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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兆玉 译
摘要：充分尊重李东英先生的原著精神，从朱子的生平轶事说起，谈到朱子的思想概况，着重讨论了朱子的文学观，其基础是“文从道出”，表现出运用道家式自由自在的风格与艺术的创造夸张相结合的观点。
关键词：朱熹：思想；文学观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812-2485(2007)09-0047-018
一、生平
朱子，名熹，字元晦，号晦奄、晦翁、云古老人等，南宋徽州务源人。高宗建炎4年(1130)出生，宁宗庆元6年(1200)去世，享年71岁。根据他弟子黄干所著《朱子行状》记载，朱子天生聪慧，资质过人，咿呀学语的时候，他的父亲(韦齐，尚书，吏部侍郎，管辖福建)用手向上指着说，“这是天”。话音刚落，他便反问说，“那天的上面义是什么呢?”朱于从5、6岁的时候开始就怀着对天体的兴趣跟老师学习《孝经》。阅读完一遍后，把书合上，在扉贞上写下“不如此不足以为人”的话。
就这样渐渐长大成人，带着成长为一代圣贤的抱负，刻苦努力地钻研学问，象科举之类的学问，从一开始他就没有放在心上。10岁的时候，读了《孟子》，“原来圣人也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成长起来的呀”。这就更加激发他刻苦学习。14岁的时候，父亲书齐去世了，遵照父亲的遗言师承于胡原仲(籍溪)，刘彦冲(白水)、刘致中(屏山)，刻苦攻读，22岁时，蒙乡里举荐，进士及第，官拜左迪功郎，时任泉州同安主簿。从24岁师承李延平之始，憬悟到老庄与佛教的空疏，继承理学传统一脉，从此便拉开了创研理学的序幕。
欲穷理而致知，欲反馈则实践，他博览群书，通达经史子集，从诸子到佛理、老庄，上到天文下到地理，无所不及。33岁时因上书孝宗，抨击同金议和，被反对派排挤，遭到罢免。43岁时，完成了《论语》《孟子》精义，编写了《资治通鉴纲目》。44岁时完成了《太极图说》，46岁时，编纂了《近思录》，同年与陆复齐、陆象山兄弟在鹅湖寺相遇，共同探讨学问，而相互学术立场的见解不尽相同。48岁时完成了《四书集注》和《或问》，编写了《周易本义》，49岁重创建白鹿洞书院。
53岁时在台州推倒了北宋大奸臣卖国贼秦桧的祠堂，为受陆学牵连的伊洛学派辩护。57岁时完成了《易学启蒙》，编纂了《孝敬刊误》。59岁时曾受诏进宫但很快又被辞退。60岁时编写了《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的书稿，调任漳州知事欲辞不能遂赴任。61岁时在就任之地首次颁布礼教教义。66岁时被特别提升为朝奉大夫。
朱子在50年间，历经4位皇帝，但是他也只做过9年的地方官吏，真正为朝廷效力的时间只有40余日。其学问和思想体系之庞大，中国历代儒家文献几乎无不经其手笔诠释解析过。他所关心的不是做官升迁，而是宇宙的秩序和真理的探究。
二、思想概况
朱子的思想体系非常庞大，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即：宇宙论、心性论、修养论和仁说论。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宇宙论。朱子的宇宙论综合了周濂溪的太极说以及程伊川的理气二元说，并把其细化开来。周濂溪认为宇宙的主体无极而太极，而这无极而太极就存在着这样两种可能性。一个动态的称之为“阳”，另外一个静态的称之为“阴”。所谓太极：动则生阳，静则生阴，动与静循环往复无穷无尽。一动一静彼此互为根本，循环往复永无止境。阴阳进一步发展，生成金木水火土五行，而五行又生成万物。然而濂溪关于太极是有，是无，是理，是气，并没有提及。
程伊川把宇宙的体系称为太极，太极是道，亦是理。从太极无幻无形这一点来看，又称作无极。太极之动、静二性生成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相互交感又生成金、木、水、火、土五行，而五行又生成了万物。虽然理之形而上，气之形而下，而理、气两者的关系却又密不可分。离开了理就没有气，离开了气理亦无存。从本体来看则理是统一的，从相互之作用来看，又是各不相同的。理为性，即精神的普遍原理，气为形，即物质的特殊原理。
