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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我越来越觉得，我在中央电视台是兼职，做与健康有关的工作是专职。前天，我在参加“健康中国说”的活动；昨天在鸟巢参加“三减三健”活动的启动；今天来到这儿；今天晚上，我周刊的节目关注的是107篇医学论文的流程有假的问题，但我的出发点不是批评医生，而是谁制造了这样的环境。做1000台优秀的手术，都比不上1篇不那么真的论文。
精神抚慰是最大的治疗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为医生说话？第一个，因为我跟医生一样都姓“白”。第二个，我是卫生部的健康宣传员，到现在已经10年了，昨天李斌主任又给了我一个证书，又给10年。第三个，当然是最重要的，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更是一个患者，替医生说话是因为我还不傻。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医患关系，表面上你骂两句医生，今天好像受委屈的是医生，明天受委屈的就会是我们自己。
中国只有两个职业是带“德”的，一个教师，一个医生。为什么？你看其他职业，用职业道德笼统地涵盖了，而这两个职业是单独计算的。原因在于，教师要负责人们的精神健康，而医生要负责人们的肉体健康。其实还不止，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教书容易，育人难呐！医生要肉体治疗，还要有精神抚慰，肉体治疗相对好评估，但是这个精神抚慰如何做呢？“德”字就在精神抚慰和教书育人之间诞生了。
什么是“医德”？我觉得任何解释都是苍白的。我讲两个故事。100年前，协和招生。其中一个考场在上海，福建的一个小女孩想当医生，去了上海考试。最后一科考英文，协和对英文要求极高，她答了几笔，考场里面一个女生晕倒了。没想到，这个考生放弃了自己的考试，出去救助这个女生，等她救助完女生，考试已经结束了。她没有任何怨言，明年再考吧！
但是监考老师看到了这个过程，把此事告诉了协和，协和调看了她前几科的成绩，最后决定录取她，因为她拥有当一个好医生没法教的最重要的“德行”：宁可牺牲自己，也要照料别人。这个福建女孩的名字叫林巧稚，也就是郎主任的前辈。严仁英讲了林大夫的一个细节，他说，产科病房里由于病比较重，是哀嚎、是不安、是凄凉。但是林大夫来了之后，一边治疗，一边跟患者聊天，突然一瞬间，病房里呈现出极其温暖的安宁。我觉得，这就有超越技能的、需要我们思考的东西。
再比如，有一个大夫叫华益慰，我在做“感动中国”的时候他是获奖者。看他片子的时候，我的眼泪哗地就下来了，不是因为高超的医术，而是一个小小的细节。打他当医生开始，每天早上查房之前，都要先把听诊器放在自己的肚子上焐热，才进病房，他一辈子没让患者遭到过一次凉的听诊器。
第二，对这件事情还有另外一种解读。过去，人由于对死亡无法掌握，所以把它交给了宗教。所谓“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过去人们不抱怨，如果得了病或者病没治好死了，这是天意。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人们产生了一种幻觉，认为“医学无所不能”。因此，出了问题他就不再怨命、怨上帝，他就怨医生。但其实现代人对健康更在意，对死亡更恐惧了，但是又产生了“医学无所不能”的幻觉，可是事实并不是如此。于是，這种反差和矛盾使现在这种冲突变得更多，人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心平气和地接受事实。 很多医生委屈，我做这么大的好事为什么还有委屈呢？从来都是这样，好事多磨大家都听过吧？我去台湾专门求证这件事，我跟台湾慈济的证严上人聊天，我问他：“为什么做好事还要受难？”他很平静地回答：“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你不觉得被磨的石头才亮吗？”医生就是被磨的石头，您见哪块宝玉，您见哪个伟大的东西不是被磨才亮，最后才成为最有价值的东西。
