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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这场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后面是否还有更大的危机?
以往，对于源于西方的经济危机的本质在经济学理论上作如此阐述：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的相对过剩，即生产的商品相对于劳动人民的有效需求来说是过剩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同时，经济学家断言；经济危机是可以预测的。“每隔一定的周期，必然要发生一次全面的经济危机。”既然经济危机可预测，即可预防，设若不能完全避免，也可以采取有效的措施降低损失或者转化危机。而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场危机应该不在这个理论范畴内。
美国次贷危机自2007年夏全面爆发，到2008年9月份已经逐步升级为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进而演化为全球经济危机。世界各国政府如临大敌，美国作为经济危机的首发国已经陷入了极大的恐慌，欧亚诸国无不草木皆兵，冰岛已经面对国家破产的境地而欲哭无泪。为什么这次经济危机如此突如其来并迅速形成摧枯拉朽的狂飙之势?为什么之前没有哪个国家预测到甚至哪个经济研究机构发出过警报?
这是一场什么样的经济危机?为什么让我们的经济理论失灵又具有如此大的破坏力?为什么直至目前我们还难以看到它的底线?时至今日，在经济一路下滑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比经济危机本身更为严重的危机：消费者、投资者信心的丧失。经济危机的消息听得多了，心情很难好起来，大家自然觉得苦日子真来了，口袋也就捂得更紧。
现在对经济危机反思的文章多半还在谈美国的金融机构不应该把钱贷给还不起钱的穷人，不该搞如此多花样繁杂、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政府不该对金融系统放松监管等等，基本是就经济在谈经济，没有跳出经济的视角和范畴。也许以上这些问题能够解释从金融危机导引出来的经济危机的直接诱因，但是这些诱因又是因何而起呢?其内在和深层的原因又是什么?
说到信心的丧失这已经不是经济本身的问题，而是进入了文化的范畴，所以经济危机的导引恐怕不在经济行为本身，而在其后面的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危机，如果我们不对此番世界经济危机的本质有一个清楚的认知和把握，那么今天的灾难也许还会在明天重演!由此我们有必要把历史的镜头倒转回去，看看那片催生了金融危机的土壤，看看曾经的时刻发生了什么样的因缘际会，是什么人种下了什么因才有今天的这个果。
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导火索是美回的次贷危机，探究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层动因
既然这场经济危机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那就从次贷危机这根导火索的形成开始反观吧!
时至今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次贷危机形成的全图景：当“消费明天”成为美国人的消费时尚的时候，众多怀揣着“美国梦”的年轻人透过信用抵押拥有了比自己的收入多四倍的银行贷款从而获得了自己的居所，并进而拉动了与住房有关的一系列消费。最初的金融手段确实发挥了刺激消费的作用也繁荣了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并激发了华尔街金融机构的雄心。在将贷款风险以金融产品的方式有效转移给保险机构后，这些金融机构有恃无恐地摒弃了一贯奉行的业界谨慎原则，为了扑向巨大的商业利益而向大量没有信用证明、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的购房者提供了房贷，从而埋下了一个购房者远超出自己的偿贷能力却身负几重房债以投资多处房产用“以房养房”的方式支撑未来的隐性炸弹，与此同时，这些金融机构通过金融衍生工具把这些贷款产品层层打包出售，聪明的保险机构透过一批精算师的手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怎样自己都不亏，进而用1:20或1:30甚至更高的金融杠杆放大了次贷产品的盈利水平和金融風险，将投资银行、专业银行、保险资金、企业年金和其他社会游资统统拉入这个充满了“金融泡沫”的金融链条中。畅享其中者都坚信：房地产会持续涨价、美国的低利率会持续下去、全球经济会在美国的引导下走向更大的繁荣，而自己手中的次贷产品的风险都已经转嫁给了别人，自己将享受的是它带来的高收益。当房价飙升的速度超过了购房者收入增长速度的时候，房地产业欣欣向荣的景象无疑是虚假的，经济的繁荣就充满了泡沫，而房价崩溃之时就是经济崩溃之日。
终于，这个脆弱的经济链条在越来越多的房贷变成保险公司的违约金和银行的坏账的时候，多米若骨牌的连锁效应发生了，并最终演化成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而在次贷危机产生的原点上我们看到了聚合在一起的危机先导要素，也看到了经济危机背后的危机所在：
首先，是美国的消费者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超前消费一直被当成一种时尚，美国的消费者当然是这种时尚的代表。很多人可能都听过那个“中国老太”和“美国老太”的故事!在两个老太太消费观念的形象对比中，“先进”和“落后”的消费理念得以展现，美国老太太传导了一种美国社会烘托的“透支明天”的消费文化的温度，中国人称之为“寅支卯粮”。应该说，很多美国人已经习惯了透支明天来满足今天的物欲。
美国近年来的经济高增长主要是被居民消费拉动的，如果居民消费停滞，马上面对的就是美国经济增长停滞，从而带来居民收入的进一步停滞，并在居民收入、消费之间形成恶性的循环。当个人欲求与收入增长出现倍数差距的时候，超前消费即演变成了过度消费，而过度消费就是次贷危机中最先溃散的地基。
如果说中国经济中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度储蓄的话，那么美国经济中的更大隐患则是过度消费。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美国的储蓄率一直在8％～10％左右，进入90年代后期，美国的储蓄率开始大幅下降，至2005年，美国的储蓄率首次成为负数，2006年达到-1％，花明天的钱来过今天的日子不仅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而且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种过度的消费模式本身就导致金融体系的严重脆弱，再加上金融系统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叠加效应，就使得危机的负面影响迅速扩大并逐波蔓延，以至最终危及到了实体经济乃至整个世界经济。
从美国的消费者来说，激情四溢的消费文化是催生过度消费的文化土壤。正是个人信用的透支才带来了行业信用进而国家信用的透支，而个人的经济危机始于个人的思想危机、消费理念的危机，进而集腋成裘，积聚出了国家、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有人说，美国人敢花钱和美国的国家保障体系健全有关，怎么懒也不至于饿肚子，但不可否认寅支卯粮是文化问题，不可因为家底殷实就可以透支无度，这是文化的选择问题，也是文化的内驱力所在。中国文化中对“寅支卯粮”的做法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不会“算计”着过日子是终会受穷的。随手可翻看到以往大户人家的《家训》，其中都把勤俭、节约奉为戒律，尤其排斥坐吃山空和挥霍无度，而普通 的老百姓也奉行“家里有粮心不慌”，是断不敢以举债度日的，这样会被邻里耻笑。群体性的储蓄行为源于千年传统文化的教诲，节制被推崇为一种美德而流传下来，即使在市场化的今天，中国人潜意识中仍认可文化的富有才是真正的富有，而没有节制不加选择地获得和消费财富都被斥之为“没文化”，所以文化的积淀是平衡中国社会目前对待财富态度的重要砝码，当然也造就了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使得国家在这场危机中屹立不摇。
