅等人也针对这个问题向海关办案人员提出了意见，以及时切断境外的资金链。
另一方面，王银梅等人也关注着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工作。“办理走私毒品案件的一个重点问题就是证明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故意和数名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共犯关系。”王银梅说，很多走私毒品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都会用“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毒品”来进行辩解，如何通过讯问使其交代犯罪事实，是关键，也是脑力活。
而且，这种涉外案件，审讯过程的规范，显得更加重要。王银梅还记得，有一名因为熟悉“金新月”地区毒情而从外地借调来协助办案的海关缉毒人员，在犯罪嫌疑人狡辩时，用手上的卷宗轻拍了犯罪嫌疑人的脑袋。虽然完全称不上“体罚”，但这种程度的行为也是被禁止的。因此在审查证据时，我们会将这种证据完全排除。涉外案件中，任何不注意的不规范行为，都会惹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甚至会引发外交事件。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施行以来，更加强调以审判为中心的办案模式。事实上，在‘109’专案案发的时候，院里就已经要求我们以审判为中心，提前介入就是一个体现。”李奇湛说。
通过提前介入夯实了案件的证据基础，案件移交到广州市检察院以后，王银梅等人便开始了忙碌的准备起诉、开庭的准备。
公诉外国毒枭
王银梅回忆，她负责的案件中有两名被告人身体很不好。其中一名叫塔黑尔的被告人有糖尿病和高血压，需要定时注射胰岛素，羁押期间就申请了到医院就医。为了保证如期开庭，也体现中国的司法关怀，和法院协商后，他们最终决定在塔黑尔等人的住院地武警广东省总队医院的多媒体阶梯教室就近开庭审理。庭审每隔几个小时，就会休庭，配合医护人员给患病的被告人注射治疗药物。
“我还记得他们国家的领事对我们说，‘你们的办案方式真文明’。我们在严格按照国内刑事诉讼程序办理案件的同时，也尊重了被告人所在国的宗教信仰和习俗，这一系列的措施都得到了他们的认可。”王银梅说。
李奇湛也向记者表示，涉案被告人所在国领事并没有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提出什么苛刻的要求，相较而言，更大的难题还在于被告人的对抗情绪。
“他们不愿意回答问题，动辄说遇到了刑讯逼供，或者声称翻译人员曲解其供述。”李奇湛说。而且有一些被告人在法庭上显得非常嚣张，“他们会一口咬定自己不知道货物中有毒品，利用外国人的身份，气势汹汹地质疑你的提问。”也有的被告人会打感情牌，称其所在的国家与中国是友好国家，两国之间应当“相互帮助”，可以“放一马”。“当然了，我们直接回复：任何人触犯中国法律都将受到严厉处罚，不管来自哪里，这是原则。”
事实上，被告人声称的翻译人员曲解供述的事情并不存在。李奇湛对记者介绍，有几名南亚的被告人讲的是当地的方言，经一番了解才知道说的是乌尔都语，作为官方语言的英文却并不好。案件移送到广州市检察院以后，院里按照办理涉外案件的程序，通过专业的翻译公司，从当时国内唯一一个教授乌尔都语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聘请乌尔都语专职翻译为其提供专门的翻译。
李奇湛介紹，广州市检察院和几家广州市翻译公司订立了长期的合作协议，一旦有需要翻译的案件，即请翻译公司帮忙寻找合适的翻译人员。一直以来办理涉外案件，广州市检察院都会启动这套聘请翻译的机制。“有些被告人会一些英语，甚至几名在中国从事毒品生意有一段时间的非洲籍被告人会一些中文，但是为了确保案件效果，我们依然请了能说他们当地方言的翻译。”
