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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拉丁美洲远隔重洋，英语里就有“from China to Peru”之说，意指“天涯海角”。在近代世界的大门口，曾有一位晚清官員，亲历万里风尘，在疫病和潦倒的险境里，考察了言语不通的遥远之地。他不曾被后世顶礼膜拜，却留下了数十卷记述与一次壮举。
选拔游历使
最早代表中国考察拉丁美洲的人，是傅云龙，他的头衔是“游历使”。这次游历的背后，是一场深刻的认知危机。自五口通商以来，各国外交官、商人、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但清廷上下对世界却知之甚少。满朝文武的西方知识大多来自《职方外纪》与《瀛寰志略》，始终缺乏实地考察西洋的经验，殊为遗憾。
同治年间，清廷倒是组织过两次出洋考察，却都是搭着外国人的便车：官员斌椿随着请假归国的赫德踏上了欧洲；记名海关道志刚随着告老还乡的蒲安臣游历了欧美十一国。再之后的两次出洋，都是登门道歉：“天津教案”将崇厚送往法国；“马嘉理案”让郭嵩焘出使英国。林林总总算下来，中国人没有太多独立自主出洋考察的经验，洋务派喊得山响，可还是停留在照猫画虎和纸上谈兵的阶段。
忧虑于通晓洋务人才之匮乏，朝中有识之士渐次提议遣使出洋考察。1884年，御史谢祖源递上《时局多艰，请广收奇杰之士游历外洋》一疏，力陈要害，恳请光绪皇帝早日培养谙熟洋务的臣僚，总理衙门大臣奕劻附议，“欲周知中外之情，势必自游历始”。光绪准其奏议。然而不知何故，这一旨意被耽搁了两年有余，直到1887年才重回朝臣视野。
1887年6月，在时任总理衙门大臣曾纪泽的主持下，近代第一场游历使选拔考试拉开帷幕，应试者皆为六部官员。考试分两日，第一日试题为“海防边防论”“通商口岸记”，第二日则为“铁道论”“记明代以来与西洋各国交涉大略”。笔试过后还有面试，最终由光绪朱笔圈定了12位游历使，担任考察主要欧美国家的重任。
这12人里，年纪最长、资历最深、学问最好的是兵部候补郎中傅云龙。《申报》刊登了他的《记中国明代以来与西洋各国交涉大略》一文，赞曰：愿与留心时事者共击节赏之！但是，以当年的舆论环境来说，游历使背负着巨大压力。对傅云龙不吝赞许的《申报》曾刊出评论文章，呼吁选拔适当之人，方能代表国家考察异域。同朝为官的士人也多有猜嫌，质疑游历使不过是六部官员升迁的终南捷径。
为避免游历使的考察流于形式，早在选拔考试之前，清廷就草拟了《出洋游历章程》，定其要旨为：“将各处地形要隘、防守之大势以及远近里数、风俗、政治、水师、炮台、制造厂局、火轮舟车、水雷炮弹详细记载，以备考查。”在这一方针下，数年后的考察报告里，各类图录与表格随处可见，凝结了游历使的心血。
游历使兵分五路，足迹遍布日本、美洲、英法属地、中欧列强、俄国、南欧诸国，体现了清廷开眼看世界的决心。其中，被寄予厚望的傅云龙与顾厚焜分在一组，游历日本、美国、加拿大与拉丁美洲各国。日本、美国是晚近崛起的国家，傅、顾二人对它们的游历著述最多、任务最重。以彼时的局势看，拉美各国不在考察重点，但傅云龙依旧兢兢业业地完成了考察，为世界留下了两地早期往来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总统座上宾
云龙遵朝谕出洋游历之国六：日本也，美利加也，秘鲁也，巴西也，英属地加纳大也，日斯巴尼亚属地古巴也。而舟车所至，假道层出，于是繇日本国而美利加合众国，而英属加纳大，而日斯巴尼亚属地古巴，而新加拉那大国，而埃瓜度国，而秘鲁国，而智利国，而巴他峨尼国，而英属地巴别突司岛，而丹属地先塔卢斯，而美利加，而日本。凡往还一十有一国，历程一十二万有八百四十四里，异途无论已。
