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通过业内目前最为先进的摄影测量和游戏主机技术，Balenciaga的创意总监Demna Gvasalia将品牌2021年秋季系列的发布带进了电玩游戏《Afterworld： TheAge of Tomorrow》的数字世界，玩家在进入游戏后，通过扫描模特各种姿势，直接输出为电玩人物。全世界的普通玩家都能在游戏中共赏品牌新品。
　　在网络世界虚拟换装的那个年代，虚拟玩家换上物理概念上存在的服装或者真实人类穿着数字化虚拟服装都只能是想象中的未来。
　　而如今，未来已经到来。服装可以是虚拟的，服装穿着的场景也可以不存在，甚至穿着服装的主体都能被虚构。那么一切都能够被先进科技虚拟化的时装行业的“真实”又该落脚在何处？
　　原本在这个行业里，掌权者大多是互联网诞生之前的一代人，他们崇尚的手工艺价值和高级质感，都建立在时装及其组成部分的真实存在之上。从审美调性层面来讲，科技的冰冷酷炫与时尚本身的奢华优雅背道而驰。激进、失实、难度大，融合了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人工智能、3D扫描、机器人技术等内容的科技实在是令他们难以习惯。虽然在疫情发生前偶有品牌在科技圈尝鲜，但也有致力于创造虚拟时装的时尚品牌。不得不承认，科技的发展、时尚行业的破旧习俗，以及疫情期间的防控要求，加速了时尚行业在新方向的探索和发展，这场高级时装界与未来科技的大规模对话已是势不可挡。
　　在这样的变革之下，时尚及与时尚相关的概念也被改写了。

“皇帝的新装”还是新时代的华服？

　　早在1858年，在巴黎和平街7号成立了第一家高级定制时装的一刻，被许多时尚历史学家誉为“高级定制时装之父”和“第一位高级女装设计师”的英国设计师查尔斯·弗雷德里克·沃斯（Charles Frederick Worth）应该从未想过时装有朝一日可以无需布料和缝纫，便可成衣;不用刺绣和染料，便能绽出色彩和纹样。
　　在Valentino 2020秋冬高级定制秀上，品牌艺术总监比尔·保罗·皮乔利（PierpaoloPiccioli）呈现了15套全白色系的将剪裁及轮廓表达到极致的系列服装，同时联合殿堂级时尚摄影大师Nick Knight，以纯白礼服为画布，利用现代数码投影技术，使色彩、印花与刺绣铺满裙摆之上，光影流转间，投映在裙摆上的花朵不断变幻。
　　不仅仅是服装的图案可以被虚拟，利用3D建模技术以及影像相结合的方式，人们甚至可以身着本不存在的服装。荷兰公司The Fabricant是世界上第一家仅提供数字化服装的公司，这家意在展示“时尚并不一定需要以物质形式存在”的公司，曾联合加拿大区块链游戏公司Dapper Labs创造了一款名为“Iridescence”的“区块链数码服装”，也是全球第一件虚拟数字化服装。这款虚拟服装受到保护，且只有购买者有穿着的权利。其设计师Amber Jae Slooten在采访中表示：“新的信仰正在兴起。数字世界即将来临，而我们不再囿于物理的空间……新的力量正在形成。”

