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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的“中国通”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2015年3月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中国即將崩溃”的文章时隔一年,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美国与沈大伟进行了一次真诚和坦率的沟通。沈大伟教授表示,愿意公开发表澄清其对“中国即将崩溃”的看法。以下是双方对话部分内容:
“我必须要澄清,说中国崩溃不是我本意”
王文:我的确没有想到,在《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国》这本对中国充满善意的专著出版后,怎么在2015年3月突然发表《中国即将崩溃》这样的文章?
沈大伟:谢谢你来看我这位美国老朋友,任何时候我都愿意和你交谈。过去一年,因为那篇文章,许多中国朋友已不认为我是
“老朋友”了。而且有很多中国媒体批评我,还不再邀请我去中国,这让我感到很伤心。在过去40年中,我一直维护着美中关系的发展,而且从我当年在南开大学当学生开始,已连续36年年年访问中国。我还曾在中国生活过5年。我非常关心中国,希望看到中国在各方面取得成功。
王文:其实,中国人一直认为沈大伟教授是理解中国的美国朋友,正因如此,那篇文章发表后舆论哗然。有许多人认为,
“沈大伟不是为了中国好,而更像是在诅咒中国”。我想,这是目前中国舆论界与你个人互动的逻辑。
沈大伟:那篇文章标题是个问题。标题并不是我取的,而是《华尔街日报》编辑取的,他们需要博取读者的眼球,为报社赚取更多利润。当我在文章发表前日的晚上知道这个标题后,我让他们改标题,他们回复我:“对不起,大伟,已经去印刷了,来不及了。”事实上,我整篇文章的逻辑不是在讨论“中国崩溃”,而是在讨论我关注的中国共产党的收缩(atrophy)问题。2011年由中国的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我写的《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一书(相关书评认为,该书客观分析和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或悲观、或乐观、或中间性的分析与预测,同时对近2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和思想上的建设举措提出详尽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判断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一直处于转型即“收缩与调适”的过程之中——编者注),那篇文章与这本书是一个逻辑。当时那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没有删除或改动,我认为中国很自信。
现在,我必须要澄清,我不认为中国会崩溃,我也不希望中国崩溃,我不要中国崩溃,我喜欢稳定,也喜欢中国改革,包括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
“中国改革需要很强势的领导人”
王文:说到改革选项,中国现在走自己的道路,是务实和有针对性的改革。我想,冷战结束以来,中国过去25年肯定是“犯错误最少的大国”。你不觉得吗?
沈大伟:是的。但我认为,中国未来的改革应该是结构性改革,不能像前30年那样。不是调整,需要系统性的改革。比如,中国金融部门需要进行全盘改革。但的确有很多人觉得触动了他们的利益。所以,我也承认,中国改革需要现在这样很强势的领导人。
王文:是,现在的中国改革的确很难,也产生了不少前所未有的挑战。但许多方面也正在改善,变得越来越好。
沈大伟:哦?有哪些变得更好的方面?
王文:我个人认为,至少有三方面:一是平民的发展机会增多,整个社会不是由少数精英垄断。政府鼓励创新、创业,使许多人找到发家致富的机会,现在中国有许多“80后”都是亿万富翁了。二是简政放权,简化审批流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2015年中国新注册企业比前一年增长21%。三是社会氛围正在变得健康。过去的社会交往充斥着各种饭局,现在人际关系比过去变得简单多了,不必有那么多应酬,甚至拉帮结派。
沈大伟:的确,你讲的核心是创造性、创新性。从韩国、日本的经验看,改革的核心是需要释放创造性。创造性有三个方式,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来自外部的创新,政府投资引导非常好,自下而上的创新是需要“软政治”来扶持的,创新是全球性的,中国需要和外国更好衔接。
不管怎样,我在分析中国改革发展时是发自内心地希望中国好,不希望中国崩溃。请你一定要把我的这层意思告诉中国人。
“我必须要澄清,说中国崩溃不是我本意”
王文:我的确没有想到,在《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国》这本对中国充满善意的专著出版后,怎么在2015年3月突然发表《中国即将崩溃》这样的文章?
沈大伟:谢谢你来看我这位美国老朋友,任何时候我都愿意和你交谈。过去一年,因为那篇文章,许多中国朋友已不认为我是
“老朋友”了。而且有很多中国媒体批评我,还不再邀请我去中国,这让我感到很伤心。在过去40年中,我一直维护着美中关系的发展,而且从我当年在南开大学当学生开始,已连续36年年年访问中国。我还曾在中国生活过5年。我非常关心中国,希望看到中国在各方面取得成功。
王文:其实,中国人一直认为沈大伟教授是理解中国的美国朋友,正因如此,那篇文章发表后舆论哗然。有许多人认为,
“沈大伟不是为了中国好,而更像是在诅咒中国”。我想,这是目前中国舆论界与你个人互动的逻辑。
沈大伟:那篇文章标题是个问题。标题并不是我取的,而是《华尔街日报》编辑取的,他们需要博取读者的眼球,为报社赚取更多利润。当我在文章发表前日的晚上知道这个标题后,我让他们改标题,他们回复我:“对不起,大伟,已经去印刷了,来不及了。”事实上,我整篇文章的逻辑不是在讨论“中国崩溃”,而是在讨论我关注的中国共产党的收缩(atrophy)问题。2011年由中国的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我写的《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一书(相关书评认为,该书客观分析和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或悲观、或乐观、或中间性的分析与预测,同时对近2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和思想上的建设举措提出详尽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判断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一直处于转型即“收缩与调适”的过程之中——编者注),那篇文章与这本书是一个逻辑。当时那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没有删除或改动,我认为中国很自信。
现在,我必须要澄清,我不认为中国会崩溃,我也不希望中国崩溃,我不要中国崩溃,我喜欢稳定,也喜欢中国改革,包括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
“中国改革需要很强势的领导人”
王文:说到改革选项,中国现在走自己的道路,是务实和有针对性的改革。我想,冷战结束以来,中国过去25年肯定是“犯错误最少的大国”。你不觉得吗?
沈大伟:是的。但我认为,中国未来的改革应该是结构性改革,不能像前30年那样。不是调整,需要系统性的改革。比如,中国金融部门需要进行全盘改革。但的确有很多人觉得触动了他们的利益。所以,我也承认,中国改革需要现在这样很强势的领导人。
王文:是,现在的中国改革的确很难,也产生了不少前所未有的挑战。但许多方面也正在改善,变得越来越好。
沈大伟:哦?有哪些变得更好的方面?
王文:我个人认为,至少有三方面:一是平民的发展机会增多,整个社会不是由少数精英垄断。政府鼓励创新、创业,使许多人找到发家致富的机会,现在中国有许多“80后”都是亿万富翁了。二是简政放权,简化审批流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2015年中国新注册企业比前一年增长21%。三是社会氛围正在变得健康。过去的社会交往充斥着各种饭局,现在人际关系比过去变得简单多了,不必有那么多应酬,甚至拉帮结派。
沈大伟:的确,你讲的核心是创造性、创新性。从韩国、日本的经验看,改革的核心是需要释放创造性。创造性有三个方式,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来自外部的创新,政府投资引导非常好,自下而上的创新是需要“软政治”来扶持的,创新是全球性的,中国需要和外国更好衔接。
不管怎样,我在分析中国改革发展时是发自内心地希望中国好,不希望中国崩溃。请你一定要把我的这层意思告诉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