美国的金融界
如果次贷危机这根导火索中也分主导因素和次要因素的话，那么美国的金融界无疑是主导因素。还是源于巨大的商业利益，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的人才走向发生了重大的偏转，大批优秀人才放弃了艰深的理工科而选择了门槛较低且有极大发挥空间的商科，当然其中“钱生钱”的金融业更因为其高利益回报而得到了众多一流人才的青睐。可以说，是一群聪明人在金融界玩着一场“零和游戏’。金融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只具有转移财富的功能，在转移的过程中金融家们套取丰厚的利润，美国的金融界是一群聪明人主持着庞大的金融机构，设计出了花样繁多的金融游戏，创造出了类似CDS(Credit Default Swap，信用违约保险)与CDO(CollateralizedDebt Obligation，房屋抵押债券)的衍生金融商品，在贪婪的驱使下无止境的追求短期利润与个人利益。这些衍生商品对社会并无增加价值，唯一的作用是可以通过它们来圈钱。
这么多聪明人聚集在一起，难道他们看不到这个链条上的潜在危机吗?难道就没有人清醒地意识到“金融泡沫”的存在吗?这样的疑问并不奇怪，而意识到其中问题的大有人在也不奇怪。或许很多人都知道有问题，但是已经停不下来了，大家只看到两件事情：房价在不断地攀升，所有的人都在赚钱。其实也没有人会真正在乎这个问题，因为利益在前，又转瞬间唾手可得，谁又在乎是否身后有危机以及今天的急功近利是否会影响到明天?明天日子里的财富和灾难都是别人的，今天到手的利润、分红才是自己的。当美林360亿美元的债券以6亿美元出售还鲜有人问津的时候，因公司亏损过于严重而离职的前美林CEO欧尼尔(Stan ONeal)却早已拿着高达1.6亿美元的离职金拍拍屁股走人了。雷曼兄弟的遭遇也有雷同之处。作为雷曼兄弟的CEO，富尔德从基层干起，在雷曼兄弟这个投资银行工作有39年的历史。从1993年到2007年，他一共领取了新资与红利接近5亿美元，即使在濒临倒闭的2007年，富尔德也从公司拿走了4500万美元。这些年来，雷曼兄弟的高级经理每年的薪资与红利都超过1000万美元。富尔德在国会作证时态度傲慢，他承认最后8年总共领取的薪资与红利是3.5亿美元，是很多钱，但是他并不承认自己有错，钱也拿得心安理得，他认为雷曼兄弟的倒闭错全在政府不出手援助。公司的风险早己在他们精明的设计中和个人的风险分离了。巨额的年薪是每个怀抱巨大财富梦想的美国金融机构投在经理人身上的赌注，身为赌本的各大企业的CEO们不过是后面各种投资机构的“揽金人”，他们知道如何在创造财富路径的过程中保全自己并顺手牵一笔。在一个以利益为导向的组织文化中，又怎么能诞生出超越利益需求的执行者?以利益为杠杆，撬动的只有更大的利益欲求，而不是责任和道德。
早在商学院里，他们已经学会了“贪婪是合理”的，在经济学的早期名著《国富论》中，他们找到了“利己”的强大支点。盲目的利益追求让西方的经济学家对《国富论》顶礼膜拜，而忽略了甚至隐没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首版首页上郑重提到的另一本书《道德情操论》。“不读《国富论》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美]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由于人们只看到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论述资本主义生生产关系，重视经济人的谋利心理和行为，强调“自利”，却相对忽略了其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重视的社会人的伦理、心理、法律和道德情操，从而曲解、误读了亚当·斯密学说。——[英]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我们不能忘记《国富论》的作者就是《道德情操论》的作者，如果我们不了解后者的一些哲学知识，就不可能理解前者的经济思想。——[英]经济史学家埃里克·罗尔。
在美国的学术界有一大批经济学家研究金融衍生产品，其中至少有四个人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是：
米勒(Merton H.Miller)，1990年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
马可维兹(Harry M.Markowitz)，1990年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
索拉斯(Myron S.Scholes)，1997年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
莫顿(Robert C.Merton)，1997年獲颁诺贝尔经济学奖。
学术界的摇旗呐喊助长了金融界的逐利信心，为这场财富争夺战提供了更多的理论支点。转移财富的人比创造财富的人收入高出很多，这是不合理的。当然，最后这场利益追逐游戏玩得太大了，直至于改变政府的法律以取得更大的游戏空间。而更为糟糕的是美国政府居然迎合了金融界的这种要求，于是在所谓的“金融创新”呐喊声中，金融危机迅速上演。
金融危机颠覆了美国华尔街的财富神话，也让我们看清楚了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后面的深刻文化危机，以利益为先导的文化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并被极大地否定了，美国战后建立起来的金融自信被摧毁了，曾经时髦的消费和投资理念随之被抛弃。
全球金融危机同时颠覆了过度泛滥的金融创新模式。金融的本质是信用，金融创新的泛滥导致信用的滥用。在金融创新的旗帜下，金融衍生品泛滥无度，与经济本体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偏离。创新的红利被拿走了，创新的风险却留给了市场。过度金融化、过度证券化、过度全球化给社会经济种下了一个个无法割舍的毒瘤，最后出来收拾残局的却只能是政府和纳税人，次贷危机不仅导致了美国投行甚至华尔街的毁灭。也给整个世界的金融生态环境带来了难以修复的重大灾难，这种灾难的最直接承受者不仅是美国，而且是整个世界。
美国政府
让我们看看在这场次贷危机中美国政府发挥了怎样的作用。面对失察之职，美国政府难逃其咎。此前美国政府津津乐道的自由市场监管模式，已成为了次贷危机后最被人指责的败笔，在自由市场，自由金融的“华盛顿共识”下，美国政府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以后大大放松了对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监管，一方面对金融界的CEO们的天价薪酬不闻不问，一方面加快了放松金融管制的步伐，譬如美国国会在1999年取消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的界限，让高风险 的投资银行和低风险的商业银行合在一起经营，进而完全不负责任地通过法律让投资银行进入房地产市场进行炒作，投资银行进入商业银行的营运领域自然不会放过房贷这块大蛋糕，投资银行把手中的房屋贷款进行分类等级然后创造不同的金融衍生产品，即CDO(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房屋抵押债券简称)。投资银行在把CDO销售给广大的投资者的过程中套取利润，也为日后金融危机能够迅速传导给国内外的金融机构埋下了伏笔。
与美国政府放松金融监管相对应的是美国金融机构的规避监管，这也是每个金融机构的天性，再加上美联储连续27次降息导致利率大幅走低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流动性泛滥且找不到资金出路。巨幅的流动性资金、越来越自由的金融市场，几重因素叠加在一起，意味着谁能够迅速进行金融创新，谁就拥有了占据大份财富蛋糕的可能。于是乎，各种创新的手段和产品层出，一时间创新泛滥成为华尔街的一种景象，如此繁复的金融产品设计，多半除了设计者本人。其他参与者已经无法准确把握产品的风险与市场的风险了。而这种看不懂、弄不清的金融产品，却因为巨大的金融泡沫的粉饰而同样成为抢手货。原本简单的信用关系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异化为信用陷阱，以至于最终导引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过度放松的市场监管模式被彻底颠覆了，收拾烂摊子的人除了美国民众就是美国政府。