在《游历图经馀记》开篇，傅云龙如此概括游历之行。1887年秋，他自北京出发，历时26个月走完全程，游历之广、记载之详，在12位游历使里首屈一指。在他的规划里，今属拉丁美洲的古巴、秘鲁、巴西都是考察重点，占据半壁江山。他在一路南下的途中，又分别造访了哥伦比亚、厄瓜多尔、智利、阿根廷等地，记录了沿途的天文地理、物产矿藏、铁路工业、政事历史等诸多方面，称他为“系统考察拉丁美洲的第一位中国人”，是不为过的。
傅云龙在旅途中势单力薄，但他毕竟是清廷的官方使节，因而在许多拉美国家受到了礼遇，秘鲁、智利、巴西三国政要都与之会面。他最先会晤的是秘鲁总统安德烈斯·卡塞雷斯。秘鲁在“硝石战争”里兵败，此君自民间组织的抵抗力量一跃成为国家栋梁，傅云龙注意到，“其面左战时创痕犹见”。“握手坐问来途去路”后，总统提出同游基格纳山，穿过高山的铁路让傅云龙歆羡，他详细记录了每个车站的高程（指从某个基准面起算的某点的高度——编者注）。
在智利，傅云龙起初不愿逗留太久，因其为“无约之国”，前途难料，但时任总统何塞·巴尔马塞达令他如沐春风，“遂见伯理玺天德（President的音译，意为总统——编者注），握手问起居，其母坐左，亦握手，曰‘先堞士’，译言坐也。云龙言：遵朝谕游历，得见甚幸。答曰：远来得见，甚欢。问出游大旨，遂言‘所到罔阻，所询无隐，但行期速，未克相助畅游耳’”。智利总统大开绿灯，让傅云龙的行程有了保障，他对这一计划外国家的观察，与古巴、秘鲁无异，可谓意外之喜。
抵达巴西后，国王佩德罗二世也令他感念，甚至主动讲起英语，化解了他一路担忧的语言障碍：“王起迓，立谈大旨，以远来得见为愿，舌人学操土语，王曰，吾通英语也。问来去路，并及矿工。将出，王握手言再见，曰‘古拜’。王鹤发童颜，佩宝星，年六十有四，在位五十载，与民主异。”
各国元首示好傅云龙，大抵与当年的外交情形有关。清廷虽处处受制于欧美列强，但对拉美诸国却颇有傲气。秘鲁、古巴、巴西都为奴隶制终结所扰，急于招纳华工，补充种植园和工厂的劳动力。秘鲁曾遣使来华，欲结商约，被李鸿章冷落数月，经过英法使节斡旋才有进展，尽管缔约而归，却灰头土脸。巴西来华商讨招工事宜，使节被晾在一边，在赫德寓所借住了两年多，几乎颜面扫地。傅云龙虽无实权，但也是难得一见的大清使节，各国不乏通好之意。 傅云龙补习了秘、古、巴三国历史，并总结了其中的兴亡教训。他甚至还研究“硝石战争”里的强弱对比与攻防得失，他写道：“智利地廣弗逮秘鲁，矿又弗逮远甚，而秘鲁割地如约，未敢自惜。五大洲第一硝穴秘鲁不克保，而智利踞若固有，岂非地利不如人和欤！”没过几年，甲午战争爆发，似曾相识的一幕重演，彼时的傅云龙是朝中强硬派，但人微言轻，终不能扭转劣势。
坦率而言，无论是以傅云龙为首的游历使，还是晚清出洋大臣，大多兼具开眼看世界的勇气与富国强兵的赤子之心。在1888年致译署总办的信函里，傅云龙表明心迹：“云龙每游一处，辄念我中国能否入彼人目，想而不禁面赤背芒，而愧且寓之心，诚有中夜起坐而不自知其痛哭之何从也。”
多重身份
百余年后回顾傅云龙的旅程，实在很难说清游历使的性质，他是奉诏出国的官员，各处天文、地理、风俗、物产、考工、兵制、铁路、职官、刑法、政事，无一遗漏，悉数记录在册。他每到一地，就收购图册、寻访官吏、结交华人，事无巨细地探听异域风貌。