“聘请翻译，一般由办案检察官根据实际情况打一个报告，然后院里的办公室就会委托翻译公司寻找翻译。翻译公司报送了合适的翻译人员后，院里再对翻译人员的资质、背景进行审查，最后决定选取最合适的翻译人员进行翻译。所以，被告人所说的翻译人员曲解供述的现象，基本不太可能。”王银梅说。
“109”专案案发以后，广州市检察院还启动了照会程序，即在批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将案件概况告知犯罪嫌疑人所在国驻广州领事馆。
而在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被羁押期间，领事馆也可以随时要求探视犯罪嫌疑人，但是其谈话内容仅限于了解其身体状况、饮食起居状况等，可以提出一些物质性的要求，不能涉及案情。据悉，“109”专案的领事探视也得到了非常好的保障。“有时候会遇到比较难缠的领事。例如我前一段时间办理的一外籍犯罪嫌疑人的案件，该国领事馆官员来到看守所之后，我核对其身份和相关材料时，他很不高兴，认为他是堂堂领事，是外交特使，说我冒犯了他。在探视时，这名官员不断询问犯罪嫌疑人案情，我带来的翻译立刻意识到这个问题，就制止了他。好不容易探视结束以后，他又提出要见别的犯罪嫌疑人，我告诉他这次探视不包括其他犯罪嫌疑人，结果他更不高兴了，当时就在会见大厅吵闹起来了。”王银梅告诉记者，最后事情还是平息了，按照她的经验来看，大多数领事都会十分友善，很多国家的领事都很讲程序、有礼貌，只有个别国家的领事提出的要求会很直接。
王银梅回忆，塔黑尔案件开庭时，领事馆的官员专门来到武警医院，全程参与了庭审过程。庭审持续了3天，他一直正襟危坐在旁听席上。最后一次开庭结束后，该名官员走到王银梅和吴奕星面前，真诚地道谢。因为他从没见过庭审过程中还给被告人打针治病的，还让他们休息、吃饭的。
2014年9月2日，广州市检察院办理的新中国成立以来走私毒品数额最大的“109”专案最后一个被告人塔黑尔·默罕穆德被判处无期徒刑。至此，“109”专案全部完结，9名被告人分别来自南亚和西非一些国家，除一名非洲籍的仓库老板因为证据不足没有被提起公诉以外，因走私、运输毒品罪或走私毒品罪，克亚尼等3人被判处死刑，另6人分别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15年……
大理石运毒引发的“109”专案
从2009年10月9日至今，“109”专案的侦破、审判前后持续了5年之久，该案开创了广州涉外刑案公诉史上的先河，除了查缴毒品数量惊人，其涉案的数名被告人基本上都来自于南亚的毒品基地。
“109”专案由4起特大走私毒品案件构成，线索来源于一次无心之得。2009年10月9日下午，广州市黄埔海关缉私部门接到广州市公安局毒侦支队打来的电话，希望他们协助查询广州长舟公司在黄埔口岸进口货物的情况。海关缉私人员迅速开展摸查，结果发现该公司最近并没有进出口记录。
联想到近年来来自“金新月”地区的毒品走私非常猖獗，黄埔海关决定对长舟公司进行调查。很快，海关查明长舟公司的业务经理与境外有过多次联系，商谈过大理石进口事宜。
进口大理石在广东并不常见。但是进口的大理石质量粗糙，国内也基本不缺这种原料，进口它有什么好处？黄埔海关便循着大理石往下查，在近期来自境外大量的货物中，找到了一票大理石，货主单位为广州方海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进一步调取方海公司的资料时，黄埔海关发现，“长舟”其实就是“方海”，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这票货物存在重大嫌疑，黄埔海关立即将其锁定。
