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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城乡关系演变的一般逻辑的分析，发现城市类型转换、产业结构变换、城市化过程、城乡资源流动、城乡关系这五个层面相互作用，导致城乡关系的演变。运用比较经济史的方法研究了原生工业化国家与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城乡资源的流动，认为商业部门的发展在中国城乡资源流动和城乡关系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建国后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剔除市场的作用，依靠政府将农业剩余强行转移到工业部门，形成了城乡隔绝的局面。改革开放以后，商业部门的迅速崛起使问题进一步深化。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不可能改变这种趋势，依靠政府来做也是极其困难的。据此提出了中国走出城乡关系困境的统筹治理方案。
关键词：城乡关系；城市化；比较经济史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5-0138-07
一、城乡关系演变的一般逻辑
从整个世界的发展过程来看，可以从城市发展阶段、产业发展阶段、城市化阶段、城乡资源流动和城乡关系五个层面分析城乡关系的演变逻辑，不同的产业发展阶段会反映在不同城市类型上，同时又会决定城市化发展阶段，产业发展与城市化发展阶段决定城乡资源流动态势，城乡资源的流动态势最终决定城乡关系。工业化以前的城市可以称为古典城市，工业革命以后的城市称为现代城市，古典城市又可以分为古代城市和中世纪的商业城市。最初的城市可能更多的形成于军事堡垒、宗教圣地或者行政中心，也就是说其“城”的功能要强于“市”的功能，这个时候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城乡分化还不明显，从经济关系上看，农村是整个社会的核心，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他们主要从事农业，同时也从事手工业和商业，城市居民几乎所有的粮食和生活用品都来自农村，而城市获取资源的手段主要通过政治手段，城市在经济上对农村具有强烈的依赖性。而农村基本上能够自给自足，除了政治上依附于城市，其在经济上是独立的。城乡的对立主要表现为政治统治的对立，在经济上基本处于一种混沌统一状态。
发展到中世纪，伴随着商业的崛起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诞生了，城市成了手工业和商业中心，正如韦伯在其作品中写的：“西方中世纪的城市已经发展到纯粹典型的理想状态。它是一种市场所在地，是商业和手工行业集中地，不管在哪儿，都有同业公会和行会，他们制订自治章程，这种现象已经影响到全世界，只是各个地方程度不一样而已”[1]。中世纪城市的繁荣为农村的发展带来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城市靠商业的积累作用，形成巨额资本，为农村的发展提供了信息、技术、管理经验等等，促进了农业和农村手工业的发展。同时，商业的发展为农村产品提供了市场和销路，刺激了需求，就这样在城市与乡村的相互配合下，在商业与农业的相互促进下，导致了后来的工业革命。
工业化过程开始以后，首先从轻工业开始，发展到一定程度向重化工业转换，带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城市化过程开始，这个时候的城市从消费性城市向生产性城市转化，成为现代城市，但这个时候的城市化速度相对缓慢，因为重化工业就业弹性比较小，吸纳农村劳动力有限。而更多的是资本流向城市，也就是说，在城市化初期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资本多于劳动，转移农业剩余成为发展工业化的途径。城乡关系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城市已经具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强大的生产能力和产业特性相对乡村产业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大量的农村资源被吸引到城市。而这个时候的乡村资本流出多，劳动力流出少，人均生产能力下降，要保证人均产出不下降，惟一的希望就是城市能为其提供一定的技术，也就是城乡技术转移，一旦没有足够的农业技术创新被提供，或者技术转移的途径被堵塞，二元经济结构必然产生，城乡分离更加明显。
工业化进入到中期以后，产业结构又开始转换，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聚集的城市人口，必然对生活服务产生巨大需求，强大的生产能力自然也需要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体系，第三产业自然会替代第二产业成为城市化进程的主导力量，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就业弹性大，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强，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按诺瑟姆的标准，城市人口达到30%就会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同时，大量的农村资源被转移到城市，导致城乡矛盾加剧，城乡关系紧张，城乡对立明显。
当城市化进入成熟期，城市化速度放慢，城乡人口转移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现象，这个时候城乡关系开始改善，进入城乡融合阶段。城乡融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历程，而是一种方向，有很长的路要走，至少到城市化后期具备了条件。一是城市资本具有了非常强的实力，而且随着资本收益率的下降，它们会寻找出路，而这个时候的农村就成为可选择的投资场所，城市资本进入农村。二是政府在解决城乡关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个时候整体经济实力非常强，而城乡关系不和谐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障碍，政府会通过很多有利于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政策，以缩小城乡差距。三是不间断的城乡技术转移依然在起作用，甚至国际间的技术扩散和转移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新的品种、新的种植方式、新的组织管理方式等会不断涌现，农村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四是这个时候农村人口相对少了很多，农村人口压力减弱，更加有利于提高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图1很好地解释了这个过程。
图1城市、产业结构、城市化与城乡关系示意图
二、原生工业化过程中的城乡关系
在原生工业化国家，农业革命与商业革命是其进入工业化进程的基础。在近代农业革命出现之前，人类社会的发展很难逃脱马尔萨斯陷阱。自从近代农业革命首先在荷兰发生后，欧洲其他各主要国家相继出现了农业制度和农业技术的创新，在18世纪末期虽然人口迅速增加，但凭借农业发展水平的提高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近代农业革命使农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同时为原生工业化国家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当农业得到发展以后，农业产生的大量剩余农产品进入市场后，商业部门开始扩张，同时，16～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导致世界市场形成，致使商业革命爆发，为欧洲的工业化创造了条件。商业部门的扩张起到了两个作用：一是能够把农村本来分散的资本集聚起来，农村资金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分散，难以形成合力，商业部门使零散的农业剩余真正发挥资本的作用；再就是能够促使集中起来的资本实现快速积累。商业资本会远远大于农业资本的积累速度，所以，原生工业化国家就快速形成了巨额的商业资本。商业资本存在两种可能的去向：一是再次回到农村部门，另一个是进入城市部门，因为农村是以具有典型边际报酬递减特征的农业部门为主，资本投入的边际收益会降低，所以商业资本很难再流回农村，而更多是流向城市，促进城市工业的发展，城市部门的扩张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及其所带动的人口开始向城市转移，开始了城市化进程，同时城市部门也为农村发展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使农村的边际生产力有所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资本再次进入商业部门，这样通过商业部门的作用，形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良性循环，虽然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城乡差距有所扩大，但是没有形成巨大的鸿沟，经过政府的努力，比较快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总体来说城乡基本协调发展。 图2原生工业化国家的城乡资源流动与城乡关系