当然，美国政府放松对金融市场进行管制进而扩容房地产市场除了迎合金融界的强烈需求外，还有更深层的动因，那就是维持美元的金融霸权的需要。1944年“布雷顿森里体系”确立了美元作为国际通用货币的地位，1976年牙买加体系推出的浮动汇率制，使美元取代了黄金而登上了国际货币霸主的宝座。二战后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实现了经济崛起，并成就了超级强国的经济地位。美国经济的强大成为美元后面最可靠的信用依托。各国开始储备美元，对美元的需求逐渐增大，进而带动了美元的印量增加。伴随着各国以美元购买各种美国资产，美元的回流现象加剧，而在此过程中，美国从全球最大的债权国，慢慢变成了最大的债务国，为了维护美元的既有地位，更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信用，美国采取了一系列金融手段：首先是通过美元贬值，扩大了国内资产的基数，同时让美国出口受益，其次是拨动美元的浮动汇率，通过美元的起落变相夺取别国多年积累的财富，比如1980年～1985五年期間，美国将以壘西哥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推入了债务危机，使80年代成为拉美“失去的10年”，通过1985～1995美元的贬值，由此使日本进入持续近5年的泡沫生成期和近13年的泡沫破灭期，1995～2001年美国故伎重演，使东南亚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
因为手握美元，美国可以不生产任何产品，而依靠金融手段利用货币谋利，同时还可以无限制地化解债务危机。美国的实体产业大量外移，国家和个人都可以通过举债消费，巨大的经济亏空出现了，美国的金融建立在越来越虚空的经济基础之上。为了防止自身巨大的贸易和财政亏空为人所用，美国开始美化经济，并不断赋予其令人眼花缭乱的内容，以巩固日渐脆弱的美国国家信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影响到了美国，于是，互联网泡沫应运而生，而当互联网神话在纳斯达克破灭的时候，房地产泡沫又应时而出。这个虚拟的梦幻“金融泡沫”，就是今日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源。人性的贪婪使得美国的金融家为了自身的利益，通过不断调高的杠杆、花样翻新的金融产品创新，让这个虚拟的泡沫肆无忌惮地扩张，终于到了撑不住的边缘，泡沫破裂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支撑美元的是国家信用，说到底是世界各国对美国的信用和信心!
此间，美国提出了诸如7000亿元救市等等一系列纾困计划，完全是治标不治本，为了挽救金融崩溃，美国甚至要求外国的中央银行拿出百分之十的外汇存底来买美国公债，为了自身能够独霸金融天下，美国不惜发动对伊战争，抢夺能源，进而钳制欧元区，同时连横日本，无端对亚元区发难……。
这场经济危机源于美国对一国利益的极度追求，为了不丧失金融霸权，美国不只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别国之上，更不惜巧取豪夺、大打出手，所有的这些努力最终都没能阻止金融危机的发生，美国经济遭受了史无前例的重创。岌岌可危的国家信用不知能够再支撑多久?
以上通过对美国消费者、金融家、美国政府的经济行为进行回顾，我们看到了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必然性。由一个金融产品的危机到一个金融行业的危机再到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未来这场危机何时结束以及将产生多大的影响，现在还难以预测。但可以肯定的是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就是金融文化的失语阶段。全球金融危机是一场颠覆性危机。危机所颠覆的不仅是现有的金融体制与监管机制，而且还会颠覆在市场经济国家中盛行已久的金融理念与发展信念。
经济危机的背后是文化危机
经济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产物，经济出现了危机首先是人的危机，而这种危机不是肉体和物质层面的，而是人的精神、文化层面的危机。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其背后都可以对应地看到人类文化上的扭曲和变异。经济同时也是文化的产物，文化是经济依托的母体，同时也构成了经济的平衡和制约体系。没有文化的支撑，经济的发展就如脱缰的野马，没有长远目标。而经济体系和文化体系的割裂就会造成社会的危机。经济危机是内在的文化危机的一种外化表现，正如环境危机深层次也是一种文化危机一样。“我对全球环境危机的研究越深入，我就越加相信，这是一种内在危机的外在表现。我找不到更好的语词来描述这种内在的危机，那我就称之为‘精神危机’吧。”(阿尔，戈尔，美国前副总统，《濒临失衡的地球》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
在分析美国消费者、金融界、美国政府三方面经济行为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三者背后相通的文化作用点：一个是利益，一个是信用。
美国的消费者在逐利文化的驱动下，过度地透支了自己的未来而使自己陷入当下无法承载的债务中，这时对个人利益的追逐，付出的代价是透支了的个人信用；美国的金融家们在疯狂的逐利游戏中把利益放在自身的道德标准之上，运用自己的金融知识去创造了超出商业信用的金融产品，而美国政府是最大的利益追逐者和鼓动者，在狂热地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中，用国家信用作赌注，支撑美国经济的是国家信用，美国政府艰辛维持的也是国家信用。此番的金融危机是多重逐利文化碰撞和交合后的产物，是社会性逐利文化的泛滥，是利益的“利”与信用的“义”难以和谐共生的结果。
应该说人有物欲是正常的，对利益的追求几千年来已经成为人类的一种本能，而尤其在商业中人性的贪婪表现得 最直接，最明显也最彻底，无论是通过武力或非武力的方式，物欲是所有争夺的动力。但对物欲是不能无止境地放纵的，对物欲的追求是不能没有限度的。尤其随着人类的科技力量逐步增强。在人类的生产创造力得到极大发展之后，如何平衡好追求物欲的这个“度”，就是文化要解决的事，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强调入的物欲的合理性，但是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对“利”的问题处理上要用“义”来把握与节制。不是所有的财货都可以取，这中间的取舍选择就是文化要发挥效力的地方。尤其在金钱、权力、物质崇拜之风盛行的今天，在透支明天、奢欲过度的理念备受推崇的今天，也是当金融危机直至经济危机暴露了逐利文化的弊端的时刻，我们更需要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中寻求精神滋养，寻求破解“义”、“利”之间矛盾的有益良方。
中国的传统文化主张“义利并举”，一方面不消灭人对利的合理要求，一方面要合义之利则取之，悖义之利则舍之，贬斥见利忘义、因利害义的不道德行为。而当在义利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就要为义而舍利，甚至牺牲眼前自我的、短暂的小利益，而顾全大局的、长远的大利益。这种义利观的树立，是将个人和组织、群体的利益放在同一系统中考虑，不是就个人的私利谈私利，也不是只顾别人而不谈私利；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能只追求本身的一国之利，而忽视甚至损害了别国之利，甚至不顾道义的掠夺更是可耻的行为。义利的和谐是在动态中把握的，而不是刻板的、静态的。这种“义以为上”、“义然后取”、“以义制利”的义利观，已超出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利益关系范畴，而是从社会伦理学意义上来看待利益关系，注重社会稳定、群体和谐、人伦秩序及人格境界。应当说，任何时代的经济运作，都需要人文思想和人文规则的规范、制约和引导。人不能把物欲的追求作为终极目标。从个人的物质生活到群体的经济交往，都需要道德自我的调适机制。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所倡导的以义制利的思想，就是用社会道德来规范、制约和引导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稳定社会秩序和完善人的精神生活。
