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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69年，尼克松在关岛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记者招待会，阐述了一些最初被称为“关岛主义”后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原则，该原则后被概括为：“伙伴、实力和谈判”。尼克松主义是对冷战后美国一直奉行的遏制战略的调整，是美国战略收缩的标志。其提出既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密切相关，也受尼克松个人因素的影响，是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结合的产物。
关键词：尼克松；“尼克松主义”；冷战
中图分类号：G634.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1-0047-01
一、历史的必然——国际国内环境因素
第一，美国面临的最大困境是自身实力的相对不足。其中最明显的便是美国核优势的丧失，美苏核力量的对比形成了均势，这种均势恰是在60年代末形成。
第二，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两极格局开始分化。社会主义阵营中中苏关系的全面恶化使得美国政府需要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原有的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外交思维在此时已不合时宜。“在1969年中美关系极其紧张的年份，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希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因此，是否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也是尼克松政府面临的重大问题。
第三，深陷越战泥潭，国内反战浪潮高涨。1969年上台的尼克松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结束越南战争。约翰逊政府将越南战争進一步升级，1965年3月北美开始向北越实施战略轰炸，随后便大举向南越增兵。到1965年末，美国在南越的军队已达18万人，1969年2月，达到54万人，美国军队成为从事这场战争的主要力量。然而战争并未因为派遣军队人数的增加而顺利结束，到1968年秋，美军的伤亡人数已达3万，约18万人受伤或失踪。美国为这场战争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以致引起国内民众的强烈不满。1969年11月，25万大学生在华盛顿举行的长达40小时的“反对死亡进军”的示威游行，正是这种情绪的极端反映。越战给新一届政府留下了很多棘手的问题。
国际冷战环境的变化、美国自身实力的相对不足、国内民众的反抗，所有这些因素在同一时间内迅速聚集，这就不得不使美国政府重新评估冷战局势，调整对外政策，以维护美国的利益最大化。
二、历史的偶然——尼克松个人因素
第一，尼克松本人对外交极度感兴趣。更重要的是，尼克松为更大程度上发挥总统在外交中的权力，对华盛顿的国防、外交机构进行了改革。尼克松认识到内阁制不是决策的有效形式，有些内阁成员，因为原本担任州长，为一方诸侯，到内阁开会时，他们往往讲话太多，不能很快适应现在自己为内阁成员的角色。为了保证外交战略“调整”顺利进行，尼克松建立了新的国防、外交决策机制。这个机制的新特点是将决策、咨询的大权集中于白宫内。
第二，尼克松对外部环境的敏感程度并不高。所谓的敏感度，按照赫尔曼的分析，对外界环境敏感则容易捕捉外界环境的变化，容易接受他人的建议，容易受外界感情和情况的影响，反之则是对环境不敏感。
在战后所有美国总统中，尼克松进入白宫时的政治经验是最丰富的。詹姆斯·巴伯这样形容尼克松：“他喜欢主动出击，而且对所有决策的细节都加以干涉……他的决策圈仅仅局限在他信任的以及他认为与自己意气相投的几个人当中（特别是基辛格、霍尔德曼和欧里奇曼等人）。” 尼克松丝毫不能容忍与之相左的想法。一位名叫汤姆·韦克的记者写道：“尼克松的不安全感使他认为必须比其他人更多地工作和学习，从而导致了一个反常的结果，即形成了对自己的观念和目标的不可动摇的信念。”
通过对尼克松性格的分析，结合赫尔曼对敏感度的界定，我们可以断定尼克松本人对外部环境的敏感度并不高，反映在他的决策方式上就是强化白宫对外加决策权的控制。
第三，尼克松本人有着极为丰富的外交经验。根据赫尔曼的分析，有丰富外交经验的国家元首清楚地知道在国际舞台上什么样的政策会成功或失败，他们在外交上有更大的选择余地，他们的外交行为更难预测。
众所周知，尼克松在担任总统之前是反共的急先锋。但在执政后却一改美国强烈的遏制主义政策，转而实行缓和政策。尼克松一生都没有放弃反共的思想，只是丰富的政治外交经验以及世界环境的变化使他深刻的认识到固执的执行以往的外交政策只会让美国更加被动。他曾经说过在铁幕两边所有国家的年轻人都在探索一种新宗教，如果有什么思想可以照亮他们的话，那就是实用主义。