10月13日上午，黄埔海关对这票共两个集装箱的大理石进行了秘密查验。用大理石运毒，在当时还没有先例。所以最开始海关通过H986大型集装箱检测系统扫描时，没有反应；使用缉毒犬，也没有发现异常。最后海关办案人员决定实施人工查验，敲开大理石。
虽然已有十足把握，但当成袋的暗藏在镂空的大理石中的海洛因，全部被取出来放在海关办案人员面前时，他们还是吓了一跳：788包海洛因，共318.35公斤，一批货物就查出这么多，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随后，针对这批货物的货源地、报关公司等信息进行扩线侦查，黄埔海关在另一藏毒仓库再次查获海洛因226.93公斤。
该案的成功查获，引起时任海关总署署长盛光祖、副署长王松鹤、吕滨等的关注和批示，因势利导，黄埔海关将其命名为“109”专案，成立专案组，继续开展名为“秋风”的打击毒品走私专项行动。10月13日至11月17日，专案组又在广州市白云区、越秀区和深圳市等地，查获306.58公斤海洛因，均是通过大理石运毒，抓获来自南亚的籍犯罪嫌疑人5名。
控制下交付人赃俱获
11月10日，此时已经因为两起数额极其庞大的毒品走私案而绷紧神经的黄埔海关又发现黄埔老港广裕码头一票来自南亚某国的申报为亮石的货物存在走私毒品的重大嫌疑，遂下达布控指令。亮石和大理石差不多，俗称“滑石粉”的亮石产地主要就在中国，基本只有出口没有进口，次日，海关开仓查明这批货物确有毒品。这次，为了“放长线钓大鱼”，海关决定全票复原实施“控制下交付”。
“负责来接收这批货物的是一个来自南亚的年轻人，名叫克亚尼。后来他被判了死刑，已经执行了。事实上，他只是其背后的境外贩毒团伙的一个小马仔。”参与办理该案的广州市检察院公诉一处检察官李奇湛告诉记者，“毒品走私的案子还有个惯例，货到达之后，只是由境内的货运公司运到仓库里放着，短时间之内收货方是不来看货的，贩毒团伙也在观察缉毒部门的动静。这起案件中，那批亮石在仓库里放了一个多月。”
12月20日，克亚尼终于在佛山市顺德区大联镇的一间仓库前露面了。黄埔海关一直监视着这批货物，他们也知道，毒品在這里，但交易可能不在这个地方，毒贩也许要转移货物到别地去。所以海关在仓库里布置了大量摄像装置，还派了一名副处长伪装成搬运工，在仓库附近蹲守下来。果然，克亚尼来了之后，就招呼搬运工替他搬货物，副处长便顺利地潜了进去。
“搬货的时候，海关的那名副处长就发现了不对劲。克亚尼并没要求把所有货物都搬走，也没按顺序搬。编织袋上都有数字标记，他说一个，搬运工就搬一个，总共搬了几十袋。”李奇湛说。
装完货后，克亚尼让搬运工都上车，将货物运到了广州市白云区一个仓库。不久，仓库里就来了4名非洲人，和克亚尼一同验货、交易。虽然克亚尼指挥着货车在广州一带兜兜转转很长时间，但他不知道的是，假扮搬运工一起过来的海关副处长早将交易地点通知了办案组，就在毒品交易双方用铁锤、裁纸刀将毒品取出来的时候，缉毒人员已经包围了整个仓库。没有任何准备的克亚尼等人只有束手就擒。其中一名非洲人攀上仓库的窗户，踢开缉毒人员，企图跳窗逃跑，缉毒人员鸣枪示警无效以后，开枪将其击伤，后抢救无效死亡。黄埔海关共查获海洛因52.5公斤，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
12月1日，黄埔海关在黄埔新港集司码头一票申报转运的大理石货物中，再度查获海洛因127.5公斤。
至此，“109”专案中共计1033.36公斤的海洛因，全部查获，抓获犯罪嫌疑人共5名。
不过，案件也有一些遗憾之处。记者获悉，此案查获的毒品，目标销售地大多是境外，中国只是其中一个中转地。几百公斤海洛因这种级别的交易，一般都是毒枭亲自在境外或公海上交易。因为转运、交易毒品一般都是国外贩毒团伙的马仔来进行操作，所以被捕的数名犯罪嫌疑人也都称不上大鳄级人物。
提前介入“109”专案