图2很好地描述了原生工业化国家城乡资源流动的过程，首先农业革命使农村生产力得以提高，积累的农业剩余进入商业部门，在世界需求的强烈刺激下，商业部门快速扩张，商业革命爆发，积累起来的商业资本不可能回到农村，而只会流向城市工业部门，促使工业革命爆发，开始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城市快速扩张并向现代城市转型，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向城市转移，城市工业为农村发展提供一定的技术转移，使农村人均生产力得到提高，农村剩余进一步得到积累并再次进入商业部门，这个循环过程不断重复，使原生性工业化过程得以完成，而城乡资源流动态势没有产生巨大的城乡差距。
三、改革前中国城乡资源流动与城乡关系
再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工业化和城乡关系。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确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走了一条不同于原生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在农业和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的情况下快速实现工业化。当时整个国民经济以农业为主，1952年底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6.9%，而且，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创造净产值419元，到1957年也只有452元。工业基础非常落后，重工业所占份额有限，轻工业产值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64.4%，而又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为主[2]。由于当时的中国农业本身没有充分发展，农业剩余有限，要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必须依靠政府的手段，将有限的农业剩余转移到城市的工业部门，所以，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和制度安排，一方面要转移农村剩余发展工业；另一方面控制城乡人口流动，保证粮食供应和城镇就业。
图3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城乡资源流动与城乡关系
如图3所示，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取代了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利用城市偏向的政策和剪刀差等一系列工具几乎拿走了所有的农业剩余，而同时将城乡人口的流动也纳入政府的控制之下，成为配合城市工业发展的一种工具。这样使农村资本被转移到城市的同时大量人口留在了农村。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化水平一直不高，到1978年也就17%左右，导致农村人均产出低下，而城市工业在获得农村剩余的基础上快速增长，人均生产能力也迅速提高，到1978年工业产值占比达到47.8%，这样形成了差别悬殊的城乡人均生产能力，由于实行了高积累、低消费的低工资政策，城乡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还不是太悬殊。
随着城市工业部门的快速膨胀，本来可以为农村发展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特别是农用机械设备等，但是，由于城市重工业所提供的农业机械都是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而中国向来就是人地矛盾高度尖锐的国家，导致节约劳动型的技术不能得到很好的推广，虽然国家为了推销工业产品和提高农业效率一直在倡导农业机械化，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农村基本还是保持在传统生产工具占主导地位的水平上，致使农村生产力水平不能得到很好的提升，形成了城乡巨大的生产力差距，而城乡人口迁移又受到严格限制，城乡隔绝的城乡关系也就形成了，并不断积累。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而是进一步被强化了。
四、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城乡资源流动与城乡关系
中国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提高了农村生产能力，从1978～1984年，中国农产品产值增长了42.23%（以不变价格计算），其中46.89%来源于承包责任制取代集体耕作的体制改革，解决了中国的粮食问题，并使农村剩余有所增加。同时，伴随着流通领域的改革，曾一度被政府部门替代的商业部门重新活跃起来，而且快速膨胀，起到了配置资源的作用，随着市场的放开和商业的繁荣，人们的需求也被激发出来，商业部门的利润空间也使其极具诱惑力，20世纪80年代的“倒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使得农村剩余进入商业部门。
图4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城乡资源流动与城乡关系
如图4所示，除了农村资本进入商业部门以外，城市部门本来已经积聚的大量资本，必然也会在利润的吸引下涌入商业部门，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商业部门快速扩张，商业资本大量积累。积累起来的商业资本不会流向农村，可能流向海外或者促进了服务业发展。随着城市改革的推进，城市部门的工资放开，巨大的城乡生产力差距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同时人口流动控制的放松，使农村劳动力在城乡差距的吸引下进入城市，大量农民工进城，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进城的农民相对来说都是质量比较高的农村劳动力，导致一方面农村资本流失，另一方面农村优质劳动力流失，而农村家庭联产责任制的能量也基本释放完毕，使农村生产能力难以提高，不能产生更多的农村剩余，导致城乡资源配置产生严重偏差，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城乡关系紧张程度加剧。
要打破这种双边流出的单向循环，单纯靠市场的作用基本不可能，所以，只能靠政府来完成。虽然政府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已经不具备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控制力，市场机制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越大，政府的控制力会越小，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因为政绩考核的方式其积极性也不会太高。即使政府有足够的控制力，也有足够的决心，难度还是很大的，经济体系循环本身总会削弱政府的努力，所以，需要统筹考虑和进行机制设置。