朱子则综合了以上周、程二人的学说，作了如下的阐述：宇宙的本体虽如濂溪所说无极而太极，但这不是两种事物，太极之妙处正是无极。太极不是一个物体，现实中既无声，也无味。如果说太极可以分为体和用的话，体则是理，用则是鬼神。所谓鬼神就是由阴阳二气运行往来所生成万物无穷变化之意。理为形而上，为道，是万物相生之根源所在。气为形而下，为器，是万物相生之具。太极是没有一定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是超越时空绝对的理。太极的理和理气二元的理如果说有一定关系的话，太极的理是绝对的，而理气二元说的理是相对的。就本体来讲，其自身即为太极，若从其相互作用的层面来讲就是理气二元说了。
朱子用理气二元说来说明现实之事，最后终于太极，即使其皈依于理一元。太极中，理是同体异名之说。他认为，理是在天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本原。并且在用理气二元说来解释宇宙万物的同时，主张“理同气殊说”。虽然从理的立场来看万物同一，但是万物的实际面貌却是千差万别的。其原因在于气分为正偏清浊之故。无论是分圣贤凡愚的人类，还是人类以下的动、植万物，无数差别的存在完全是气禀之结果。理虽为精，而气依阴阳而分，阴阳依五行而分，万物生成时依其禀受气之正偏而产生差别。气正授之时生为人类，偏授之时生为动、植万物。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之首，掌管万物的理由就在于此，被称为小宇宙的原因也在于此。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朱子的心性论。朱子的心性论是在张横渠和程伊川学说的基础上继承发展而来，提出了人性分为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两种说法。本然之性可比为至善至纯的静止末发状态。宇宙之本体，作为太极本然之妙处可以说就是万变不离其宗(万殊之一本)。气质之性在于已发的状态中含有气之正偏清浊，混有性之善恶。这就是所谓一本之万殊。本然之性是理之专称，而气质之性则是理之别称。
本然之性不论圣贤、平凡，人和万物无所差别，统属为气，气正则为人，气偏则为万物。在人类中，圣人之气清，凡人之气浊。所以，气质之性则是指人的肉体而言。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并不是彼此孤立存在的。是相应相对，彼此共存的。本然之性如水，气质之性如器。就象没有器具不能盛水一样，气质之无存本然之性所依之物无矣。本然之性为不被气质之性所超越而做的努力就是修养。
在朱子的心性论中，对天命、性、道、理、心、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仁义理智乃性也。侧隐、羞愧、厌恶、谦让、是非乃情也。仁义礼智乃性也。仁则爱、义则恶、礼则让、智则知，乃心也。性。心之理也。情，性之所用也。心，性情之主也。天对万物所赋予的为命。人间从上天所禀受的为性。性是从上天赋予中所得到的。以性为理，理至纯至善则无恶。显然孟子的性善说正好说明这一观点。
禀受上天所赋予之性，理也。所谓性理学的说法由此便可知晓。这是在为“性理学”的说法做铺垫。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朱子的修养论。朱子的修养论可概 括为居敬穷理。可以分为内、外两个部分。居敬为内在的东西，穷理为外在的东西。外在的修养“穷理”是指《中庸》的道学和《大学》的知之格物而言。道学中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四法，而关于致知格物在《大学》中也有提示。朱子从做学问的态度方面又提到了博文、约礼。即获得了渊博的知识之后。把对真理的一贯体验当作学习的主宰，不只以获得更多的知识为目标。因此，他选择的不是知行合一的形式，而是先知后行的实验法。无知而先行则被认为是轻举妄动。