从这次的经济危机中可以看到，利益驱动文化的盛行已经超越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这样的划分界线，谁用这样的文化作为主导，谁将面临不可遏制的巨大危机，当前的经济危机即是一个有力的实证。以利益为驱动的文化即是文化危机的代名词。
中国在历史上也曾经历过发展的巅峰，但是没有经济上的危机出现，是因为有深厚的文化体系进行引导和制约；西方的文化体系还处在成长期，还没有经过时间的充分磨砺，因而在发展的过程中还有很多难题没有化解，什么样的文化就会催生出什么样的经济，现在应该倡导的是一种大文化观的确立，在总结西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应该让世人更深刻地认识东方文化的价值所在，并使东西方的文化充分进行融合。文化不是政治的傀儡，不是经济的附庸，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
经济危机撼动了西方世界以美国为代表的拜金文化的根基，并呼唤新文化的确立。为什么美国一国的金融危机即导引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是趋同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观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才导致了金融风暴的不可遏制，而不同的文化体系才捍卫了一些“特立独行”国家的经济主权。
经济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东西方文化的一次角力，应该说不是坏事情。通过这样的一次检验，使我们对经济危机的奉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优秀的文化因素有了更充分的比较，使我们清楚了什么应该坚持，什么应该扬弃，同时危难与机遇并存，在危机的时刻，关键点是不盲从，别人的危机不见得也是自己的危机，而自身不曾觉察的危机才是最大的危机，盲从的结果只有错过转机、深陷苦难。
冲破危机、经济复兴首先在于文化复兴
据本刊专项课题组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此番的经济危机使消费者信心受到重创(具体内容请参考附后的背景资料)。全球投资者与消费者普遍持悲观态度，世界经济就很可能在危机的泥潭里越陷越深，直到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乃至重大衰退。
经济危机的挽救首要在于投资者、消费者信心的建立，在于价值观的重塑，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救市、救国即可对危机进行修复的，不深入根本，只在技术手段上搞金融迂回是不能挽救危机的，比如继续发行国债，以债养债，比如印钞票等等。危机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寒，而危机的突破与转化也不能一蹴而就，只有从根本上下功夫，切实转变以往错误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危机才有可能度过。
以往哪一个美国的政客敢于呼吁美国人民改变生活方式，这样的美国政客得不到竞选支持，伹现在入不敷出的经济窘境或许能够教会更多的美国人学会量入为出。
而金融体系的重建无疑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此番被摧毁的不是几个金融机构或金融平台，是整个世界范围内的金融体系。需要重建的不仅包括金融机构本身，更重要的是金融理念和金融机制。尤其是个人信用、企业信用、市场信用与国家信用的重塑，将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而在各国忙于弥补金融监管机构缺位的问题时，更重要的是建立对应于经济的文化预警机制。
确立主流文化，文化强国才能支撑经济强国。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正是奉行了对外和平崛起、对内科学发展的方针，在不损害别国利益的前提下做好自己的事，《道德情操论》的主要精神是“全社会的财富如果不能被全社会的成员共享，这个社会就是不稳定的”，中国政府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中国用和平崛起的事实有力回应了西方国家鼓吹的“大国威胁论”，在这次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中国再度发挥了重要的协调和支撑作用。
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充分考验了各国的发展理念，追求经济单方面增长而不惜以牺牲信用和资源为代价的发展方式被彻底颠覆了。中国大力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才是国家稳定，繁荣兴盛的根本保障，也才能够使中国在这场世纪金融海啸中屹立不摇。对于那些惊魂未定、惶惶无措的国际资本来说，中国无疑是最宝贵的一片乐土：美国的低储蓄一中国高储蓄、美国债券太发达一中国债券才起步、美国负债累累一中国是净债权、美国流动性不足一中国流动性过剩，美国金融创新过度一中国金融创新才起步，这些有利因素都是帮助他们走出危机的救命稻草。现在已经没有哪个国家，拥有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尚有很大开发潜力的内需市场。在如今世界经济一片惨淡的背景下，能有如此强大的经济纵深，能为经济注入强大活力的内需市场，显得尤为珍贵。
金融危机的爆发揭示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严重脱节的现象，任何大国必须靠强大的实体经济来创造财富，而不是靠虚拟经济去圈钱。中国中央政府在去年年底提出用四万亿拉动内需市场，并密切监管确保这些资金都被投入到实体经济上去。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解决，将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而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社会保障问题将打消群众的顾虑，使群众敢消费，把这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让利于民。这些措施给经济注入强大活力已经逐步在显现!所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经济体会有中国这般具有活力，也唯有中国，才有可能成为让世界渡过此次危機、稳步增长的引擎。
以往，对于源于西方的经济危机的本质在经济学理论上作如此阐述：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的相对过剩，即生产的商品相对于劳动人民的有效需求来说是过剩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同时，经济学家断言；经济危机是可以预测的。“每隔一定的周期，必然要发生一次全面的经济危机。”既然经济危机可预测，即可预防，设若不能完全避免，也可以采取有效的措施降低损失或者转化危机。而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场危机应该不在这个理论范畴内。
美国次贷危机自2007年夏全面爆发，到2008年9月份已经逐步升级为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进而演化为全球经济危机。世界各国政府如临大敌，美国作为经济危机的首发国已经陷入了极大的恐慌，欧亚诸国无不草木皆兵，冰岛已经面对国家破产的境地而欲哭无泪。为什么这次经济危机如此突如其来并迅速形成摧枯拉朽的狂飙之势?为什么之前没有哪个国家预测到甚至哪个经济研究机构发出过警报?