五、缓解中国城乡关系的出路
缓解城乡关系应该综合治理，统筹兼顾，在保证城市发展的同时增强农村自我发展的内生力量，可以从四个主要统筹考虑。
（一）创新农民组织形式，促进农村资本积累
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导致的农村资本流失是最关键的方面，如何选择一种组织形式能够将资本留在农村？无数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小规模的家庭农场是中国农村的必然选择。家庭农场更适合中国高度人地矛盾的现实，能够显示出更高的效率。但家庭农场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分散式生产经营造成了很高的交易成本，无论是政府还是其他市场主体进入成本都非常高。分散的农户进行生产改造的能力有限，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强，一点波浪都可能给其带来灭顶之灾，应对市场的能力有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快速准确地掌握信息非常重要，单个分散农户很难完成这个任务。中国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的组织化程度降到了最低点，所以，必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以家庭农场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生产模式在中国不会改变，所以，需要转换农业运营模式，利用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手段，建立以家庭农场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现代化农业，增强农民组织化程度。 现代农业运营方式需要一定的组织模式来实现，在中国可以大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龙头企业带动的纵向一体化，也就是“公司+农户”的组织模式；另一大类就是农民合作组织或者专业化市场所带动的纵向一体化，“合作组织+农户”或者“专业化市场+农户”的组织模式，当然这两种组织形式经常纠结在一起，产生很多亚模式。根据《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报告》，2005年全国一半耕地参加了各种组织的纵向一体化，超过34%的农户被纵向一体化，其中，龙头企业带动型占大部分，农民自发合作组织增加较快，但是从总体占比来说，特别是从销售收入占比看，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程度还很薄弱。
比较两种组织模式，其对农村资本积累和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的影响是不同的，龙头企业带动型组织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收入，但不足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为以攫取利润为目的的企业，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农民与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始终处于劣势。同时，也不利于农民组织程度的提高，容易形成农民对企业的依附关系，其利益很难得到保证。而更严重的是这些城市资本获取的利润很难留在农村。农民合作组织却完全不同，它是农民在自愿的原则下，以农民自身作为主体和主导的一种组织形式，它首先考虑的是农民自身的利益，其以现代化的方式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增强了农民的组织程度和农民应对市场经济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它所获得的利润完全留到了农村。从是否有利于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和是否有利于农村资本积累两个角度比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带动型的现代农业运营组织模式应该比龙头企业带动型更有利于农村发展，更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更有利于缓解城乡关系。
（二）降低人口转移成本，改变人口转移方式
中国政府主导型城市化是根据城市发展需要控制城市化水平，城乡人口转移成为政府的一种政策工具，所以，中国城乡人口的转移主要以劳动力的转移为主，而带动的非劳动人口极其有限，这样造成农村劳动力比例下降，人均负担率加重，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情况有所好转，但是传统体制留下的制度性障碍依然存在，同时，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人口转移成本不断增强，制约了人口转移方式的转变。转移成本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制度造成的隐性成本，政府的制度障碍越强，意味着转移难度越大，转移门槛越高，隐性转移成本越大。另一个层面是实际转移成本，包括农村退出成本、城市进入成本和城市生活成本。从城乡人口转移的角度看，要改善城乡关系，需要降低人口转移成本，改变人口转移方式。
由于中国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曾实施了一系列限制劳动力流动政策，造成城乡隔绝，加深了城乡差别，形成了以户籍制度为主，包括14种城乡隔绝的制度框架体系[3]。其中，户籍制度是这一系列制度的基础，体现了围绕着户籍差别所形成的城乡利益分配的差别。所有这些制度安排提高了农民进入城市的门槛，增加了人口转移成本，进城的农民受到落户和身份转变的限制，受到上学、就业、培训等方面的歧视，不仅受到实际利益差别的影响，而且受到身份差别的歧视，进一步增加了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的困难。虽然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强，一些制度安排逐渐在淡化，城乡人口流动的限制不断在松动，但是制度性障碍依然严重，根本问题没有解决。真正的消除制度障碍确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除了改革户籍制度以外，需要融合城乡劳动力市场，给进城农民平等的就业机会，建立开放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增强他们的维权意识、维权能力以及与资方谈判的能力。使转移的劳动力收入能够承担其所带动的非劳动力的生活。没有足够高的劳动收入，就很难实现人口转移方式的转变。要提高农村的社会保障覆盖面和社会保障水平，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更重要的是如何实现城乡社会保障的对接，当人员从农村进入城镇，甚至很多是跨地区、跨省的转移，如何实现社会保障的转移和不间断，是快速城市化对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提出的巨大挑战。
（三）优化科技创新与推广体系，加速城乡技术转移