若审视朱子的内在修养法的话，其主旨在于精神集中于某处，从而使心境不能被物欲所迷失。无论是孟子的在心养性，还是中庸的尊德性等，所有都显示出这样的学习原理。朱子将此称为居敬学习。即以静为主体察之。于此相同，学习的源流从周濂溪的“主静”开始，经过程伊川，李延平到朱子一脉相承。不过，延平的方法有禅学的倾向，而朱子的居敬观点更侧重于以持续努力的意志力来抑制欲望而顺应天理。朱子将居敬、穷理比喻为车的两个轮子和鸟的两个翅膀。心若无主，再穷理也没有价值，无论怎样的通达之人。若不能穷理也无以达到有道之境。穷极真理，居敬学习才会日益进取，只有做到居敬，穷理学习才能日益缜密。这就如同人之双足，左脚前行，右脚需停顿，右脚前行，左脚要停顿，左右步伐协调交替，才能到达终点。
最后再来看一下朱子的仁说。孔门之下对“仁”的说法有很多，孔子也未能给出明确的定义。象颜渊、子贡这样的高徒也不能把握其具体意义，只是窥豹一斑而已。朱子为“仁”所下的定义是这样的。天地万物之生要属其心志。人和万物之生是获得了各种不同的天地之心，并以此心志而为之。因此，就心之德而言，虽统摄贯通，无所不包，但一言以蔽之——仁也。具体地说就是天地之心所纳之德分为四个方面，即元、亨、利、贞。元之运行乃成四季之序，春夏秋冬。另一方面，人心之德也有四个方面，即仁义礼智。大概是说，仁者，道即天作为万物生存之心，寄寓于物，早在情尚未产生之时，仁之体，便已经具备了。事实上此时之仁，用心感悟并悉心珍藏，成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此乃孔门的正训，是学者们追求仁说，纷纷创作根源之所在。在《论语》中孔子将“仁”作了种种描述，那是依据情况广义说明。但若要综合地阐述“仁”的话，可以说那是心之德，爱之理。
以上，从宇宙论、心性论、修养论和仁说论四个领域剖析了朱子思想的中心内容。正如朱子学说中心问题所概述的一样，其学说体系实际上非常庞大，以宇宙自然为代表的天文、历法、地理、儒学经典、史学、佛学、诸子学说等无不涉及。不过，无论什么也比不过朱子对宋代程理学的贡献，为新儒学奠定基础，被后世称为“朱子学说”，开创了一代新的学风。
三、文学观
朱子的文学观是指朱子在文学方面的见解和立场。朱子在文学领域方面就象上面所提及的那样深远博大。但是学者们在研究朱子学问体系的时候主要集中在其程理学中心的哲学部分，而对于有关文学范畴的研究是比较少有的。以下将从“文论”和“诗论”两部分来考察朱子的文学观。
朱子文学观的基础是以“文从道出”的观念为出发点的。文学和道相互关联评论的学者在朱子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例如刘勰所作《文心雕龙》中就有“文心”之作也本乎道的说法。这里所说的“道”应是“自然”之道。朱子之道是“圣人”之道，“人间”之道，是儒家之道，而非老庄道家之道。
之后，进入唐朝之后，也有谈论文和道关系的学者。其中韩柳(麦圣)“载道说”的观点值得注意。韩柳发表了这样的见解，学习先人们的文章不是因为要学习那些辞藻，而是在于要学习其中的道理。宋代的理学者们对韩柳的见解提出了疑义。周敦颐(濂溪)和二程为代表的理学者们在理解韩柳观点的基础上认为文学和道完全缠绕在一起，就会变得混乱。
北宋的苏轼主张“文必俱道”、“以文贯道”的观点：仔细品味苏轼的观点可以看出其综合了《文心雕龙》、韩柳、和理学者们的观点，而朱子的观点应该说在此基础上又使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朱子重要的见解是这样的。“文之载道正有如车之载物。”造车之人要拥有车轮等必要的部件才行。作文章的人要推敲语言，润色词句，从这一点上看是要使其具有价值。文章再如何修饰若无人加以利用，则不过是修饰而己，变得毫无价值。若车不载物，文不载道，即使再华丽的装饰也无半点作用。上述之言我们可以看出朱子所主张的文学观的核心内容。
进一步地说：“如果谈重要的线索的话，学问的目的在于明辨是非，捍卫真理，在这过程中自然要出现好的文章，好的诗歌，有着良好资质的人，专注于文章，在攻读圣贤之文的时候，其中的道义自然显现。文只有去接近于道，以道作为支撑的时候，方能够不至于陷入虚词空调的泥潭。许许多多的文人学者的文章中或者是经史中一贯出现的是辨别是非的努力都是通过明白的阐述义理来完成的。”可见，这里朱子所说的“是非辨别”或者是“明理”、“义理”等全部都是指通过文学来达到、获得和实现道义的目的。