在一些细节上，傅云龙更像一个博物学家——在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光辉之下，19世纪的拉丁美洲对于博物学家并不陌生，他们游走在新近独立的大陆，收集着人类未有的动植物知识和标本。傅云龙没有经过近代科学训练，但他乐于根据所见所闻纠正前人的偏见。譬如，在美洲南端，他更正了国人对巴塔哥尼亚土著的认知偏差：“《瀛寰志略》云世传长人国即此，野番长如常人一身有半，遍体皆毛。初无衣褐，不冠不履，以猎为生，西人谓为五大洲之最愚者。证之今俗又否，盖西俗略同矣。”
在秘鲁种植园，他记载了中国温带少见的啄花鸟：“有鸟长不及寸，毛绿杂赭，喙似啄木，飞类蛱碟，采花心食之，名碧格福罗尔”，既录其名，又摹其状，俨然一位东方动物学家。
抵达巴西后，他流连于国家博物馆，记录了著名的本德戈陨石：“一星石高三尺，长倍，凹凸如山如壑，色黑而暗，上磨尺许，有光熊熊，据言一年前自天陨于巴西亚之山间，历程四日徙之于此。”不过此处他犯了一个小错误，此石于1784年现身巴伊亚，而在傅云龙语及的1888年方才被迁至博物馆。
在游历途中，傅云龙还扮演着一个特殊角色——清廷钦差。这本不是他的职责所在，但在飘零美洲的华人心中，他的到来有着重要意义。在巴拿马科隆，他记下，“华官经此无下车者，华人四五，踵至问劳”。从秘鲁入智利，他则感喟于“侨梨惜别，爆竹送之，近火车头声犹未歇”。正是在秘鲁之后的旅途里，傅云龙更知使命之重，写道：“利马以南向为华官所未到，它族几视侨居为化外之黎。”的确，驻美、日、秘大臣至少还能不时问讯利马，但智利等无约之国的华人，几乎没有使节会驻足。
尤其是南美“硝石战争”前后，智利和秘鲁的华人损失惨重，却要依赖英国、葡萄牙等国领事保护。智利华商对游历使的到来心存感激，但同时也对清廷护侨不力颇有不满，在战后理赔上更甚。只可惜，他们心中的钦差，实际上无权过问使臣事务，傅云龙唯有为中华会馆题联，与之共勉：“六万里日月所昭，会异地弟兄、同乡父老；三百年衣冠初睹，计游洲两美、历岁重周。”与之遥相呼应的，是此前他在秘鲁通惠总局所题之联——“尝六万里艰难，权作寓公，相助当如左右手；历五十年生聚，每逢佳节，何人不起本源情”，“六万里”两度出现，按合游历使走过的里程，在困厄里自勉的意味跃然笔端。
苦难迭起的旅途
虽然名为大清帝国游历使，打着天子的旗号，但傅云龙等人的日子并不好过。其实，自总理衙门的《出洋游历章程》颁布，就已注定了游历使的重重险阻。
依照章程，游历使以两年为限，逾期则停发薪水。傅云龙一行路途遥远，难以在规定时间回程，承受了不小压力。一路上，他不仅要记载沿途的风土人文，还要关怀华工绅商，更要独自应对经费、翻译、疫病三大难题。
《出洋游历章程》里，游历使每月领银200两，看似丰厚，实则将伙食、仆役之费尽数算在内。至于路费，朝廷虽然允许报销，不过只准游历使搭乘二等舱，毫无帝国官员的派头可言。到了新城市，傅云龙总要为住宿头疼一番，即便偏远如秘鲁，他手头的经费都不足以应对酒店的开支，只能寻觅便宜的华人旅馆或求助热心华商。原本，他寄希望于借宿官署，一来安全无虞，二来节省经费，但从美国动身之际，驻美、日、秘大臣张荫桓告知，“古巴、秘鲁官署初至，亦难借塌”。这是事实，当年秘鲁尚无使臣常驻，清廷使节兼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事务，无暇南顾，在此境况下，傅云龙得到的帮助十分有限。
游历异域，言语不通，《章程》特许“每员准雇请翻译生一名，月支薪水银五十两”。一入拉丁美洲，“舌人”就成了傅云龙日记和书信里经常提及的难题。结合傅云龙传世文字里的点滴可以知道，他粗通英文，旅途中也在学习西班牙文，还抄录两者发音之差异，但还不足以用外语交流。懂英语和西语的古巴随使李之骐与懂西语的通事卢阿昌，是傅云龙最为倚重的帮手，他们不但随傅云龙拜访总统、国王，还肩负着搜罗图书、翻译各国概况的重任。傅云龙深知，没有他们，考察将裹足不前，但又忧虑报酬微薄，翻译不会随他一路南下。