现代农业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在大多发达国家，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达到60～80%[4]。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科技创新成果增加很快，科技贡献率不断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真正高效、实用的成果并不多，每年大约有6 000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在30%～40%之间，大部分未得到推广，而发达国家转化率将近70%。农村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依赖于两个方面：一是科技创新，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二是科技推广，使先进的科学技术能够在广大农村广泛推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科技创新从生产方式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研发式科技创新，通过正规的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人员，按照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生产；另一种是经验式技术创新，在农民工作的具体工作过程中，通过不断地总结经验和“干中学”提高技术水平。第二种方法属于传统的农业技术进步模式，相对比较缓慢和有限，社会发展到现在，第一种科技创新模式越来越占主导地位，所以要真正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必须建立现代化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现代化的科技创新不是分散的农民可以完成的，其创新核心一定是在城市，而不是农村。要提高中国农业科技创新的适应性，提高农业科技竞争力，必须建立一整套科学的创新体系。当有了新的农业科技成果的时候，如何让其快速的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城乡的技术转移，这很大程度上依靠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它是连接科研和生产的中间环节。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建设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但存在着很多问题，需要不断完善和优化。首先，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建立推广网络体系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忽视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其次，农业科技推广经费缺乏。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推广费用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一般都在0.6%～1%之间，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也在0.5%的水平，而中国在1986～2005年间只占到农业总产值的0.22%～0.36%[5]。第三，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在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素质，美国县农业科技推广人员中具有博士学位的占25%，70%都具有硕士学位，州一级必须具有博士学位。日本具有严格的考试制度，同时也必须具有正规高等教育学历。2001年中国农业推广专业技术人员结构，全国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占67.2%，96.4%没有高级职称，县级以下的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学历和职称水平更低。第四，农业科技推广形式单一，过分强调行政手段，应该加强市场化方式，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特别是结合农民合作组织，达到产前、产中、产后的全方位联合，使农民得到全面的服务。要在农业科技推广工作中取得良好效果，加速城乡技术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农民对于科技成果的认识和接纳程度，以及掌握的难易，而这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本身的素质，所以，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非常重要。提高农民教育水平，除了有利于技术转移以外，还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劳动竞争力，有利于城乡人口转移。 （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鼓励农户兼业经营
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增加农村非农产业占比和农村非农就业，可以平滑城市化路径，又可以吸收农业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同时，农村非农产业是联系城市与农村的纽带，更是发展现代化农业的需要，现代化农业讲究的是纵向一体化发展，没有足够的非农产业何来纵深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非农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其中乡镇企业起到了主导作用。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1978到1983年期间，国家调整队社企业政策，为后来的乡镇企业发展奠定了基础，1984年明确将队社企业改为乡镇企业，扩大市场范围，突破“三就地”限制。到1988年，乡镇企业总数由1984年的165万个增加到1988年的1 888万个，乡镇企业增加值增加到1 742万亿。从1989～1991年，由于很多因素，乡镇企业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基本上是处于徘徊状态。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重新肯定了乡镇企业的作用，并确立了其法律地位，中央提出减轻乡镇企业负担，使乡镇企业又有了一个短暂的快速发展。但是，从1997年发生了通货紧缩，加上国有企业发展困难，乡镇企业的发展再一次受到压制，1997年乡镇企业数量为2 015万个，明显少于1996年的2 336万个，到2000年也才只有2 085万个。产值总量有所增加，但是增加速度不快。从2001年开始，乡镇企业开始稳步回升，产值增加快于数量的增加，2007年，乡镇企业增加值达到69 620万亿。在整个过程中，中国乡镇企业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但是，也可以看到，一旦国家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乡镇企业也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国家应该大力支持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提供便利条件，而不是时不时地作为转嫁危机的对象。
农户兼业行为是指农户既从事农业生产，也从事非农业生产，或者是一部分家庭成员从事农业生产，一部分家庭成员从事非农业生产。根据收入结构不同分为两类：以农业收入为主，非农收入为辅的农户称为第一类兼业农户；以非农业收入为主，农业收入为辅的农户称为第二类兼业农户。兼业农户是一种国际普遍存在的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土地集中型的国家还是土地分散型国家，都存在着普遍的农户兼业行为，很多国家兼业农户达到一半以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兼业农户比例上升很快，根据第一次农业普查数据，1996年底随机抽选了40 576个农村，纯农业户占到56.8%，兼业农户占43.2%，第一类兼业农户占27.7%，第二类兼业农户占15.5%。农户兼业行为对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缓解城乡收入差距起到了巨大作用。从1950年到1985年间，日本每个农户从农业获得的收入仅从4.6万日元增加到106.6日元，而农业外收入从6.9万日元增长到443.7万日元[6]。要缩小城乡差距、缓解城乡关系，鼓励农民兼业经营也是一条途径。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34.
[2]刘维奇.“三农”问题的形成与深化：历史的视角[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7278.