关于文学的方法论朱子的见解是“熟读”和“求精”，朱子所提出的哲学的方法论是“穷理”和“致知”，而做文章也要强调熟读和求精。所谓熟读是指先要在对前人的文章完全理解之前要全神贯注地阅读。熟读以后要回过头来反思其意，同时整理、习作，以理解前人的思想，领会其真意。这就是求精，寻找思想精髓的过程。
下面再来看看朱子的诗论。虽然也有和其文论相类似的部分，但是在这里还可以有新的发现。最大的差别就是关于诗和文学的“载道说”有所不同，强调“自得”。文论的情况是固守正统儒家的立场和观点，主张圣人所传的“人间之道”要通过文学作品来承载。而在评论诗的时候，朱子不由自主地受到六朝以来老庄思想的影响。老庄思想倾向在当时的文学艺术界得以继承，势力强大，朱子也挥之不去地受到了它的影响。
诗论中朱子呈现了其“人生之艺术”的境界，进而又提出“艺术之艺术”的观点主张。文论中朱子批判了苏轼的见解，而在诗论中，朱子却忠实地追随其后。在《朱子语录》中记有苏轼为通晓儒道、禅学的大家。朱子称，东坡的诗达到了“天成”、“自得”、“超然”的境地，能够随心所欲，收放自如，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朱子本人虽然也有很多诗作，但他在《朱子语录》中有一部分是来评论历朝历代的诗人们的，他分析出诗人们的诗作之中所流露出来的不同气质和个性。下面就来举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陶渊明的诗多显出闲适自然：韦应物的诗作自由自在；李白的诗不违法度，堪称诗圣；黄山谷的诗虽古风盎然却又不失自然。大体上，作诗的时候偶得的佳句和平日里的好词应该是不同的。本朝虽有杨大年，但他的写诗技巧有很强的模仿前人的痕迹。
因此在诗论中朱子的观点与文论中流露出来的儒家的严谨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一样的。在诗论中朱子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他在文论中所表现的儒家式的严谨风格，却表现出了运用道家式自由自在的风格与艺术的创造夸张相结合的观点。客观地想一下，朱子并不是忘记儒家的“圣人之道”，通过文章来实现思想的主张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只偏重于此，人生岂不是要陷入枯燥无味的境地了。弥补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诗，自然地排解心理的情绪，期待彼此能够互补，使人生能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所以文人学者不能误以为是其在追求理过程中的一时疏忽。
四、结论
以上本文对儒家代表性的学者们的文学观进行了考察。儒家学者们对学问的关心，是有其现实目的的，在他们的思想和艺术的内容中并没有把具体的学问专门化，使其成为独立的分支领域来整理，自成体系。因此，许多研究者们在其研究的学问以外，还多关心于哲学或政治思想等。
本文只不过是试图将以前研究者们所疏忽了的文学范畴的问题提了出来，把他们学术思想中零散的知识或者是与学问相关联的成分查找出来加以整理作为一个线索相结合着来看。在所谓文学的社会性、政治性作用中可以找出孔子、孟子和朱子三个人共同的文学观。一言以蔽之，所谓社会作用的观点就在于对文学的理解和对其必要性的强调。
这样的倾向特别是在孔子和孟子的情况下更加明显。其中孟子更尤为深刻。作为孟子以战国时代的时代背景为基础，其所做学问的大部分集中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关于文学所言及的反而比孔子更少。到了朱子的时候，文学从某种意义上成为真正独立的领域整理研究，在学术体系中文学所占据比重也逐渐扩大。中国文学史从汉代的经学成立以后开始，唐代的诗，宋代的词，元代的曲，直至明清以后的小说，若想一想时代划分的根据，就能够发现为什么没有将孔孟放入其列的理由了。
但是儒学学术史是要从孔孟开始的。儒学开始的时间远远早于文学作为独立的分支登上历史舞台。文学只是没有被强调出来，但是可以说它的作用在多方面得到了认证。因此便成了本文所考察的一个出发点，今后成为儒学学术内在的文学观追踪整理的工作应该并行。