三、结语
综上所述，美国遏制战略的转型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偶然因素，而这些偶然因素的促成者就是尼克松本人。可以说尼克松本人在该时期美国战略缓和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最高领导者兼决策者，尼克松在美国外交决策转变中的积极表现，其个人对外交转变的极度坚持，都对缓和战略的实施发挥的重要影响。尼克松作为政治活动家，他的性格的复杂性也使得缓和战略增添了些许个人色彩。性格的偏执让他坚持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即美国应放弃固有的遏制战略，然而这种偏执却并没有被为所欲为的滥用；这主要得益于他丰富的政治外交经验，在多年的外交实践中，他清楚地认识到，所谓正确的事情就是对国家、民族有益的事情，而单纯的意识形态的竞争已不能满足美国利益的最大化，体现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就是实用主义的原则。
总之，以尼克松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缓和政策，是美国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审时度势作出的明智之举。其提出不仅受当时外交环境所决定，也无不与尼克松本人相关，是尼克松外交思想的具体实践。历史是人的活动的产物，抛开历史的主体单纯考虑客观环境则不能充分解释历史现象，也不能为未来的发展提供更有效的指导。只有充分考虑到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才能更加完整地解释历史现象，更具体地预测未来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刘亚东：《越南战争与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东南亚》1991年第4期。
[2]夏亚峰：《‘尼克松主义’及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
[3]夏亚峰：《试析尼克松政府对外政策决策机制——过程及主要人员》，《史学集刊》2009年7月第4期。
[4]徐萍：《论20世纪70年代美国推行均势战略的原因》，《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5]何慧：《尼克松与中国：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6]（加拿大）夏尔–菲利普·火卫，《白宫的秘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作者简介：倪鹏（1984—），男，汉族，籍贯：山东临清，职称：讲师，学历：研究生，单位：聊城大学东昌学院，研究方向：世界史。
关键词：尼克松；“尼克松主义”；冷战
中图分类号：G634.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1-0047-01
一、历史的必然——国际国内环境因素
第一，美国面临的最大困境是自身实力的相对不足。其中最明显的便是美国核优势的丧失，美苏核力量的对比形成了均势，这种均势恰是在60年代末形成。
第二，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两极格局开始分化。社会主义阵营中中苏关系的全面恶化使得美国政府需要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原有的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外交思维在此时已不合时宜。“在1969年中美关系极其紧张的年份，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希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因此，是否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也是尼克松政府面临的重大问题。
第三，深陷越战泥潭，国内反战浪潮高涨。1969年上台的尼克松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结束越南战争。约翰逊政府将越南战争進一步升级，1965年3月北美开始向北越实施战略轰炸，随后便大举向南越增兵。到1965年末，美国在南越的军队已达18万人，1969年2月，达到54万人，美国军队成为从事这场战争的主要力量。然而战争并未因为派遣军队人数的增加而顺利结束，到1968年秋，美军的伤亡人数已达3万，约18万人受伤或失踪。美国为这场战争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以致引起国内民众的强烈不满。1969年11月，25万大学生在华盛顿举行的长达40小时的“反对死亡进军”的示威游行，正是这种情绪的极端反映。越战给新一届政府留下了很多棘手的问题。