另外，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警觉。虽然现在的大数据无所不在，但是对医生的一个重要的挑战就在于，你的挑战永远是动态的。大数据永远不解决个体问题，因此您不管拥有了多伟大的数据，您治了多少病人，新来的患者都是全新的。
刚才我看的那篇报纸上写，钟南山院士跟王辰院士跨境为一个特殊的患者做会诊，最后艰难地拿出一致的意见，你看哪一个个体能用大数据来解决？所以我们正在面临一系列这样的挑战。
医德问题是制度的产物
社会上对医德的要求极高，但我的观点是，任何站在道德基础上谈论道德都是无效的。不能指望我们的医生都是圣人，道德归根到底是由外在的环境和制度决定的，如果环境和制度是糟糕的，好人也会变成坏人。
我推荐大家看长篇小说《曾国藩》，小说讲过一个细节，曾国藩很廉洁，但即便这样，他也要干很多灰色的事情，为什么？晚清时候，官员腐败。为什么腐败？科举考上了京官，官家不出路费，到北京需要一千多两银子，全部需要自筹。他怎么自筹？只能说我现在要当京官了，只能挨家挨户地求，让他们给我点钱，将来替你办事儿。到了北京，京官的薪水一百两银子多一点儿，但是维持最低的生活需要三百多两银子，那二百两银子哪儿来？不腐败哪儿来？请问是清朝的官员腐败，还是晚晴的制度腐败？
所以，前些天北京医改，我当天就做了节目。我说了一句话，从此我们可以对医生产生更大的信任，因为让有些医生变得不得不糟糕的环境正在松动和改变。过去医生要替医院创收，要有药品加成，要开更贵的药，医生不做能行吗？这是涉及整个医院的生死存亡啊！现在取消药品加成，我对这次北京医改说了4个字叫“人涨物降”——与人有关的价格要上涨，与物有关的价格要下降。中国的医改必须加速，必须快速行进才能把医生从道德的窘境中解放出来。
现在我们的医生在替迟迟无法有勇气推进的医改在背黑锅！因此，如果环境清朗、制度明晰，再出现医德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从业者当中要有一定比例的接受度，哪一个行业都会有自己的败家子儿，但我们现在的败家子儿大比例是由环境和制度逼出来的，所以整个社会要去反思这个事情。
最后，我要讲一个和自己有关的故事。我在好多场合讲过，我最近几乎不讲了，但是今天这个场合比较大，我还是想讲一下。在1970年代，我父亲总咯血，去天津出差，我妈就说，办完公事看个病。我爸办完公事当天晚上要走，下午去天津医院看病，结果医生一看，坏了，癌症。
但是他不好当面和我爸说，就说：“不行、你必须要住院。”我爸说：“怎么可能？我晚上就要走。”医生说：“那不行，你这个必须得住院，需要详细观察，得治疗。”我爸拿出车票说：“你看，我都买了今天晚上的车票回海拉尔！”“不行、不行，你必须留下，让主任回来劝你。”那医生就去找主任了。我爸一看，撒腿就溜了。
晚上，在天津火车站候车室里，突然大喇叭里传来这样的声音“黑龙江来的***，请到门口有人找？？”我爸以为是天津的同事，结果到了门口看见一辆救护车，还有下午的那个医生。原来那个细心的医生记住了我爸的车次，然后我爸被送上了救护车，送到了医院。虽然1976年我父亲去世了，这个医生没有治好我父亲的病，但是他治疗了一个家庭。
1989年，当我大学毕业要回北京工作的头一天晚上，我妈把这个故事完整地讲给了我。到现在我都没有细聊过，为什么我妈要把这个故事讲给我，我猜想这里有一种信任，有一种对社会的善良，有一种感恩。我还会把这个故事继续讲给我的孩子们听，我想有无数个医生都会像那个医生那么做。但是，我妈有一句话当天还有点刺激，她说：“如果现在的技术加上那个时候的医生，也许你爸的病可以治好。”
我觉得我要修改成“如果现在我们制度与环境松绑之后，让蒙在医生身上的那些灰尘都被剔除掉，那些扭曲都被剔除掉之后，再加上现在的技术，很多的患者都会得以治疗”。更重要的是，好的医生不仅仅是我给你治病，还要带动患者一起参与到健康的流程当中，非常感谢各位，谢谢！