　　無独有偶，尝试甚至致力于开发虚拟数字化服装的品牌和公司不在少数。早在2011年春夏系列的发布会上，Burberry运用3D全息投影的形式，除了六位真实行走在现场的模特之外，观众肉眼见到的其他模特与服装均由3D全息投影来呈现。为顺应网络文化，同时抢占新生代消费者，Burberry在2019年联合周冬雨、Enkako和谢云鹏，将“虚拟时装”这个概念推向了更高潮。
　　Hypebeast与专注研究数码布料的设计团队Studio PMS和数字资产解决方案团队Virtueal（智造科技）合作，通过最新高科技将Burberry传统的品牌文化基因“推陈出新”。Studio PMS需要按色块、尺寸及实际布料的质感与重量，营造近似服装的感觉，再将衣服档案放在Virtueal通过超高精度三维扫描（3D Scan）虚拟人偶（DigitalAvator），作不同的动作测试，以检视衣服布料飘逸感等细节。新时代的虚拟时装无疑更加精细且开始解锁新的消费圈层，并为自己在时尚行业存在的价值做考量。
　　环保无疑是一个最有发挥空间的闪光点。日本一个名为Synflux的研究机构，其年仅23岁的创始人清水桂开启了宗旨为“用代码消除浪费，并使时装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算法服装设计（AlgorithmicCouture）”的项目，他们一边展示通过AI实现零浪费的生产过程，一边通过数字化定制满足不同消费者。
　　千禧一代的设计师在设计理念和过程中对虚拟科技这种“新的力量”极为热情。在当前时装生产技术条件下，至少有15%的布料被丢弃，虽然在资金和技术上虚拟时装会比真实的衣服消耗更多，但因为它可以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实现技术上的量身定做，在破除了物理的限制的同时，还具有环保的意义。
　　另一方面，科技加磅了服装的数字化价值。在那些“活在”虚拟社交软件的Z时代消费者眼中，只能穿一次但极具个性化的服装，远比真实保暖却无法变化的衣服要更能满足他们的动态化和个性化的消费心理和需求。虚拟时装作为一个数字表征，共同完成了主人公的数字行为，构建了其数字社交世界。这种只存在于虚拟世界的服装究竟是当下社会的“皇帝的新装”还是新时代下技术进步的文化结晶，在不同的维度中思考，答案是不同的。

　　数字化服装象征了21世纪的穿衣解放，然而虚拟科技不是时装设计的避难所。传统意义上的高级时装是充满创意与手工艺的，是有温度的。先进科技不该像除味剂一样，去除服装原本的人情味和人性美，从而破坏传统高级时装的概念。
　　与其说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让网络与现实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不如说在网络和现实对立且融合的语境下虚拟时装如何平衡感性和理性，在打破“身体拥抱服装剪裁，感知服装材质”的传统之余，维持美学和手工艺价值，续写传奇，是时代发展赋予高级时装的难题。

虚拟场景：时尚作为跨媒体艺术的无限可能

　　除服装本身的设计语言之外，展示服装场景的多元表达也极为重要，在不同的行为中“场景”对应了不同的概念。发布过程中的场景是时装秀场地和布景，服装店铺则是销售环节的场景环境，而日常生活或某种特定场合是着装的场景，但如今不同体系下的场景交融呈现，在一定程度上扩宽了文化维度。
　　作为舞台艺术之一的时装秀场，时装、场景、模特三者在传统的形式中缺一不可。基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时尚行业内虚拟时装秀早已不是新鲜花样，在“大型时装秀一去不复返”言论甚囂尘上的时代，奢侈品牌需聚焦于如何将更广泛的受众纳入考虑，并为他们提供极致的观秀体验。其中场景涉及选址、布景、灯光、摄影等多方工作，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将时装秀场虚拟化，不仅使得成本与风险高度可控，同时还能打破时空的限制，在服装真实的条件下，增加更多富有创新性的表现可能。