毒品全部查获，而案件还没完结。 由于“109”专案主要由“10·09”、“10·13”、“11·10”、“12·01”四起案件构成，而9名犯罪嫌疑人主要分布在“10·13”、“11·10”两起案件中，分别来自南亚、西非等多个国家。语言、文化的差异，使得案件的公诉过程比一般毒品犯罪更加复杂。
早在“109”专案被移送至广州市检察院之前，广州市检察院便部署了该院公诉一处提前介入此案，该院公诉一处则指派办理涉外案件经验丰富的检察官王银梅、李奇湛和吴奕星提前入驻黄埔海关，协助办理案件。
“由于案情重大，当时院里还‘照顾’我们，让我们两个月以内不再接手新的案件。公诉一处本来案件就多，这么长时间不进新案，已经很难得了。”王银梅告诉记者。
“入驻黄埔海关之后，一方面，我们对案件的取证会提出一些意见。海关取证比较重视书证，而对于一些实物证据则偶有忽略，例如核对确定走私毒品数量时，由于部分毒品流失，导致我们无法计算毒品的具体数量，因此我们需要将已敲碎且检验含有微量残留毒品的大理石进行复原，以其镂空的空间来估算毒品的总量，最后结合缴获的未破坏的毒品及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确定最后的毒品数量。那些大理石碎渣如果不及时收集，然后及时复原，这项工作就会受到影响。就像这样，我们提出意见后，黄埔海关积极配合，第一时间固定证据，有利于案件后续办理。”王银梅说。
“我们还注意到一个问题，犯罪嫌疑人并不通过银行来中转资金。”王银梅说，犯罪嫌疑人会通过自己所谓的“财务公司”来中转资金，一旦毒品交易成功后，境外的公司会电话通知其在中国开设的分公司，让其拿一笔钱用来付款。“如果通过银行，就很容易被查到。但通过‘财务公司’操作，就成了分公司向总公司还钱，属于内部资金流动，证据上很难认定。”于是在审讯过程中，王银梅等人也针对这个问题向海关办案人员提出了意见，以及时切断境外的资金链。
另一方面，王银梅等人也关注着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工作。“办理走私毒品案件的一个重点问题就是证明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故意和数名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共犯关系。”王银梅说，很多走私毒品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都会用“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毒品”来进行辩解，如何通过讯问使其交代犯罪事实，是关键，也是脑力活。
而且，这种涉外案件，审讯过程的规范，显得更加重要。王银梅还记得，有一名因为熟悉“金新月”地区毒情而从外地借调来协助办案的海关缉毒人员，在犯罪嫌疑人狡辩时，用手上的卷宗轻拍了犯罪嫌疑人的脑袋。虽然完全称不上“体罚”，但这种程度的行为也是被禁止的。因此在审查证据时，我们会将这种证据完全排除。涉外案件中，任何不注意的不规范行为，都会惹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甚至会引发外交事件。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施行以来，更加强调以审判为中心的办案模式。事实上，在‘109’专案案发的时候，院里就已经要求我们以审判为中心，提前介入就是一个体现。”李奇湛说。
通过提前介入夯实了案件的证据基础，案件移交到广州市检察院以后，王银梅等人便开始了忙碌的准备起诉、开庭的准备。
公诉外国毒枭
王银梅回忆，她负责的案件中有两名被告人身体很不好。其中一名叫塔黑尔的被告人有糖尿病和高血压，需要定时注射胰岛素，羁押期间就申请了到医院就医。为了保证如期开庭，也体现中国的司法关怀，和法院协商后，他们最终决定在塔黑尔等人的住院地武警广东省总队医院的多媒体阶梯教室就近开庭审理。庭审每隔几个小时，就会休庭，配合医护人员给患病的被告人注射治疗药物。