这是一场什么样的经济危机?为什么让我们的经济理论失灵又具有如此大的破坏力?为什么直至目前我们还难以看到它的底线?时至今日，在经济一路下滑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比经济危机本身更为严重的危机：消费者、投资者信心的丧失。经济危机的消息听得多了，心情很难好起来，大家自然觉得苦日子真来了，口袋也就捂得更紧。
现在对经济危机反思的文章多半还在谈美国的金融机构不应该把钱贷给还不起钱的穷人，不该搞如此多花样繁杂、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政府不该对金融系统放松监管等等，基本是就经济在谈经济，没有跳出经济的视角和范畴。也许以上这些问题能够解释从金融危机导引出来的经济危机的直接诱因，但是这些诱因又是因何而起呢?其内在和深层的原因又是什么?
说到信心的丧失这已经不是经济本身的问题，而是进入了文化的范畴，所以经济危机的导引恐怕不在经济行为本身，而在其后面的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危机，如果我们不对此番世界经济危机的本质有一个清楚的认知和把握，那么今天的灾难也许还会在明天重演!由此我们有必要把历史的镜头倒转回去，看看那片催生了金融危机的土壤，看看曾经的时刻发生了什么样的因缘际会，是什么人种下了什么因才有今天的这个果。
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导火索是美回的次贷危机，探究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层动因
既然这场经济危机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那就从次贷危机这根导火索的形成开始反观吧!
时至今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次贷危机形成的全图景：当“消费明天”成为美国人的消费时尚的时候，众多怀揣着“美国梦”的年轻人透过信用抵押拥有了比自己的收入多四倍的银行贷款从而获得了自己的居所，并进而拉动了与住房有关的一系列消费。最初的金融手段确实发挥了刺激消费的作用也繁荣了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并激发了华尔街金融机构的雄心。在将贷款风险以金融产品的方式有效转移给保险机构后，这些金融机构有恃无恐地摒弃了一贯奉行的业界谨慎原则，为了扑向巨大的商业利益而向大量没有信用证明、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的购房者提供了房贷，从而埋下了一个购房者远超出自己的偿贷能力却身负几重房债以投资多处房产用“以房养房”的方式支撑未来的隐性炸弹，与此同时，这些金融机构通过金融衍生工具把这些贷款产品层层打包出售，聪明的保险机构透过一批精算师的手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怎样自己都不亏，进而用1:20或1:30甚至更高的金融杠杆放大了次贷产品的盈利水平和金融風险，将投资银行、专业银行、保险资金、企业年金和其他社会游资统统拉入这个充满了“金融泡沫”的金融链条中。畅享其中者都坚信：房地产会持续涨价、美国的低利率会持续下去、全球经济会在美国的引导下走向更大的繁荣，而自己手中的次贷产品的风险都已经转嫁给了别人，自己将享受的是它带来的高收益。当房价飙升的速度超过了购房者收入增长速度的时候，房地产业欣欣向荣的景象无疑是虚假的，经济的繁荣就充满了泡沫，而房价崩溃之时就是经济崩溃之日。
终于，这个脆弱的经济链条在越来越多的房贷变成保险公司的违约金和银行的坏账的时候，多米若骨牌的连锁效应发生了，并最终演化成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而在次贷危机产生的原点上我们看到了聚合在一起的危机先导要素，也看到了经济危机背后的危机所在：
首先，是美国的消费者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超前消费一直被当成一种时尚，美国的消费者当然是这种时尚的代表。很多人可能都听过那个“中国老太”和“美国老太”的故事!在两个老太太消费观念的形象对比中，“先进”和“落后”的消费理念得以展现，美国老太太传导了一种美国社会烘托的“透支明天”的消费文化的温度，中国人称之为“寅支卯粮”。应该说，很多美国人已经习惯了透支明天来满足今天的物欲。
美国近年来的经济高增长主要是被居民消费拉动的，如果居民消费停滞，马上面对的就是美国经济增长停滞，从而带来居民收入的进一步停滞，并在居民收入、消费之间形成恶性的循环。当个人欲求与收入增长出现倍数差距的时候，超前消费即演变成了过度消费，而过度消费就是次贷危机中最先溃散的地基。
如果说中国经济中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度储蓄的话，那么美国经济中的更大隐患则是过度消费。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美国的储蓄率一直在8％～10％左右，进入90年代后期，美国的储蓄率开始大幅下降，至2005年，美国的储蓄率首次成为负数，2006年达到-1％，花明天的钱来过今天的日子不仅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而且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种过度的消费模式本身就导致金融体系的严重脆弱，再加上金融系统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叠加效应，就使得危机的负面影响迅速扩大并逐波蔓延，以至最终危及到了实体经济乃至整个世界经济。
从美国的消费者来说，激情四溢的消费文化是催生过度消费的文化土壤。正是个人信用的透支才带来了行业信用进而国家信用的透支，而个人的经济危机始于个人的思想危机、消费理念的危机，进而集腋成裘，积聚出了国家、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有人说，美国人敢花钱和美国的国家保障体系健全有关，怎么懒也不至于饿肚子，但不可否认寅支卯粮是文化问题，不可因为家底殷实就可以透支无度，这是文化的选择问题，也是文化的内驱力所在。中国文化中对“寅支卯粮”的做法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不会“算计”着过日子是终会受穷的。随手可翻看到以往大户人家的《家训》，其中都把勤俭、节约奉为戒律，尤其排斥坐吃山空和挥霍无度，而普通 的老百姓也奉行“家里有粮心不慌”，是断不敢以举债度日的，这样会被邻里耻笑。群体性的储蓄行为源于千年传统文化的教诲，节制被推崇为一种美德而流传下来，即使在市场化的今天，中国人潜意识中仍认可文化的富有才是真正的富有，而没有节制不加选择地获得和消费财富都被斥之为“没文化”，所以文化的积淀是平衡中国社会目前对待财富态度的重要砝码，当然也造就了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使得国家在这场危机中屹立不摇。
美国的金融界
如果次贷危机这根导火索中也分主导因素和次要因素的话，那么美国的金融界无疑是主导因素。还是源于巨大的商业利益，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的人才走向发生了重大的偏转，大批优秀人才放弃了艰深的理工科而选择了门槛较低且有极大发挥空间的商科，当然其中“钱生钱”的金融业更因为其高利益回报而得到了众多一流人才的青睐。可以说，是一群聪明人在金融界玩着一场“零和游戏’。金融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只具有转移财富的功能，在转移的过程中金融家们套取丰厚的利润，美国的金融界是一群聪明人主持着庞大的金融机构，设计出了花样繁多的金融游戏，创造出了类似CDS(Credit Default Swap，信用违约保险)与CDO(CollateralizedDebt Obligation，房屋抵押债券)的衍生金融商品，在贪婪的驱使下无止境的追求短期利润与个人利益。这些衍生商品对社会并无增加价值，唯一的作用是可以通过它们来圈钱。