　　Balenciaga将2020年秋冬秀场通过投影技术变为“末日场景”，黑色场景下的巨幕时而呈现出电闪雷鸣，时而飞过一片黑压压的蝙蝠，时而燃起熊熊大火。在这条虚拟时装秀的赛道上，在秀场布景技术上做文章的方式已然略显陈旧，如今的品牌更倾向于突破秀场的物理限制，转而打造如游戏、电影、实景等的虚拟现实场景。
　　国内一家名为Xcommons的艺术时尚发布组织，联合由艺术家柳迪和舒善艺领衔的IC-United视觉艺术工作室于各大社交平台，开启了一场囊括陈序之、李佳佩、王量三位本土设计师，名为“Parallel Reality”的沉浸式数字时装展。这个虚拟空间概念来自科幻小说家阿瑟·克拉克的《与拉玛相会》，秀场大厅的名字“Rama”本是一艘冲入太阳系的外星船，乘坐Rama观看者可以进入三个独立的次元空间α、β、γ，分别对应Xu Zhi、Andrea Jiapei Li和Roderic Wong的设计师作品。通过构建不同的全景空间，观众能够在沉浸式的“平行现实”里自由探索，享受自己的私人时装体验。相比于传统形式的秀场，增加了互动性与趣味性。
　　线上发布的最大难点在于内容及其载体，没有了实际的空间，时装发布很容易变成平平无奇的时尚摄影或视频，失掉了时装发布展示服装材质、细节、灵动的美感等本质。另外，时装发布的核心已不再是所谓的“时尚感”，而是“能影响到多少观众”。
　　所以如何在线上发布的虚拟中为时装本身赋能增值，回归发布本身，并通过线上拉近大众和传统时装的距离，是品牌无法躲避的新难题，更是拥有无限发挥可能的新试卷。
　　与时装秀分量不相上下的服装发布和传播手段，不得不讨论的是时尚摄影——相比于真实的记录和叙事，如今的时尚摄影更加注重表达。科学技术则是为这种“表达”增加了更多语法话术和语气态度。消费者对照片的单纯预览已经逐渐感到疲倦，而透过新颖的视觉体验和虚拟科技去呈现单品成为了当下的一种最强潮流。
　　数字化虽然充分丰富了视觉表达，但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作为时尚重要组成部分的摄影，甚至将部分“摄影艺术家”的头衔改为了“视觉艺术家”，在Nick Knight眼中，数字化是“摄影已死”的罪魁祸首。虽然出版于2006年的书籍《Monologue》都曾在书内也承认了“数字化时代中，电脑虚拟影像取代摄影”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摄影走向了死亡。身为科技视觉的鼻祖，摄影也从平面出发，拥有了令观众沉浸其中的立体能量。
　　跌跌撞撞在虚拟技术的想象空间闯荡，时装行业凭着破旧立新的本能，瓦解了长期以来时装发布和传播停滞不前的无趣形式，也让19世纪流行至今的高级时装定制在今天真正实现了平民化。

虚拟模特：超仿真的人与社交圈

　　了虚拟化这种对技术对概念要求相当高的操作一度是大牌标榜创新的新奇手法。2007年，Prada就为电影《Appleseed Saga： ExMachina》中的女主角Deunan Knute设计服装;2015年，Nicolas Ghesquière执掌下的Louis Vui on起用《Final Fantasy XIII》女主角Lightning作为新系列的全球代言人。这些在当时引起了不同声音的跨界合作大概是早期奢侈品牌利用虚拟人物进行宣传的尝试：在二次元领域颇负盛名的角色与处在数字化和年轻化转型中的奢侈品牌进行的是互帮互助的合作。
　　而到了21世纪10代的后半段，虚拟化的形象逐渐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2017年，号称“世界上第一位数字模特”的Shudu Gram正式上线，Shudu有着五官得宜、完全对称的一张脸，她的肤质细腻均匀，像杂志精修图一样精致排列的毛孔，纤长的天鹅颈更让她与各种金色首饰与荧光色彩妆完美适配。 　　在Shudu的走红之后，与她同族的大码模特Brenn和走健身博主路线的Koffi也横空出世。和Shudu比起来，Brenn更有阳光健美的混血感，而Koffi则有着刀刻斧凿一般的肌肉线条和五官深邃的脸。尽管他的面部表情对时装大片来说還略显生硬，对展示肉体为主的健身博主来说却是足够了。Koffi在他Instagram主页的照片里几乎没穿过上衣，除了作为健身标杆的重要意义，这样一个虚假、完美却几近赤裸的人体，必然成为观看者某种情欲的投射。
　　打造一个比例逆天身材完美的形象来和真人模特抢饭碗，本来是再无可厚非不过的一件事。但当大众得知Shudu、Koffi和Brenn的制作者是一位来自英国的白人男性摄影师，一切还会是那么顺理成章吗？
　　面对质疑，摄影师Cameron JamesWilson巧妙地用“为虚拟模特领域带来种族多样性”化解了危机。但为Shudu冠上“世上第一”的称号显然并不能实质性地赋予种族多样性，相反，Wilson声称的从“南非公主芭比娃娃”和奥斯卡女星Lupita Nyong’o身上获得的灵感，其实是将非裔模特异域化的危险信号。在白人创造者和经济上审美上拥有主导权的社交媒体用户的凝视之下，非裔形象经由被权力掌控者的包装后进行的“自我展示”，或许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个关于“异域风情”的骗局。
　　由于黑人模特长久依赖着凭借“逆天腿长”的“种族优势”获得的青睐，要让实物搭配呈现出设计手稿中婀娜妖娆的效果，他们也将合情合理地出现在数字时装周上。英国高级定制品牌Ralph & Russo在2020年秋冬高级定制秀场上选择用虚拟模特百分之百地将平面手稿放大至三维空间。一位拥有完美头肩比和肌肉线条、来自非洲的模特Hauli（斯瓦西里语中“力量”的意思），让高级定制变得触手可及。
　　和现实的时装界一样，在虚拟模特的世界同样不能只靠展示时装出名，创作者把打造现实网红的十八般武艺全数用在日臻化境的技术手段上。在打造虚拟网红的过程中，修图等于精细渲染，制造八卦等于创造另一个势均力敌的角色展开八卦。巴西和西班牙混血的虚拟网红Miquela Sousa有着小麦色皮肤、标志性的二次元齐刘海和双丸子头，和可爱到恰到好处的小雀斑。
　　这位名副其实的LA Girl完全走着一个出色网红的成名之路：在Instagram上发布自拍、上传#OOTD（每日穿搭）、发布单曲和传递积极的价值观、与品牌和杂志合作，以及po出与其他虚拟人伙伴们“绯闻女孩”式的日常。
　　在对虚拟人设的塑造中逐渐建立一个与真人基本无异的人格，无论这些充满争议的手段是在反讽网红时代人们对隐私八卦的过剩热情，还是仅作为真实的超级网红营销手法，虚拟网红的种种闹剧都释放了相当危险的信号，因为它们的存在过于真实，以至于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虚与实的界限。就像《黑镜》第一季《一千五百万的价值》中展示的一样，鲜活的个体像笼子里的仓鼠一般机械运动着，以获得虚拟人格在荧屏上收获名利的机会。人类过度依赖媒介的社会寓言总是令人警惕的。而当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信息与发布信息的主体的真实性都存疑时，“人”作为产生交流的主体，还重要吗？
　　尽管当下超越人类获得自主意识的仿生人还仅仅是科幻电影中的角色，面对“人设”十分丰满的虚拟形象，依托社交网络建立的形象究竟是对幕后的创作者个体的复制还是再造，随着人造个体与人造场景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公众讨论，站在背后的人又该通过怎样的途径发声，在高度依赖科技与社交网络的今天，真实有机体的意义要从何体现，是所有用技术创作的人都将面临的疑问。