（报告人为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本文是其在第二屆整合医学大会上的讲话整理稿，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精神抚慰是最大的治疗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为医生说话？第一个，因为我跟医生一样都姓“白”。第二个，我是卫生部的健康宣传员，到现在已经10年了，昨天李斌主任又给了我一个证书，又给10年。第三个，当然是最重要的，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更是一个患者，替医生说话是因为我还不傻。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医患关系，表面上你骂两句医生，今天好像受委屈的是医生，明天受委屈的就会是我们自己。
中国只有两个职业是带“德”的，一个教师，一个医生。为什么？你看其他职业，用职业道德笼统地涵盖了，而这两个职业是单独计算的。原因在于，教师要负责人们的精神健康，而医生要负责人们的肉体健康。其实还不止，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教书容易，育人难呐！医生要肉体治疗，还要有精神抚慰，肉体治疗相对好评估，但是这个精神抚慰如何做呢？“德”字就在精神抚慰和教书育人之间诞生了。
什么是“医德”？我觉得任何解释都是苍白的。我讲两个故事。100年前，协和招生。其中一个考场在上海，福建的一个小女孩想当医生，去了上海考试。最后一科考英文，协和对英文要求极高，她答了几笔，考场里面一个女生晕倒了。没想到，这个考生放弃了自己的考试，出去救助这个女生，等她救助完女生，考试已经结束了。她没有任何怨言，明年再考吧！
但是监考老师看到了这个过程，把此事告诉了协和，协和调看了她前几科的成绩，最后决定录取她，因为她拥有当一个好医生没法教的最重要的“德行”：宁可牺牲自己，也要照料别人。这个福建女孩的名字叫林巧稚，也就是郎主任的前辈。严仁英讲了林大夫的一个细节，他说，产科病房里由于病比较重，是哀嚎、是不安、是凄凉。但是林大夫来了之后，一边治疗，一边跟患者聊天，突然一瞬间，病房里呈现出极其温暖的安宁。我觉得，这就有超越技能的、需要我们思考的东西。
再比如，有一个大夫叫华益慰，我在做“感动中国”的时候他是获奖者。看他片子的时候，我的眼泪哗地就下来了，不是因为高超的医术，而是一个小小的细节。打他当医生开始，每天早上查房之前，都要先把听诊器放在自己的肚子上焐热，才进病房，他一辈子没让患者遭到过一次凉的听诊器。
第二，对这件事情还有另外一种解读。过去，人由于对死亡无法掌握，所以把它交给了宗教。所谓“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过去人们不抱怨，如果得了病或者病没治好死了，这是天意。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人们产生了一种幻觉，认为“医学无所不能”。因此，出了问题他就不再怨命、怨上帝，他就怨医生。但其实现代人对健康更在意，对死亡更恐惧了，但是又产生了“医学无所不能”的幻觉，可是事实并不是如此。于是，這种反差和矛盾使现在这种冲突变得更多，人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心平气和地接受事实。 很多医生委屈，我做这么大的好事为什么还有委屈呢？从来都是这样，好事多磨大家都听过吧？我去台湾专门求证这件事，我跟台湾慈济的证严上人聊天，我问他：“为什么做好事还要受难？”他很平静地回答：“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你不觉得被磨的石头才亮吗？”医生就是被磨的石头，您见哪块宝玉，您见哪个伟大的东西不是被磨才亮，最后才成为最有价值的东西。