[3]郭书田，刘纯彬.失衡的中国——城市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第一部）[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2978.
[4]马康贫.新时期农业科技创新的目标、重点与对策[J].现代经济探讨，2003（12）：1012.
[5]王生赞.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与农村全面小康建设的探讨[J].经济与管理，2004（3）：1820.
[6]梅建明.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户兼业经营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3839.
关键词：城乡关系；城市化；比较经济史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5-0138-07
一、城乡关系演变的一般逻辑
从整个世界的发展过程来看，可以从城市发展阶段、产业发展阶段、城市化阶段、城乡资源流动和城乡关系五个层面分析城乡关系的演变逻辑，不同的产业发展阶段会反映在不同城市类型上，同时又会决定城市化发展阶段，产业发展与城市化发展阶段决定城乡资源流动态势，城乡资源的流动态势最终决定城乡关系。工业化以前的城市可以称为古典城市，工业革命以后的城市称为现代城市，古典城市又可以分为古代城市和中世纪的商业城市。最初的城市可能更多的形成于军事堡垒、宗教圣地或者行政中心，也就是说其“城”的功能要强于“市”的功能，这个时候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城乡分化还不明显，从经济关系上看，农村是整个社会的核心，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他们主要从事农业，同时也从事手工业和商业，城市居民几乎所有的粮食和生活用品都来自农村，而城市获取资源的手段主要通过政治手段，城市在经济上对农村具有强烈的依赖性。而农村基本上能够自给自足，除了政治上依附于城市，其在经济上是独立的。城乡的对立主要表现为政治统治的对立，在经济上基本处于一种混沌统一状态。
发展到中世纪，伴随着商业的崛起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诞生了，城市成了手工业和商业中心，正如韦伯在其作品中写的：“西方中世纪的城市已经发展到纯粹典型的理想状态。它是一种市场所在地，是商业和手工行业集中地，不管在哪儿，都有同业公会和行会，他们制订自治章程，这种现象已经影响到全世界，只是各个地方程度不一样而已”[1]。中世纪城市的繁荣为农村的发展带来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城市靠商业的积累作用，形成巨额资本，为农村的发展提供了信息、技术、管理经验等等，促进了农业和农村手工业的发展。同时，商业的发展为农村产品提供了市场和销路，刺激了需求，就这样在城市与乡村的相互配合下，在商业与农业的相互促进下，导致了后来的工业革命。
工业化过程开始以后，首先从轻工业开始，发展到一定程度向重化工业转换，带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城市化过程开始，这个时候的城市从消费性城市向生产性城市转化，成为现代城市，但这个时候的城市化速度相对缓慢，因为重化工业就业弹性比较小，吸纳农村劳动力有限。而更多的是资本流向城市，也就是说，在城市化初期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资本多于劳动，转移农业剩余成为发展工业化的途径。城乡关系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城市已经具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强大的生产能力和产业特性相对乡村产业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大量的农村资源被吸引到城市。而这个时候的乡村资本流出多，劳动力流出少，人均生产能力下降，要保证人均产出不下降，惟一的希望就是城市能为其提供一定的技术，也就是城乡技术转移，一旦没有足够的农业技术创新被提供，或者技术转移的途径被堵塞，二元经济结构必然产生，城乡分离更加明显。
工业化进入到中期以后，产业结构又开始转换，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聚集的城市人口，必然对生活服务产生巨大需求，强大的生产能力自然也需要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体系，第三产业自然会替代第二产业成为城市化进程的主导力量，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就业弹性大，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强，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按诺瑟姆的标准，城市人口达到30%就会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同时，大量的农村资源被转移到城市，导致城乡矛盾加剧，城乡关系紧张，城乡对立明显。
当城市化进入成熟期，城市化速度放慢，城乡人口转移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现象，这个时候城乡关系开始改善，进入城乡融合阶段。城乡融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历程，而是一种方向，有很长的路要走，至少到城市化后期具备了条件。一是城市资本具有了非常强的实力，而且随着资本收益率的下降，它们会寻找出路，而这个时候的农村就成为可选择的投资场所，城市资本进入农村。二是政府在解决城乡关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个时候整体经济实力非常强，而城乡关系不和谐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障碍，政府会通过很多有利于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政策，以缩小城乡差距。三是不间断的城乡技术转移依然在起作用，甚至国际间的技术扩散和转移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新的品种、新的种植方式、新的组织管理方式等会不断涌现，农村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四是这个时候农村人口相对少了很多，农村人口压力减弱，更加有利于提高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图1很好地解释了这个过程。
图1城市、产业结构、城市化与城乡关系示意图
二、原生工业化过程中的城乡关系
在原生工业化国家，农业革命与商业革命是其进入工业化进程的基础。在近代农业革命出现之前，人类社会的发展很难逃脱马尔萨斯陷阱。自从近代农业革命首先在荷兰发生后，欧洲其他各主要国家相继出现了农业制度和农业技术的创新，在18世纪末期虽然人口迅速增加，但凭借农业发展水平的提高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近代农业革命使农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同时为原生工业化国家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当农业得到发展以后，农业产生的大量剩余农产品进入市场后，商业部门开始扩张，同时，16～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导致世界市场形成，致使商业革命爆发，为欧洲的工业化创造了条件。商业部门的扩张起到了两个作用：一是能够把农村本来分散的资本集聚起来，农村资金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分散，难以形成合力，商业部门使零散的农业剩余真正发挥资本的作用；再就是能够促使集中起来的资本实现快速积累。商业资本会远远大于农业资本的积累速度，所以，原生工业化国家就快速形成了巨额的商业资本。商业资本存在两种可能的去向：一是再次回到农村部门，另一个是进入城市部门，因为农村是以具有典型边际报酬递减特征的农业部门为主，资本投入的边际收益会降低，所以商业资本很难再流回农村，而更多是流向城市，促进城市工业的发展，城市部门的扩张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及其所带动的人口开始向城市转移，开始了城市化进程，同时城市部门也为农村发展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使农村的边际生产力有所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资本再次进入商业部门，这样通过商业部门的作用，形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良性循环，虽然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城乡差距有所扩大，但是没有形成巨大的鸿沟，经过政府的努力，比较快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总体来说城乡基本协调发展。 图2原生工业化国家的城乡资源流动与城乡关系