这么多聪明人聚集在一起，难道他们看不到这个链条上的潜在危机吗?难道就没有人清醒地意识到“金融泡沫”的存在吗?这样的疑问并不奇怪，而意识到其中问题的大有人在也不奇怪。或许很多人都知道有问题，但是已经停不下来了，大家只看到两件事情：房价在不断地攀升，所有的人都在赚钱。其实也没有人会真正在乎这个问题，因为利益在前，又转瞬间唾手可得，谁又在乎是否身后有危机以及今天的急功近利是否会影响到明天?明天日子里的财富和灾难都是别人的，今天到手的利润、分红才是自己的。当美林360亿美元的债券以6亿美元出售还鲜有人问津的时候，因公司亏损过于严重而离职的前美林CEO欧尼尔(Stan ONeal)却早已拿着高达1.6亿美元的离职金拍拍屁股走人了。雷曼兄弟的遭遇也有雷同之处。作为雷曼兄弟的CEO，富尔德从基层干起，在雷曼兄弟这个投资银行工作有39年的历史。从1993年到2007年，他一共领取了新资与红利接近5亿美元，即使在濒临倒闭的2007年，富尔德也从公司拿走了4500万美元。这些年来，雷曼兄弟的高级经理每年的薪资与红利都超过1000万美元。富尔德在国会作证时态度傲慢，他承认最后8年总共领取的薪资与红利是3.5亿美元，是很多钱，但是他并不承认自己有错，钱也拿得心安理得，他认为雷曼兄弟的倒闭错全在政府不出手援助。公司的风险早己在他们精明的设计中和个人的风险分离了。巨额的年薪是每个怀抱巨大财富梦想的美国金融机构投在经理人身上的赌注，身为赌本的各大企业的CEO们不过是后面各种投资机构的“揽金人”，他们知道如何在创造财富路径的过程中保全自己并顺手牵一笔。在一个以利益为导向的组织文化中，又怎么能诞生出超越利益需求的执行者?以利益为杠杆，撬动的只有更大的利益欲求，而不是责任和道德。
早在商学院里，他们已经学会了“贪婪是合理”的，在经济学的早期名著《国富论》中，他们找到了“利己”的强大支点。盲目的利益追求让西方的经济学家对《国富论》顶礼膜拜，而忽略了甚至隐没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首版首页上郑重提到的另一本书《道德情操论》。“不读《国富论》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美]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由于人们只看到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论述资本主义生生产关系，重视经济人的谋利心理和行为，强调“自利”，却相对忽略了其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重视的社会人的伦理、心理、法律和道德情操，从而曲解、误读了亚当·斯密学说。——[英]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我们不能忘记《国富论》的作者就是《道德情操论》的作者，如果我们不了解后者的一些哲学知识，就不可能理解前者的经济思想。——[英]经济史学家埃里克·罗尔。
在美国的学术界有一大批经济学家研究金融衍生产品，其中至少有四个人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是：
米勒(Merton H.Miller)，1990年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
马可维兹(Harry M.Markowitz)，1990年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
索拉斯(Myron S.Scholes)，1997年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
莫顿(Robert C.Merton)，1997年獲颁诺贝尔经济学奖。
学术界的摇旗呐喊助长了金融界的逐利信心，为这场财富争夺战提供了更多的理论支点。转移财富的人比创造财富的人收入高出很多，这是不合理的。当然，最后这场利益追逐游戏玩得太大了，直至于改变政府的法律以取得更大的游戏空间。而更为糟糕的是美国政府居然迎合了金融界的这种要求，于是在所谓的“金融创新”呐喊声中，金融危机迅速上演。
金融危机颠覆了美国华尔街的财富神话，也让我们看清楚了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后面的深刻文化危机，以利益为先导的文化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并被极大地否定了，美国战后建立起来的金融自信被摧毁了，曾经时髦的消费和投资理念随之被抛弃。
全球金融危机同时颠覆了过度泛滥的金融创新模式。金融的本质是信用，金融创新的泛滥导致信用的滥用。在金融创新的旗帜下，金融衍生品泛滥无度，与经济本体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偏离。创新的红利被拿走了，创新的风险却留给了市场。过度金融化、过度证券化、过度全球化给社会经济种下了一个个无法割舍的毒瘤，最后出来收拾残局的却只能是政府和纳税人，次贷危机不仅导致了美国投行甚至华尔街的毁灭。也给整个世界的金融生态环境带来了难以修复的重大灾难，这种灾难的最直接承受者不仅是美国，而且是整个世界。
美国政府
让我们看看在这场次贷危机中美国政府发挥了怎样的作用。面对失察之职，美国政府难逃其咎。此前美国政府津津乐道的自由市场监管模式，已成为了次贷危机后最被人指责的败笔，在自由市场，自由金融的“华盛顿共识”下，美国政府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以后大大放松了对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监管，一方面对金融界的CEO们的天价薪酬不闻不问，一方面加快了放松金融管制的步伐，譬如美国国会在1999年取消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的界限，让高风险 的投资银行和低风险的商业银行合在一起经营，进而完全不负责任地通过法律让投资银行进入房地产市场进行炒作，投资银行进入商业银行的营运领域自然不会放过房贷这块大蛋糕，投资银行把手中的房屋贷款进行分类等级然后创造不同的金融衍生产品，即CDO(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房屋抵押债券简称)。投资银行在把CDO销售给广大的投资者的过程中套取利润，也为日后金融危机能够迅速传导给国内外的金融机构埋下了伏笔。
与美国政府放松金融监管相对应的是美国金融机构的规避监管，这也是每个金融机构的天性，再加上美联储连续27次降息导致利率大幅走低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流动性泛滥且找不到资金出路。巨幅的流动性资金、越来越自由的金融市场，几重因素叠加在一起，意味着谁能够迅速进行金融创新，谁就拥有了占据大份财富蛋糕的可能。于是乎，各种创新的手段和产品层出，一时间创新泛滥成为华尔街的一种景象，如此繁复的金融产品设计，多半除了设计者本人。其他参与者已经无法准确把握产品的风险与市场的风险了。而这种看不懂、弄不清的金融产品，却因为巨大的金融泡沫的粉饰而同样成为抢手货。原本简单的信用关系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异化为信用陷阱，以至于最终导引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过度放松的市场监管模式被彻底颠覆了，收拾烂摊子的人除了美国民众就是美国政府。