南下途中，更让人困扰的是疫病。19世纪末，黄热病在美洲肆虐，此病源于非洲，欧亚美三洲人士皆无甚免疫力。从古巴到巴西，傅云龙亲见各国对它严加提防。在古巴前后，傅云龙记载“闻滩坝疫起而亦进，弗改途也”。路经巴拿马，他观察到了当地的严峻处境，“黄疫多，咸丰九年不起者日百，嗣是疫时时起”。他还听说，随使钱广涛“经此而有斯疾，至瓦亚基不救”，不禁令人视前路为畏途。最严重的要数巴西，他的笔调也显得沉重，“时巴西黄疫起，舟中人取道于此皆弗登岸，同餐西人脱帽摇巾以送”。后世读来，有些悲壮，大清游历使为了考察任务，毅然登岸。
事实上，游历使真是九死一生的苦差事。与傅云龙一道出游的顾厚焜，在美国抱病多日，无法赶路，只能提前返程。而奉命游历英法属地的孔昭乾与李瀛瑞皆是青年才俊，竟然先后丧生于考察途中。 束之高阁的报告
十二万里的游历过后，傅云龙回京。他一路笔耕不辍，献上了数十卷著述——《游历日本图经》30卷、《游历美利加合众国图经》32卷、《游历英属加纳大图经》8卷、《游历古巴图经》2卷、《游历秘鲁图经》4卷、《游历巴西图经》10卷、《游历图经余纪》15卷，此外还有记游诗多卷，其著作之丰，无游历使出其右。
在游历路上的往来信函里，他曾言明心声：“然游历而不记载与不游等，记载而无图表又与不记等……不尚辞章惟其实，不猎风景惟其要。”根据《图经》和《馀记》的只言片语，后世可以大致推测他的资料来源。“游书肆，购图册”之语时常出现，请翻译或当地华人译介图册的记录比比皆是。他还与各国接待官员探听近事，向前来探望的华商询问风物矿藏，加之熟读《地理全志》与《瀛寰志略》，得以匡正国人对于拉丁美洲的旧有认知。有时，他还能得到当地学者的鼎力相助。
在不懈努力下，傅云龙笔下的《图经》与《馀记》不啻为关于拉丁美洲的小百科全书。以今观之，《图经》体例虽不脱旧史，但内容包罗万象，延伸至近代事务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补充19世纪拉丁美洲史料之不足。关心洋务之人，亦對《图经》的意义心知肚明，李鸿章为之作序，张之洞通信称赞，光绪嘉许他“纂述较多，徵引尚博，实属留心搜辑，坚忍耐劳”。然而，就算有了皇帝与朝中大员的赞许，傅云龙的著作在庙堂之上与江湖之远都没能掀起太多波澜，尤其是关于拉丁美洲的几部《图经》，几乎无人问津。
在晚清的时务舞台上，留给傅云龙一展拳脚的机会仅有一次，就是巴西招工案。在西半球废奴浪潮的驱动下，巴西很早就觊觎华工。1879年，巴西派出使臣喀拉多访华，希望缔结条约，接洽招工事务。有了与古巴、秘鲁交涉的经验教训，清廷在谈判桌前游刃有余，李鸿章没有给对手机会，招工只能告一段落。傅云龙游历巴西时，曾见到喀拉多，但义正辞严地申明“游历与招工无涉”。尽管如此，他已在脑海里思忖巴西招工的得失，在1889年致译署的信件里，傅云龙提及，“巴西矿与土多未开辟，是以招工意切。据华人言，其待华工尚宽，非古巴、秘鲁比”。至此，清廷对于巴西招工一事渐持开放态度，一度遣使巴西洽谈招工，才有了1893年巴西再度招工之事。
作为游历使，傅云龙此番有着不小的发言权。他与李鸿章至少通过四封信函，阐述了对招工的支持态度。傅云龙在信件里做了“一揽子计划”，甚至对华工在巴西的发展路径做了推测：“凡工不难于招，而难于护……有工即有商……工商既集，学馆医院之属听以时增，不独工满去留之资应先规画也。”这番高论，源于他在游历途中与华商、华工的交谈，他洞悉海外华民之疾苦，故而献出了“万全之策”。
即便傅云龙的提议不能一锤定音，他的信函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朝野判断。两国积极响应，招工似乎水到渠成。然而，就在关键节点，澳门曝出私运华工一案，正是以巴西招工为幌子。往日“猪仔”贸易的阴影重现，李鸿章决意彻查此事，巴西招工谈判就此搁浅，傅云龙的游历经验与考察报告也随之湮没于仕途沉浮之中。