图2很好地描述了原生工业化国家城乡资源流动的过程，首先农业革命使农村生产力得以提高，积累的农业剩余进入商业部门，在世界需求的强烈刺激下，商业部门快速扩张，商业革命爆发，积累起来的商业资本不可能回到农村，而只会流向城市工业部门，促使工业革命爆发，开始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城市快速扩张并向现代城市转型，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向城市转移，城市工业为农村发展提供一定的技术转移，使农村人均生产力得到提高，农村剩余进一步得到积累并再次进入商业部门，这个循环过程不断重复，使原生性工业化过程得以完成，而城乡资源流动态势没有产生巨大的城乡差距。
三、改革前中国城乡资源流动与城乡关系
再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工业化和城乡关系。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确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走了一条不同于原生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在农业和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的情况下快速实现工业化。当时整个国民经济以农业为主，1952年底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6.9%，而且，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创造净产值419元，到1957年也只有452元。工业基础非常落后，重工业所占份额有限，轻工业产值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64.4%，而又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为主[2]。由于当时的中国农业本身没有充分发展，农业剩余有限，要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必须依靠政府的手段，将有限的农业剩余转移到城市的工业部门，所以，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和制度安排，一方面要转移农村剩余发展工业；另一方面控制城乡人口流动，保证粮食供应和城镇就业。
图3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城乡资源流动与城乡关系
如图3所示，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取代了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利用城市偏向的政策和剪刀差等一系列工具几乎拿走了所有的农业剩余，而同时将城乡人口的流动也纳入政府的控制之下，成为配合城市工业发展的一种工具。这样使农村资本被转移到城市的同时大量人口留在了农村。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化水平一直不高，到1978年也就17%左右，导致农村人均产出低下，而城市工业在获得农村剩余的基础上快速增长，人均生产能力也迅速提高，到1978年工业产值占比达到47.8%，这样形成了差别悬殊的城乡人均生产能力，由于实行了高积累、低消费的低工资政策，城乡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还不是太悬殊。
随着城市工业部门的快速膨胀，本来可以为农村发展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特别是农用机械设备等，但是，由于城市重工业所提供的农业机械都是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而中国向来就是人地矛盾高度尖锐的国家，导致节约劳动型的技术不能得到很好的推广，虽然国家为了推销工业产品和提高农业效率一直在倡导农业机械化，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农村基本还是保持在传统生产工具占主导地位的水平上，致使农村生产力水平不能得到很好的提升，形成了城乡巨大的生产力差距，而城乡人口迁移又受到严格限制，城乡隔绝的城乡关系也就形成了，并不断积累。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而是进一步被强化了。
四、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城乡资源流动与城乡关系
中国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提高了农村生产能力，从1978～1984年，中国农产品产值增长了42.23%（以不变价格计算），其中46.89%来源于承包责任制取代集体耕作的体制改革，解决了中国的粮食问题，并使农村剩余有所增加。同时，伴随着流通领域的改革，曾一度被政府部门替代的商业部门重新活跃起来，而且快速膨胀，起到了配置资源的作用，随着市场的放开和商业的繁荣，人们的需求也被激发出来，商业部门的利润空间也使其极具诱惑力，20世纪80年代的“倒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使得农村剩余进入商业部门。
图4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城乡资源流动与城乡关系
如图4所示，除了农村资本进入商业部门以外，城市部门本来已经积聚的大量资本，必然也会在利润的吸引下涌入商业部门，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商业部门快速扩张，商业资本大量积累。积累起来的商业资本不会流向农村，可能流向海外或者促进了服务业发展。随着城市改革的推进，城市部门的工资放开，巨大的城乡生产力差距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同时人口流动控制的放松，使农村劳动力在城乡差距的吸引下进入城市，大量农民工进城，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进城的农民相对来说都是质量比较高的农村劳动力，导致一方面农村资本流失，另一方面农村优质劳动力流失，而农村家庭联产责任制的能量也基本释放完毕，使农村生产能力难以提高，不能产生更多的农村剩余，导致城乡资源配置产生严重偏差，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城乡关系紧张程度加剧。
要打破这种双边流出的单向循环，单纯靠市场的作用基本不可能，所以，只能靠政府来完成。虽然政府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已经不具备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控制力，市场机制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越大，政府的控制力会越小，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因为政绩考核的方式其积极性也不会太高。即使政府有足够的控制力，也有足够的决心，难度还是很大的，经济体系循环本身总会削弱政府的努力，所以，需要统筹考虑和进行机制设置。
五、缓解中国城乡关系的出路
缓解城乡关系应该综合治理，统筹兼顾，在保证城市发展的同时增强农村自我发展的内生力量，可以从四个主要统筹考虑。
（一）创新农民组织形式，促进农村资本积累