摘要：充分尊重李东英先生的原著精神，从朱子的生平轶事说起，谈到朱子的思想概况，着重讨论了朱子的文学观，其基础是“文从道出”，表现出运用道家式自由自在的风格与艺术的创造夸张相结合的观点。
关键词：朱熹：思想；文学观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812-2485(2007)09-0047-018
一、生平
朱子，名熹，字元晦，号晦奄、晦翁、云古老人等，南宋徽州务源人。高宗建炎4年(1130)出生，宁宗庆元6年(1200)去世，享年71岁。根据他弟子黄干所著《朱子行状》记载，朱子天生聪慧，资质过人，咿呀学语的时候，他的父亲(韦齐，尚书，吏部侍郎，管辖福建)用手向上指着说，“这是天”。话音刚落，他便反问说，“那天的上面义是什么呢?”朱于从5、6岁的时候开始就怀着对天体的兴趣跟老师学习《孝经》。阅读完一遍后，把书合上，在扉贞上写下“不如此不足以为人”的话。
就这样渐渐长大成人，带着成长为一代圣贤的抱负，刻苦努力地钻研学问，象科举之类的学问，从一开始他就没有放在心上。10岁的时候，读了《孟子》，“原来圣人也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成长起来的呀”。这就更加激发他刻苦学习。14岁的时候，父亲书齐去世了，遵照父亲的遗言师承于胡原仲(籍溪)，刘彦冲(白水)、刘致中(屏山)，刻苦攻读，22岁时，蒙乡里举荐，进士及第，官拜左迪功郎，时任泉州同安主簿。从24岁师承李延平之始，憬悟到老庄与佛教的空疏，继承理学传统一脉，从此便拉开了创研理学的序幕。
欲穷理而致知，欲反馈则实践，他博览群书，通达经史子集，从诸子到佛理、老庄，上到天文下到地理，无所不及。33岁时因上书孝宗，抨击同金议和，被反对派排挤，遭到罢免。43岁时，完成了《论语》《孟子》精义，编写了《资治通鉴纲目》。44岁时完成了《太极图说》，46岁时，编纂了《近思录》，同年与陆复齐、陆象山兄弟在鹅湖寺相遇，共同探讨学问，而相互学术立场的见解不尽相同。48岁时完成了《四书集注》和《或问》，编写了《周易本义》，49岁重创建白鹿洞书院。
53岁时在台州推倒了北宋大奸臣卖国贼秦桧的祠堂，为受陆学牵连的伊洛学派辩护。57岁时完成了《易学启蒙》，编纂了《孝敬刊误》。59岁时曾受诏进宫但很快又被辞退。60岁时编写了《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的书稿，调任漳州知事欲辞不能遂赴任。61岁时在就任之地首次颁布礼教教义。66岁时被特别提升为朝奉大夫。
朱子在50年间，历经4位皇帝，但是他也只做过9年的地方官吏，真正为朝廷效力的时间只有40余日。其学问和思想体系之庞大，中国历代儒家文献几乎无不经其手笔诠释解析过。他所关心的不是做官升迁，而是宇宙的秩序和真理的探究。
二、思想概况
朱子的思想体系非常庞大，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即：宇宙论、心性论、修养论和仁说论。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宇宙论。朱子的宇宙论综合了周濂溪的太极说以及程伊川的理气二元说，并把其细化开来。周濂溪认为宇宙的主体无极而太极，而这无极而太极就存在着这样两种可能性。一个动态的称之为“阳”，另外一个静态的称之为“阴”。所谓太极：动则生阳，静则生阴，动与静循环往复无穷无尽。一动一静彼此互为根本，循环往复永无止境。阴阳进一步发展，生成金木水火土五行，而五行又生成万物。然而濂溪关于太极是有，是无，是理，是气，并没有提及。
程伊川把宇宙的体系称为太极，太极是道，亦是理。从太极无幻无形这一点来看，又称作无极。太极之动、静二性生成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相互交感又生成金、木、水、火、土五行，而五行又生成了万物。虽然理之形而上，气之形而下，而理、气两者的关系却又密不可分。离开了理就没有气，离开了气理亦无存。从本体来看则理是统一的，从相互之作用来看，又是各不相同的。理为性，即精神的普遍原理，气为形，即物质的特殊原理。