虚拟时装秀：看得见摸不着的概念

　　2019年，跨媒体创意团队Trashy Muse制造了一场从服装到展示空间再到模特都全面“数字化”的增强现实虚拟时装秀，这段在巴黎EP7画廊外墙的数字屏幕上播放的现代艺术蒙太奇被公认为“世界上第一场全虚拟的时装秀”，业内知名的Shudu、与她同公司的Dagny，和Trashy Muse自己创造的虚拟网红Branded Boi都参加了这场秀。参与这场时装秀的创意工作者们纷纷大显身手：Trashy Muse团队的设计展示了近年来千禧一代中关注度颇高的低腰牛仔裤、短打上衣和“脸基尼”面罩;数字艺术家AnthonyRosati用大量全息纹理面料反射光线，营造复古未来主义的光泽感。
　　精致到足以以假乱真的虚拟模特，VR游戏中线条圆滑简洁的数字角色，空山基作品中超现实主义风格的金属人，穿戴着Y2K风格的印花比基尼和荧光色假发，这场时装秀就像一场虚拟人物行业交流会，在为时装秀的未来提供全新可能性的同时，又为“时尚”本身注入新的内涵。如果用Roland Barthes在《时尚系统》（The FashionSystem）中的定义来解读，时尚本身是个再空泛不过的概念，它的内容几乎完全由人们令时尚产生意义的种种行为决定，而全然抛弃传统的手工与生产线、全面转向数字化的模式，显然构建了一个我们此前不熟悉的“时尚”概念。
　　2020年上半年，《集合啦！动物森友会》游戏博主animalcrossingfashionarchive与德国杂志《032c》总监Marc Goehring共同举办了一场动森时装秀。这个三分钟的短片介绍了从模特试装到秀场暖场、走秀和设计师谢幕的全过程，展示了包括Chanel、Prada等等大牌的一系列当季时装。这款疫情期间大火的“种田游戏”以超精细的个人化定制出名，只要有足够的耐心，每个“动森”岛主都能精致地打扮自己并装饰自己的生活。而在需要保持社交距离的2020年，人体的行动范围受限，而以动森人物为代表的虚拟形象则从“二次元”正式迈入日常生活的维度。
　　人利用科技的产物取代自己的位置，在颇具自我反思意味的社会学思考和科幻片里，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现象。KatherineHayles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How WeBecame Posthuman）一书中，用这种重数据而轻实质的技术导向观念概况后人类主义观点的核心，这几乎彻底否定了有机生命体存在的必然性。在她的理论中，后人类主义将人的意识视为需要摒弃的唯心主义，而人体的本质就是受到操控的对象。而在美国学者Donna Haraway发表于1985年的《赛博格宣言》（Cyborg Manifesto）中，她用赛博格一词来形容科技先行时代后人类文明高速发展的社会，这个最初由cybernetic（控制论）和organism（有机体）组合而成的新词近年来热度越发上升，它象征了科技对人类的快速超越，在这样快节奏的发展之下，虚拟的机体可以取代实际的人体发挥在社会场景中的作用，人类与他们所创造的技术产物早就融为一体了，用Haraway的话来讲，“我们都是赛博格”。

