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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之所以提出“抵抗的知识分子”的构想，是出于对知识分子社会批判功能衰退的忧虑。衰退的原因不仅是由于学科分割体制的意识形态性，而且也是由于“表征危机”的出现。表征危机问题的揭示勘定了当代知识分子理论发生的问题域。受限于此，文化研究者既希望自己像葛兰西那样能够广泛组织各种社会群体，又希望像福柯那样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政治化，因而常常在二者之间摇摆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