（作者系文史学者）
选拔游历使
最早代表中国考察拉丁美洲的人，是傅云龙，他的头衔是“游历使”。这次游历的背后，是一场深刻的认知危机。自五口通商以来，各国外交官、商人、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但清廷上下对世界却知之甚少。满朝文武的西方知识大多来自《职方外纪》与《瀛寰志略》，始终缺乏实地考察西洋的经验，殊为遗憾。
同治年间，清廷倒是组织过两次出洋考察，却都是搭着外国人的便车：官员斌椿随着请假归国的赫德踏上了欧洲；记名海关道志刚随着告老还乡的蒲安臣游历了欧美十一国。再之后的两次出洋，都是登门道歉：“天津教案”将崇厚送往法国；“马嘉理案”让郭嵩焘出使英国。林林总总算下来，中国人没有太多独立自主出洋考察的经验，洋务派喊得山响，可还是停留在照猫画虎和纸上谈兵的阶段。
忧虑于通晓洋务人才之匮乏，朝中有识之士渐次提议遣使出洋考察。1884年，御史谢祖源递上《时局多艰，请广收奇杰之士游历外洋》一疏，力陈要害，恳请光绪皇帝早日培养谙熟洋务的臣僚，总理衙门大臣奕劻附议，“欲周知中外之情，势必自游历始”。光绪准其奏议。然而不知何故，这一旨意被耽搁了两年有余，直到1887年才重回朝臣视野。
1887年6月，在时任总理衙门大臣曾纪泽的主持下，近代第一场游历使选拔考试拉开帷幕，应试者皆为六部官员。考试分两日，第一日试题为“海防边防论”“通商口岸记”，第二日则为“铁道论”“记明代以来与西洋各国交涉大略”。笔试过后还有面试，最终由光绪朱笔圈定了12位游历使，担任考察主要欧美国家的重任。
这12人里，年纪最长、资历最深、学问最好的是兵部候补郎中傅云龙。《申报》刊登了他的《记中国明代以来与西洋各国交涉大略》一文，赞曰：愿与留心时事者共击节赏之！但是，以当年的舆论环境来说，游历使背负着巨大压力。对傅云龙不吝赞许的《申报》曾刊出评论文章，呼吁选拔适当之人，方能代表国家考察异域。同朝为官的士人也多有猜嫌，质疑游历使不过是六部官员升迁的终南捷径。
为避免游历使的考察流于形式，早在选拔考试之前，清廷就草拟了《出洋游历章程》，定其要旨为：“将各处地形要隘、防守之大势以及远近里数、风俗、政治、水师、炮台、制造厂局、火轮舟车、水雷炮弹详细记载，以备考查。”在这一方针下，数年后的考察报告里，各类图录与表格随处可见，凝结了游历使的心血。
游历使兵分五路，足迹遍布日本、美洲、英法属地、中欧列强、俄国、南欧诸国，体现了清廷开眼看世界的决心。其中，被寄予厚望的傅云龙与顾厚焜分在一组，游历日本、美国、加拿大与拉丁美洲各国。日本、美国是晚近崛起的国家，傅、顾二人对它们的游历著述最多、任务最重。以彼时的局势看，拉美各国不在考察重点，但傅云龙依旧兢兢业业地完成了考察，为世界留下了两地早期往来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总统座上宾
云龙遵朝谕出洋游历之国六：日本也，美利加也，秘鲁也，巴西也，英属地加纳大也，日斯巴尼亚属地古巴也。而舟车所至，假道层出，于是繇日本国而美利加合众国，而英属加纳大，而日斯巴尼亚属地古巴，而新加拉那大国，而埃瓜度国，而秘鲁国，而智利国，而巴他峨尼国，而英属地巴别突司岛，而丹属地先塔卢斯，而美利加，而日本。凡往还一十有一国，历程一十二万有八百四十四里，异途无论已。