　　对于使用虚拟形象以强化概念主题的设计师来说，赛博格却并不是一件坏事。一向乐于探索人类与科技边界的XanderZhou，在2019年秋冬系列里就利用了大量PVC面料、金属肢体和加翼的潜水服构建变异的超自然生物机体，用充满科技感的材料延展有机体的活动范围;而在2020年春夏系列发布中，他又启用CGI模特，用冰冷的“非人”虚无感去传递时装的仪式性与精神性。这位设计师从不吝于在科技与人类精神边界的议题上设问，在这场秀中，他用充满禅意的轻飘虚掩的服装结合无意识的虚拟模特，试图在衣着的温度和意识的虚无之间构建桥梁。以“说明书”形式呈现的2021年秋冬系列则着重表现在过往产品上进行的更新与重组，模糊面部特征的模型面具和头盔、工装造型和紧贴皮肤的“机械臂手套”几乎掩盖了全部“有温度”的人类表象，由时装建立起的仿生人形象成为在现实生活中充分合理的存在。

虚拟时尚的未来

　　在时装中引入数字科技话题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因为在几百年的时尚历史中，手工曾经是、并且现在依然是，一个标志着价值和珍稀程度的准绳。看得见摸不着的数字时装、无法令人置身其中的虛拟秀场，和无法从“人”的角度展示时装的虚拟模特，它们的存在都大大冲击着传统时装的价值体系，更别提数字科技对时装周体系的潜在威胁。在虚拟化的时装秀里，定制可以是即时的。
　　关于这一点或许早在十年前就创造过全息投影时装秀并为品牌打开即看即买模式的Christopher Bailey更有发言权，“让人们在秀场结束之后就能获得秀上单品，是一件与观众拉近距离的好事”。
　　至于在虚拟化应用越发广泛的当下，人们对技术的操控究竟能弥补多少对服装真实体验的缺失，这在目前仍然是未知。
　　虚拟时装无法代替承载历史文化和手工艺的传统高级定制，身处当下这个被科技和数码统治的时代，如何传递一些更具文化和美学价值，如何挖掘更有精神内核的东西。这是虚拟科技为时尚行业带来的新命题。但时尚是包容的，作为历史的真实产物，虚拟服装的出现和发展也无法被阻止，毕竟时尚的呈现可以是虚拟的，但是时尚从来都是真实的，在可预见的未来里，它的内核始终离不开人们基本的穿衣需求和关联到自我认知与表达的象征意义。
　　尽管虚拟化的替代作用令人不安，目前看来科技本身的巨大潜力仍然有相当乐观的未来，毕竟虚拟化与数字化可能关联到新的生产方式、新的购买途径，和新的交互界面。用时尚数字化的先行者、Burberry前任CEO和创意总监Christopher Bailey的话来说，“未来我们将会像回顾工业革命一样回看当下的时代，我们的生活正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