朱子则综合了以上周、程二人的学说，作了如下的阐述：宇宙的本体虽如濂溪所说无极而太极，但这不是两种事物，太极之妙处正是无极。太极不是一个物体，现实中既无声，也无味。如果说太极可以分为体和用的话，体则是理，用则是鬼神。所谓鬼神就是由阴阳二气运行往来所生成万物无穷变化之意。理为形而上，为道，是万物相生之根源所在。气为形而下，为器，是万物相生之具。太极是没有一定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是超越时空绝对的理。太极的理和理气二元的理如果说有一定关系的话，太极的理是绝对的，而理气二元说的理是相对的。就本体来讲，其自身即为太极，若从其相互作用的层面来讲就是理气二元说了。
朱子用理气二元说来说明现实之事，最后终于太极，即使其皈依于理一元。太极中，理是同体异名之说。他认为，理是在天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本原。并且在用理气二元说来解释宇宙万物的同时，主张“理同气殊说”。虽然从理的立场来看万物同一，但是万物的实际面貌却是千差万别的。其原因在于气分为正偏清浊之故。无论是分圣贤凡愚的人类，还是人类以下的动、植万物，无数差别的存在完全是气禀之结果。理虽为精，而气依阴阳而分，阴阳依五行而分，万物生成时依其禀受气之正偏而产生差别。气正授之时生为人类，偏授之时生为动、植万物。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之首，掌管万物的理由就在于此，被称为小宇宙的原因也在于此。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朱子的心性论。朱子的心性论是在张横渠和程伊川学说的基础上继承发展而来，提出了人性分为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两种说法。本然之性可比为至善至纯的静止末发状态。宇宙之本体，作为太极本然之妙处可以说就是万变不离其宗(万殊之一本)。气质之性在于已发的状态中含有气之正偏清浊，混有性之善恶。这就是所谓一本之万殊。本然之性是理之专称，而气质之性则是理之别称。
本然之性不论圣贤、平凡，人和万物无所差别，统属为气，气正则为人，气偏则为万物。在人类中，圣人之气清，凡人之气浊。所以，气质之性则是指人的肉体而言。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并不是彼此孤立存在的。是相应相对，彼此共存的。本然之性如水，气质之性如器。就象没有器具不能盛水一样，气质之无存本然之性所依之物无矣。本然之性为不被气质之性所超越而做的努力就是修养。
在朱子的心性论中，对天命、性、道、理、心、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仁义理智乃性也。侧隐、羞愧、厌恶、谦让、是非乃情也。仁义礼智乃性也。仁则爱、义则恶、礼则让、智则知，乃心也。性。心之理也。情，性之所用也。心，性情之主也。天对万物所赋予的为命。人间从上天所禀受的为性。性是从上天赋予中所得到的。以性为理，理至纯至善则无恶。显然孟子的性善说正好说明这一观点。
禀受上天所赋予之性，理也。所谓性理学的说法由此便可知晓。这是在为“性理学”的说法做铺垫。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朱子的修养论。朱子的修养论可概 括为居敬穷理。可以分为内、外两个部分。居敬为内在的东西，穷理为外在的东西。外在的修养“穷理”是指《中庸》的道学和《大学》的知之格物而言。道学中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四法，而关于致知格物在《大学》中也有提示。朱子从做学问的态度方面又提到了博文、约礼。即获得了渊博的知识之后。把对真理的一贯体验当作学习的主宰，不只以获得更多的知识为目标。因此，他选择的不是知行合一的形式，而是先知后行的实验法。无知而先行则被认为是轻举妄动。