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导致的农村资本流失是最关键的方面，如何选择一种组织形式能够将资本留在农村？无数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小规模的家庭农场是中国农村的必然选择。家庭农场更适合中国高度人地矛盾的现实，能够显示出更高的效率。但家庭农场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分散式生产经营造成了很高的交易成本，无论是政府还是其他市场主体进入成本都非常高。分散的农户进行生产改造的能力有限，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强，一点波浪都可能给其带来灭顶之灾，应对市场的能力有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快速准确地掌握信息非常重要，单个分散农户很难完成这个任务。中国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的组织化程度降到了最低点，所以，必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以家庭农场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生产模式在中国不会改变，所以，需要转换农业运营模式，利用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手段，建立以家庭农场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现代化农业，增强农民组织化程度。 现代农业运营方式需要一定的组织模式来实现，在中国可以大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龙头企业带动的纵向一体化，也就是“公司+农户”的组织模式；另一大类就是农民合作组织或者专业化市场所带动的纵向一体化，“合作组织+农户”或者“专业化市场+农户”的组织模式，当然这两种组织形式经常纠结在一起，产生很多亚模式。根据《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报告》，2005年全国一半耕地参加了各种组织的纵向一体化，超过34%的农户被纵向一体化，其中，龙头企业带动型占大部分，农民自发合作组织增加较快，但是从总体占比来说，特别是从销售收入占比看，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程度还很薄弱。
比较两种组织模式，其对农村资本积累和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的影响是不同的，龙头企业带动型组织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收入，但不足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为以攫取利润为目的的企业，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农民与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始终处于劣势。同时，也不利于农民组织程度的提高，容易形成农民对企业的依附关系，其利益很难得到保证。而更严重的是这些城市资本获取的利润很难留在农村。农民合作组织却完全不同，它是农民在自愿的原则下，以农民自身作为主体和主导的一种组织形式，它首先考虑的是农民自身的利益，其以现代化的方式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增强了农民的组织程度和农民应对市场经济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它所获得的利润完全留到了农村。从是否有利于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和是否有利于农村资本积累两个角度比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带动型的现代农业运营组织模式应该比龙头企业带动型更有利于农村发展，更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更有利于缓解城乡关系。
（二）降低人口转移成本，改变人口转移方式
中国政府主导型城市化是根据城市发展需要控制城市化水平，城乡人口转移成为政府的一种政策工具，所以，中国城乡人口的转移主要以劳动力的转移为主，而带动的非劳动人口极其有限，这样造成农村劳动力比例下降，人均负担率加重，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情况有所好转，但是传统体制留下的制度性障碍依然存在，同时，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人口转移成本不断增强，制约了人口转移方式的转变。转移成本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制度造成的隐性成本，政府的制度障碍越强，意味着转移难度越大，转移门槛越高，隐性转移成本越大。另一个层面是实际转移成本，包括农村退出成本、城市进入成本和城市生活成本。从城乡人口转移的角度看，要改善城乡关系，需要降低人口转移成本，改变人口转移方式。
由于中国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曾实施了一系列限制劳动力流动政策，造成城乡隔绝，加深了城乡差别，形成了以户籍制度为主，包括14种城乡隔绝的制度框架体系[3]。其中，户籍制度是这一系列制度的基础，体现了围绕着户籍差别所形成的城乡利益分配的差别。所有这些制度安排提高了农民进入城市的门槛，增加了人口转移成本，进城的农民受到落户和身份转变的限制，受到上学、就业、培训等方面的歧视，不仅受到实际利益差别的影响，而且受到身份差别的歧视，进一步增加了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的困难。虽然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强，一些制度安排逐渐在淡化，城乡人口流动的限制不断在松动，但是制度性障碍依然严重，根本问题没有解决。真正的消除制度障碍确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除了改革户籍制度以外，需要融合城乡劳动力市场，给进城农民平等的就业机会，建立开放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增强他们的维权意识、维权能力以及与资方谈判的能力。使转移的劳动力收入能够承担其所带动的非劳动力的生活。没有足够高的劳动收入，就很难实现人口转移方式的转变。要提高农村的社会保障覆盖面和社会保障水平，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更重要的是如何实现城乡社会保障的对接，当人员从农村进入城镇，甚至很多是跨地区、跨省的转移，如何实现社会保障的转移和不间断，是快速城市化对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提出的巨大挑战。
（三）优化科技创新与推广体系，加速城乡技术转移
现代农业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在大多发达国家，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达到60～80%[4]。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科技创新成果增加很快，科技贡献率不断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真正高效、实用的成果并不多，每年大约有6 000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在30%～40%之间，大部分未得到推广，而发达国家转化率将近70%。农村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依赖于两个方面：一是科技创新，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二是科技推广，使先进的科学技术能够在广大农村广泛推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科技创新从生产方式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研发式科技创新，通过正规的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人员，按照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生产；另一种是经验式技术创新，在农民工作的具体工作过程中，通过不断地总结经验和“干中学”提高技术水平。第二种方法属于传统的农业技术进步模式，相对比较缓慢和有限，社会发展到现在，第一种科技创新模式越来越占主导地位，所以要真正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必须建立现代化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现代化的科技创新不是分散的农民可以完成的，其创新核心一定是在城市，而不是农村。