在《游历图经馀记》开篇，傅云龙如此概括游历之行。1887年秋，他自北京出发，历时26个月走完全程，游历之广、记载之详，在12位游历使里首屈一指。在他的规划里，今属拉丁美洲的古巴、秘鲁、巴西都是考察重点，占据半壁江山。他在一路南下的途中，又分别造访了哥伦比亚、厄瓜多尔、智利、阿根廷等地，记录了沿途的天文地理、物产矿藏、铁路工业、政事历史等诸多方面，称他为“系统考察拉丁美洲的第一位中国人”，是不为过的。
傅云龙在旅途中势单力薄，但他毕竟是清廷的官方使节，因而在许多拉美国家受到了礼遇，秘鲁、智利、巴西三国政要都与之会面。他最先会晤的是秘鲁总统安德烈斯·卡塞雷斯。秘鲁在“硝石战争”里兵败，此君自民间组织的抵抗力量一跃成为国家栋梁，傅云龙注意到，“其面左战时创痕犹见”。“握手坐问来途去路”后，总统提出同游基格纳山，穿过高山的铁路让傅云龙歆羡，他详细记录了每个车站的高程（指从某个基准面起算的某点的高度——编者注）。
在智利，傅云龙起初不愿逗留太久，因其为“无约之国”，前途难料，但时任总统何塞·巴尔马塞达令他如沐春风，“遂见伯理玺天德（President的音译，意为总统——编者注），握手问起居，其母坐左，亦握手，曰‘先堞士’，译言坐也。云龙言：遵朝谕游历，得见甚幸。答曰：远来得见，甚欢。问出游大旨，遂言‘所到罔阻，所询无隐，但行期速，未克相助畅游耳’”。智利总统大开绿灯，让傅云龙的行程有了保障，他对这一计划外国家的观察，与古巴、秘鲁无异，可谓意外之喜。
抵达巴西后，国王佩德罗二世也令他感念，甚至主动讲起英语，化解了他一路担忧的语言障碍：“王起迓，立谈大旨，以远来得见为愿，舌人学操土语，王曰，吾通英语也。问来去路，并及矿工。将出，王握手言再见，曰‘古拜’。王鹤发童颜，佩宝星，年六十有四，在位五十载，与民主异。”
各国元首示好傅云龙，大抵与当年的外交情形有关。清廷虽处处受制于欧美列强，但对拉美诸国却颇有傲气。秘鲁、古巴、巴西都为奴隶制终结所扰，急于招纳华工，补充种植园和工厂的劳动力。秘鲁曾遣使来华，欲结商约，被李鸿章冷落数月，经过英法使节斡旋才有进展，尽管缔约而归，却灰头土脸。巴西来华商讨招工事宜，使节被晾在一边，在赫德寓所借住了两年多，几乎颜面扫地。傅云龙虽无实权，但也是难得一见的大清使节，各国不乏通好之意。 傅云龙补习了秘、古、巴三国历史，并总结了其中的兴亡教训。他甚至还研究“硝石战争”里的强弱对比与攻防得失，他写道：“智利地廣弗逮秘鲁，矿又弗逮远甚，而秘鲁割地如约，未敢自惜。五大洲第一硝穴秘鲁不克保，而智利踞若固有，岂非地利不如人和欤！”没过几年，甲午战争爆发，似曾相识的一幕重演，彼时的傅云龙是朝中强硬派，但人微言轻，终不能扭转劣势。
坦率而言，无论是以傅云龙为首的游历使，还是晚清出洋大臣，大多兼具开眼看世界的勇气与富国强兵的赤子之心。在1888年致译署总办的信函里，傅云龙表明心迹：“云龙每游一处，辄念我中国能否入彼人目，想而不禁面赤背芒，而愧且寓之心，诚有中夜起坐而不自知其痛哭之何从也。”
多重身份
百余年后回顾傅云龙的旅程，实在很难说清游历使的性质，他是奉诏出国的官员，各处天文、地理、风俗、物产、考工、兵制、铁路、职官、刑法、政事，无一遗漏，悉数记录在册。他每到一地，就收购图册、寻访官吏、结交华人，事无巨细地探听异域风貌。
在一些细节上，傅云龙更像一个博物学家——在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光辉之下，19世纪的拉丁美洲对于博物学家并不陌生，他们游走在新近独立的大陆，收集着人类未有的动植物知识和标本。傅云龙没有经过近代科学训练，但他乐于根据所见所闻纠正前人的偏见。譬如，在美洲南端，他更正了国人对巴塔哥尼亚土著的认知偏差：“《瀛寰志略》云世传长人国即此，野番长如常人一身有半，遍体皆毛。初无衣褐，不冠不履，以猎为生，西人谓为五大洲之最愚者。证之今俗又否，盖西俗略同矣。”