另外，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警觉。虽然现在的大数据无所不在，但是对医生的一个重要的挑战就在于，你的挑战永远是动态的。大数据永远不解决个体问题，因此您不管拥有了多伟大的数据，您治了多少病人，新来的患者都是全新的。
刚才我看的那篇报纸上写，钟南山院士跟王辰院士跨境为一个特殊的患者做会诊，最后艰难地拿出一致的意见，你看哪一个个体能用大数据来解决？所以我们正在面临一系列这样的挑战。
医德问题是制度的产物
社会上对医德的要求极高，但我的观点是，任何站在道德基础上谈论道德都是无效的。不能指望我们的医生都是圣人，道德归根到底是由外在的环境和制度决定的，如果环境和制度是糟糕的，好人也会变成坏人。
我推荐大家看长篇小说《曾国藩》，小说讲过一个细节，曾国藩很廉洁，但即便这样，他也要干很多灰色的事情，为什么？晚清时候，官员腐败。为什么腐败？科举考上了京官，官家不出路费，到北京需要一千多两银子，全部需要自筹。他怎么自筹？只能说我现在要当京官了，只能挨家挨户地求，让他们给我点钱，将来替你办事儿。到了北京，京官的薪水一百两银子多一点儿，但是维持最低的生活需要三百多两银子，那二百两银子哪儿来？不腐败哪儿来？请问是清朝的官员腐败，还是晚晴的制度腐败？
所以，前些天北京医改，我当天就做了节目。我说了一句话，从此我们可以对医生产生更大的信任，因为让有些医生变得不得不糟糕的环境正在松动和改变。过去医生要替医院创收，要有药品加成，要开更贵的药，医生不做能行吗？这是涉及整个医院的生死存亡啊！现在取消药品加成，我对这次北京医改说了4个字叫“人涨物降”——与人有关的价格要上涨，与物有关的价格要下降。中国的医改必须加速，必须快速行进才能把医生从道德的窘境中解放出来。
现在我们的医生在替迟迟无法有勇气推进的医改在背黑锅！因此，如果环境清朗、制度明晰，再出现医德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从业者当中要有一定比例的接受度，哪一个行业都会有自己的败家子儿，但我们现在的败家子儿大比例是由环境和制度逼出来的，所以整个社会要去反思这个事情。
最后，我要讲一个和自己有关的故事。我在好多场合讲过，我最近几乎不讲了，但是今天这个场合比较大，我还是想讲一下。在1970年代，我父亲总咯血，去天津出差，我妈就说，办完公事看个病。我爸办完公事当天晚上要走，下午去天津医院看病，结果医生一看，坏了，癌症。
但是他不好当面和我爸说，就说：“不行、你必须要住院。”我爸说：“怎么可能？我晚上就要走。”医生说：“那不行，你这个必须得住院，需要详细观察，得治疗。”我爸拿出车票说：“你看，我都买了今天晚上的车票回海拉尔！”“不行、不行，你必须留下，让主任回来劝你。”那医生就去找主任了。我爸一看，撒腿就溜了。
晚上，在天津火车站候车室里，突然大喇叭里传来这样的声音“黑龙江来的***，请到门口有人找？？”我爸以为是天津的同事，结果到了门口看见一辆救护车，还有下午的那个医生。原来那个细心的医生记住了我爸的车次，然后我爸被送上了救护车，送到了医院。虽然1976年我父亲去世了，这个医生没有治好我父亲的病，但是他治疗了一个家庭。
1989年，当我大学毕业要回北京工作的头一天晚上，我妈把这个故事完整地讲给了我。到现在我都没有细聊过，为什么我妈要把这个故事讲给我，我猜想这里有一种信任，有一种对社会的善良，有一种感恩。我还会把这个故事继续讲给我的孩子们听，我想有无数个医生都会像那个医生那么做。但是，我妈有一句话当天还有点刺激，她说：“如果现在的技术加上那个时候的医生，也许你爸的病可以治好。”
我觉得我要修改成“如果现在我们制度与环境松绑之后，让蒙在医生身上的那些灰尘都被剔除掉，那些扭曲都被剔除掉之后，再加上现在的技术，很多的患者都会得以治疗”。更重要的是，好的医生不仅仅是我给你治病，还要带动患者一起参与到健康的流程当中，非常感谢各位，谢谢！
（报告人为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本文是其在第二屆整合医学大会上的讲话整理稿，小标题为编者所加。）