国际冷战环境的变化、美国自身实力的相对不足、国内民众的反抗，所有这些因素在同一时间内迅速聚集，这就不得不使美国政府重新评估冷战局势，调整对外政策，以维护美国的利益最大化。
二、历史的偶然——尼克松个人因素
第一，尼克松本人对外交极度感兴趣。更重要的是，尼克松为更大程度上发挥总统在外交中的权力，对华盛顿的国防、外交机构进行了改革。尼克松认识到内阁制不是决策的有效形式，有些内阁成员，因为原本担任州长，为一方诸侯，到内阁开会时，他们往往讲话太多，不能很快适应现在自己为内阁成员的角色。为了保证外交战略“调整”顺利进行，尼克松建立了新的国防、外交决策机制。这个机制的新特点是将决策、咨询的大权集中于白宫内。
第二，尼克松对外部环境的敏感程度并不高。所谓的敏感度，按照赫尔曼的分析，对外界环境敏感则容易捕捉外界环境的变化，容易接受他人的建议，容易受外界感情和情况的影响，反之则是对环境不敏感。
在战后所有美国总统中，尼克松进入白宫时的政治经验是最丰富的。詹姆斯·巴伯这样形容尼克松：“他喜欢主动出击，而且对所有决策的细节都加以干涉……他的决策圈仅仅局限在他信任的以及他认为与自己意气相投的几个人当中（特别是基辛格、霍尔德曼和欧里奇曼等人）。” 尼克松丝毫不能容忍与之相左的想法。一位名叫汤姆·韦克的记者写道：“尼克松的不安全感使他认为必须比其他人更多地工作和学习，从而导致了一个反常的结果，即形成了对自己的观念和目标的不可动摇的信念。”
通过对尼克松性格的分析，结合赫尔曼对敏感度的界定，我们可以断定尼克松本人对外部环境的敏感度并不高，反映在他的决策方式上就是强化白宫对外加决策权的控制。
第三，尼克松本人有着极为丰富的外交经验。根据赫尔曼的分析，有丰富外交经验的国家元首清楚地知道在国际舞台上什么样的政策会成功或失败，他们在外交上有更大的选择余地，他们的外交行为更难预测。
众所周知，尼克松在担任总统之前是反共的急先锋。但在执政后却一改美国强烈的遏制主义政策，转而实行缓和政策。尼克松一生都没有放弃反共的思想，只是丰富的政治外交经验以及世界环境的变化使他深刻的认识到固执的执行以往的外交政策只会让美国更加被动。他曾经说过在铁幕两边所有国家的年轻人都在探索一种新宗教，如果有什么思想可以照亮他们的话，那就是实用主义。
三、结语
综上所述，美国遏制战略的转型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偶然因素，而这些偶然因素的促成者就是尼克松本人。可以说尼克松本人在该时期美国战略缓和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最高领导者兼决策者，尼克松在美国外交决策转变中的积极表现，其个人对外交转变的极度坚持，都对缓和战略的实施发挥的重要影响。尼克松作为政治活动家，他的性格的复杂性也使得缓和战略增添了些许个人色彩。性格的偏执让他坚持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即美国应放弃固有的遏制战略，然而这种偏执却并没有被为所欲为的滥用；这主要得益于他丰富的政治外交经验，在多年的外交实践中，他清楚地认识到，所谓正确的事情就是对国家、民族有益的事情，而单纯的意识形态的竞争已不能满足美国利益的最大化，体现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就是实用主义的原则。
总之，以尼克松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缓和政策，是美国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审时度势作出的明智之举。其提出不仅受当时外交环境所决定，也无不与尼克松本人相关，是尼克松外交思想的具体实践。历史是人的活动的产物，抛开历史的主体单纯考虑客观环境则不能充分解释历史现象，也不能为未来的发展提供更有效的指导。只有充分考虑到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才能更加完整地解释历史现象，更具体地预测未来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刘亚东：《越南战争与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东南亚》1991年第4期。
[2]夏亚峰：《‘尼克松主义’及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
[3]夏亚峰：《试析尼克松政府对外政策决策机制——过程及主要人员》，《史学集刊》2009年7月第4期。
[4]徐萍：《论20世纪70年代美国推行均势战略的原因》，《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5]何慧：《尼克松与中国：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6]（加拿大）夏尔–菲利普·火卫，《白宫的秘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作者简介：倪鹏（1984—），男，汉族，籍贯：山东临清，职称：讲师，学历：研究生，单位：聊城大学东昌学院，研究方向：世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