在秘鲁种植园，他记载了中国温带少见的啄花鸟：“有鸟长不及寸，毛绿杂赭，喙似啄木，飞类蛱碟，采花心食之，名碧格福罗尔”，既录其名，又摹其状，俨然一位东方动物学家。
抵达巴西后，他流连于国家博物馆，记录了著名的本德戈陨石：“一星石高三尺，长倍，凹凸如山如壑，色黑而暗，上磨尺许，有光熊熊，据言一年前自天陨于巴西亚之山间，历程四日徙之于此。”不过此处他犯了一个小错误，此石于1784年现身巴伊亚，而在傅云龙语及的1888年方才被迁至博物馆。
在游历途中，傅云龙还扮演着一个特殊角色——清廷钦差。这本不是他的职责所在，但在飘零美洲的华人心中，他的到来有着重要意义。在巴拿马科隆，他记下，“华官经此无下车者，华人四五，踵至问劳”。从秘鲁入智利，他则感喟于“侨梨惜别，爆竹送之，近火车头声犹未歇”。正是在秘鲁之后的旅途里，傅云龙更知使命之重，写道：“利马以南向为华官所未到，它族几视侨居为化外之黎。”的确，驻美、日、秘大臣至少还能不时问讯利马，但智利等无约之国的华人，几乎没有使节会驻足。
尤其是南美“硝石战争”前后，智利和秘鲁的华人损失惨重，却要依赖英国、葡萄牙等国领事保护。智利华商对游历使的到来心存感激，但同时也对清廷护侨不力颇有不满，在战后理赔上更甚。只可惜，他们心中的钦差，实际上无权过问使臣事务，傅云龙唯有为中华会馆题联，与之共勉：“六万里日月所昭，会异地弟兄、同乡父老；三百年衣冠初睹，计游洲两美、历岁重周。”与之遥相呼应的，是此前他在秘鲁通惠总局所题之联——“尝六万里艰难，权作寓公，相助当如左右手；历五十年生聚，每逢佳节，何人不起本源情”，“六万里”两度出现，按合游历使走过的里程，在困厄里自勉的意味跃然笔端。
苦难迭起的旅途
虽然名为大清帝国游历使，打着天子的旗号，但傅云龙等人的日子并不好过。其实，自总理衙门的《出洋游历章程》颁布，就已注定了游历使的重重险阻。
依照章程，游历使以两年为限，逾期则停发薪水。傅云龙一行路途遥远，难以在规定时间回程，承受了不小压力。一路上，他不仅要记载沿途的风土人文，还要关怀华工绅商，更要独自应对经费、翻译、疫病三大难题。
《出洋游历章程》里，游历使每月领银200两，看似丰厚，实则将伙食、仆役之费尽数算在内。至于路费，朝廷虽然允许报销，不过只准游历使搭乘二等舱，毫无帝国官员的派头可言。到了新城市，傅云龙总要为住宿头疼一番，即便偏远如秘鲁，他手头的经费都不足以应对酒店的开支，只能寻觅便宜的华人旅馆或求助热心华商。原本，他寄希望于借宿官署，一来安全无虞，二来节省经费，但从美国动身之际，驻美、日、秘大臣张荫桓告知，“古巴、秘鲁官署初至，亦难借塌”。这是事实，当年秘鲁尚无使臣常驻，清廷使节兼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事务，无暇南顾，在此境况下，傅云龙得到的帮助十分有限。
游历异域，言语不通，《章程》特许“每员准雇请翻译生一名，月支薪水银五十两”。一入拉丁美洲，“舌人”就成了傅云龙日记和书信里经常提及的难题。结合傅云龙传世文字里的点滴可以知道，他粗通英文，旅途中也在学习西班牙文，还抄录两者发音之差异，但还不足以用外语交流。懂英语和西语的古巴随使李之骐与懂西语的通事卢阿昌，是傅云龙最为倚重的帮手，他们不但随傅云龙拜访总统、国王，还肩负着搜罗图书、翻译各国概况的重任。傅云龙深知，没有他们，考察将裹足不前，但又忧虑报酬微薄，翻译不会随他一路南下。
南下途中，更让人困扰的是疫病。19世纪末，黄热病在美洲肆虐，此病源于非洲，欧亚美三洲人士皆无甚免疫力。从古巴到巴西，傅云龙亲见各国对它严加提防。在古巴前后，傅云龙记载“闻滩坝疫起而亦进，弗改途也”。路经巴拿马，他观察到了当地的严峻处境，“黄疫多，咸丰九年不起者日百，嗣是疫时时起”。他还听说，随使钱广涛“经此而有斯疾，至瓦亚基不救”，不禁令人视前路为畏途。最严重的要数巴西，他的笔调也显得沉重，“时巴西黄疫起，舟中人取道于此皆弗登岸，同餐西人脱帽摇巾以送”。后世读来，有些悲壮，大清游历使为了考察任务，毅然登岸。