若审视朱子的内在修养法的话，其主旨在于精神集中于某处，从而使心境不能被物欲所迷失。无论是孟子的在心养性，还是中庸的尊德性等，所有都显示出这样的学习原理。朱子将此称为居敬学习。即以静为主体察之。于此相同，学习的源流从周濂溪的“主静”开始，经过程伊川，李延平到朱子一脉相承。不过，延平的方法有禅学的倾向，而朱子的居敬观点更侧重于以持续努力的意志力来抑制欲望而顺应天理。朱子将居敬、穷理比喻为车的两个轮子和鸟的两个翅膀。心若无主，再穷理也没有价值，无论怎样的通达之人。若不能穷理也无以达到有道之境。穷极真理，居敬学习才会日益进取，只有做到居敬，穷理学习才能日益缜密。这就如同人之双足，左脚前行，右脚需停顿，右脚前行，左脚要停顿，左右步伐协调交替，才能到达终点。
最后再来看一下朱子的仁说。孔门之下对“仁”的说法有很多，孔子也未能给出明确的定义。象颜渊、子贡这样的高徒也不能把握其具体意义，只是窥豹一斑而已。朱子为“仁”所下的定义是这样的。天地万物之生要属其心志。人和万物之生是获得了各种不同的天地之心，并以此心志而为之。因此，就心之德而言，虽统摄贯通，无所不包，但一言以蔽之——仁也。具体地说就是天地之心所纳之德分为四个方面，即元、亨、利、贞。元之运行乃成四季之序，春夏秋冬。另一方面，人心之德也有四个方面，即仁义礼智。大概是说，仁者，道即天作为万物生存之心，寄寓于物，早在情尚未产生之时，仁之体，便已经具备了。事实上此时之仁，用心感悟并悉心珍藏，成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此乃孔门的正训，是学者们追求仁说，纷纷创作根源之所在。在《论语》中孔子将“仁”作了种种描述，那是依据情况广义说明。但若要综合地阐述“仁”的话，可以说那是心之德，爱之理。
以上，从宇宙论、心性论、修养论和仁说论四个领域剖析了朱子思想的中心内容。正如朱子学说中心问题所概述的一样，其学说体系实际上非常庞大，以宇宙自然为代表的天文、历法、地理、儒学经典、史学、佛学、诸子学说等无不涉及。不过，无论什么也比不过朱子对宋代程理学的贡献，为新儒学奠定基础，被后世称为“朱子学说”，开创了一代新的学风。
三、文学观
朱子的文学观是指朱子在文学方面的见解和立场。朱子在文学领域方面就象上面所提及的那样深远博大。但是学者们在研究朱子学问体系的时候主要集中在其程理学中心的哲学部分，而对于有关文学范畴的研究是比较少有的。以下将从“文论”和“诗论”两部分来考察朱子的文学观。
朱子文学观的基础是以“文从道出”的观念为出发点的。文学和道相互关联评论的学者在朱子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例如刘勰所作《文心雕龙》中就有“文心”之作也本乎道的说法。这里所说的“道”应是“自然”之道。朱子之道是“圣人”之道，“人间”之道，是儒家之道，而非老庄道家之道。
之后，进入唐朝之后，也有谈论文和道关系的学者。其中韩柳(麦圣)“载道说”的观点值得注意。韩柳发表了这样的见解，学习先人们的文章不是因为要学习那些辞藻，而是在于要学习其中的道理。宋代的理学者们对韩柳的见解提出了疑义。周敦颐(濂溪)和二程为代表的理学者们在理解韩柳观点的基础上认为文学和道完全缠绕在一起，就会变得混乱。
北宋的苏轼主张“文必俱道”、“以文贯道”的观点：仔细品味苏轼的观点可以看出其综合了《文心雕龙》、韩柳、和理学者们的观点，而朱子的观点应该说在此基础上又使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朱子重要的见解是这样的。“文之载道正有如车之载物。”造车之人要拥有车轮等必要的部件才行。作文章的人要推敲语言，润色词句，从这一点上看是要使其具有价值。文章再如何修饰若无人加以利用，则不过是修饰而己，变得毫无价值。若车不载物，文不载道，即使再华丽的装饰也无半点作用。上述之言我们可以看出朱子所主张的文学观的核心内容。
进一步地说：“如果谈重要的线索的话，学问的目的在于明辨是非，捍卫真理，在这过程中自然要出现好的文章，好的诗歌，有着良好资质的人，专注于文章，在攻读圣贤之文的时候，其中的道义自然显现。文只有去接近于道，以道作为支撑的时候，方能够不至于陷入虚词空调的泥潭。许许多多的文人学者的文章中或者是经史中一贯出现的是辨别是非的努力都是通过明白的阐述义理来完成的。”可见，这里朱子所说的“是非辨别”或者是“明理”、“义理”等全部都是指通过文学来达到、获得和实现道义的目的。