当然，美国政府放松对金融市场进行管制进而扩容房地产市场除了迎合金融界的强烈需求外，还有更深层的动因，那就是维持美元的金融霸权的需要。1944年“布雷顿森里体系”确立了美元作为国际通用货币的地位，1976年牙买加体系推出的浮动汇率制，使美元取代了黄金而登上了国际货币霸主的宝座。二战后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实现了经济崛起，并成就了超级强国的经济地位。美国经济的强大成为美元后面最可靠的信用依托。各国开始储备美元，对美元的需求逐渐增大，进而带动了美元的印量增加。伴随着各国以美元购买各种美国资产，美元的回流现象加剧，而在此过程中，美国从全球最大的债权国，慢慢变成了最大的债务国，为了维护美元的既有地位，更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信用，美国采取了一系列金融手段：首先是通过美元贬值，扩大了国内资产的基数，同时让美国出口受益，其次是拨动美元的浮动汇率，通过美元的起落变相夺取别国多年积累的财富，比如1980年～1985五年期間，美国将以壘西哥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推入了债务危机，使80年代成为拉美“失去的10年”，通过1985～1995美元的贬值，由此使日本进入持续近5年的泡沫生成期和近13年的泡沫破灭期，1995～2001年美国故伎重演，使东南亚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
因为手握美元，美国可以不生产任何产品，而依靠金融手段利用货币谋利，同时还可以无限制地化解债务危机。美国的实体产业大量外移，国家和个人都可以通过举债消费，巨大的经济亏空出现了，美国的金融建立在越来越虚空的经济基础之上。为了防止自身巨大的贸易和财政亏空为人所用，美国开始美化经济，并不断赋予其令人眼花缭乱的内容，以巩固日渐脆弱的美国国家信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影响到了美国，于是，互联网泡沫应运而生，而当互联网神话在纳斯达克破灭的时候，房地产泡沫又应时而出。这个虚拟的梦幻“金融泡沫”，就是今日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源。人性的贪婪使得美国的金融家为了自身的利益，通过不断调高的杠杆、花样翻新的金融产品创新，让这个虚拟的泡沫肆无忌惮地扩张，终于到了撑不住的边缘，泡沫破裂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支撑美元的是国家信用，说到底是世界各国对美国的信用和信心!
此间，美国提出了诸如7000亿元救市等等一系列纾困计划，完全是治标不治本，为了挽救金融崩溃，美国甚至要求外国的中央银行拿出百分之十的外汇存底来买美国公债，为了自身能够独霸金融天下，美国不惜发动对伊战争，抢夺能源，进而钳制欧元区，同时连横日本，无端对亚元区发难……。
这场经济危机源于美国对一国利益的极度追求，为了不丧失金融霸权，美国不只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别国之上，更不惜巧取豪夺、大打出手，所有的这些努力最终都没能阻止金融危机的发生，美国经济遭受了史无前例的重创。岌岌可危的国家信用不知能够再支撑多久?
以上通过对美国消费者、金融家、美国政府的经济行为进行回顾，我们看到了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必然性。由一个金融产品的危机到一个金融行业的危机再到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未来这场危机何时结束以及将产生多大的影响，现在还难以预测。但可以肯定的是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就是金融文化的失语阶段。全球金融危机是一场颠覆性危机。危机所颠覆的不仅是现有的金融体制与监管机制，而且还会颠覆在市场经济国家中盛行已久的金融理念与发展信念。
经济危机的背后是文化危机
经济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产物，经济出现了危机首先是人的危机，而这种危机不是肉体和物质层面的，而是人的精神、文化层面的危机。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其背后都可以对应地看到人类文化上的扭曲和变异。经济同时也是文化的产物，文化是经济依托的母体，同时也构成了经济的平衡和制约体系。没有文化的支撑，经济的发展就如脱缰的野马，没有长远目标。而经济体系和文化体系的割裂就会造成社会的危机。经济危机是内在的文化危机的一种外化表现，正如环境危机深层次也是一种文化危机一样。“我对全球环境危机的研究越深入，我就越加相信，这是一种内在危机的外在表现。我找不到更好的语词来描述这种内在的危机，那我就称之为‘精神危机’吧。”(阿尔，戈尔，美国前副总统，《濒临失衡的地球》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
在分析美国消费者、金融界、美国政府三方面经济行为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三者背后相通的文化作用点：一个是利益，一个是信用。
美国的消费者在逐利文化的驱动下，过度地透支了自己的未来而使自己陷入当下无法承载的债务中，这时对个人利益的追逐，付出的代价是透支了的个人信用；美国的金融家们在疯狂的逐利游戏中把利益放在自身的道德标准之上，运用自己的金融知识去创造了超出商业信用的金融产品，而美国政府是最大的利益追逐者和鼓动者，在狂热地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中，用国家信用作赌注，支撑美国经济的是国家信用，美国政府艰辛维持的也是国家信用。此番的金融危机是多重逐利文化碰撞和交合后的产物，是社会性逐利文化的泛滥，是利益的“利”与信用的“义”难以和谐共生的结果。
应该说人有物欲是正常的，对利益的追求几千年来已经成为人类的一种本能，而尤其在商业中人性的贪婪表现得 最直接，最明显也最彻底，无论是通过武力或非武力的方式，物欲是所有争夺的动力。但对物欲是不能无止境地放纵的，对物欲的追求是不能没有限度的。尤其随着人类的科技力量逐步增强。在人类的生产创造力得到极大发展之后，如何平衡好追求物欲的这个“度”，就是文化要解决的事，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强调入的物欲的合理性，但是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对“利”的问题处理上要用“义”来把握与节制。不是所有的财货都可以取，这中间的取舍选择就是文化要发挥效力的地方。尤其在金钱、权力、物质崇拜之风盛行的今天，在透支明天、奢欲过度的理念备受推崇的今天，也是当金融危机直至经济危机暴露了逐利文化的弊端的时刻，我们更需要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中寻求精神滋养，寻求破解“义”、“利”之间矛盾的有益良方。