事实上，游历使真是九死一生的苦差事。与傅云龙一道出游的顾厚焜，在美国抱病多日，无法赶路，只能提前返程。而奉命游历英法属地的孔昭乾与李瀛瑞皆是青年才俊，竟然先后丧生于考察途中。 束之高阁的报告
十二万里的游历过后，傅云龙回京。他一路笔耕不辍，献上了数十卷著述——《游历日本图经》30卷、《游历美利加合众国图经》32卷、《游历英属加纳大图经》8卷、《游历古巴图经》2卷、《游历秘鲁图经》4卷、《游历巴西图经》10卷、《游历图经余纪》15卷，此外还有记游诗多卷，其著作之丰，无游历使出其右。
在游历路上的往来信函里，他曾言明心声：“然游历而不记载与不游等，记载而无图表又与不记等……不尚辞章惟其实，不猎风景惟其要。”根据《图经》和《馀记》的只言片语，后世可以大致推测他的资料来源。“游书肆，购图册”之语时常出现，请翻译或当地华人译介图册的记录比比皆是。他还与各国接待官员探听近事，向前来探望的华商询问风物矿藏，加之熟读《地理全志》与《瀛寰志略》，得以匡正国人对于拉丁美洲的旧有认知。有时，他还能得到当地学者的鼎力相助。
在不懈努力下，傅云龙笔下的《图经》与《馀记》不啻为关于拉丁美洲的小百科全书。以今观之，《图经》体例虽不脱旧史，但内容包罗万象，延伸至近代事务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补充19世纪拉丁美洲史料之不足。关心洋务之人，亦對《图经》的意义心知肚明，李鸿章为之作序，张之洞通信称赞，光绪嘉许他“纂述较多，徵引尚博，实属留心搜辑，坚忍耐劳”。然而，就算有了皇帝与朝中大员的赞许，傅云龙的著作在庙堂之上与江湖之远都没能掀起太多波澜，尤其是关于拉丁美洲的几部《图经》，几乎无人问津。
在晚清的时务舞台上，留给傅云龙一展拳脚的机会仅有一次，就是巴西招工案。在西半球废奴浪潮的驱动下，巴西很早就觊觎华工。1879年，巴西派出使臣喀拉多访华，希望缔结条约，接洽招工事务。有了与古巴、秘鲁交涉的经验教训，清廷在谈判桌前游刃有余，李鸿章没有给对手机会，招工只能告一段落。傅云龙游历巴西时，曾见到喀拉多，但义正辞严地申明“游历与招工无涉”。尽管如此，他已在脑海里思忖巴西招工的得失，在1889年致译署的信件里，傅云龙提及，“巴西矿与土多未开辟，是以招工意切。据华人言，其待华工尚宽，非古巴、秘鲁比”。至此，清廷对于巴西招工一事渐持开放态度，一度遣使巴西洽谈招工，才有了1893年巴西再度招工之事。
作为游历使，傅云龙此番有着不小的发言权。他与李鸿章至少通过四封信函，阐述了对招工的支持态度。傅云龙在信件里做了“一揽子计划”，甚至对华工在巴西的发展路径做了推测：“凡工不难于招，而难于护……有工即有商……工商既集，学馆医院之属听以时增，不独工满去留之资应先规画也。”这番高论，源于他在游历途中与华商、华工的交谈，他洞悉海外华民之疾苦，故而献出了“万全之策”。
即便傅云龙的提议不能一锤定音，他的信函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朝野判断。两国积极响应，招工似乎水到渠成。然而，就在关键节点，澳门曝出私运华工一案，正是以巴西招工为幌子。往日“猪仔”贸易的阴影重现，李鸿章决意彻查此事，巴西招工谈判就此搁浅，傅云龙的游历经验与考察报告也随之湮没于仕途沉浮之中。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