“我还记得他们国家的领事对我们说，‘你们的办案方式真文明’。我们在严格按照国内刑事诉讼程序办理案件的同时，也尊重了被告人所在国的宗教信仰和习俗，这一系列的措施都得到了他们的认可。”王银梅说。
李奇湛也向记者表示，涉案被告人所在国领事并没有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提出什么苛刻的要求，相较而言，更大的难题还在于被告人的对抗情绪。
“他们不愿意回答问题，动辄说遇到了刑讯逼供，或者声称翻译人员曲解其供述。”李奇湛说。而且有一些被告人在法庭上显得非常嚣张，“他们会一口咬定自己不知道货物中有毒品，利用外国人的身份，气势汹汹地质疑你的提问。”也有的被告人会打感情牌，称其所在的国家与中国是友好国家，两国之间应当“相互帮助”，可以“放一马”。“当然了，我们直接回复：任何人触犯中国法律都将受到严厉处罚，不管来自哪里，这是原则。”
事实上，被告人声称的翻译人员曲解供述的事情并不存在。李奇湛对记者介绍，有几名南亚的被告人讲的是当地的方言，经一番了解才知道说的是乌尔都语，作为官方语言的英文却并不好。案件移送到广州市检察院以后，院里按照办理涉外案件的程序，通过专业的翻译公司，从当时国内唯一一个教授乌尔都语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聘请乌尔都语专职翻译为其提供专门的翻译。
李奇湛介紹，广州市检察院和几家广州市翻译公司订立了长期的合作协议，一旦有需要翻译的案件，即请翻译公司帮忙寻找合适的翻译人员。一直以来办理涉外案件，广州市检察院都会启动这套聘请翻译的机制。“有些被告人会一些英语，甚至几名在中国从事毒品生意有一段时间的非洲籍被告人会一些中文，但是为了确保案件效果，我们依然请了能说他们当地方言的翻译。”
“聘请翻译，一般由办案检察官根据实际情况打一个报告，然后院里的办公室就会委托翻译公司寻找翻译。翻译公司报送了合适的翻译人员后，院里再对翻译人员的资质、背景进行审查，最后决定选取最合适的翻译人员进行翻译。所以，被告人所说的翻译人员曲解供述的现象，基本不太可能。”王银梅说。
“109”专案案发以后，广州市检察院还启动了照会程序，即在批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将案件概况告知犯罪嫌疑人所在国驻广州领事馆。
而在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被羁押期间，领事馆也可以随时要求探视犯罪嫌疑人，但是其谈话内容仅限于了解其身体状况、饮食起居状况等，可以提出一些物质性的要求，不能涉及案情。据悉，“109”专案的领事探视也得到了非常好的保障。“有时候会遇到比较难缠的领事。例如我前一段时间办理的一外籍犯罪嫌疑人的案件，该国领事馆官员来到看守所之后，我核对其身份和相关材料时，他很不高兴，认为他是堂堂领事，是外交特使，说我冒犯了他。在探视时，这名官员不断询问犯罪嫌疑人案情，我带来的翻译立刻意识到这个问题，就制止了他。好不容易探视结束以后，他又提出要见别的犯罪嫌疑人，我告诉他这次探视不包括其他犯罪嫌疑人，结果他更不高兴了，当时就在会见大厅吵闹起来了。”王银梅告诉记者，最后事情还是平息了，按照她的经验来看，大多数领事都会十分友善，很多国家的领事都很讲程序、有礼貌，只有个别国家的领事提出的要求会很直接。
王银梅回忆，塔黑尔案件开庭时，领事馆的官员专门来到武警医院，全程参与了庭审过程。庭审持续了3天，他一直正襟危坐在旁听席上。最后一次开庭结束后，该名官员走到王银梅和吴奕星面前，真诚地道谢。因为他从没见过庭审过程中还给被告人打针治病的，还让他们休息、吃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