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彭山一带，世代流传着一首民谣：“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如同所有的寻宝线索，这首看似无厘头的民谣，吸引了无数人蜂拥而至，也成为当地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据《彭山县志》记载，清乾隆五十九年的冬天，有渔者于江口河中打捞上一具刀鞘，报告给四川总督孙士毅后，孙士毅派人继续打捞，收获了大量金银珠玉器物。而這些宝物，据说是原属于明末农民军领袖张献忠的。
　　1646年初，已建立大西政权、在四川称帝的张献忠，率军从成都出发，走水路入楚，并随船携带了大量金银财宝。谁知大军刚行至彭山江口河段，就被明将杨展伏击，败而退至成都。在这场战役中，张献忠的船只被焚，所载财物也大多沉入江底。自此以后，江口沉有宝藏的消息不胫而走。而第一个得到张献忠宝藏的人，很有可能就是亲手大败他的杨展。
　　尽管后世仅凭一首语焉不详的民谣、文献中虚实难辨的记载和偶然发现的些许文物，并不能确定张献忠沉银的真实性，但是人们还是萌生出了“一夜暴富”的希冀，一直觊觎着那批可能存在的宝藏。
　　自乾隆后，官方组织的“寻银”活动还时不时地进行。道光年间，清政府再次派人寻找宝藏，未果。到了咸丰年间，反清的太平天国运动自广西而起，蔓延至东南沿海，几乎掏空了清廷的国库。在财政吃紧的情况下，翰林院编修陈泰初再提此事，称自己曾亲眼见过彭山一带的百姓捞捡到张献忠的遗银，“其色黑暗”，“曾经查出归官，尚存藩库，有案可核”，并上书建议咸丰帝挖掘宝藏。咸丰帝自是心动，命裕瑞按照陈泰初的描述悉心访察、博采舆论、酌量筹办、设法捞掘。可惜的是，这次“寻银”，又是一无所获。
　　如同大多数探寻宝藏的历程，人们前赴后继，只言片语都能掀起狂风浪潮。据传，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张藏宝图横空出世，正是指示了张献忠的藏银地点。这张图辗转到了川军将领手中，为了充实军费，川军还专门成立“锦江淘金公司”，对藏宝图进行研究，开始了大量的计量勘测工作，并将藏银地点确定为锦江下游一带。淘金十月，最终只挖到3箩筐铜钱。
　　实际上，除了乾隆五十九年的记载外，其他的打捞不是一无所获，就是仅有些许铜钱，真正挖到“宝”的人凤毛麟角。收效甚微让人们不禁对“江口沉银”的真实性产生了质疑，或是认为宝藏早已被挖空。直到近几十年岷江水位降低，宝藏的一角又再重现世间，才再次引起新一轮的“寻宝热”。
　　2005年4月20日，江口岷江河段中挖出了7枚明代银锭和一个长118厘米、外径18厘米的木鞘，印证了文献中张献忠用木鞘藏银的记载。而据说江口之战后，杨展也正是针对这种特殊的打包方式，“以长枪群探于江中，遇木鞘则钉而出之”，收获颇丰。
　　随着银锭与木鞘浮出水面，江口沉银的传说也被拂去了神秘面纱，几乎没有人再有所怀疑，前来江口挖宝的人更是络绎不绝。最热闹的时候，江面上到处都是挖宝的船，船头船尾紧紧地挨在一起，挖宝者甚至无处下水，就算是半夜三更，江面上也还是亮堂堂的一片。
　　在挖宝者眼里，这样的行为并无不妥。而对于世代居住在江口附近的村民们来说，下河挖宝只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他们经常在河里无意间捡到“宝贝”，拿回家更是理所当然的。更有甚者，为了方便挖宝，还特意花钱到成都学习潜水，加上配齐各种专业装备，诸如潜水服、氧气罐、金属探测仪，也算是一种“投资”了。他们自发组成所谓的挖宝团队，夜以继日地在江口盗掘。
　　当年杨展凭着张献忠的财宝“一夜暴富”，但也因此丧命，最终被同是明末将领的袁韬和武大定所杀，并“分其赀”。而近些年在江口盗宝的人，也因盗掘古文物遗址罪、倒卖文物罪等罪名而深陷牢狱，得不偿失。
　　时间如岷江水奔流淌过，2016年6月，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了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方案。而近日，江口沉银遗址第三期考古发掘顺利结束，发掘出水文物1万余件，并首次在国内发现了世子金宝实物“蜀世子宝”，成果显著。
　　如今，在规范的管理之下，鲜有民间盗宝的故事再传出，而四百年前张献忠留下的宝物，被妥善管理，留存于世间，闪耀在世人眼前，也算是一桩佳话了。不过，张献忠到底还留下了多少会令人惊艳的宝贝，尚是未知数，有人戏谑地回应道：“不如问问曾研究过张献忠的张献忠教授。”
　　而你，又听过哪些“江口沉银”的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