关于文学的方法论朱子的见解是“熟读”和“求精”，朱子所提出的哲学的方法论是“穷理”和“致知”，而做文章也要强调熟读和求精。所谓熟读是指先要在对前人的文章完全理解之前要全神贯注地阅读。熟读以后要回过头来反思其意，同时整理、习作，以理解前人的思想，领会其真意。这就是求精，寻找思想精髓的过程。
下面再来看看朱子的诗论。虽然也有和其文论相类似的部分，但是在这里还可以有新的发现。最大的差别就是关于诗和文学的“载道说”有所不同，强调“自得”。文论的情况是固守正统儒家的立场和观点，主张圣人所传的“人间之道”要通过文学作品来承载。而在评论诗的时候，朱子不由自主地受到六朝以来老庄思想的影响。老庄思想倾向在当时的文学艺术界得以继承，势力强大，朱子也挥之不去地受到了它的影响。
诗论中朱子呈现了其“人生之艺术”的境界，进而又提出“艺术之艺术”的观点主张。文论中朱子批判了苏轼的见解，而在诗论中，朱子却忠实地追随其后。在《朱子语录》中记有苏轼为通晓儒道、禅学的大家。朱子称，东坡的诗达到了“天成”、“自得”、“超然”的境地，能够随心所欲，收放自如，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朱子本人虽然也有很多诗作，但他在《朱子语录》中有一部分是来评论历朝历代的诗人们的，他分析出诗人们的诗作之中所流露出来的不同气质和个性。下面就来举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陶渊明的诗多显出闲适自然：韦应物的诗作自由自在；李白的诗不违法度，堪称诗圣；黄山谷的诗虽古风盎然却又不失自然。大体上，作诗的时候偶得的佳句和平日里的好词应该是不同的。本朝虽有杨大年，但他的写诗技巧有很强的模仿前人的痕迹。
因此在诗论中朱子的观点与文论中流露出来的儒家的严谨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一样的。在诗论中朱子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他在文论中所表现的儒家式的严谨风格，却表现出了运用道家式自由自在的风格与艺术的创造夸张相结合的观点。客观地想一下，朱子并不是忘记儒家的“圣人之道”，通过文章来实现思想的主张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只偏重于此，人生岂不是要陷入枯燥无味的境地了。弥补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诗，自然地排解心理的情绪，期待彼此能够互补，使人生能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所以文人学者不能误以为是其在追求理过程中的一时疏忽。
四、结论
以上本文对儒家代表性的学者们的文学观进行了考察。儒家学者们对学问的关心，是有其现实目的的，在他们的思想和艺术的内容中并没有把具体的学问专门化，使其成为独立的分支领域来整理，自成体系。因此，许多研究者们在其研究的学问以外，还多关心于哲学或政治思想等。
本文只不过是试图将以前研究者们所疏忽了的文学范畴的问题提了出来，把他们学术思想中零散的知识或者是与学问相关联的成分查找出来加以整理作为一个线索相结合着来看。在所谓文学的社会性、政治性作用中可以找出孔子、孟子和朱子三个人共同的文学观。一言以蔽之，所谓社会作用的观点就在于对文学的理解和对其必要性的强调。
这样的倾向特别是在孔子和孟子的情况下更加明显。其中孟子更尤为深刻。作为孟子以战国时代的时代背景为基础，其所做学问的大部分集中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关于文学所言及的反而比孔子更少。到了朱子的时候，文学从某种意义上成为真正独立的领域整理研究，在学术体系中文学所占据比重也逐渐扩大。中国文学史从汉代的经学成立以后开始，唐代的诗，宋代的词，元代的曲，直至明清以后的小说，若想一想时代划分的根据，就能够发现为什么没有将孔孟放入其列的理由了。
但是儒学学术史是要从孔孟开始的。儒学开始的时间远远早于文学作为独立的分支登上历史舞台。文学只是没有被强调出来，但是可以说它的作用在多方面得到了认证。因此便成了本文所考察的一个出发点，今后成为儒学学术内在的文学观追踪整理的工作应该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