要提高中国农业科技创新的适应性，提高农业科技竞争力，必须建立一整套科学的创新体系。当有了新的农业科技成果的时候，如何让其快速的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城乡的技术转移，这很大程度上依靠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它是连接科研和生产的中间环节。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建设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但存在着很多问题，需要不断完善和优化。首先，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建立推广网络体系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忽视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其次，农业科技推广经费缺乏。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推广费用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一般都在0.6%～1%之间，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也在0.5%的水平，而中国在1986～2005年间只占到农业总产值的0.22%～0.36%[5]。第三，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在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素质，美国县农业科技推广人员中具有博士学位的占25%，70%都具有硕士学位，州一级必须具有博士学位。日本具有严格的考试制度，同时也必须具有正规高等教育学历。2001年中国农业推广专业技术人员结构，全国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占67.2%，96.4%没有高级职称，县级以下的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学历和职称水平更低。第四，农业科技推广形式单一，过分强调行政手段，应该加强市场化方式，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特别是结合农民合作组织，达到产前、产中、产后的全方位联合，使农民得到全面的服务。要在农业科技推广工作中取得良好效果，加速城乡技术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农民对于科技成果的认识和接纳程度，以及掌握的难易，而这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本身的素质，所以，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非常重要。提高农民教育水平，除了有利于技术转移以外，还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劳动竞争力，有利于城乡人口转移。 （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鼓励农户兼业经营
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增加农村非农产业占比和农村非农就业，可以平滑城市化路径，又可以吸收农业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同时，农村非农产业是联系城市与农村的纽带，更是发展现代化农业的需要，现代化农业讲究的是纵向一体化发展，没有足够的非农产业何来纵深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非农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其中乡镇企业起到了主导作用。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1978到1983年期间，国家调整队社企业政策，为后来的乡镇企业发展奠定了基础，1984年明确将队社企业改为乡镇企业，扩大市场范围，突破“三就地”限制。到1988年，乡镇企业总数由1984年的165万个增加到1988年的1 888万个，乡镇企业增加值增加到1 742万亿。从1989～1991年，由于很多因素，乡镇企业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基本上是处于徘徊状态。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重新肯定了乡镇企业的作用，并确立了其法律地位，中央提出减轻乡镇企业负担，使乡镇企业又有了一个短暂的快速发展。但是，从1997年发生了通货紧缩，加上国有企业发展困难，乡镇企业的发展再一次受到压制，1997年乡镇企业数量为2 015万个，明显少于1996年的2 336万个，到2000年也才只有2 085万个。产值总量有所增加，但是增加速度不快。从2001年开始，乡镇企业开始稳步回升，产值增加快于数量的增加，2007年，乡镇企业增加值达到69 620万亿。在整个过程中，中国乡镇企业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但是，也可以看到，一旦国家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乡镇企业也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国家应该大力支持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提供便利条件，而不是时不时地作为转嫁危机的对象。
农户兼业行为是指农户既从事农业生产，也从事非农业生产，或者是一部分家庭成员从事农业生产，一部分家庭成员从事非农业生产。根据收入结构不同分为两类：以农业收入为主，非农收入为辅的农户称为第一类兼业农户；以非农业收入为主，农业收入为辅的农户称为第二类兼业农户。兼业农户是一种国际普遍存在的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土地集中型的国家还是土地分散型国家，都存在着普遍的农户兼业行为，很多国家兼业农户达到一半以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兼业农户比例上升很快，根据第一次农业普查数据，1996年底随机抽选了40 576个农村，纯农业户占到56.8%，兼业农户占43.2%，第一类兼业农户占27.7%，第二类兼业农户占15.5%。农户兼业行为对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缓解城乡收入差距起到了巨大作用。从1950年到1985年间，日本每个农户从农业获得的收入仅从4.6万日元增加到106.6日元，而农业外收入从6.9万日元增长到443.7万日元[6]。要缩小城乡差距、缓解城乡关系，鼓励农民兼业经营也是一条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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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维奇.“三农”问题的形成与深化：历史的视角[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7278.
[3]郭书田，刘纯彬.失衡的中国——城市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第一部）[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2978.
[4]马康贫.新时期农业科技创新的目标、重点与对策[J].现代经济探讨，2003（12）：1012.
[5]王生赞.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与农村全面小康建设的探讨[J].经济与管理，2004（3）：1820.
[6]梅建明.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户兼业经营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3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