中国的传统文化主张“义利并举”，一方面不消灭人对利的合理要求，一方面要合义之利则取之，悖义之利则舍之，贬斥见利忘义、因利害义的不道德行为。而当在义利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就要为义而舍利，甚至牺牲眼前自我的、短暂的小利益，而顾全大局的、长远的大利益。这种义利观的树立，是将个人和组织、群体的利益放在同一系统中考虑，不是就个人的私利谈私利，也不是只顾别人而不谈私利；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能只追求本身的一国之利，而忽视甚至损害了别国之利，甚至不顾道义的掠夺更是可耻的行为。义利的和谐是在动态中把握的，而不是刻板的、静态的。这种“义以为上”、“义然后取”、“以义制利”的义利观，已超出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利益关系范畴，而是从社会伦理学意义上来看待利益关系，注重社会稳定、群体和谐、人伦秩序及人格境界。应当说，任何时代的经济运作，都需要人文思想和人文规则的规范、制约和引导。人不能把物欲的追求作为终极目标。从个人的物质生活到群体的经济交往，都需要道德自我的调适机制。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所倡导的以义制利的思想，就是用社会道德来规范、制约和引导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稳定社会秩序和完善人的精神生活。
从这次的经济危机中可以看到，利益驱动文化的盛行已经超越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这样的划分界线，谁用这样的文化作为主导，谁将面临不可遏制的巨大危机，当前的经济危机即是一个有力的实证。以利益为驱动的文化即是文化危机的代名词。
中国在历史上也曾经历过发展的巅峰，但是没有经济上的危机出现，是因为有深厚的文化体系进行引导和制约；西方的文化体系还处在成长期，还没有经过时间的充分磨砺，因而在发展的过程中还有很多难题没有化解，什么样的文化就会催生出什么样的经济，现在应该倡导的是一种大文化观的确立，在总结西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应该让世人更深刻地认识东方文化的价值所在，并使东西方的文化充分进行融合。文化不是政治的傀儡，不是经济的附庸，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
经济危机撼动了西方世界以美国为代表的拜金文化的根基，并呼唤新文化的确立。为什么美国一国的金融危机即导引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是趋同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观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才导致了金融风暴的不可遏制，而不同的文化体系才捍卫了一些“特立独行”国家的经济主权。
经济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东西方文化的一次角力，应该说不是坏事情。通过这样的一次检验，使我们对经济危机的奉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优秀的文化因素有了更充分的比较，使我们清楚了什么应该坚持，什么应该扬弃，同时危难与机遇并存，在危机的时刻，关键点是不盲从，别人的危机不见得也是自己的危机，而自身不曾觉察的危机才是最大的危机，盲从的结果只有错过转机、深陷苦难。
冲破危机、经济复兴首先在于文化复兴
据本刊专项课题组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此番的经济危机使消费者信心受到重创(具体内容请参考附后的背景资料)。全球投资者与消费者普遍持悲观态度，世界经济就很可能在危机的泥潭里越陷越深，直到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乃至重大衰退。
经济危机的挽救首要在于投资者、消费者信心的建立，在于价值观的重塑，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救市、救国即可对危机进行修复的，不深入根本，只在技术手段上搞金融迂回是不能挽救危机的，比如继续发行国债，以债养债，比如印钞票等等。危机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寒，而危机的突破与转化也不能一蹴而就，只有从根本上下功夫，切实转变以往错误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危机才有可能度过。
以往哪一个美国的政客敢于呼吁美国人民改变生活方式，这样的美国政客得不到竞选支持，伹现在入不敷出的经济窘境或许能够教会更多的美国人学会量入为出。
而金融体系的重建无疑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此番被摧毁的不是几个金融机构或金融平台，是整个世界范围内的金融体系。需要重建的不仅包括金融机构本身，更重要的是金融理念和金融机制。尤其是个人信用、企业信用、市场信用与国家信用的重塑，将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而在各国忙于弥补金融监管机构缺位的问题时，更重要的是建立对应于经济的文化预警机制。
确立主流文化，文化强国才能支撑经济强国。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正是奉行了对外和平崛起、对内科学发展的方针，在不损害别国利益的前提下做好自己的事，《道德情操论》的主要精神是“全社会的财富如果不能被全社会的成员共享，这个社会就是不稳定的”，中国政府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中国用和平崛起的事实有力回应了西方国家鼓吹的“大国威胁论”，在这次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中国再度发挥了重要的协调和支撑作用。
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充分考验了各国的发展理念，追求经济单方面增长而不惜以牺牲信用和资源为代价的发展方式被彻底颠覆了。中国大力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才是国家稳定，繁荣兴盛的根本保障，也才能够使中国在这场世纪金融海啸中屹立不摇。对于那些惊魂未定、惶惶无措的国际资本来说，中国无疑是最宝贵的一片乐土：美国的低储蓄一中国高储蓄、美国债券太发达一中国债券才起步、美国负债累累一中国是净债权、美国流动性不足一中国流动性过剩，美国金融创新过度一中国金融创新才起步，这些有利因素都是帮助他们走出危机的救命稻草。现在已经没有哪个国家，拥有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尚有很大开发潜力的内需市场。在如今世界经济一片惨淡的背景下，能有如此强大的经济纵深，能为经济注入强大活力的内需市场，显得尤为珍贵。
金融危机的爆发揭示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严重脱节的现象，任何大国必须靠强大的实体经济来创造财富，而不是靠虚拟经济去圈钱。中国中央政府在去年年底提出用四万亿拉动内需市场，并密切监管确保这些资金都被投入到实体经济上去。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解决，将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而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社会保障问题将打消群众的顾虑，使群众敢消费，把这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让利于民。这些措施给经济注入强大活力已经逐步在显现!所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经济体会有中国这般具有活力，也唯有中国，才有可能成为让世界渡过此次危機、稳步增长的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