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五十多年里，国际关系理论探索一直以“实在性”因素为核心，从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研究领域来看，它们都在寻找一个重要而又合理的单一因变量，以便于对国家行动的原因进行具体解释。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影响因素解释力是主流理论间争论的焦点，以变量的客观性和实践为研究重点。当研究变量转向知识概念后，就会出现很多新的疑问，如知识对行为主体行动的影响程度、知识与行动的关系、影响变量背后的知识结构等。本文研究主要以知识为核心，将行动与知识的关系辩论作为研究焦点，通过对“知识转向”的探索，影响文化建构走向和发展。
　　1.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关于“行动逻辑”理论概述
　　（1）结果性逻辑：以理性主义理论为基础，坚持利益决定行动。从发展现状来看，理论主义关系论包括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体现的是结果性逻辑。其基本内涵是：行动主体行动的主要动因是对利益的权衡。
　　（2）适当性逻辑：以建构主义理论为基础，坚持规范塑造行动。建构主义兴起于20世纪末期，其主流的观点是“文化选择”，其逻辑选择为适当性逻辑，指的是在进行相关研究探索时，行动的社会规范性是行动的前提和动因，也就是规范性决定行动。理论研究认为，行为体必须要在社会规范体系内，进行与身份相匹配的活动。
　　（3）实践性逻辑：以实践主义理论为基础，坚持实践引导行动。社会学实践理论出现于20世纪后期，是国际关系学中最具实践活力的理论发展趋势。其主要源于对安全共同体的研究，最为突出的观点就是“实践选择”，也可以称之为“实践引导论”。实践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行动，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能够物化背景性话语和知识。
　　2.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表象性到背景性”的知识转向
　　（1）理论基础分析。能够被认知和理解的知识，一般可以分为背景性和表象性两大类，是知识转向的主体，影响人们对于行动逻辑的认知。表象性知识观点来源于主导型知识论，是社会科学和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而背景性知识指的是非表象、无意识和无法说明的知识体系。
　　（2）行动逻辑核心问题分析：知识与行动。按照前文分类标准，西方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出现转向：行动主体行为的主要驱动力究竟是背景性知识还是表象性知识，是当前研究领域争端最多的话题。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存在潜在性假设条件的，即表象性知识前提。纳什认为，是理性引导行动，博弈双方都以争取最大利益为根本出发点，进而取得最具价值的结果。事实上，表象性知识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过程中，一直处于主导和引领地位，所有关于行动逻辑的研究都是围绕表象性知识进行设计的。在长期理论发展进程中，知识作为重要的衡量指标一直没有进入关系学界的视线，因研究方向被限定在表象知识范畴内，使研究人员产生思维定势，一直在表象性知识的范畴内寻找答案，从未产生过质疑。随着实践理论的兴起，行动逻辑的核心问题开始发生转向，其对于实践性、社会性和地方性的实践探索，对传统国际关系知识边界已经产生冲击，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势，其“行动逻辑”研究正在向无以言明的背景性知识转化。可以说，当行动逻辑的核心认知发生变化，国际关系研究思路也在悄然变化，向更具实践意义的方向发展。
　　3.基于“他文化”背景下国际关系“知识转向”理论创新
　　（1）不同文化结构对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影响。在“二元对立”认知模式当中，“自文化”与“他文化”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截面，是一个纯二元对立结构，也能够从根本上体现国际关系研究存在的思维定势，即主流西方文化与非西方、非主流文化的对立。
　　（2）“自文化”内部他者理论反叛性分析。因实践的本体优先特征成为行动的最大动因，心物二分理论受到极大的质疑，标志着表象性知识霸权地位产生动摇。在以知识和实践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当中，用“实践者”代替了“超验人”，说明人的社会属性，在实践中不能与生活分离。
　　（3）“他文化”在“自文化”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知识转向”的重要意义在于释放了“他文化”的创造属性，拓展多元理论发展空间，作为一种实践共同体，是实践活动的具体反映。而实践行为不同也能够导致行动原因的区别，进而影响理论构建。从实践和研究成果来看，理论都在地方的和具体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不存在脱离实践的理论，基于“他文化”的逻辑理论既在发展中创新，又在创新中反思。
　　知识转向既是一种释放“他文化”和他者的逻辑，也是自下而上的解释逻辑。无论他者代表的是异己，还是文化边界之外的行动者，都是实践、经历和行为的共同体之一。一旦基于背景知识条件下，文化实践和经验得到释放，能够为行动逻辑的理论化、创新化和概念化，输入更多的生命因子，在人类思想的交锋中产生更大的理论光华。
　　（作者单位：南京市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